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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贺瑞麟和刘古愚同为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在理学的前进道路上，两人作为保守派和前进派，所主思想有明显差异。在晚清国势复杂、命运交接的情况下，贺瑞麟坚守程朱理学的道统，试图通过传统理学振兴关学，实现自己道德救世的主张;刘古愚则通过将传统理学和近代西学相结合的原则，向实学方面落脚，讲求经世致用以救国，两人不论在教学方法、教育主张以及最终学术成果方面均有不同。
【关键词】 晚清关学;理学正统;西学;实学;经学
【中图分类号】B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68-02
贺瑞麟（1824—1893年），自少熟读四书五经，同治四年（1865年），贺瑞麟主讲于三原学古书院，1870年，在清麓精舍收徒讲学（1881年改名为正谊书院），1881年，在書院设木板印刷局，设藏书洞。刘古愚（1843—1903年），1887年主讲于味经书院，在此期间讲学并主持刊书，1896年主讲崇实书院，1903年主讲兰州大学堂。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入，国家命运漂浮不定，政治局势不稳，经济萧条，教育脱节，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期间，大批学者面对局势各有响应，关学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其中有走保守路线的贺瑞麟，坚守“道继横渠，学宗程朱”的传统理学路线，还有以刘古愚为代表提倡中体西用、经世致用的一派，他们以不同的思想路线诠释着晚清关学的发展与演变。
贺瑞麟和刘古愚本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理学家，但思想却有明显分歧，各有特色，贺瑞麟是晚清力宗程朱理学的执着践行者，刘古愚则成为晚清关学转型的关键人物。
一、贺瑞麟、刘古愚教学方法之异
1868年贺瑞麟到三元学古书院讲学，从贺瑞麟的书院学规以及他的讲学方式可以看出，贺瑞麟始终坚持正统之学，而他所谓的正统之学就是朱子学。他认为今天学子读书，读的是孔孟之书，但究其底则为程朱之旨“至有问其所读则孔孟之书，观其所述则程朱之旨”[1]524，在书院学规中，他将朱子学设置为学子最先应该学习的科目，然后才是孔孟，由程朱推及孔孟，他认为孔孟之学在今天并不能起到重拾人道人心的作用，需要用朱子学来回归正统。凡在学古书院学习者，皆应以圣贤为宗，读养蒙书，且“无论大小悉以小学书为入门，然后渐次读近思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六经，以及周、程、张、朱、许、辥、胡、陆之全书，非圣贤之籍无益之文，皆绝勿观”[1]525。
其次，贺瑞麟认为今日为学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路派真;二是功夫密。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坚持程朱理学的路派，若是偏离了该路线，那么功夫就无法做到点上，也就达不到做学问的效果。在讲学方式中，他将程朱理学渗透在课程的各个环节，始终以朱子学为宗，极力提倡程朱理学的崇高地位。
刘古愚的教学方法则与贺瑞麟相异，在教育内容上，刘古愚将经、史、数、律相提并论，认为传统理学应从孔孟学起，上可追溯至尧、舜、禹时代。在读书科目上，学子应以孝经、大学读起，然后涉猎先儒、经、史、掌故、艺。
学经是做学问的前提，而读史能够使学子了解历史兴衰，了解治国之术。在学习课程上提到尤为关键的一点是他主张学习西学，学习西学有利于开阔人民视野，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其中算学就在其中，刘古愚认为中国战败，是由于中国各项事业均不如外国，而涉及地理、天文、水利、航海等事项均要用到算学。其次，刘古愚认为中国的政治腐败，文化落后，国势衰颓最本质上还是源于中国现存的教育。政、兵、农、士、工、商皆源于教，教育的问题不止在于现存的科举取士制度上，也在于今人读书做学问的方法上，务虚而不求实，通经而不致用，“政事以文法相遁，一事不能举，而纲纪废弛;风俗以虚文相降，无人不朽诈，而人心偷惰”[2]431。人人皆知做学问，而不知如何做，刘古愚认为传统的重视辞章训诂的方式已不可取，今天人们需要的是“实学”，所以无论是读书方法还是教育内容的设置，刘古愚都格外重视与今天的时事政治联系起来。
二、贺瑞麟、刘古愚教育主张之异
从1865年开始讲学于学古书院，贺瑞麟就提出了宗崇程朱的教学主张，到1870年他辞去该书院职位，在清麓精舍讲书之时，仍然以程朱为主，他始终站在传统理学的角度。贺瑞麟批判科举制度，主张书院要以讲明正学为主，摒弃科举考试，他认为在关学的发展进程中，科举制度有点背道而行，一来阻止了士人潜心于学问的道路，二来妨碍了关学的后续传承和振兴。科举取士只是谋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方式，并非修身进德，教民济世的方法。在他看来，“要救举业之弊，挽救世道人心，唯有让读书人重新回到传统的圣贤之学上来”[5]，而挽救世道人心的方法就是让读书人恪守传统理学，宗崇程朱理学。
贺瑞麟认为，圣贤之学就是教人修己治人之学，就是程朱理学，程朱之学才是真正的孔、孟之学，其他非程朱之学皆非正学“学之道以孔孟为宗，宗孔孟而得其真者程朱也，非程朱即非孔孟”[1]426，贺瑞麟始终主张对程朱理学的坚守，并贯彻思想的始终。
