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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推动转型升级、以积极的结构性调整带动经济改革的重大举措。
供给侧改革究其根本，是要解决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与有效供给、落后产能与先进产能、污染产能与绿色产能之间的矛盾。有两个数字引人注目：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制造品近1.2万亿美元;中国每年出境人数过亿，除了旅游观光，很多人是去购物的，年价值也超万亿。这说明，有些东西中国还不能生产，或者质量不好，或是产品不对消费者的“胃口”。市场规律讲的是供需平衡、供需对接。中国本身已经拥有巨大的市场，消费水平成倍提高，这给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动力和广阔空间。
供给侧改革大思路的出台，是与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的大潮流相吻合的。供给侧改革需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其需要乘新工业革命兴起之势而上，做新工业革命的“弄潮儿”，彻底改变产能过剩和落后的状况。
习近平指出，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发展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发展速度面临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的客观状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后者是指在各种资源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能实现的最高生产水平。实际GDP增长通常围绕潜在增长率在一定区间内波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做过测算：2001-2005年为9.8%，2006-2010年11.2%，2011-2015年9.7%，2016-2020年 6.5%。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保持经济活力，使实际经济增长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对中国经济是严峻考验。
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PPP）达12880美元，是美国的23.6%。这对有13.7亿人口的中国无疑已是奇迹。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许多人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相提并论，其实两者的背景和实现目标都不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需立足中国发展面临三个“节点”的客观实际，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打好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五大政策支柱。一是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创造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如保持经济增速6.5%-7%的合理区间，减税，调整中央与地方税率税种，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二是实行精准的产业政策，着力优化供给侧结构。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勇于清理“僵尸企业”，提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实行更加灵活的微观政策，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如进一步简政放权，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政策。中国企业总数超过2000万家，居全球之首，培育好企业，淘汰“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要害。四是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充分考虑地方政策差异性。要抓好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估、评价和监督，及时调整，确保效果。五是以社会政策为托底，守住民生底线。这条底线是前四条政策得以落实的基础，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低保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机制。
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从城镇化角度看，2014年城镇化率为55%，预计2030年可达70%。这意味着有2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加上现有流动人口2.5亿，未来15年城镇化会涉及4.5亿人。因此，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供给侧调整上，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所必须的。
经济学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对传统经济学和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深刻反思，逐步重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这是深化改革必须啃的“硬骨头”。 在“十三五”及以后较长时期，需要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密切结合。
目前世界经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世界经济进入周期性大调整、大动荡，各种风险相互叠加，这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国际背景。二是新工业革命以新技术相互融合和信息化突飞猛进为特征，正以颠覆性的速度和模式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乃至政治和社会架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新经济和新生活。
近几十年，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贸易投资迅速扩大，形成一大批后发、追赶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全球经济规模达70万亿美元，按PPP算达118万亿，新兴经济体占半壁江山，2015年为57.6%，经济增长贡献率68%，其中中国差不多占一半。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进入低增长、调结构的新动荡周期，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问题，各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连美国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少亚非拉国家因盲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陷入停滞。2008年金融危机就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发展模式的问题。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经济，金融风险长期累积，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最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世界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缺乏活力和增长动力，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回落，经济转型困难;二、受经济周期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及强势美元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债务危机、信贷萎缩、资金外流、货币贬值等严重困扰着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尼等资源出口型国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难以排除;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财富、利益再分配加速，西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严重，新兴市场外部环境恶化，出现经济下滑拐点，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风险叠加，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薄弱环节出现“决堤”现象。
新工业革命是各国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业态、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的历史性机遇，是各国经济调整、转型的牵引力。
新工业革命主要特征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全覆盖的信息革命推动下，新技术突飞猛进、相互融合，出现了崭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产品、业态。创新和共享是新工业革命重要特点，彻底改变了整个生产、管理、治理、消费体系。世界已迈入这场革命的门槛，“莫让浮云遮望眼”，新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呢？
一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发生变化，自动化代替人力日渐普遍。富士康在中国的企业以前需要上百万劳动力，现在正被机器人逐步替代。泰国正大集团在北京的现代化养鸡场每天为北京供应两三百万枚鸡蛋，从生饲料产到鸡蛋和鸡肉出厂皆为全封闭鸡场，仅需十余名工人。机器对人力的取代扩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差距，皮凯蒂《21世纪新资本论》对此有详细阐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坚持，能力只能提升，不能削弱或者“空心化”。
二是人才与创新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无论是技术融合、“互联网 ”，还是人工智能，都取决于人才和创新的能力与速度。新工业革命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创新而不是模仿才能领军革命。技术融合产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消费日新月异，彻底打乱了现有的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研发、生产、营销、消费形成全球数字化平台，“扁平化”和“共享经济”成为常态。这一趋势催化了供给侧革命。今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马云举办讨论会，出席者来自政府、企业、学者，会场水泄不通，新工业革命之魅力可见一斑。
三是政府与民众互动加速。当今世界可谓“扁平化”了，这需要政府提高适应和引领大数据时代的能力，这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目前的决策体系建立在新工业革命前，有“条块分割”和“自上而下”的特点，特别是监管体系不适应瞬息万变的新经济，常常“放马后炮”。
就民众而言，新工业革命带来了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如新医疗模式、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低碳消费、新型人际关系等。新工业革命带动社会架构的重塑是一个新现象，需要认真对待。
新工业革命正渗透进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刚起步，如何使之与新工业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是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挑战，也是机遇。
