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美国蓄意挑起对华贸易战，在世界范围内处处打压中国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不仅破坏了全球经济的秩
序，破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甚至也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
这些现象背后有四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美国从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出发，无法接受对中国科技产
品进出口逆差和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第二，美国面临着世界性“去美元化”倾向和美债危机的严峻
挑战;第三，美国社会分裂越来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第四，美国在政治上存在着制
度性矛盾。
[关键词]美国;中国;贸易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极右翼政客蓄意挑起对华贸易战，滥用国家力量封杀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处处打压中国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他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搞双重标准，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和公理，这些所作所为不仅破坏了全球经济的秩序，践踏了联合国宪章，破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甚至也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了美国建国精神，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疯狂？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没有底线？这里除了他们个人非理性特质和反共反华极端右翼立场外，还有四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美国从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出发，无法接受对中国科技产品进出口逆差和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所著的《谁偷走了美国梦》一书中说：“2002年，美国遭遇了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比出口更多。一开始，这种情况被视为异常。但很快，美国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便陷入了赤字。2006年，美国的先进技术产品贸易赤字已经上升到了380亿美元，而到了2011年，仅仅五年之后，该赤字便已经翻了差不多两翻，达到993亿美元。”他接着说：“美国巨额逆差的主要源头是什么？其源头并非是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高度发达经济体。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美国都呈现出轻微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顺差。唯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他叙述了当时的情况：“2010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便达到了942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2011年时达到了1090亿美元。令美国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们感到惊慌失措的是，中国人正在往美国运输的高科技产品，比我们向他们运输的还要多。”“美国工商理事会的贸易分析师阿兰·托奈尔逊表示，美国已经由中国进口低档成衣、家用电器和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变为进口复杂的高端技术产品了。‘半导体元件……高级电信设备……在光纤通信系统中负责发生激光的激光器……还有航空航天部件，这些全都来自中国。’”
“中国人不仅掌握了生产常规产品中的工作岗位，还掌握了那些先进的技术密集型工作岗位，以至于在那些美国跨国企业巨头当中，‘不仅生产性质的工作岗位，连对应的研发工作岗位、拓展工作岗位、工程师（岗位）也都随着这些产业的迁移，快速向中国转移’。”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4960.1亿美元，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53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2倍;中國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的比重为25%，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20%。②出现上述情况，虽然有中国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的因素，但可能也有很多科技产品是在华美资企业的产品，有很多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的中间产品。对这样的情况，美国之所以会特别敏感、特别不能接受，是因为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主要是依靠美元霸权地位、军事霸权和科技霸权地位支撑的。其中，科技能力又是其军事霸权的主要支撑。因此，要维持其霸权就决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国家拥有与其相当的科技能力。不要说“超过”不能接受，就是“平行”也不能接受，甚至连“接近”都不能接受！
法国人佛里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一书，揭露了美国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搞垮法国高科技骨干企业阿尔斯通的。看过此书，就会明白美国为了维持他的科技霸权、产业霸权是如何不择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的。看清楚这一点，对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华为等诸多中国高科技企业狠下毒手，甚至不惜滥用国家权力的无理行径的本质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个原因：美国面临着世界性“去美元化”倾向和美债危机的严峻挑战
首先，美元霸权遭遇到“去美元化”的严峻挑战。美国先在1971年违背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把美元与黄金脱钩。又在1973年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成为事实上与全球石油挂钩的货币，以主权货币的形式充当起世界货币的角色，从而形成了用军事霸权控制中东石油，用中东石油锚定或绑定美元，再用美元操控世界资本和搜刮世界财富的全球霸权。但是，美国反复交替使用降息和量化宽松、加息和缩表、抄底和重组的方法搜刮世界财富的基本套路，使美元一次又一次失去信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强烈感受到美元信用破产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因而，一场带有“去美元化”倾向的潮流涌动、愈演愈烈。近年来纷纷出现弃用美元作为石油结算工具、改用本币作贸易结算、大量购买黄金、争先提取并运回黄金、大量抛售美债等现象，足以使美国感到危机的来临。
其次，美债诱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必然。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美国经济持续性，完全有赖于“借新债还旧债”。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得以持续的关键是确保有经济体持续不断地买进美国国债。综合各方专家的观点，衡量美元债务是否在一个健康、合理、可控的范围，主要看三个指标：一是与GDP之比是否超过1比1;二是与GDP之比在5年内涨幅是否超过30%;三是债务是否超过“每年债务付息+到期债务=全年财政收入”这个上限。
