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老师面带略作神秘的笑容把这部书递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眼福来了。这是属于那种让我浊眼为之焕发异彩的古籍，人手的木夹板与粉色的槟榔笺封皮很是搭调，扉页的万年红让我猜到是一部岭南旧物。当看到书名《楚庭稗珠录》时，我不禁脱口而出：“此书一直以来只闻其名，不知其踪，不料今日于此得见本尊真颜。”立地冒出一个念头：这么多年宋，究竟什么样的人物，才能拥有这部书？而当我看到内中“陈君葆”的藏印时，当下释然。宝剑侠士、名马英雄。自古好物，皆善择其归宿，信哉！
　　作为文献家的陈君葆
　　陈君葆（1898-1982），广东香山人，早在香山还叫香山的时候，他就去了香港。世人提及他时，有爱国教育家、文学家、宗教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之誉，诚当之无愧。但在我们藏书人心里，他是一個文献家。
　　文献家在我心目中是个崇高的称谓，实比藏书家高出一个档次。陈君葆的朋友郑振铎是“狂胪文献耗中年”，现代的文献家不但有耗晚年者，还有为文献事业而被截了肢者。而陈君葆更曾为了保护文献而被日军拘留，为与日军周旋而暂时遣散妻儿。他当时所保护的那批古籍堪称国宝，是南京中央图书馆珍藏的罕本或孤本古籍111箱，日军逼近，郑振铎、徐森玉等人打算先运至香港，再转到缅甸，再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转至后方重庆。在香港这一站，责任就落在时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身上。当其时可谓忍辱负重，实足做了毁家纾难的最坏打算。家国涛浪、长物飘零，所幸最后一切无恙，陈君葆亦成了守护古籍文献之“福将”。后来陈君葆又陆续在港抢救了不少古籍，通过郑振铎捐献给国家，内中就有汪兆镛手稿《晋会要》。陈君葆与郑振铎相识、合作十二年后，直到1951年才第一次见面。1955年12月20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陈君葆等人士，当面肯定了陈君葆保护国家古籍的贡献。
　　文献图籍，古人尝谓“在在处处皆有神物护持”，那也要“得其人”。或日：物有灵性，会寻与其气相类聚者。忽忆起一件异事：谭嗣同喜文天祥、史可法等忠烈遗物，以为楷模。物常聚于所好，文天祥在南宋咸淳九年（1273）任湖南提刑时所遗的“蕉雨”琴，经历数百年时空流传。也到了谭嗣同之手，在湖南留琴的文天祥和得此琴的湖南人谭嗣同，竟都在相同的地点北京的菜市口舍身成仁。那张文天祥的“蕉雨”琴琴铭正是：“海沉沉，天寂寂。芭蕉雨，声何急。孤臣汨，不敢泣。”
　　聚散因缘，如是如是。陈君葆不但是爱书之人，更是懂书之人。故其典守旧籍于乱世，竟得圆满。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这部《楚庭稗珠录》，岂偶然哉。《楚庭稗珠录》
　　《楚庭稗珠录》本来并非粵人著述，其作者安徽望江（安庆）人。檀萃（1725-1801），诗人，字默斋，乾隆间举进士，曾于云贵一带任知县。著有《楚庭稗珠录》《滇海虞衡志》《穆天子传注疏》等。《楚庭稗珠录》为其于乾隆间宦游黔粵时所录见闻，故有不少岭南内容，因而被粵人所重视，后来也被《广东文献综录》所著录。
　　《广东文献综录》（2000年中大出版社）著录的《楚庭稗珠录》，仅“粵图”有一部民国抄本。至于乾隆原刻本，曾长期渺无踪迹。回溯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曾据南州书楼藏乾隆原刻本影印，当时所据底本，即此件陈君葆藏本也。南州书楼徐信符与陈君葆交厚，亦曾襄助陈君葆保护古籍。此本实历两人递藏。当其时，各公家书目检索不便，信息不畅，故此本曾长期被视为孤本仅存。民国时汪宗衍先生依据此本，手录一过，其抄本，即今《广东文献综录》“粵图”所藏民国抄本也。此书源流如此。
　　1976年此书在港影印出版，化身千百，不杠与徐、陈二君的这段缘分。陈君葆在1976年7月28日的《大公报》图书版发表了《写在<楚庭稗珠录>影印成后》一文，并刊载书影一张，以志其事。
　　这部《楚庭稗珠录》，后来证实并非孤本，但正如孔乙己先生所说，“多乎哉，不多也”。管它呢，想起陈君葆在他的文章开头，已直接说了：这是我所深爱的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