刘古愚不论是从读书方法上还是教育主张上，更偏向于近代西式的一面。比如他所主张的全民教育、女学教育、幼学教育，他认为中国人心涣散、国家落后的原因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从事兵、农、工、商的十有八九，但学习诗书礼义的为数不多，从事兵农工商的也无人师，既不精业又不识字，所以中国才会贫困且受制于人。若想强国，那么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均需读书识字，且如若女子都能够读书识字，那么家家有老师，人人皆可学，且若能够从幼时起，不分男女，人人为学，人人为知而学，那么将可达到学政一体，官民一体。如此，人心齐而情意通，中国上下一心，怎会不敌外国。
此外，刘古愚主张向西方学习，如学习西方的机械技术、军工制造，刘古愚认为机器传入中国是五大洲合为一体的表现，是气运之所趋，不是中国所能阻止的。 如今，西方多数国家均持舟車，火药，环伺中国，中国虽人口众多，但血肉之躯难以抵挡火药，为了能够战胜西方国家，必须使用机器，进行军器制造。而且学习外洋先进技术，制造现代机器设备，展开生产，既能缓解军事压力，振兴军队，也能创造多余的社会财富。
三、贺瑞麟、刘古愚成就之异
贺瑞麟一生都尊崇程朱理学，所以他的成就都与程朱理学分不开关系，其最突出的贡献有三点：
一是在关学著作的刊刻上，贺瑞麟认为世道人心由学术端正与否决定，要使社会风气转移就得刻正学书，以程朱为宗。他不止自己主持编校有关程朱的文献典籍，而且特别支持其他刊刻正学的书，他支持刘映菁、刘升之父子刻《养蒙书》《居业录》《朱子语类》等以及周、程、张之全书以及先儒绝学孤本，总数不下四十余种。
除此二人，陕西各地均有人物涉及正学的刊刻，他都有参与其中。虽然编刻不多，但是使得重要的文献著作得以保存，在今天来说对于今人研究当时关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
二是在弘扬关学人物上做了一定贡献，他曾上书请吴大澂将其师李元春列入《儒林传》，因其“立志以圣贤为师，搜《近思录》《二程遗书》及薛、胡诸集，日夜勤劬”[3]之学风;“请吴大澂为王建常、张秉直立碑、题文”[5];“请吴大澂奏请王建常从祀孔庙”[5]。除了支持关学人士之外，还建议重修横渠镇张载祠，以复兴关学，弘扬道统，贺瑞麟一直在为复兴关学而努力。
三是贺瑞麟于1892年对《关学续编》加以续补，在《关学续编》中，贺瑞麟对其中人物以“集程朱陆王于一体”[4]的标准进行了分类，可以明显看出均以朱子为宗，认为正学分门户，且正统就是朱子学。
刘古愚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完成了晚清关学向近代化的转型，他是晚清关学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人物。从刘古愚开始，关学不再限于传统理学，而是古为今用、中西结合。传统理学的近代化转变、西学的融入、经史之学的“实用”改造，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统意义上的关中理学向近代化学术体系的转变。其次，刘古愚在味经书院所刊书目和收藏书目众多，不仅丰富了当时书院学子的阅读需求，也为后代留下了大量的传统文献典籍资料。
最后，刘古愚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式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思想、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如学院培育出了张秉枢、邢廷莱、张元勋、王章等数学精英，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为关中地区的建设创造了诸多价值，其中培养的大批人才也为1898年的维新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使陕西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刘古愚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农业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用以缓解民族危机。总的来说，刘古愚的一生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四、总结
作为晚清时期的关中理学人物，贺瑞麟尊崇程朱理学，努力构建关学体系，以其鲜明的理学特色在当时关学界独树一帜，虽不符合潮流，但是却在弘扬儒家道统之学上有重要意义，其影响深远，延续之久，传播之广，使关学在西北地区的传承多了一线生机。刘古愚比贺瑞麟晚一些，也是因为身处时代多少不同，所以刘古愚便作为了由传统理学走向近代的第一人，使传统理学发生了彻底性的转变，在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关中地区带领人民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人，其社会意义深远。不论保守派还是前进派，在晚清的关学发展史中他们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值得今人学习与思考。
参考文献：
[1]贺瑞麟.贺瑞麟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刘光蕡著，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
[3]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刘峰.清末关学的朱子学面向：以贺瑞麟《关学续编》为中心[J].学术研究，2020，（2）.