美国经济对照上述三个指标的实际情况是：（1）从2017年开始，美债与GDP之比已超过1比1;（2）2008年金融危机迄今，美债与GDP之比的增幅已经连续两个五年超过30%;（3）美债将会很快超过恶性债务上限 （也就是当年到期债务和债务利息总量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额）。综合有关专家测算，按照近几年美国债务的增长率和增长额推算，到2023年，美国债务总量有可能超过30万亿美元，再加上州市县政府等地方政府债务，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将会超过1比1.5左右，届时美国政府的全年财政税收全部用来清偿债务利息和到期债务还不够。从今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美国经济看，这个过程又大大加快了速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现行美国举债速度和赤字增加速度不变的话，美债诱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并由此再度引发一场更大级别的股市灾难和经济萧条将成为一种大概率的事件。
看看严峻的现实：截止2020年3月19日，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已经触发5次跌幅超过7%的第一级熔断③。
其中第一次发生在1997年10月27日;其余四次都发生在2020年3月，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美国道琼斯指数也在一个月内下跌了10000点，回吐了特朗普上任3年的所有涨幅。④当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所带来的恐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叠加沙特发起的石油价格战导致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跌，诱发了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极有可能戳破美债泡沫，加速新一轮金融危机到来。看清这个态势，也就会懂得美国当权者者们何以会如此“急吼吼”了。
第三个原因：美国社会分裂越来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美国社会充满了各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社会矛盾，诸如种族矛盾、新老移民矛盾、宗教矛盾、社会治安矛盾，等等。但是，最为突出的矛盾，还是垄断资本与由广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构成的美国民众之间的矛盾。
赫德里克·史密斯说：“今天，我国社会最严重的挑战，以及最具腐蚀性的断层线，就是美国人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在我们的新经济模式中，美国的超级富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富人们，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截至2007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新千年的最初五年（2002-2007年）里，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1%美国人所得。”⑥
MyLogIQ机构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薪酬分析报告显示，有13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至少是普通员工薪酬中位数的1000倍，最高的达到3566倍。《福布斯》网站2019年5月29日报道，美联储的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8年，最富有10%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60%上升至70%，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在家庭财富总额中所占比例从4%降至1%，正在被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压垮。⑦
美国律师协会网站2019年12月16日的文章指出，美國是目前唯一有数百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的发达国家，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有3970万贫困人口，其中包含1280万名儿童。美国进步中心网站2019年2月13日报道，超过40%的美国人难以负担住房、食品和医疗等基本生活支出，而国会10年来一直拒绝提高7.25美元的联邦最低时薪，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问题。经济政策研究所2019年8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因通货膨胀比2009年下降了17%，比1968年下降了31%。《洛杉矶时报》网站2019年5月7日报道，美国政府试图使用“虚假通胀率”来
“剔除”数百万贫困人口，“本届政府对于有多少贫困人口及如何帮助他们毫不在意，只是盘算着如何玩一场数字游戏”。⑧
难怪斯蒂格利茨会说：在美国“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⑨。
赫德里克·史密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财富过度集中现象，却比其他任何一个先进经济体都要严重得多。”⑩
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华盛顿时报》网站2019年9月27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上升。2018年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达到50年来最高水平。《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5月26日报道，摩根大通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净资产。“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超出了许多美国人认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
此外，还有股东利益最大化—食利阶层利益最大化;期权欺诈、住房次级贷款—冠冕堂皇的“套利贷”;离岸服务外包和H-1B签证计划等，被作为利润转移的工具—政客再次忽悠了美国人民。还有，“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带来的了累累硕果，其中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数量，都分配给了少数特权阶级，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却被排除在外”。“事实上，根据人口调查局的统计，一个典型男性工人在2010年的收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比1978年还低。三十年时间原地踏步，或者甚至还发生了倒退。”
综上所述，贫富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再加上种族、宗教、社会治安等矛盾，美国内部的社会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极右翼政客急于转移视线、转嫁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一提的是，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国内人士往往不太注意。
