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史学家顾颉刚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台湾,旧友陶希圣不胜伤悲,隔海撰文,追忆当年两人的交谊。其中一个细节十分温暖:1935年前后,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杂志,顾颉刚与谭其骧办《禹贡》半月刊,并行于世。两人同在燕京兼课,顾每次开车途经西四牌楼陶的住处,总要把陶接上;各自完课,再同车返城,无论春风秋雨,从未间断,约有一年时间。顾与陶同为北大人,在学术上皆有建树,彼此之间,惺惺相惜。顾一直认为陶是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而在陶希圣眼中,顾则是一位“循循儒者”,每每谈及自己的事,“总是谦退不遑”。
　　不过,陶对顾颉刚当年某些选择却颇有微辞,认为这是顾的“自觉与自误”。陶说:顾颉刚为学,从辨伪至疑古,这是清代训诂之学的一个延续与发展。但后来从训诂之学转入史地研究,则又不止于“经世之学”。顾在办《禹贡》的同时,又创办通俗教育社,这多少让陶希圣感到不解,“他这一步跨到哪儿去呢”?实际上,顾颉刚为学之变,乃因内心空虚之故。他当年对陶这样说:“考据的工夫做下去,自己觉得空虚。我办禹贡,再办通俗,是实际工作与民众工作。”陶自认为了解顾的这一番“自觉空虚”之意,那就是顾颉刚“辨伪疑古”,用了苦功,但“只是破,未能立,自觉空虚,便一转为史地之学,再转为通俗教育之民众工作”,“便走进了‘民众工作’的隘路”,“摸不到隘口之外的方向”。
　　在陶看来,顾的老师胡适及校友傅斯年则不同于通常的考据学家,即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傅斯年曾对陶希圣说过:适之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他本人是自由主义带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但陶认为这二人“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在学术上是实证主义”。“胡先生称道清代考据之学是科学的方法,或者他的抱负是实证主义承接清代考据之学,结成一个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是从19世纪自由主义演进下来的”。傅斯年后来到台湾办大学的方针,即采老子之说法:“虚其心,实其腹”,要请好教授,好好的教书,“让学生多读些书,多看些事情,看远一点。不要做学生运动……”陶感到顾颉刚当年的“空虚”,颇似项羽最后一仗垓下之围,“他带着几个骑士突围而走,走出一条隘路,问路于一位老人。老人说:‘左’!……左乃陷大泽中”。顾颉刚虽然下苦功做考据,却未曾理会实证主义,未曾看清许多事物的真相,“三十年以至于死,没有什么拿得出的成绩见江东父老。余英时先生为之扼腕,我更为之叹息”。
　　陶希圣对顾的评价既有学术上的,又有政治上的。但陶本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只能视为一家之言。就其训诂之学,做到清代的戴东原可算是到了顶点。戴本想凭汉学突破宋学的藩篱,建立一种足以取代宋学的伦理哲学。但考据之学突破了宋学的经解,就等于突破了孔孟之学的义理,“到头来只留下一片空虚”。从这一点看,顾颉刚当年考据再也做不下去,自觉“空虚”,是否颇有点似清代的戴东原,即“一旦濒临生死关头,自觉空虚之处,或者那是宋学某种义理还魂之处”,因为戴最终还是转回到宋学的义理,而顾的“民众工作”,究竟要走到哪里去,难怪连老朋友也看不懂了?
　　读蔡尚思80年代的文章,也认为顾颉刚关于学术事业上的巨大抱负没有一一实现出来。顾在青年时代立志要以“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曾经问过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基本信条”?顾在北大求学时,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深刻,对同宿舍的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学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不过,到了1951年上海《大公报》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时,顾对胡适早已不再认同,因为胡适自1926年以后就自称已由疑古派变成信古派了。即便如此,蔡尚思的文章还是认为顾颉刚“还缺少唯物史观的应有常识”,其原因是他对钱穆、陶希圣、蒋廷黻、冯友兰、缪凤林等人的学术评价曾经过高,“当然也是很有问题的”。从某些细节看,顾颉刚的思想转变以及与北大师友渐行渐远,或许是在抗战结束后不久。“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由谊同手足,而貌合神离,而终于‘决裂’”(朱维铮语),即为一例,与陶希圣的关系亦是突兀生变。
　　自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还都,陶希圣常奔走于京(南京)沪之间。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上,陶希圣与夫人正在散步,突见顾颉刚施施而来,“我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匆匆问他:‘你在哪里?’他说:‘就在这附近。’我说:‘我跟你一道去看望一下。’他说:‘不!我有事。’他撇开我的手,扬长而去……”从那以后,顾、陶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及至国民党全线溃败,陶等去了台湾,顾留在大陆,从此分道扬镳。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