[5]刘莹.贺瑞麟与晚清关学的复兴[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4）.
【关键词】 晚清关学;理学正统;西学;实学;经学
【中图分类号】B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68-02
贺瑞麟（1824—1893年），自少熟读四书五经，同治四年（1865年），贺瑞麟主讲于三原学古书院，1870年，在清麓精舍收徒讲学（1881年改名为正谊书院），1881年，在書院设木板印刷局，设藏书洞。刘古愚（1843—1903年），1887年主讲于味经书院，在此期间讲学并主持刊书，1896年主讲崇实书院，1903年主讲兰州大学堂。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以及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入，国家命运漂浮不定，政治局势不稳，经济萧条，教育脱节，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期间，大批学者面对局势各有响应，关学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其中有走保守路线的贺瑞麟，坚守“道继横渠，学宗程朱”的传统理学路线，还有以刘古愚为代表提倡中体西用、经世致用的一派，他们以不同的思想路线诠释着晚清关学的发展与演变。
贺瑞麟和刘古愚本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理学家，但思想却有明显分歧，各有特色，贺瑞麟是晚清力宗程朱理学的执着践行者，刘古愚则成为晚清关学转型的关键人物。
一、贺瑞麟、刘古愚教学方法之异
1868年贺瑞麟到三元学古书院讲学，从贺瑞麟的书院学规以及他的讲学方式可以看出，贺瑞麟始终坚持正统之学，而他所谓的正统之学就是朱子学。他认为今天学子读书，读的是孔孟之书，但究其底则为程朱之旨“至有问其所读则孔孟之书，观其所述则程朱之旨”[1]524，在书院学规中，他将朱子学设置为学子最先应该学习的科目，然后才是孔孟，由程朱推及孔孟，他认为孔孟之学在今天并不能起到重拾人道人心的作用，需要用朱子学来回归正统。凡在学古书院学习者，皆应以圣贤为宗，读养蒙书，且“无论大小悉以小学书为入门，然后渐次读近思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六经，以及周、程、张、朱、许、辥、胡、陆之全书，非圣贤之籍无益之文，皆绝勿观”[1]525。
其次，贺瑞麟认为今日为学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路派真;二是功夫密。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坚持程朱理学的路派，若是偏离了该路线，那么功夫就无法做到点上，也就达不到做学问的效果。在讲学方式中，他将程朱理学渗透在课程的各个环节，始终以朱子学为宗，极力提倡程朱理学的崇高地位。
刘古愚的教学方法则与贺瑞麟相异，在教育内容上，刘古愚将经、史、数、律相提并论，认为传统理学应从孔孟学起，上可追溯至尧、舜、禹时代。在读书科目上，学子应以孝经、大学读起，然后涉猎先儒、经、史、掌故、艺。
学经是做学问的前提，而读史能够使学子了解历史兴衰，了解治国之术。在学习课程上提到尤为关键的一点是他主张学习西学，学习西学有利于开阔人民视野，了解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其中算学就在其中，刘古愚认为中国战败，是由于中国各项事业均不如外国，而涉及地理、天文、水利、航海等事项均要用到算学。其次，刘古愚认为中国的政治腐败，文化落后，国势衰颓最本质上还是源于中国现存的教育。政、兵、农、士、工、商皆源于教，教育的问题不止在于现存的科举取士制度上，也在于今人读书做学问的方法上，务虚而不求实，通经而不致用，“政事以文法相遁，一事不能举，而纲纪废弛;风俗以虚文相降，无人不朽诈，而人心偷惰”[2]431。人人皆知做学问，而不知如何做，刘古愚认为传统的重视辞章训诂的方式已不可取，今天人们需要的是“实学”，所以无论是读书方法还是教育内容的设置，刘古愚都格外重视与今天的时事政治联系起来。
二、贺瑞麟、刘古愚教育主张之异
从1865年开始讲学于学古书院，贺瑞麟就提出了宗崇程朱的教学主张，到1870年他辞去该书院职位，在清麓精舍讲书之时，仍然以程朱为主，他始终站在传统理学的角度。贺瑞麟批判科举制度，主张书院要以讲明正学为主，摒弃科举考试，他认为在关学的发展进程中，科举制度有点背道而行，一来阻止了士人潜心于学问的道路，二来妨碍了关学的后续传承和振兴。科举取士只是谋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方式，并非修身进德，教民济世的方法。在他看来，“要救举业之弊，挽救世道人心，唯有让读书人重新回到传统的圣贤之学上来”[5]，而挽救世道人心的方法就是让读书人恪守传统理学，宗崇程朱理学。
贺瑞麟认为，圣贤之学就是教人修己治人之学，就是程朱理学，程朱之学才是真正的孔、孟之学，其他非程朱之学皆非正学“学之道以孔孟为宗，宗孔孟而得其真者程朱也，非程朱即非孔孟”[1]426，贺瑞麟始终主张对程朱理学的坚守，并贯彻思想的始终。
