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空间有多大
　　
　　2005年2月25日，湖南永兴县法院内发生了一宗爆炸案，造成一死两伤。案犯是一个叫黄运财的农民。黄运财之所以要实施这起爆炸，原因是其儿子黄虎因为断指被劳动仲裁获赔30万元，而法院一审仅判其获赔1.6万余元，他对这份判决极其不满，并认为法官不公正。如果事情仅仅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暴力抗法案件。然而巧合的是，黄运财被刑事判决的同时，接到郴州中院做出的民事判决书却完全推翻了原审判决，黄虎所获得的赔偿数额与当初的劳动仲裁基本相同。这样，经过4年旷日持久的诉讼，案件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问题的关键是起点和终点之间拐了一个弯，而这个弯的代价是两死（若黄被判死刑）两伤，是两个家庭或四个家庭的悲剧。
　　为什么拐了这个弯？一个社会可不可以避免拐这个弯？避免拐这个弯的条件和机制又是什么？2006年小贩杀死城管一案中，李志强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城管人员，凶手崔英杰是一个退伍军人，以经营烤香肠艰难为生，他的无照经营确实违法，但他出摊的这一天，目标决不是要伤害城管而是要谋生。一个是恪尽职守的城管，一个是艰难谋生的小贩；一个要管理，一个要谋生，怎么就要付出两条生命甚至两个家庭悲剧的代价，而且由此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悼烈士学英雄”活动，这是荣耀还是尴尬？而在这背后，值得我们反省和思考的又是什么？
　　其实，如果这仅仅是两个孤立的事件，我们也许用不着深究，但类似的事情，甚至比这还荒唐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有增加的趋势。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无法漠视背后的原因和逻辑。这个事件向社会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正的底线？如何用这个底线来保障一般民众的生活与生存？因为一旦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所引发的冲突就可能是相当剧烈的。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应当用公正的秩序为底层民众提供一个可以容忍和信赖的基本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普通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解决所遭遇的困境，直白一点，就是要给弱者以出路。当然这个出路应当是一种制度安排。
　　
　　 谁是“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人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向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提出一个问题：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图海纳的回答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变成一场马拉松。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被甩出社会结构之外的人，已与社会断裂。
　　城乡之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它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而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这种断裂又以另一种方式映射出来。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是劳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政府明确规定许多工种不许农民工从事。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那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城里人能够享受的其他社会福利，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里的学校念书。他们往往居住在狭小拥挤、秩序乱和卫生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他们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外地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合法打工，需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且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相关费用；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仇恨的结果必然是向社会“发泄”。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当社会生活的底线频频失守……
　　
　　我曾经提出要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社会生活的底线是什么？不仅仅是道德，更重要的是社会公正，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社会公正。而在这当中，法律的底线是更基本的。底线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预期以及随后的行为选择。当我们社会生活的底线频频失守时，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在面临威胁。可以说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病症。这种底线的失守关涉的绝不仅仅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我们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病症，甚至是制度层面的病症，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底线失守有着关系。
　　前一段网上流传一个帖子，叫作“国内十大著名荒唐禁令”，诸如严禁销售假药、严禁公务员酒后驾车、严禁向食品中添加致癌物质等。这些禁令实际上都是不言自明的底线性规则，而现在却需要郑重其事做出规定，难怪嘲讽之声不断。过去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更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有人称之为道德滑坡，而应对的措施更多是软弱的道德呼吁。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构成的，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依然如故。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这个社会生存的一些基础正面临威胁。
　　问题的出路在那里？也许我们需要用另外一种思维面对这些问题，即秩序的原则与生存的原则，哪个也不能替代哪个，而只能妥协与均衡。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