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引过诺斯的一句话：“不发展出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我想套用诺斯的这句话说，当一个国家的信仰达到狂热的地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同样是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
　　西班牙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在与穆斯林长达数世纪的斗争中形成的。公元711年，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半岛的基督教力量被迫退到北部边缘地区，并开始了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光复运动。对基督教来说，光复运动不仅仅意味着领土的光复，更意味着基督教世界的光复。在长期的光复运动中，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是激励西班牙人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强大精神支柱。
　　1492年，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个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宣布投降，穆斯林在西欧的统治宣告结束。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胜利，西班牙国王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因此被教皇加上了“天主教国王”的桂冠。在胜利的钟声中，西班牙对于天主教的信仰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狂热。天主教成为西班牙至高无上的信仰。保卫天主教的正统地位，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为上帝进行不妥协的圣战，成为西班牙统治者神圣的使命和义务。
　　当我们今天回顾西班牙的国家发展历程时，我们会清楚地看出，天主教的信仰是理解西班牙历史的不可或缺的主线。是天主教成就了西班牙民族主义的内涵，是天主教使西班牙成长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海外探险的过程中，也正是天主教为西班牙人的远航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并最终使西班牙因为地理大发现而成为揭开世界历史新一页的幸运儿。
　　然而，物极必反。当宗教的信仰发展到狂热的地步的时候，西班牙在国家战略的选择上也出现了巨大的失误。
　　狂热的信仰导致西班牙国家战略出现的第一个失误，是在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采取了愚昧的反商主义措施。
　　15世纪开始了欧洲的重商主义时代。然而为了信仰的纯洁，西班牙却采取了一系列迫害本国工商业者的措施。1478年，西班牙设立了欧洲最严厉的宗教裁判所，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开始对有异教嫌疑的人进行刑讯、判决和处罚。在当时的伊比利亚半岛，工商业者不是犹太人就是摩尔人，大批犹太人由此被迫携带着资本和货物离开了西班牙，巴塞罗那作为商业城市因此而被一度废弃。1492年，也就是在哥伦布航海的同一年，西班牙又下令直接驱逐不愿改宗的犹太人，20万犹太人因此流离失所。在此后的岁月里，西班牙的宗教政策越发变本加厉，甚至连已经改宗的摩尔人也不放过。1609年至1610年，大约50万有熟练技艺的从事工商业的摩里斯哥人（即被迫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被驱逐出境。极端的宗教政策使西班牙大量的商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流失海外，西班牙的工商业因此也就陷入了无可挽回的衰败之中。
　　狂热的信仰导致西班牙国家战略出现的第二个失误，是在一个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战略基本出发点的时代，却使西班牙陷入了消耗性的宗教战争之中。
　　战略的制定是需要理性的，然而信仰的不妥协性却使西班牙国王往往将宗教的原则凌驾于理性的战略判断乃至于普通的常识之上，从而做出了一系列的非理性的决策。西班牙历代君主对外战略的制定，几乎都是从维护上帝的事业出发的。在他们看来，上帝的事业就是西班牙的事业。西班牙最著名的两个国王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腓力二世便曾说：“我宁愿丢掉我的所有邦国，并且如果我有一百次生命就会一百次献身，而不会容忍天主教会和上帝的事业受到丝毫的损害。”西班牙为此陷入了一系列的宗教战争之中，西班牙的资源和财富以及西班牙人的鲜血被无谓地用于捍卫所谓天主教的纯洁上，西班牙却为之付出了帝国衰落的沉重代价。
　　狂热的信仰导致西班牙国家战略出现的第三个失误，就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代，却采取了蒙昧主义的文化政策。
　　在西班牙，天主教是唯一的信仰，其他一切思想都是异端，都要被无情地铲除。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欧洲带来了思想的革命，然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却将日心说列为绝对的异端邪说。为了保证信仰的纯洁，腓力二世曾经下令严禁西班牙教师和学生出国任教或学习。在西班牙，思想是由教会垄断的，图书的出版要先后经过六道审查程序，这就是伏尔泰所嘲笑的“思想海关”。西班牙由此陷入文化的自闭之中，而与欧洲的思想与科学革命无缘。宗教的狂热窒息的是西班牙民族的创造精神，最终使西班牙成为西欧思想、科学和文化最落后的地区，大仲马便曾揶揄说“欧罗巴之界，止于比利牛斯山”。而这最终制约了西班牙的国家发展，使西班牙由一度的世界中心，一步步滑落到了世界体系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