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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司马相如所著《凡将篇》中记载的二十种药名里有“荈託”，“荈託”就是茶。这是将茶作为药物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有关记载表明，当时已有专门烹饮茶叶的方法。据魏·张揖《广雅》一书说：在荆巴一带，把茶树的鲜叶采下来制成饼茶，叶子老的，要加用米糊才能做成饼。调煮饮用的时候，先把饼茶烘烤呈红色，然后捣成细末放在瓷器里，浇上沸水，盖好，并用葱、姜、橘子等掺和调味。饮了能醒酒，使人不能入睡。这时，饮茶已兼具药用和款客饮料两种用途，而与之同时，简单的专用茶器也已出现。
王褒《僮约》中有明确记述：西汉时期，四川官宦人家童仆每天的家务劳动必包括脍鱼庖鳌、 “烹茶尽具”。烹茶即煮茶羹，“尽具”应包括洗净备妥茶具，据此可推，此时可能出现了专用茶具。
除此之外，秦汉时代的茶具少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但却在考古材料中初见端倪。在长沙马王堆西汉驮侯夫人墓中，出土了原应系在食物盛器上的木牌，牌上墨书“槚笥”两字，槚为茶别称，损笥当是装茶(苦茶)的竹筒。这是秦汉时期贵族使用茶具的证据，而在此时，湖南岳州窑发现的一件器心写有“茶碗”二字的瓷碗，则被看作是汉代烧制茶具的又一重要物证。
初始阶段，人们饮用的是大叶茶，方式是煮汁而饮。其时除沿用一般的炊煮器(灶、釜)、盛贮器(瓮、罐、瓿)、饮具(杯、盅、盌)作为日常煮饮茶用器外，用途较专一的茶具也应时而生。比如滤器作为净具，石臼则作为研茶用具……
建国以来，福建武夷山城村发现的面积达48万平方米的汉初闽越文化遗址，以及在闽侯庄边山、福州新店、洪塘金鸡山、闽侯荆溪庙后山、光泽止马等地发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汉代陶器，其中就有大量茶具。
陶灶
在闽侯荆溪庙后山的一个东汉墓。曾出土过一只陶灶。灶呈船形。中空，灶面有三个圆形火眼，前后分灶门和烟囱，外壁印有斜方格纹。出土时，灶台上还放置着三个陶釜，居中的那个釜上横置了一个小陶甑。这只小灶高仅有9cm，长35cm，最宽处也不过19.5cm，显然是一件陶制明器。
《汉书·五行志》里称“灶者，生养之本”；《释名·释宫室》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墓中都出土有数量可观、不同形制的灶明器，印证了汉人对灶的重视。灶既是做饭也是烹煮茶汤不可或缺的用具，和主人生死相依也就不奇怪了。
釜
与灶配套的茶具是釜。陶釜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罗泌在《路史》中称：“燧人氏，范金合土以为釜”。汉以后，由于灶、炉的普及，釜、甑成为厨房中主要炊具。釜有两种：敛口的用来承甑蒸饭，大口的称作镬，又称鍑，可以用于煮肉、羹和茶汤。陆羽在《茶经》中也将镬列为唐人烹茶的主要器具之一，据云“以生铁为之为上”(见“四之器”)，铁做的比较好。煎茶时，茶叶放在镬中，再将镬放在风炉上烧。闽侯荆溪庙后山东汉墓出土的陶灶旁就搁置有一件铁釜，高18m，口径23cm，敞口、束颈、圆腹，应是属于“鍑”之类的茶具。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308号探方)及光泽止马东汉墓中均有出土釉陶釜和铁釜，其中那釉陶釜口沿接对称竖耳，便于提携，形制已十分接近唐朝陆羽精心设计的锺。光泽出土的铁釜还附有三角支架一件，显然是承搁铁釜用的。
瓮、罐、罐
贮茶器。多数汉代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闽侯庙后山出土的一个陶罐(又叫作瓮形罐)，高27.5cm，腹径24cm，器表印着不规则小方格纹，这一类瓮形罐大多侈口束颈、肩附四环耳，便于扎封贮放茶叶。另一明证是于浙江省湖州市东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瓮，通器施青绿釉，肩部刻着一个“茶”字，说明此类瓮是当时专门用于贮茶的器具。
碗
三国时张楫《广雅》中提及饮茶为“煮茗”，西晋时傅咸在《司隶教》中则称茶为“茶粥”，制法是茶加米、加油、加盐，煮茶时亦同时放入姜、葱、椒桂、橘皮、红枣、薄荷等佐料。如此众多什物在茶中，饮茶不如说是吃茶，而碗也就成为重要和常用的吃茶用具。福州洪塘金鸡山东汉墓出土耳杯4件，同时还发现了两件釉陶小碗，碗是大口、弧腹、平底，其中一件高3.5cm，口径11cm，底径6cm。耳杯本是汉代人的主要酒具之一，这个墓是酒具和茶具共出的一例。
滤器
福州洪塘金鸡山汉墓出土(原报告称“镂孔器”)。形状扁圆。敛口、鼓腹、平底，腹部镂孔4排，每排有16～18个孔。器身高13.5cm，口径22cm，腹径30cm，底径18cm，通体施褐釉(多已剥落)。这类器皿在湖北武昌、鄂城、浙江瑞安、江西瑞昌等地的东汉、三国至西晋墓中均有出土。有报告者称此类器皿为“香薰”、 “薰炉”。返观此器，镂孔孔径偏大而且无顶盖遮拦，似不宜焚香，而贮放茶具洗涤、漉水倒十分台用——亦即“烹茶”前后的“净具”。江西瑞昌晋墓此器出土时内装有杯子4个，碟子两个，可旁证其用途了。
陶臼
