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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的文献里，大概找不到如《气候变化的政治》这般风云诡谲的书了。之所以用“诡谲”二字，得从全球暖化的文献分类谈起。坊间搭上“暖化热”的出版品，大致可分为四类：科学地述说暖化的成因与危险；乐观地细数创新科技与绿色商机；怀疑痛斥暖化议题误导人心、拖累经济；当然还有悲观论者预示着风雨前的宁静。说也奇怪，我们有这么多读物，却从来没有一本书籍从权力的合纵连横来谈论气候变化战略。吉登斯的这本书，正好补足了这个文献上的缺口，只不过在劝人为善的电影《不愿面对的真相》上映后，暖化成了道德议题。人们似乎很难再从天上重返人间，平心静气地看待围绕在暖化议题旁的权力折冲与倾轧了。
这是一本关于权力与利益纠葛的书，一旦看穿这点，读者就不难想见为什么现实主义会成为贯穿全书的四字箴言了。对此，吉氏在首章即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他认为全球暖化的问题太重要也太棘手，我们不该眼高手低，也不能空谈国际合作，或把问题留给道德劝说，而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权力竞合的张力本质。吉登斯锐利地看出，暖化政治中一连串的分歧、紧张乃至冲突，其实来自能源安全与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学。这些考虑真正牵引了各国的行为。换言之，光谈暖化的危险与减排的重要，并不足以改变国家的行为与领袖的决策模式；唯有认识到能源与原物料的竞夺本质，才可能进一步思索如何对现行国际制度进行重构。
那么，现行国际制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暖化问题牵涉多层次的治理与合作，但吉登斯主张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者，故重视国家在暖化议题上的特殊地位有其必要。诚如他所言，我们不可能强迫某国去参与国际组织或签订协议；该国签署了某个暖化协议后，怎么去落实其实也还是操纵在国家手里。因此，虽然国家必须与社会相联系，并与他国乃至国际组织取得合作，但它在气候变化上的角色不是任何组织、体制所能取代的。吉登斯把国家卷进议程里的用心随处可见，这点也与他现实主义的宣示吻合。对他而言，美国与中国应该负起领头羊的责任，这不只是因为两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位居伯仲之间，更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已各自展开了能源安全布局。倘若未来中美两国选择以对抗代替合作，那气候变化的议题将永远掩盖在资源竞逐的阴影下。
吉登斯现实主义的观点，除了在国际关系的层次上展现外，也出现在他社会学的分析里。在环境社会学里，实在论［realism（跟现实主义是同一个英文词）］是相对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的。简单来说，气候变化到底是个真实存在且等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还是媒体、国际组织（如IPCC）以及科学社群故意把气候给“问题化”呢？为此，吉氏特别在第一章就处理了所谓“持疑的环境主义者”（怀疑论的环保主义者）的问题。在一般社会科学领域，像吉氏这么认真处理怀疑论的学者，相当少见。
怀疑论者认为，媒体、政治人物与IPCC联手开启了恐惧的氛围，引领人们进入“恐慌的时代”。酷暑与暖化有关，严冬与暴雪也与暖化有关。当冷暖皆暖化时，暖化就成了无所不包的主题。暖化议题预示了“迷信新时代”的降临，也说明了末世论盛行的原因。吊诡的是，虽然未来前途多舛，但民众还是期待有个安适的明天。所谓的吉登斯悖论，正是立基在民众虽深感无力、却又期待政府至少能出面做些什么的背景上。也就是说，不管怀疑论者说得有没有道理，由于人们对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虑到暖化一旦成真时的严重性，我们至少该严肃以对并“多少”做些防范措施。由于达成减排是一切气候变化政治的根源，吉登斯一出手便左打不切实际的绿色运动，右批无所不包的可持续发展教条。
绿色运动乍看之下是最环保也最“绿”的学说，但近来的发展让这个运动飘散出浓郁的宗教情怀。绿色理论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绿色价值，却没有找出现实可能的相应办法来实现它们，结果这些绿色的概念，诸如参与式民主、分权、非暴力、预警原则等，每个看似都各自成理，却又都与它们最终的绿色目标不甚相关。他们空有目标却无从达成。不但如此，就连这些绿色目标也常是禁不起考验的。比方说，时至今日人们真的能再“回到自然”吗？盘古开天时的自然，就是真的“自然”吗？吉登斯提醒我们，现在大家所身处的自然已经是个“人化的自然”了；人们能做的是继续拓展后头这个人化自然的范畴，而不是朝思暮想地想要回到一个空想的“纯天然”世界里。
时下流行的可持续发展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这个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到失去了意义。当一个词语变成口号而没有实质内涵时，它就失去了分析的锋芒，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吉登斯建议把可持续与发展拆开，让它们各自回归原有的意涵。其中，可持续指的是面对不确定未来的中长程规划，发展则专注于穷国与富国的对比。换言之，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我们要有一套持久的计划或长远的战略。并把这些计划放进长时间脉络里，如此我们的方案就会是可持续的。就发展而言，“富起来”是开发中国家的要务，也是他们的权利，但对早已过度开发的国家来说，富国的人民应该正视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弊病。