第四个原因：美国在政治上存在深刻的制度性矛盾 2014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美国当时就有评论认为，这项裁定将使美国政治彻底被金钱操纵。因为，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为了特定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筹集起来的政治捐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已去世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指出的那样，流入游说和竞选活动的金钱
“无非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影响力贩售方案，通过将国家售卖给最高出价者的方式，双方合谋维持统治”。赫德里克·史密斯也说：“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受商家支配的华盛顿政治说客人数，是工会背后政治说客数量的30倍，是代表劳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治说客数量综合的16倍。”“从1998年到2010年，代表商界利益的资本和各大贸易团体在政治说客身上总共花费了286亿美元，相比之下，代表劳工利益的说客们只得到4.92亿美元的资助，差不多是60：1的资金投入优势。”“我们的民主制度，也已经变得极为不公平了。”他指出：
“我们的社会、民主岌岌可危，乃是因为我们持续走向一个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寡头统治。在此，有个自我强化的过程正在发挥作用：富豪和企业界精英们利用庞大的财力来购买政治影响力，然后再利用增长的政治力量去获得可以使自己更进一步的政策。这些政策通过牺牲普通美国人为代价，将国家经济增长得来的回报，以指数倍的形式报偿给了金融街精英们。”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专著《不平等的代价》中深刻地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随着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考察研究的深入，不难看出，美国的现存的制度性弊端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中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使几亿人民摆脱贫困，全民实行医保等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举国之力抗击洪涝、地震、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造成的灾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所以这些无不使美国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那些当权者和极右翼政客倍感焦虑、恐惧和敌视。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始终主张“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认为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也绝不屈从迫使中国放弃自己根本利益、改变自己发展道路的任何外部压力和企图。中国坚持认为“和平合作发展”是时代主题，主张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体系，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在人类面对的各种挑战面前，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并不能被那些惯于资本导向、强权逻辑的美国极右翼政客所理解和相信，也不会被那些惯于冷战思维、唯我独尊、零和游戏的美国霸权主义当权者所接受。全面遏制中国发展成为他们的基本政策，言而无信、双重标准、恶意诽谤、制造冲突成为他们的标志性行为方式。
美国当权者和极右翼政客之所以会如此疯狂，固然有其自身个性原因和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是有其国内社会深层原因的，其疯狂程度是由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严重程度所决定。他们企图把内部社会矛盾（即垄断资本集团与由广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广大民众的矛盾）及严重社会问题，说成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拿中国当替罪羊，以此转移国内视线、转移国内矛盾。他们以一种赌徒的心态，企图遏制、阻断、拖延中国的发展，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霸权地位和利润最大化。但是，在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发展权利的问题上，中国的原则立场是不可撼动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建设中美合作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大国合作的一条新路。”这应该是我们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时的正确的选择。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极端右翼政客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承认这一点，更不相信这一点。
历史有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往往被那些逆势而行之人的极端自私和偏见所自我蒙蔽。他们只有在碰了钉子以后，才会回到理智的轨道上来。对于这点，我们必须认清本质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注释：
①⑤⑩[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316、4-5、
105、10、8、189页。
②王宏广等：《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中美差距及走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
③交易时段美国股市熔断机制分为三级。一级市场熔断，是指标普500指数日内下跌达到7%，市场暂停交易15分钟;二级市场熔断，是指标普500指数日内下跌达到13%，市场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三级市场熔断，是指标普500指数日内下跌达到20%，当日交易结束。目前尚未触发过二级以上的市场熔断。
④具体如下：（1）北京时间2020年3月9日21点34分（美股开盘后4分钟），标普500指数跌幅超过7%触发一级市场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2）北京时间2020年3月12日21点35分（美股开盘后5分钟），标普500指数再次跌幅达到7%，触发一级市场熔断，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3）北京时间2020年3月16日21点30分（美股刚开盘），标普500指数跌幅即超过7%，又一次触发一级市场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4）北京时间2020年3月19日凌晨0點56分，标普500指数跌幅又超过7%，短短10天内第四次触发一级市场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纽交所已考虑修改熔断交易规则。
⑥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
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4、XII、
XIV页。
⑦⑧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3月发布的《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第二部分“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基本保障”。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责任编辑 周 巍）