宽唇、扁圆腹下连方座，高7.3cm，口径6.9cm，座径7.5cm，壁厚1.8cm，福州洪塘金鸡山汉墓出土。据《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磁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说明饼茶煮饮之前，需先以火烤成红色，然后捣成末放于饮具内。此臼形体小巧，可能正是适中的研茶末器具。
王褒《僮约》中有明确记述：西汉时期，四川官宦人家童仆每天的家务劳动必包括脍鱼庖鳌、 “烹茶尽具”。烹茶即煮茶羹，“尽具”应包括洗净备妥茶具，据此可推，此时可能出现了专用茶具。
除此之外，秦汉时代的茶具少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但却在考古材料中初见端倪。在长沙马王堆西汉驮侯夫人墓中，出土了原应系在食物盛器上的木牌，牌上墨书“槚笥”两字，槚为茶别称，损笥当是装茶(苦茶)的竹筒。这是秦汉时期贵族使用茶具的证据，而在此时，湖南岳州窑发现的一件器心写有“茶碗”二字的瓷碗，则被看作是汉代烧制茶具的又一重要物证。
初始阶段，人们饮用的是大叶茶，方式是煮汁而饮。其时除沿用一般的炊煮器(灶、釜)、盛贮器(瓮、罐、瓿)、饮具(杯、盅、盌)作为日常煮饮茶用器外，用途较专一的茶具也应时而生。比如滤器作为净具，石臼则作为研茶用具……
建国以来，福建武夷山城村发现的面积达48万平方米的汉初闽越文化遗址，以及在闽侯庄边山、福州新店、洪塘金鸡山、闽侯荆溪庙后山、光泽止马等地发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汉代陶器，其中就有大量茶具。
陶灶
在闽侯荆溪庙后山的一个东汉墓。曾出土过一只陶灶。灶呈船形。中空，灶面有三个圆形火眼，前后分灶门和烟囱，外壁印有斜方格纹。出土时，灶台上还放置着三个陶釜，居中的那个釜上横置了一个小陶甑。这只小灶高仅有9cm，长35cm，最宽处也不过19.5cm，显然是一件陶制明器。
《汉书·五行志》里称“灶者，生养之本”；《释名·释宫室》称：“灶，造也，创造食物也。”——西汉中期以后的汉墓中都出土有数量可观、不同形制的灶明器，印证了汉人对灶的重视。灶既是做饭也是烹煮茶汤不可或缺的用具，和主人生死相依也就不奇怪了。
釜
与灶配套的茶具是釜。陶釜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罗泌在《路史》中称：“燧人氏，范金合土以为釜”。汉以后，由于灶、炉的普及，釜、甑成为厨房中主要炊具。釜有两种：敛口的用来承甑蒸饭，大口的称作镬，又称鍑，可以用于煮肉、羹和茶汤。陆羽在《茶经》中也将镬列为唐人烹茶的主要器具之一，据云“以生铁为之为上”(见“四之器”)，铁做的比较好。煎茶时，茶叶放在镬中，再将镬放在风炉上烧。闽侯荆溪庙后山东汉墓出土的陶灶旁就搁置有一件铁釜，高18m，口径23cm，敞口、束颈、圆腹，应是属于“鍑”之类的茶具。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308号探方)及光泽止马东汉墓中均有出土釉陶釜和铁釜，其中那釉陶釜口沿接对称竖耳，便于提携，形制已十分接近唐朝陆羽精心设计的锺。光泽出土的铁釜还附有三角支架一件，显然是承搁铁釜用的。
瓮、罐、罐
贮茶器。多数汉代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闽侯庙后山出土的一个陶罐(又叫作瓮形罐)，高27.5cm，腹径24cm，器表印着不规则小方格纹，这一类瓮形罐大多侈口束颈、肩附四环耳，便于扎封贮放茶叶。另一明证是于浙江省湖州市东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瓮，通器施青绿釉，肩部刻着一个“茶”字，说明此类瓮是当时专门用于贮茶的器具。
碗
三国时张楫《广雅》中提及饮茶为“煮茗”，西晋时傅咸在《司隶教》中则称茶为“茶粥”，制法是茶加米、加油、加盐，煮茶时亦同时放入姜、葱、椒桂、橘皮、红枣、薄荷等佐料。如此众多什物在茶中，饮茶不如说是吃茶，而碗也就成为重要和常用的吃茶用具。福州洪塘金鸡山东汉墓出土耳杯4件，同时还发现了两件釉陶小碗，碗是大口、弧腹、平底，其中一件高3.5cm，口径11cm，底径6cm。耳杯本是汉代人的主要酒具之一，这个墓是酒具和茶具共出的一例。
滤器
福州洪塘金鸡山汉墓出土(原报告称“镂孔器”)。形状扁圆。敛口、鼓腹、平底，腹部镂孔4排，每排有16～18个孔。器身高13.5cm，口径22cm，腹径30cm，底径18cm，通体施褐釉(多已剥落)。这类器皿在湖北武昌、鄂城、浙江瑞安、江西瑞昌等地的东汉、三国至西晋墓中均有出土。有报告者称此类器皿为“香薰”、 “薰炉”。返观此器，镂孔孔径偏大而且无顶盖遮拦，似不宜焚香，而贮放茶具洗涤、漉水倒十分台用——亦即“烹茶”前后的“净具”。江西瑞昌晋墓此器出土时内装有杯子4个，碟子两个，可旁证其用途了。
陶臼
宽唇、扁圆腹下连方座，高7.3cm，口径6.9cm，座径7.5cm，壁厚1.8cm，福州洪塘金鸡山汉墓出土。据《广雅》所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磁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说明饼茶煮饮之前，需先以火烤成红色，然后捣成末放于饮具内。此臼形体小巧，可能正是适中的研茶末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