刘古愚不论是从读书方法上还是教育主张上，更偏向于近代西式的一面。比如他所主张的全民教育、女学教育、幼学教育，他认为中国人心涣散、国家落后的原因是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从事兵、农、工、商的十有八九，但学习诗书礼义的为数不多，从事兵农工商的也无人师，既不精业又不识字，所以中国才会贫困且受制于人。若想强国，那么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均需读书识字，且如若女子都能够读书识字，那么家家有老师，人人皆可学，且若能够从幼时起，不分男女，人人为学，人人为知而学，那么将可达到学政一体，官民一体。如此，人心齐而情意通，中国上下一心，怎会不敌外国。
此外，刘古愚主张向西方学习，如学习西方的机械技术、军工制造，刘古愚认为机器传入中国是五大洲合为一体的表现，是气运之所趋，不是中国所能阻止的。 如今，西方多数国家均持舟車，火药，环伺中国，中国虽人口众多，但血肉之躯难以抵挡火药，为了能够战胜西方国家，必须使用机器，进行军器制造。而且学习外洋先进技术，制造现代机器设备，展开生产，既能缓解军事压力，振兴军队，也能创造多余的社会财富。
三、贺瑞麟、刘古愚成就之异
贺瑞麟一生都尊崇程朱理学，所以他的成就都与程朱理学分不开关系，其最突出的贡献有三点：
一是在关学著作的刊刻上，贺瑞麟认为世道人心由学术端正与否决定，要使社会风气转移就得刻正学书，以程朱为宗。他不止自己主持编校有关程朱的文献典籍，而且特别支持其他刊刻正学的书，他支持刘映菁、刘升之父子刻《养蒙书》《居业录》《朱子语类》等以及周、程、张之全书以及先儒绝学孤本，总数不下四十余种。
除此二人，陕西各地均有人物涉及正学的刊刻，他都有参与其中。虽然编刻不多，但是使得重要的文献著作得以保存，在今天来说对于今人研究当时关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
二是在弘扬关学人物上做了一定贡献，他曾上书请吴大澂将其师李元春列入《儒林传》，因其“立志以圣贤为师，搜《近思录》《二程遗书》及薛、胡诸集，日夜勤劬”[3]之学风;“请吴大澂为王建常、张秉直立碑、题文”[5];“请吴大澂奏请王建常从祀孔庙”[5]。除了支持关学人士之外，还建议重修横渠镇张载祠，以复兴关学，弘扬道统，贺瑞麟一直在为复兴关学而努力。
三是贺瑞麟于1892年对《关学续编》加以续补，在《关学续编》中，贺瑞麟对其中人物以“集程朱陆王于一体”[4]的标准进行了分类，可以明显看出均以朱子为宗，认为正学分门户，且正统就是朱子学。
刘古愚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完成了晚清关学向近代化的转型，他是晚清关学发生转折的一个重要人物。从刘古愚开始，关学不再限于传统理学，而是古为今用、中西结合。传统理学的近代化转变、西学的融入、经史之学的“实用”改造，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传统意义上的关中理学向近代化学术体系的转变。其次，刘古愚在味经书院所刊书目和收藏书目众多，不仅丰富了当时书院学子的阅读需求，也为后代留下了大量的传统文献典籍资料。
最后，刘古愚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式教育培养了一批具有近代思想、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如学院培育出了张秉枢、邢廷莱、张元勋、王章等数学精英，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为关中地区的建设创造了诸多价值，其中培养的大批人才也为1898年的维新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使陕西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刘古愚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农业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可行性建议，用以缓解民族危机。总的来说，刘古愚的一生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四、总结
作为晚清时期的关中理学人物，贺瑞麟尊崇程朱理学，努力构建关学体系，以其鲜明的理学特色在当时关学界独树一帜，虽不符合潮流，但是却在弘扬儒家道统之学上有重要意义，其影响深远，延续之久，传播之广，使关学在西北地区的传承多了一线生机。刘古愚比贺瑞麟晚一些，也是因为身处时代多少不同，所以刘古愚便作为了由传统理学走向近代的第一人，使传统理学发生了彻底性的转变，在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关中地区带领人民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人，其社会意义深远。不论保守派还是前进派，在晚清的关学发展史中他们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值得今人学习与思考。
参考文献：
[1]贺瑞麟.贺瑞麟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2]刘光蕡著，武占江点校整理.刘光蕡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
[3]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刘峰.清末关学的朱子学面向：以贺瑞麟《关学续编》为中心[J].学术研究，2020，（2）.
[5]刘莹.贺瑞麟与晚清关学的复兴[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