序，破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甚至也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分析
这些现象背后有四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美国从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出发，无法接受对中国科技产
品进出口逆差和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第二，美国面临着世界性“去美元化”倾向和美债危机的严峻
挑战;第三，美国社会分裂越来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第四，美国在政治上存在着制
度性矛盾。
[关键词]美国;中国;贸易战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极右翼政客蓄意挑起对华贸易战，滥用国家力量封杀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处处打压中国正常的交流与合作。他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搞双重标准，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和公理，这些所作所为不仅破坏了全球经济的秩序，践踏了联合国宪章，破坏了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甚至也违背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了美国建国精神，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疯狂？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没有底线？这里除了他们个人非理性特质和反共反华极端右翼立场外，还有四个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美国从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出发，无法接受对中国科技产品进出口逆差和中国科技能力的提高
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所著的《谁偷走了美国梦》一书中说：“2002年，美国遭遇了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比出口更多。一开始，这种情况被视为异常。但很快，美国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中便陷入了赤字。2006年，美国的先进技术产品贸易赤字已经上升到了380亿美元，而到了2011年，仅仅五年之后，该赤字便已经翻了差不多两翻，达到993亿美元。”他接着说：“美国巨额逆差的主要源头是什么？其源头并非是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高度发达经济体。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美国都呈现出轻微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顺差。唯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例外。”他叙述了当时的情况：“2010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便达到了942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2011年时达到了1090亿美元。令美国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们感到惊慌失措的是，中国人正在往美国运输的高科技产品，比我们向他们运输的还要多。”“美国工商理事会的贸易分析师阿兰·托奈尔逊表示，美国已经由中国进口低档成衣、家用电器和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变为进口复杂的高端技术产品了。‘半导体元件……高级电信设备……在光纤通信系统中负责发生激光的激光器……还有航空航天部件，这些全都来自中国。’”
“中国人不仅掌握了生产常规产品中的工作岗位，还掌握了那些先进的技术密集型工作岗位，以至于在那些美国跨国企业巨头当中，‘不仅生产性质的工作岗位，连对应的研发工作岗位、拓展工作岗位、工程师（岗位）也都随着这些产业的迁移，快速向中国转移’。”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4960.1亿美元，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53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2倍;中國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的比重为25%，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为20%。②出现上述情况，虽然有中国科技水平迅速提高的因素，但可能也有很多科技产品是在华美资企业的产品，有很多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的中间产品。对这样的情况，美国之所以会特别敏感、特别不能接受，是因为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主要是依靠美元霸权地位、军事霸权和科技霸权地位支撑的。其中，科技能力又是其军事霸权的主要支撑。因此，要维持其霸权就决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国家拥有与其相当的科技能力。不要说“超过”不能接受，就是“平行”也不能接受，甚至连“接近”都不能接受！
法国人佛里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一书，揭露了美国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搞垮法国高科技骨干企业阿尔斯通的。看过此书，就会明白美国为了维持他的科技霸权、产业霸权是如何不择手段打击竞争对手的。看清楚这一点，对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华为等诸多中国高科技企业狠下毒手，甚至不惜滥用国家权力的无理行径的本质也就一目了然了。
第二个原因：美国面临着世界性“去美元化”倾向和美债危机的严峻挑战
首先，美元霸权遭遇到“去美元化”的严峻挑战。美国先在1971年违背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把美元与黄金脱钩。又在1973年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成为事实上与全球石油挂钩的货币，以主权货币的形式充当起世界货币的角色，从而形成了用军事霸权控制中东石油，用中东石油锚定或绑定美元，再用美元操控世界资本和搜刮世界财富的全球霸权。但是，美国反复交替使用降息和量化宽松、加息和缩表、抄底和重组的方法搜刮世界财富的基本套路，使美元一次又一次失去信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强烈感受到美元信用破产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因而，一场带有“去美元化”倾向的潮流涌动、愈演愈烈。近年来纷纷出现弃用美元作为石油结算工具、改用本币作贸易结算、大量购买黄金、争先提取并运回黄金、大量抛售美债等现象，足以使美国感到危机的来临。
其次，美债诱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必然。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美国经济持续性，完全有赖于“借新债还旧债”。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得以持续的关键是确保有经济体持续不断地买进美国国债。综合各方专家的观点，衡量美元债务是否在一个健康、合理、可控的范围，主要看三个指标：一是与GDP之比是否超过1比1;二是与GDP之比在5年内涨幅是否超过30%;三是债务是否超过“每年债务付息+到期债务=全年财政收入”这个上限。
