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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先从“过云楼”藏书的拍卖说起。
6月4日，以宋刻《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在北京匡时拍卖夜场落槌，最终以1.88亿元价格拍出，加上佣金，高达2.162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
6月5日，竞拍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媒体宣布，永久收藏这批古籍。
6月1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北京市文物局发函，称“此项收购由国有文博单位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实施”。
6月13日，北京大学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大学决定行使北京市文物局出具的“京文物〔2012〕561号”文件内容所规定的国家文物收藏单位的优先购买权，对“过云楼”藏书按落槌竞买价进行收购。
6月20日，北京市文物局向媒体转述国家文物局对此事的复函内容，称“北京大学和南京图书馆皆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且均参与了‘过云楼藏古籍善本’的竞买，因此，应依据拍卖规则确定受买人。”——函中并未直接说明归谁所有。
6月21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收到北京市文物局对“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事宜的复函，复函中对藏书的归属做出了明确批复，并要求匡时拍卖“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图书馆进一步落实完善竞买及购藏事宜”。
至此，这场沸沸扬扬争夺战停息，却已然被视作是一个文化事件，对于收藏、拍卖和出版界来说，有着诸多信号。
古籍拍卖市场趋于理性
1993年，古籍善品的拍卖在中国嘉德首次落槌。
在艺术品拍卖中，古籍拍卖虽属高端品类，却一直只能算是小众市场。究其原因，是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了断裂。加上古籍收藏的门槛本就比较高，懂得鉴赏、有能力收藏古籍的人并不多，且多数藏者又只买不卖，造成古籍拍卖的圈子小，流通性差。此外，多数古籍早年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走，流于民间的数量并不多，品相也不佳。因而，古籍的拍卖一直萎靡不振。
但自2006年底以来，古籍的拍卖市场一直升温，至2009年、2010年达到高峰。嘉德、德宝、海王村等拍卖公司，以及朵云轩、上海国际等古籍拍卖专场都成绩不俗。2002年，中国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2010年，“明诸家书札八十五通”以3528万成交；2011年，歌德古籍善本专场以600余件的藏品，创下总成交额2821万元的成绩；中国嘉德春拍上，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16册从900万元起拍，经过近70次激烈叫价，最终以4200万元落槌……
宋元古籍、明刻善本、版画类古籍、名人尺牍等形成良好的拍卖气候，拓展了升值空间。尤其是宋刻本，一直是古籍收藏中的“重器”、拍卖版块的热点。在古籍善本收藏界，就有“家财万贯，不辱宋版书一页”、“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
此外，大陆各大拍卖公司同各国古书商进行了广泛接触，达成古籍善本海外回流的多种意向，与各国古书商现场交易。
但因为受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自去年秋季开始降温。拍卖数量和成交总数相比去年，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而“过云楼”藏书的拍卖，无疑是在降温过程中缔造的一个高度，证明了文化因素对拍卖品的影响。
“过云楼”藏书拍卖的第二天，中国嘉德也宣布曾藏于南长街54号院的梁启超家族旧藏将于今年的秋拍中亮相，可见此次“过云楼”藏书，吸引了各界对古籍市场的关注，带动了古籍拍卖市场。而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唤起了社会对古籍的重新认识和关注，将社会各界的目光引向古籍保护与收藏。
以书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最终拍得“过云楼”藏书，倒是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如果此次“过云楼”藏书被私人藏家买走，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流藏，在未来几年内必定会抬高拍价，而且也会是学术界的遗憾。
不同于商业投资行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围绕“过云楼”藏书作一系列开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永远收藏这批宝藏；将选址，投资兴建藏书楼；在适当时间，向公众展示这些国宝；为学术界研究提供方便，举办学术研讨会，计划举办国际研讨会；将专门投资，建立数据库，使过云楼藏书全部内容永久传承，更加有效地被利用；将成立专门小组，做好国宝的保管和学术利用，等等。