供给侧改革究其根本，是要解决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与有效供给、落后产能与先进产能、污染产能与绿色产能之间的矛盾。有两个数字引人注目：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制造品近1.2万亿美元;中国每年出境人数过亿，除了旅游观光，很多人是去购物的，年价值也超万亿。这说明，有些东西中国还不能生产，或者质量不好，或是产品不对消费者的“胃口”。市场规律讲的是供需平衡、供需对接。中国本身已经拥有巨大的市场，消费水平成倍提高，这给中国进行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动力和广阔空间。
供给侧改革大思路的出台，是与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的大潮流相吻合的。供给侧改革需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尤其需要乘新工业革命兴起之势而上，做新工业革命的“弄潮儿”，彻底改变产能过剩和落后的状况。
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
习近平指出，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发展遇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发展速度面临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的客观状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后者是指在各种资源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是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能实现的最高生产水平。实际GDP增长通常围绕潜在增长率在一定区间内波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做过测算：2001-2005年为9.8%，2006-2010年11.2%，2011-2015年9.7%，2016-2020年 6.5%。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阶段。新世纪以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保持经济活力，使实际经济增长不低于潜在增长率，对中国经济是严峻考验。
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PPP）达12880美元，是美国的23.6%。这对有13.7亿人口的中国无疑已是奇迹。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许多人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的里根经济学相提并论，其实两者的背景和实现目标都不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需立足中国发展面临三个“节点”的客观实际，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打好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五大政策支柱。一是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创造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如保持经济增速6.5%-7%的合理区间，减税，调整中央与地方税率税种，实行稳健货币政策。二是实行精准的产业政策，着力优化供给侧结构。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勇于清理“僵尸企业”，提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实行更加灵活的微观政策，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如进一步简政放权，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政策。中国企业总数超过2000万家，居全球之首，培育好企业，淘汰“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要害。四是统筹协调，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充分考虑地方政策差异性。要抓好供给侧改革效果评估、评价和监督，及时调整，确保效果。五是以社会政策为托底，守住民生底线。这条底线是前四条政策得以落实的基础，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低保医保社保等社会保障机制。
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从城镇化角度看，2014年城镇化率为55%，预计2030年可达70%。这意味着有2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加上现有流动人口2.5亿，未来15年城镇化会涉及4.5亿人。因此，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供给侧调整上，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所必须的。
经济学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对传统经济学和以“需求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深刻反思，逐步重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实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今，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这是深化改革必须啃的“硬骨头”。 在“十三五”及以后较长时期，需要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密切结合。
新工业革命与供给侧改革
目前世界经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世界经济进入周期性大调整、大动荡，各种风险相互叠加，这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的国际背景。二是新工业革命以新技术相互融合和信息化突飞猛进为特征，正以颠覆性的速度和模式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乃至政治和社会架构。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新经济和新生活。
近几十年，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贸易投资迅速扩大，形成一大批后发、追赶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全球经济规模达70万亿美元，按PPP算达118万亿，新兴经济体占半壁江山，2015年为57.6%，经济增长贡献率68%，其中中国差不多占一半。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进入低增长、调结构的新动荡周期，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问题，各国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连美国经济学家也认为，不少亚非拉国家因盲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陷入停滞。2008年金融危机就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发展模式的问题。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经济，金融风险长期累积，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最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世界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缺乏活力和增长动力，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速回落，经济转型困难;二、受经济周期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及强势美元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债务危机、信贷萎缩、资金外流、货币贬值等严重困扰着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尼等资源出口型国家，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难以排除;三、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财富、利益再分配加速，西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严重，新兴市场外部环境恶化，出现经济下滑拐点，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风险叠加，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薄弱环节出现“决堤”现象。
新工业革命是各国重塑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业态、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的历史性机遇，是各国经济调整、转型的牵引力。
新工业革命主要特征是，在大数据和互联网全覆盖的信息革命推动下，新技术突飞猛进、相互融合，出现了崭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产品、业态。创新和共享是新工业革命重要特点，彻底改变了整个生产、管理、治理、消费体系。世界已迈入这场革命的门槛，“莫让浮云遮望眼”，新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呢？
一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发生变化，自动化代替人力日渐普遍。富士康在中国的企业以前需要上百万劳动力，现在正被机器人逐步替代。泰国正大集团在北京的现代化养鸡场每天为北京供应两三百万枚鸡蛋，从生饲料产到鸡蛋和鸡肉出厂皆为全封闭鸡场，仅需十余名工人。机器对人力的取代扩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差距，皮凯蒂《21世纪新资本论》对此有详细阐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坚持，能力只能提升，不能削弱或者“空心化”。
二是人才与创新是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无论是技术融合、“互联网 ”，还是人工智能，都取决于人才和创新的能力与速度。新工业革命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创新而不是模仿才能领军革命。技术融合产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消费日新月异，彻底打乱了现有的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研发、生产、营销、消费形成全球数字化平台，“扁平化”和“共享经济”成为常态。这一趋势催化了供给侧革命。今年初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马云举办讨论会，出席者来自政府、企业、学者，会场水泄不通，新工业革命之魅力可见一斑。
三是政府与民众互动加速。当今世界可谓“扁平化”了，这需要政府提高适应和引领大数据时代的能力，这就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目前的决策体系建立在新工业革命前，有“条块分割”和“自上而下”的特点，特别是监管体系不适应瞬息万变的新经济，常常“放马后炮”。
就民众而言，新工业革命带来了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如新医疗模式、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低碳消费、新型人际关系等。新工业革命带动社会架构的重塑是一个新现象，需要认真对待。
新工业革命正渗透进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刚起步，如何使之与新工业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是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挑战，也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