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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寿光,笔名谢曙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早在就读厦门大学期间,谢寿光就视狄德罗为偶像,他不认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人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的说法,毕业后毅然选择做一名编辑。他的职业生涯,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学卷开始,获得过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第十届韬奋出版奖。他担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十余年,中国“皮书”系列走向了世界,该社年均综合增长率超过20%,成为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国内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出版机构。
也许是历史的赋予,也许是信念的驱使,谢寿光总觉得有一种责任要担当。他为图书的盲目引进担忧,组织编写了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图书,直接进入西方教科书体系;他也为图书“走出去”谋划运作,让我国的学者和西方的社会精英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熟悉谢寿光的人说他不仅有想法而且有激情。为了出版业的整体水平提升,他正在着手组织“关于出版行业后改制时代”的研讨。他认为有能力的出版企业应该做些事,有能力的出版人应该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他认定:我国的经济水平提升了,综合实力提升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凸显,需要出版人调整站位的时候到了。
中国图书出版业怎样“走出去”
出版参考:您兼具出版人和社会学者的双重身份,如何看当前的行业现状?
谢寿光:在大传媒领域,不管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新媒体,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观念有些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不可否认,我们的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我们的图书出版业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输出去的图书以古籍、菜谱居多,而反映新中国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巨大变化的图书很少,对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解读方面还存在偏差与失语!我们还没有与西方媒体,社会精英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对话的能力。
出版参考:您如何看待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
谢寿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我国有一批社会精英到西方留学,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回来,同时把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此外,还有不少对中国文化有特殊偏爱的汉学家。当时,正是靠这两部分人担当起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其中当然包括出版。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部分就是靠这两批人“走出去”的。现在恰恰变了,传统汉学被边缘化了。当然,这些汉学家有的自然转型,由原来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转向关注现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问题。比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1988年就写出了《改革开放的广东》一书。他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把中国、日本、西方统筹考察,是政府智囊核心人物之一。西方主流学术界有主要话语权的人,过去对中国不关注,现在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化, 因为世界气候、环境、资源、贫困等问题哪一个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时代的发展需要一批有理想的出版人、有能力的出版企业,能够组织我国专家学者与这些在西方有话语权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推广我国的学术成果。
出版参考:您认为在新形势下,出版行业哪些方面有待提高?
谢寿光: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图书出版并未真正被当做一种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活动,这才有“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人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的说法。这个说法也有其原因。进入出版行业应该有较高的门槛,但很多出版社就是简单地帮作者把书稿印成图书,就是做嫁衣的工作。
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有了中心话语权。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问题离了中国不行,中国因素是客观的、积极的因素。诸如环境、贫困、反恐等很多问题,少了中国不行,但是中国出版业的观念还没有改变,没有纠正。
出版参考:我国凭借整体水平的提升,有了中心话语权,那如何看待我国图书贸易中存在的逆差?
谢寿光:我国的图书出版不能“走出去”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业自身。在图书出版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泛化和低俗化。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访谈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灵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观形成的土壤和基石。但在出版行业,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比如,在图书分类上,连社会学这么重要的学科都没有自己的位置,被安放在社会科学综合或总论中。另外,关于出版社的分类,城市出版社全都划为社科类出版社,而不去看出版社的主业是什么,这些都反映出行业水平的低下。出版行业自身不能强体,谈何“走出去”?
图书“走出去”需要探索多种方式
出版参考:社科文献出版社将“皮书”系列输出到了西方主流社会,可以说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走出去”方面,贵社还在进行哪些探索?
谢寿光: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我们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共同举办了一场英文的“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的学术报告会,这场学术报告吸引了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施泰芬·弗里德利希等德国学界、商界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就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与评价、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能否保持稳定与快速增长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以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吸引了在场的西方学界、商界和媒体高度关注,反响甚佳。
在“走出去”方面,只有提高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让我国的学者与西方的学术精英在一个平台上对话,我国在很多问题上才能充分阐述自己的立场,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变被动为主动。
走向西方主流文化,加大交流与合作,需要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去探索。林毅夫、蔡昉主编的《中国经济》,成为西方关注中国的主要教课书,但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没有。我们邀请了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学教授,让他们站在美国的大学生、研究生角度提出需求,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组稿,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一书,并被纳入到了他们的教科书体系。
出版参考:除此之外,社科文献出版社还做了一些中日友好方面的选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谢寿光:日本的出版业比较保守,日本引进中国的图书大多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少有关于当代中国的图书。为了长期的两国关系发展,前些年我们经常将两国的学者组织起来,就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打好了合作的基础。由于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直接参与了《中日友好30年》这个项目与内容的编写和制作,有关中日民间交流的内容我们曾主动带人去采访。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友好30年》中文版,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版,反响非常好。在这基础上,我们又在进一步做《中日友好交流40年》。
也许是历史的赋予,也许是信念的驱使,谢寿光总觉得有一种责任要担当。他为图书的盲目引进担忧,组织编写了关于中国当代社会的图书,直接进入西方教科书体系;他也为图书“走出去”谋划运作,让我国的学者和西方的社会精英在一个平台上对话。熟悉谢寿光的人说他不仅有想法而且有激情。为了出版业的整体水平提升,他正在着手组织“关于出版行业后改制时代”的研讨。他认为有能力的出版企业应该做些事,有能力的出版人应该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他认定:我国的经济水平提升了,综合实力提升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凸显,需要出版人调整站位的时候到了。
中国图书出版业怎样“走出去”
出版参考:您兼具出版人和社会学者的双重身份,如何看当前的行业现状?