目前，已有消息透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南京图书馆制定了整体的合作框架，其中包括“过云楼”藏书的整体出版；6月与法国凤凰阿歇特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根据此项协议，阿歇特将利用其国际影响力，推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日后影印出版的“过云楼”藏书推广销售，以及共同出版《过云楼传奇》的英、法文等国际版本，将过云楼的传奇故事向世界诉说。
此外，亦有不少跨界合作。例如利用旗下的凤凰传奇影视有限公司拍摄“过云楼”和顾氏家族的影视剧。
可见，“过云楼”藏书已非是单纯的藏品，而是成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投资项目中值得开发的优质资产，以此打造以书业为主的文化产业。
而从另一角度看，艺术品市场近年来已成为出版企业着力拓展的新区域。湖南美术出版社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打造了美仑美术馆、出版与艺术品收藏事业部和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主营艺术品的展览、出版、收藏、收购/出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正筹备涉足金石收藏，以“状元红艺术馆”的形式经营桂林鸡血玉石等艺术品。朵云轩和荣宝斋前后成立以艺术品拍卖为核心的拍卖公司。2011年11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成立凤凰拍卖有限公司，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集合了集团产业链，以及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控股的湖北嘉宝一品拍卖有限公司等公司均以直接或间接的投资模式进入艺术品经营市场。
出版社纷纷加入艺术品经营领域，从出版社经营的角度自然多元化，加强了抗风险能力。当下出版社的竞争，已非停留在简单的内容资源的竞争，而是延伸至文化产业链的其他领域。“过云楼”一例，实则表明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相关开发计划中涵盖了出版、展览、影视、拍卖、展览、地产和金融等多个面向的发力，叠加“过云楼”支力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品牌影响力。 过云楼由顾文彬（1811～1889）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973）。顾文彬是南北朝顾野王（519～581）之后裔，官至宁绍道台，晚年购得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后，命其三公子顾承主持营造、改建，命名为“过云楼”，取意“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顾家的收藏始于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到顾文彬一辈渐入佳境，几代人收藏不辍，流风绵延，至顾鹤逸之时，过云楼渐渐成为真正重要的藏书楼，有了“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誉。
保存至今的“过云楼”书籍，品相完好，这或许应得益于顾家家训。坊间传言，“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评阅，而家藏善本古籍不可轻易示人。另有护书“十四忌”：“书画乃昔贤精神所寄，凡有十四忌庋藏家亟应知之：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顾文彬曾将这“十四忌”镌刻在过云楼门楣上，嘱咐子孙。
但不知顾文彬老先生是否也告知了儿孙如何让这些书画、古籍躲避后世的战乱之祸。“兵虫水火”，战乱自古以来被视为藏书的四大祸患之首。尤其民国之后，军阀混战，外患不断。因为战乱，过云楼的故事，转入更为跌宕的传奇情节。
1937年日军侵华前夕，顾家紧急决定逃亡上海租界避难，事先在朱家园的天井挖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防空洞规格的地窖，将部分藏品藏入地窖。（后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却已进水，箱内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1937年8月16日，日军一枚炸掉炸在了朱家园。顾公雄、顾公硕等连夜挟带珍贵书画，逃离苏州城，辗转到上海避难。其间，1938年初，顾公雄一家在逃亡上海途中，甚至暂且不顾两个幼子的安危，先保全所藏安全抵达上海。
苏州沦陷后，朱家园和西津别墅被日寇搜查，掘地三尺，洗劫一空。一些来不及带走的字画，均被翻箱倒柜夺走，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芯子被挖走；沉在井底的商周青铜器也不知去向。其实，日寇对过云楼早已是蓄意已久，虎视眈眈。早在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便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能得逞。
1949年之后，顾公雄、顾公硕家人将所藏400余件书画前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后又遭“文革”抄家，虽然后来追还抄家物资，但却遗失了部分珍品，顾公硕也在抄家、批斗之日，不堪凌辱，自沉于虎丘。
1992年，南京图书馆曾通过苏州古旧书店向顾家后人求购过云楼藏书。是年，江苏省财政拨款40万元购得顾氏后人三份藏书共541部，3707本，归入南京图书馆。藏书内容不仅版本类别完备精善，多有稀世珍品，而且几乎囊括古代纸质书籍的所有类型。而此外剩余的四分之一，直到在2005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才面世。至2012年，这批179本古籍重又亮相，仅宋本《锦绣万花谷》便惊艳书林。