美国经济对照上述三个指标的实际情况是：（1）从2017年开始，美债与GDP之比已超过1比1;（2）2008年金融危机迄今，美债与GDP之比的增幅已经连续两个五年超过30%;（3）美债将会很快超过恶性债务上限 （也就是当年到期债务和债务利息总量超过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额）。综合有关专家测算，按照近几年美国债务的增长率和增长额推算，到2023年，美国债务总量有可能超过30万亿美元，再加上州市县政府等地方政府债务，债务总量与GDP之比将会超过1比1.5左右，届时美国政府的全年财政税收全部用来清偿债务利息和到期债务还不够。从今年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美国经济看，这个过程又大大加快了速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现行美国举债速度和赤字增加速度不变的话，美债诱发新一轮金融危机并由此再度引发一场更大级别的股市灾难和经济萧条将成为一种大概率的事件。
看看严峻的现实：截止2020年3月19日，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已经触发5次跌幅超过7%的第一级熔断③。
其中第一次发生在1997年10月27日;其余四次都发生在2020年3月，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美国道琼斯指数也在一个月内下跌了10000点，回吐了特朗普上任3年的所有涨幅。④当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所带来的恐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叠加沙特发起的石油价格战导致的石油价格大幅下跌，诱发了美国股市的大幅下跌，极有可能戳破美债泡沫，加速新一轮金融危机到来。看清这个态势，也就会懂得美国当权者者们何以会如此“急吼吼”了。
第三个原因：美国社会分裂越来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美国社会充满了各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社会矛盾，诸如种族矛盾、新老移民矛盾、宗教矛盾、社会治安矛盾，等等。但是，最为突出的矛盾，还是垄断资本与由广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构成的美国民众之间的矛盾。
赫德里克·史密斯说：“今天，我国社会最严重的挑战，以及最具腐蚀性的断层线，就是美国人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在我们的新经济模式中，美国的超级富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富人们，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截至2007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财富分配甚至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等，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超过国家财富的1/3。”“在新千年的最初五年（2002-2007年）里，上层的1%群体攫取了比国民总收入65%还要多的财富。当上层的1%群体收入惊人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境遇实际上变得更差了。”“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1%美国人所得。”⑥
MyLogIQ机构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薪酬分析报告显示，有13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至少是普通员工薪酬中位数的1000倍，最高的达到3566倍。《福布斯》网站2019年5月29日报道，美联储的报告显示，1989年至2018年，最富有10%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60%上升至70%，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在家庭财富总额中所占比例从4%降至1%，正在被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压垮。⑦
美国律师协会网站2019年12月16日的文章指出，美國是目前唯一有数百万人处于饥饿状态的发达国家，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有3970万贫困人口，其中包含1280万名儿童。美国进步中心网站2019年2月13日报道，超过40%的美国人难以负担住房、食品和医疗等基本生活支出，而国会10年来一直拒绝提高7.25美元的联邦最低时薪，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问题。经济政策研究所2019年8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因通货膨胀比2009年下降了17%，比1968年下降了31%。《洛杉矶时报》网站2019年5月7日报道，美国政府试图使用“虚假通胀率”来
“剔除”数百万贫困人口，“本届政府对于有多少贫困人口及如何帮助他们毫不在意，只是盘算着如何玩一场数字游戏”。⑧
难怪斯蒂格利茨会说：在美国“那些属于1%群体的人们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99%群体的人们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⑨。
赫德里克·史密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的财富过度集中现象，却比其他任何一个先进经济体都要严重得多。”⑩
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华盛顿时报》网站2019年9月27日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50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稳步上升。2018年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达到50年来最高水平。《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5月26日报道，摩根大通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净资产。“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超出了许多美国人认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
此外，还有股东利益最大化—食利阶层利益最大化;期权欺诈、住房次级贷款—冠冕堂皇的“套利贷”;离岸服务外包和H-1B签证计划等，被作为利润转移的工具—政客再次忽悠了美国人民。还有，“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带来的了累累硕果，其中占据压倒性多数的数量，都分配给了少数特权阶级，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普通美国人却被排除在外”。“事实上，根据人口调查局的统计，一个典型男性工人在2010年的收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比1978年还低。三十年时间原地踏步，或者甚至还发生了倒退。”
综上所述，贫富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再加上种族、宗教、社会治安等矛盾，美国内部的社会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极右翼政客急于转移视线、转嫁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需要一提的是，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国内人士往往不太注意。
第四个原因：美国在政治上存在深刻的制度性矛盾 2014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美国当时就有评论认为，这项裁定将使美国政治彻底被金钱操纵。因为，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为了特定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筹集起来的政治捐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正如美国已去世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指出的那样，流入游说和竞选活动的金钱