谢寿光:在大传媒领域,不管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新媒体,中国图书出版业的观念有些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不可否认,我们的图书出版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我们的图书出版业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输出去的图书以古籍、菜谱居多,而反映新中国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巨大变化的图书很少,对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解读方面还存在偏差与失语!我们还没有与西方媒体,社会精英在一个平台上交流对话的能力。
出版参考:您如何看待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出去”?
谢寿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我国有一批社会精英到西方留学,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回来,同时把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此外,还有不少对中国文化有特殊偏爱的汉学家。当时,正是靠这两部分人担当起中外文化交流的重任,其中当然包括出版。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部分就是靠这两批人“走出去”的。现在恰恰变了,传统汉学被边缘化了。当然,这些汉学家有的自然转型,由原来熟悉中国传统文化转向关注现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问题。比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1988年就写出了《改革开放的广东》一书。他密切关注当代中国,把中国、日本、西方统筹考察,是政府智囊核心人物之一。西方主流学术界有主要话语权的人,过去对中国不关注,现在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变化, 因为世界气候、环境、资源、贫困等问题哪一个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时代的发展需要一批有理想的出版人、有能力的出版企业,能够组织我国专家学者与这些在西方有话语权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推广我国的学术成果。
出版参考:您认为在新形势下,出版行业哪些方面有待提高?
谢寿光:在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图书出版并未真正被当做一种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活动,这才有“一流人才当作家,二流人才当学者,三流人才当编辑”的说法。这个说法也有其原因。进入出版行业应该有较高的门槛,但很多出版社就是简单地帮作者把书稿印成图书,就是做嫁衣的工作。
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中国有了中心话语权。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问题离了中国不行,中国因素是客观的、积极的因素。诸如环境、贫困、反恐等很多问题,少了中国不行,但是中国出版业的观念还没有改变,没有纠正。
出版参考:我国凭借整体水平的提升,有了中心话语权,那如何看待我国图书贸易中存在的逆差?
谢寿光:我国的图书出版不能“走出去”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业自身。在图书出版业,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泛化和低俗化。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访谈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灵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价值观形成的土壤和基石。但在出版行业,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比如,在图书分类上,连社会学这么重要的学科都没有自己的位置,被安放在社会科学综合或总论中。另外,关于出版社的分类,城市出版社全都划为社科类出版社,而不去看出版社的主业是什么,这些都反映出行业水平的低下。出版行业自身不能强体,谈何“走出去”?
图书“走出去”需要探索多种方式
出版参考:社科文献出版社将“皮书”系列输出到了西方主流社会,可以说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走出去”方面,贵社还在进行哪些探索?
谢寿光: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我们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共同举办了一场英文的“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的学术报告会,这场学术报告吸引了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施泰芬·弗里德利希等德国学界、商界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就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与评价、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能否保持稳定与快速增长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以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吸引了在场的西方学界、商界和媒体高度关注,反响甚佳。
在“走出去”方面,只有提高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权,让我国的学者与西方的学术精英在一个平台上对话,我国在很多问题上才能充分阐述自己的立场,消除误解,化解矛盾,变被动为主动。
走向西方主流文化,加大交流与合作,需要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去探索。林毅夫、蔡昉主编的《中国经济》,成为西方关注中国的主要教课书,但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没有。我们邀请了美国的社会学家、大学教授,让他们站在美国的大学生、研究生角度提出需求,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组稿,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一书,并被纳入到了他们的教科书体系。
出版参考:除此之外,社科文献出版社还做了一些中日友好方面的选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
谢寿光:日本的出版业比较保守,日本引进中国的图书大多都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少有关于当代中国的图书。为了长期的两国关系发展,前些年我们经常将两国的学者组织起来,就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打好了合作的基础。由于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们直接参与了《中日友好30年》这个项目与内容的编写和制作,有关中日民间交流的内容我们曾主动带人去采访。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友好30年》中文版,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日文版,反响非常好。在这基础上,我们又在进一步做《中日友好交流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