历史上几多大藏书楼，虽辉煌一时，但不及几代，便毁于子孙的产业争夺、奢侈挥霍中，或于水火灾祸、战火动乱中散失毁损，未能世代相守。而顾氏世代谨遵祖训，历经六代150年，避过劫难，完好存护下丰富的书画、古籍善本。即使在当年在上海避难时期，虽节衣缩食，也始终未典卖字画、古籍，不负先贤。过云楼的“过眼云烟”才化作“映世霞辉”，惠及世人，不得不让人感念藏书家之保藏之功。
6月4日，以宋刻《锦绣万花谷》为代表的“过云楼”藏书在北京匡时拍卖夜场落槌，最终以1.88亿元价格拍出，加上佣金，高达2.162亿元人民币，创下中国古籍拍卖的世界纪录。
6月5日，竞拍方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对媒体宣布，永久收藏这批古籍。
6月1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向北京市文物局发函，称“此项收购由国有文博单位南京图书馆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实施”。
6月13日，北京大学通过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北京大学决定行使北京市文物局出具的“京文物〔2012〕561号”文件内容所规定的国家文物收藏单位的优先购买权，对“过云楼”藏书按落槌竞买价进行收购。
6月20日，北京市文物局向媒体转述国家文物局对此事的复函内容，称“北京大学和南京图书馆皆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且均参与了‘过云楼藏古籍善本’的竞买，因此，应依据拍卖规则确定受买人。”——函中并未直接说明归谁所有。
6月21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收到北京市文物局对“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事宜的复函，复函中对藏书的归属做出了明确批复，并要求匡时拍卖“与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图书馆进一步落实完善竞买及购藏事宜”。
至此，这场沸沸扬扬争夺战停息，却已然被视作是一个文化事件，对于收藏、拍卖和出版界来说，有着诸多信号。
古籍拍卖市场趋于理性
1993年，古籍善品的拍卖在中国嘉德首次落槌。
在艺术品拍卖中，古籍拍卖虽属高端品类，却一直只能算是小众市场。究其原因，是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了断裂。加上古籍收藏的门槛本就比较高，懂得鉴赏、有能力收藏古籍的人并不多，且多数藏者又只买不卖，造成古籍拍卖的圈子小，流通性差。此外，多数古籍早年被博物馆、图书馆收走，流于民间的数量并不多，品相也不佳。因而，古籍的拍卖一直萎靡不振。
但自2006年底以来，古籍的拍卖市场一直升温，至2009年、2010年达到高峰。嘉德、德宝、海王村等拍卖公司，以及朵云轩、上海国际等古籍拍卖专场都成绩不俗。2002年，中国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2010年，“明诸家书札八十五通”以3528万成交；2011年，歌德古籍善本专场以600余件的藏品，创下总成交额2821万元的成绩；中国嘉德春拍上，元抄本《两汉策要十二卷》16册从900万元起拍，经过近70次激烈叫价，最终以4200万元落槌……
宋元古籍、明刻善本、版画类古籍、名人尺牍等形成良好的拍卖气候，拓展了升值空间。尤其是宋刻本，一直是古籍收藏中的“重器”、拍卖版块的热点。在古籍善本收藏界，就有“家财万贯，不辱宋版书一页”、“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
此外，大陆各大拍卖公司同各国古书商进行了广泛接触，达成古籍善本海外回流的多种意向，与各国古书商现场交易。
但因为受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自去年秋季开始降温。拍卖数量和成交总数相比去年，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而“过云楼”藏书的拍卖，无疑是在降温过程中缔造的一个高度，证明了文化因素对拍卖品的影响。
“过云楼”藏书拍卖的第二天，中国嘉德也宣布曾藏于南长街54号院的梁启超家族旧藏将于今年的秋拍中亮相，可见此次“过云楼”藏书，吸引了各界对古籍市场的关注，带动了古籍拍卖市场。而更重要的是，它同时唤起了社会对古籍的重新认识和关注，将社会各界的目光引向古籍保护与收藏。
以书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最终拍得“过云楼”藏书，倒是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如果此次“过云楼”藏书被私人藏家买走，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流藏，在未来几年内必定会抬高拍价，而且也会是学术界的遗憾。
不同于商业投资行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围绕“过云楼”藏书作一系列开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永远收藏这批宝藏；将选址，投资兴建藏书楼；在适当时间，向公众展示这些国宝；为学术界研究提供方便，举办学术研讨会，计划举办国际研讨会；将专门投资，建立数据库，使过云楼藏书全部内容永久传承，更加有效地被利用；将成立专门小组，做好国宝的保管和学术利用，等等。
目前，已有消息透露，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南京图书馆制定了整体的合作框架，其中包括“过云楼”藏书的整体出版；6月与法国凤凰阿歇特集团签订合作备忘录。根据此项协议，阿歇特将利用其国际影响力，推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将日后影印出版的“过云楼”藏书推广销售，以及共同出版《过云楼传奇》的英、法文等国际版本，将过云楼的传奇故事向世界诉说。
