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政府工作报告，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这是一个为民、务实的政府所做的一份朴实、亲民的报告。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论述：“坚持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短短48个字，不仅抓住了“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这一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又明确指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这和十八大所强调的，以及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紧密呼应的。作为一直奋斗在反腐败斗争前线的检察官，我深感习总书记的讲话和温总理的报告切中时弊。
　　从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来看：2008年，41179人；2009年，41531人；2010年，44085人；2011年，44506人；2012年，47338人。检察机关依法惩治腐败的力度和成果有目共睹。但职务犯罪案件依旧高发，甚至越演越烈。
　　从检34年，我看到从农村娃成长为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倒下了；看到曾经为党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导倒下了；也看到刚入社会，风华正茂的青年倒下了。他们中间，有的是因为不懂法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记得有一位领导犯罪后，他的孩子在一篇学校作文中写到：“从此，我从一个白天鹅变成一个丑小鸭。”看到这些，我很痛心，也很可惜。我想，检察机关不光要看抓了多少人，更要看预防了多少人犯罪。作为一名检察官，我要宣传法律，让更多的人懂法、守法。通过我的宣讲，能挽救一个人、一个家庭都很值得。于是我拿起笔，认真准备，走进机关、企业、高校、社区和乡镇的宣讲台，成为南京市党风廉政建设实务专家。
　　担任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负责人后，我创新预防工作机制，积极推动社会共同参与开展预防，加强预防调研，推动南京市人大制定出台了《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一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社会大预防工作格局。2001年成立的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委员会，由纪检、组织、宣传、政法委和检察院等25个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在南京市检察院预防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协调、检查和推动全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随后，各区县和全市党政机关、大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道普遍建立了相应的预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在非国有公司、企业建立完善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络员制度，并将市、区两级预防经费纳入财政。二是创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2003年起，南京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社会大预防工作，在全市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开展“争创预防职务犯罪先进单位活动”。10年来，全市共有30多个系统、1300多家单位参与“争创活动”，在全市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上下贯通、纵横交叉、条块结合和“系统抓、抓系统，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具有南京特色的预防工作机制和工作模式，有力推动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有效服务了南京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民群众对预防工作满意度有了新的提高，受到了上级检察机关和市委、人大、政府的充分肯定。这一做法现正在全国转发推广。
　　17年的预防经历告诉我，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也是生产力。我举三个例子：比如，南京金融系统在2000年前后，每年案件发生在30多件，通过建立检企预防联席会议制度、开展争创活动，现在每年案件降到2件左右。再如，南京市对开展争创活动比较好的单位进行表彰，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表彰大会，市委书记亲自给先进单位颁奖，各单位对这块荣誉牌子非常看重、非常珍惜。南京有一家公司得到了国家、省里的多项荣誉，但它却把这块预防先进的牌子放在公司最醒目的地方。公司董事长说：“这块牌子就是一，没有一，后面就没有零，有了它才能给公司带来更多荣誉和利益。”还有一家外贸公司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一笔大单总签不下来。后来，他们请对方来公司考察，对方看到预防先进单位这块荣誉牌子，很感动并很快签下了合约。该公司董事长感慨地说：“预防职务犯罪也是生产力。”
　　然而，在多年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法治化程度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约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目前，全国近20个省市区的省级人大制定并实施了《预防职务犯罪条例》。近年来，中央也先后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这些都为全国性的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奠定了基础。我建议尽快启动预防职务犯罪国家立法工作，以法律形式将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定下来，同时为今后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创造条件，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线，真正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编辑：姚培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