在批评完现行理论的不足后，吉登斯提供了一套绿色政治框架。这个框架的第一要务，是要把“国家”从绿色思潮对政治和国家的厌恶中找回来。吉登斯主张国家必须承担起舵手的角色，在高瞻远瞩的规划下汇聚各种资源来抗暖化，而且这个担负着抗暖化重责大任的国家，必须走出过去“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的局限，向“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迈进。也就是说，过往的国家常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协调者或催化者，其首要工作是在引导或激起其他社会成员的行动，至于成果如何，通常被认为落在这些国家的权限之外。但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吉登斯认为只确立大方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保证型国家来进一步确保结果的产出与既定目标的达成；更简单地说，后者必须确保减排目标的达成。
在具体的做法上，保证型国家必须维持气候变化在政治议程上的高度，也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阻碍和商业利益纠缠。更重要的是，保证型国家必须提高政治与经济的汇流。政治汇流指的是气候变化政策如何正向地与其他价值或政治目标相结合，使这些政策充满创新与活力；经济汇流指的则是要积极打造一种能创造抗暖化经济、科技创新的优势。总之，政府应该动用各种资源，积极营造出抗暖化的氛围。
最后，我们该怎么评价这本书呢？本书的第一句话提到：“这是一部有关恶梦、灾变和梦想的书。”在福岛灾变之后，一切的评价也许都该从灾难与末世论开始谈起。虽然我们基本上也主张国家必须事先擘画，并率先负起抗暖化的责任，但计划似乎永远也赶不上变化，即便是像日本这个以行政效率与计划周延闻名的国家，遭逢变化时也照样毫无章法。从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号称绝对安全的多少道防护网，好像都只是些悲凉的点缀而已。从福岛再回到暖化问题。英国大概是主张“核能抗暖化”最力的国家，核能被视为暖化的救星以及英国走出化石燃料依赖的战略工具，然而就算政府有决心、也有毅力要成为“保证型国家”，它大概也没料到核能一下子就从万灵丹变成现在的票房毒药。由于没有腹案，人们又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舒适生活，我们只好又走回“摸着石头过河”的老路！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吉登斯的书已经让天上的气候议题重返人间，相信这会是“福岛启示录”过后《气候变化的政治》最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黄之栋（1977—），男，台湾人，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台湾空中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理论与左翼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胡颖峰
这是一本关于权力与利益纠葛的书，一旦看穿这点，读者就不难想见为什么现实主义会成为贯穿全书的四字箴言了。对此，吉氏在首章即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他认为全球暖化的问题太重要也太棘手，我们不该眼高手低，也不能空谈国际合作，或把问题留给道德劝说，而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权力竞合的张力本质。吉登斯锐利地看出，暖化政治中一连串的分歧、紧张乃至冲突，其实来自能源安全与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学。这些考虑真正牵引了各国的行为。换言之，光谈暖化的危险与减排的重要，并不足以改变国家的行为与领袖的决策模式；唯有认识到能源与原物料的竞夺本质，才可能进一步思索如何对现行国际制度进行重构。
那么，现行国际制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暖化问题牵涉多层次的治理与合作，但吉登斯主张国家才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者，故重视国家在暖化议题上的特殊地位有其必要。诚如他所言，我们不可能强迫某国去参与国际组织或签订协议；该国签署了某个暖化协议后，怎么去落实其实也还是操纵在国家手里。因此，虽然国家必须与社会相联系，并与他国乃至国际组织取得合作，但它在气候变化上的角色不是任何组织、体制所能取代的。吉登斯把国家卷进议程里的用心随处可见，这点也与他现实主义的宣示吻合。对他而言，美国与中国应该负起领头羊的责任，这不只是因为两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量上位居伯仲之间，更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已各自展开了能源安全布局。倘若未来中美两国选择以对抗代替合作，那气候变化的议题将永远掩盖在资源竞逐的阴影下。