此外，亦有不少跨界合作。例如利用旗下的凤凰传奇影视有限公司拍摄“过云楼”和顾氏家族的影视剧。
可见，“过云楼”藏书已非是单纯的藏品，而是成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投资项目中值得开发的优质资产，以此打造以书业为主的文化产业。
而从另一角度看，艺术品市场近年来已成为出版企业着力拓展的新区域。湖南美术出版社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打造了美仑美术馆、出版与艺术品收藏事业部和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主营艺术品的展览、出版、收藏、收购/出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正筹备涉足金石收藏，以“状元红艺术馆”的形式经营桂林鸡血玉石等艺术品。朵云轩和荣宝斋前后成立以艺术品拍卖为核心的拍卖公司。2011年11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成立凤凰拍卖有限公司，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集合了集团产业链，以及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控股的湖北嘉宝一品拍卖有限公司等公司均以直接或间接的投资模式进入艺术品经营市场。
出版社纷纷加入艺术品经营领域，从出版社经营的角度自然多元化，加强了抗风险能力。当下出版社的竞争，已非停留在简单的内容资源的竞争，而是延伸至文化产业链的其他领域。“过云楼”一例，实则表明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相关开发计划中涵盖了出版、展览、影视、拍卖、展览、地产和金融等多个面向的发力，叠加“过云楼”支力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品牌影响力。 过云楼由顾文彬（1811～1889）修建于清同治十二年（1973）。顾文彬是南北朝顾野王（519～581）之后裔，官至宁绍道台，晚年购得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后，命其三公子顾承主持营造、改建，命名为“过云楼”，取意“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
顾家的收藏始于顾文彬的父亲顾大澜，到顾文彬一辈渐入佳境，几代人收藏不辍，流风绵延，至顾鹤逸之时，过云楼渐渐成为真正重要的藏书楼，有了“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誉。
保存至今的“过云楼”书籍，品相完好，这或许应得益于顾家家训。坊间传言，“过云楼”藏画可任人评阅，而家藏善本古籍不可轻易示人。另有护书“十四忌”：“书画乃昔贤精神所寄，凡有十四忌庋藏家亟应知之：霾天一，秽地二，灯下三，酒边四，映摹五，强借六，拙工印七，凡手题八，徇名遗实九，重画轻书十，改装因失旧观十一，耽异误珍赝品十二，习惯钻营之市侩十三，妄摘瑕病之恶宾十四。”顾文彬曾将这“十四忌”镌刻在过云楼门楣上，嘱咐子孙。
但不知顾文彬老先生是否也告知了儿孙如何让这些书画、古籍躲避后世的战乱之祸。“兵虫水火”，战乱自古以来被视为藏书的四大祸患之首。尤其民国之后，军阀混战，外患不断。因为战乱，过云楼的故事，转入更为跌宕的传奇情节。
1937年日军侵华前夕，顾家紧急决定逃亡上海租界避难，事先在朱家园的天井挖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防空洞规格的地窖，将部分藏品藏入地窖。（后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却已进水，箱内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1937年8月16日，日军一枚炸掉炸在了朱家园。顾公雄、顾公硕等连夜挟带珍贵书画，逃离苏州城，辗转到上海避难。其间，1938年初，顾公雄一家在逃亡上海途中，甚至暂且不顾两个幼子的安危，先保全所藏安全抵达上海。
苏州沦陷后，朱家园和西津别墅被日寇搜查，掘地三尺，洗劫一空。一些来不及带走的字画，均被翻箱倒柜夺走，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芯子被挖走；沉在井底的商周青铜器也不知去向。其实，日寇对过云楼早已是蓄意已久，虎视眈眈。早在清末民初，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便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能得逞。
1949年之后，顾公雄、顾公硕家人将所藏400余件书画前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后又遭“文革”抄家，虽然后来追还抄家物资，但却遗失了部分珍品，顾公硕也在抄家、批斗之日，不堪凌辱，自沉于虎丘。
1992年，南京图书馆曾通过苏州古旧书店向顾家后人求购过云楼藏书。是年，江苏省财政拨款40万元购得顾氏后人三份藏书共541部，3707本，归入南京图书馆。藏书内容不仅版本类别完备精善，多有稀世珍品，而且几乎囊括古代纸质书籍的所有类型。而此外剩余的四分之一，直到在2005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才面世。至2012年，这批179本古籍重又亮相，仅宋本《锦绣万花谷》便惊艳书林。
历史上几多大藏书楼，虽辉煌一时，但不及几代，便毁于子孙的产业争夺、奢侈挥霍中，或于水火灾祸、战火动乱中散失毁损，未能世代相守。而顾氏世代谨遵祖训，历经六代150年，避过劫难，完好存护下丰富的书画、古籍善本。即使在当年在上海避难时期，虽节衣缩食，也始终未典卖字画、古籍，不负先贤。过云楼的“过眼云烟”才化作“映世霞辉”，惠及世人，不得不让人感念藏书家之保藏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