“无非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影响力贩售方案，通过将国家售卖给最高出价者的方式，双方合谋维持统治”。赫德里克·史密斯也说：“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受商家支配的华盛顿政治说客人数，是工会背后政治说客数量的30倍，是代表劳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治说客数量综合的16倍。”“从1998年到2010年，代表商界利益的资本和各大贸易团体在政治说客身上总共花费了286亿美元，相比之下，代表劳工利益的说客们只得到4.92亿美元的资助，差不多是60：1的资金投入优势。”“我们的民主制度，也已经变得极为不公平了。”他指出：
“我们的社会、民主岌岌可危，乃是因为我们持续走向一个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寡头统治。在此，有个自我强化的过程正在发挥作用：富豪和企业界精英们利用庞大的财力来购买政治影响力，然后再利用增长的政治力量去获得可以使自己更进一步的政策。这些政策通过牺牲普通美国人为代价，将国家经济增长得来的回报，以指数倍的形式报偿给了金融街精英们。”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专著《不平等的代价》中深刻地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弊端：“一种放大了富人意见的政治体制会提供充分的机会制定并执行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设计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剥削，而且会进一步以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使富人更富。”
随着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考察研究的深入，不难看出，美国的现存的制度性弊端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中国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使几亿人民摆脱贫困，全民实行医保等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举国之力抗击洪涝、地震、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造成的灾害，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生命力和无比优越性。所以这些无不使美国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那些当权者和极右翼政客倍感焦虑、恐惧和敌视。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始终主张“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认为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绝不干涉别国内政，也绝不屈从迫使中国放弃自己根本利益、改变自己发展道路的任何外部压力和企图。中国坚持认为“和平合作发展”是时代主题，主张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的治理体系，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在人类面对的各种挑战面前，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并不能被那些惯于资本导向、强权逻辑的美国极右翼政客所理解和相信，也不会被那些惯于冷战思维、唯我独尊、零和游戏的美国霸权主义当权者所接受。全面遏制中国发展成为他们的基本政策，言而无信、双重标准、恶意诽谤、制造冲突成为他们的标志性行为方式。
美国当权者和极右翼政客之所以会如此疯狂，固然有其自身个性原因和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是有其国内社会深层原因的，其疯狂程度是由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严重程度所决定。他们企图把内部社会矛盾（即垄断资本集团与由广大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构成的广大民众的矛盾）及严重社会问题，说成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拿中国当替罪羊，以此转移国内视线、转移国内矛盾。他们以一种赌徒的心态，企图遏制、阻断、拖延中国的发展，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垄断资本的霸权地位和利润最大化。但是，在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发展权利的问题上，中国的原则立场是不可撼动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建设中美合作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大国合作的一条新路。”这应该是我们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时的正确的选择。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极端右翼政客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承认这一点，更不相信这一点。
历史有时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往往被那些逆势而行之人的极端自私和偏见所自我蒙蔽。他们只有在碰了钉子以后，才会回到理智的轨道上来。对于这点，我们必须认清本质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注释：
①⑤⑩[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谁偷走了美国梦》，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316、4-5、
105、10、8、189页。
②王宏广等：《填平第二经济大国陷阱——中美差距及走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
③交易时段美国股市熔断机制分为三级。一级市场熔断，是指标普500指数日内下跌达到7%，市场暂停交易15分钟;二级市场熔断，是指标普500指数日内下跌达到13%，市场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三级市场熔断，是指标普500指数日内下跌达到20%，当日交易结束。目前尚未触发过二级以上的市场熔断。
④具体如下：（1）北京时间2020年3月9日21点34分（美股开盘后4分钟），标普500指数跌幅超过7%触发一级市场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2）北京时间2020年3月12日21点35分（美股开盘后5分钟），标普500指数再次跌幅达到7%，触发一级市场熔断，再次暂停交易15分钟。（3）北京时间2020年3月16日21点30分（美股刚开盘），标普500指数跌幅即超过7%，又一次触发一级市场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4）北京时间2020年3月19日凌晨0點56分，标普500指数跌幅又超过7%，短短10天内第四次触发一级市场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纽交所已考虑修改熔断交易规则。
⑥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
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4、XII、
XIV页。
⑦⑧摘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3月发布的《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第二部分“经济和社会权利缺乏基本保障”。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责任编辑 周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