吉登斯现实主义的观点，除了在国际关系的层次上展现外，也出现在他社会学的分析里。在环境社会学里，实在论［realism（跟现实主义是同一个英文词）］是相对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的。简单来说，气候变化到底是个真实存在且等待我们去解决的问题，还是媒体、国际组织（如IPCC）以及科学社群故意把气候给“问题化”呢？为此，吉氏特别在第一章就处理了所谓“持疑的环境主义者”（怀疑论的环保主义者）的问题。在一般社会科学领域，像吉氏这么认真处理怀疑论的学者，相当少见。
怀疑论者认为，媒体、政治人物与IPCC联手开启了恐惧的氛围，引领人们进入“恐慌的时代”。酷暑与暖化有关，严冬与暴雪也与暖化有关。当冷暖皆暖化时，暖化就成了无所不包的主题。暖化议题预示了“迷信新时代”的降临，也说明了末世论盛行的原因。吊诡的是，虽然未来前途多舛，但民众还是期待有个安适的明天。所谓的吉登斯悖论，正是立基在民众虽深感无力、却又期待政府至少能出面做些什么的背景上。也就是说，不管怀疑论者说得有没有道理，由于人们对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考虑到暖化一旦成真时的严重性，我们至少该严肃以对并“多少”做些防范措施。由于达成减排是一切气候变化政治的根源，吉登斯一出手便左打不切实际的绿色运动，右批无所不包的可持续发展教条。
绿色运动乍看之下是最环保也最“绿”的学说，但近来的发展让这个运动飘散出浓郁的宗教情怀。绿色理论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绿色价值，却没有找出现实可能的相应办法来实现它们，结果这些绿色的概念，诸如参与式民主、分权、非暴力、预警原则等，每个看似都各自成理，却又都与它们最终的绿色目标不甚相关。他们空有目标却无从达成。不但如此，就连这些绿色目标也常是禁不起考验的。比方说，时至今日人们真的能再“回到自然”吗？盘古开天时的自然，就是真的“自然”吗？吉登斯提醒我们，现在大家所身处的自然已经是个“人化的自然”了；人们能做的是继续拓展后头这个人化自然的范畴，而不是朝思暮想地想要回到一个空想的“纯天然”世界里。
时下流行的可持续发展也存在着重大的问题，这个概念几乎无所不包到失去了意义。当一个词语变成口号而没有实质内涵时，它就失去了分析的锋芒，变得什么都不是了。吉登斯建议把可持续与发展拆开，让它们各自回归原有的意涵。其中，可持续指的是面对不确定未来的中长程规划，发展则专注于穷国与富国的对比。换言之，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时，我们要有一套持久的计划或长远的战略。并把这些计划放进长时间脉络里，如此我们的方案就会是可持续的。就发展而言，“富起来”是开发中国家的要务，也是他们的权利，但对早已过度开发的国家来说，富国的人民应该正视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弊病。
在批评完现行理论的不足后，吉登斯提供了一套绿色政治框架。这个框架的第一要务，是要把“国家”从绿色思潮对政治和国家的厌恶中找回来。吉登斯主张国家必须承担起舵手的角色，在高瞻远瞩的规划下汇聚各种资源来抗暖化，而且这个担负着抗暖化重责大任的国家，必须走出过去“赋权型国家”（enabling state）的局限，向“保证型国家”（ensuring state）迈进。也就是说，过往的国家常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协调者或催化者，其首要工作是在引导或激起其他社会成员的行动，至于成果如何，通常被认为落在这些国家的权限之外。但在面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时，吉登斯认为只确立大方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保证型国家来进一步确保结果的产出与既定目标的达成；更简单地说，后者必须确保减排目标的达成。
在具体的做法上，保证型国家必须维持气候变化在政治议程上的高度，也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阻碍和商业利益纠缠。更重要的是，保证型国家必须提高政治与经济的汇流。政治汇流指的是气候变化政策如何正向地与其他价值或政治目标相结合，使这些政策充满创新与活力；经济汇流指的则是要积极打造一种能创造抗暖化经济、科技创新的优势。总之，政府应该动用各种资源，积极营造出抗暖化的氛围。
最后，我们该怎么评价这本书呢？本书的第一句话提到：“这是一部有关恶梦、灾变和梦想的书。”在福岛灾变之后，一切的评价也许都该从灾难与末世论开始谈起。虽然我们基本上也主张国家必须事先擘画，并率先负起抗暖化的责任，但计划似乎永远也赶不上变化，即便是像日本这个以行政效率与计划周延闻名的国家，遭逢变化时也照样毫无章法。从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号称绝对安全的多少道防护网，好像都只是些悲凉的点缀而已。从福岛再回到暖化问题。英国大概是主张“核能抗暖化”最力的国家，核能被视为暖化的救星以及英国走出化石燃料依赖的战略工具，然而就算政府有决心、也有毅力要成为“保证型国家”，它大概也没料到核能一下子就从万灵丹变成现在的票房毒药。由于没有腹案，人们又不愿意放弃眼前的舒适生活，我们只好又走回“摸着石头过河”的老路！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吉登斯的书已经让天上的气候议题重返人间，相信这会是“福岛启示录”过后《气候变化的政治》最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黄之栋（1977—），男，台湾人，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博士，台湾空中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理论与左翼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