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什么是作家的形象？平时常见的颜容神情，生活琐事中的点点滴滴，还是朋友相聚时的觥筹欢谈？也许，这些都远远不够，作家最真实的形象在字里行间，那毫无遮掩真诚裸现的内在真实，那文字间氤氲而出的个人情怀和灵魂世界，才是一个作家最可靠最生动的形象所在。
关于李佩甫，我想更是如此。他是大中原这方水土朴实农民的歌者，满目深情且赞且叹他们生存中的艰辛与屈辱；他是这方人生存之道的思者，凝神沉思这历史沧桑与时代风气共营中的生存隐秘；他还是剖析当下感慨不已的忧者，站在精神缺失的当口痛心疾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地一再发出“等等灵魂”的警语。
歌 者
李佩甫是个城里人，小时候出身于工人家庭，但李佩甫用饱蘸感情的笔墨一再倾情表述对乡下农民的怀恋与热爱，那真挚，是心手相连的惜恋，是命运与共的承担。也许，他早期最动人的诗篇一样的《黑蜻蜓》最能说明这一切。那篇小说中，小脏孩儿因为吃不饱饭就经常走很远的路到农村姥姥家混饭吃，那时他“赤肚肚儿穿一小裤头，很黑，很瘦，一身肋巴骨，还拖着长长的鼻涕。”比他大几岁的二姐就带他到庄稼地里寻东西吃，还把装着玉米红薯的小布袋放在他的肩上。“于是，在八岁那年他就知道了什么叫做重负。那是二姐交给他的，他一生都背着……”后来他目睹了二姐一生命运的艰难，辛苦劳作比个男人还拼命，这个倔犟重情义的女人“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最终，二姐还是命运不济，猝死在猪圈里。后来，那个小脏孩儿长大就成了一名作家，他几十年来持久不懈炽热不减地写着这片大地沉默人群的赞歌。他写了《红蚂蚱 绿蚂蚱》，写了《无边无际的早晨》，他写了《村魂》，写了《乡村蒙太奇》，他写了《田园》，写了《豌豆偷树》等等。他体恤而清醒地书写着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他用笔谱下献给对大地上人们的歌，叫他如何不歌？故乡的农民朴实善良，以无私温厚的体贴与照顾在他心中种下了种子，他们有痛他就心疼，他们有苦他就心酸，他自觉生发出为他们发声的庄严责任感；叫他如何不歌？那农民艰辛中的勤劳与生存韧性超出想象，狗娃舅泥丸似地矮，驮着比他都庞大得多的草捆，摇摇地背回来，吃不饱的日子，还总能巧妙地从地里给弟妹们带回红薯，十二岁用小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叫他如何不歌？家乡那那苍黄黄的土地，那绿油油的庄稼，那白亮亮的颍水河，早已渗进血肉成了作者魂牵梦绕的心结。只是，这歌，带着命运的忧伤，也带着衷心的希望；这歌，带着深沉的质疑，也带着贴心的体谅。唱到最后，这歌就逐渐消溶在认识上丰富透彻后的焦虑与寻救中不断被现实消解的失望中，留下更多况味的苍凉。
思 者
因为长久热切而执着的关注，因为对人们命运不甘不休的求索与追问，李佩甫逐渐参透了这块土地上的生存隐秘，体现在他互补互联互文互证的各个作品中，最终形成了体系化的认识与审思。而思想认识上的厚重、深刻与精确，最终证明了他的文学风格与成就。
李佩甫思想体悟的核心是：成因学。也即在不同的评论或者访谈中，大家一再引用的“植物生长学”。他借草喻人，想要析透的是：人为什么长成这样一种状态？弱小而隐忍，屈辱而顽强，就像一棵草，任谁踩踏都能坚韧生长，叶片细小却自有一种硬度与刚强，他们求尊望荣，在最隐在的内心深处强烈地向往出人头地的昂扬，他们又愚氓趋利，轻易地奴从强势与利益，在丁点便宜面前丧失着乡村想象与渴望中那些珍贵的善与仁。就像《羊的门》中所写的，“平原上的草是在败处求生，在小中求活的。他从来就没有高贵过，他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他的卑下与低劣， 他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是经过时光复染，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
毋庸置疑，《羊的门》是李佩甫作为中原思者的主要体现。在这部小说中，他用呼家堡象征中原人的生存环境，用呼天成的处世方略诠释了中原人的生存哲学与实用规则，用呼家堡百姓的状态暗示了土壤对植物的生长规定性，用呼国庆的官场沉浮证明历史政治文化那“人场”模式在当代“温床”中的畅行。如果，土壤中有毒素，风中有尘埃，植物会长得如何？一粒种子，在什么样的土壤中会长成什么样的样貌，在什么样的气候中会生成什么样的形态。那么，具体说，中原植物的成因到底为何？一言概括很难，是复杂的各种因素杂糅交替、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后的结果。有地理位置的生存局限，中原不靠山不临海，少依傍缺开放，靠天吃饭所以求安求稳保守顺命。有历史积淀的负面影响，中原文化有失平衡地保存着政治伦理型文化的精髓，“崇官畏官”的“官本位”意识在当代风气的助长下更为浓烈，他们没有主体意识与自我人格，缺乏现代“人”观念，盲目趋众从众。有商品社会的不良侵害，在物质贫穷与精神贫穷的双重作用下，金钱观念迅速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并牢固地成为统治人头脑的指挥官。还有人性本质不可回避的自私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嫉妒、狭隘等，使老实的农民在特殊刺激下爆发出可怕的恶劣情绪，他们哄抢保松家的果园时，“从四面八方奔向果园，一个个嗷嗷叫着，简直象从地里钻出来的鬼魂一样。”
诸种成因下，李佩甫思索并透析了中原人所谓的生存哲学。归纳起来，大概几个典型特点：外圆内方，少棱多滑；拉人拢人吓人治人的“人术”或者“权术”；往小处活善于藏善于装，多靠外在虚撑之气强大；在弱处求生，外隐内紧；……令人可笑可叹的是，《羊的门》竟被许多人作为官场教科书来学习。就这样的生存哲学，其弊端与缺陷在现代“人”的观念烛照下明显异常，却因场域的适用而屡屡被用，其行之有效实在是荒诞中的苦寒。
忧 者
追根溯源考证成因是李佩甫作品的重点，关涉的对当前社会的湛深观察和深入思考隐伏其间，并逐渐成为新世纪以来他作品的表达重点：精神畸变的担忧与救赎可能的渺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金屋》开始，他就忧心戚戚地发出“金钱改变精神”的警语，那高大炫目的金屋，混乱了宁静的村庄，蛊惑了不再安分的年轻人的心，也从此日渐深刻地断裂了农村原有的秩序与伦理。只是，那个时刻国人都沉醉在追求物质丰盛的渴盼与狂欢中，没有人愿意驻足聆听这股潮涌对精神堤坝的冲决。后来，在《城市白皮书》中，李佩甫用象征性的意象，以小女孩超凡的眼光，继续表达人心畸病的症候分析与警示。在城市，“没有一片干净的树叶”，“病随随便便地往人身上落，落下来就不走了，‘病’化了，‘病’一下就化在人身上了。”后来，他写了《等等灵魂》，直接以商场为描写对象，在利益追逐与谋取间，催动出的精神改变过程与灵魂坠落速度令人不由忧心忡忡。
就像鲁迅于绝望中寻找希望一样，李佩甫也体味到“揭出病苦”的远远不够，无论如何都深爱着这片土地，都渴望着它的新生与改善，“引出疗救的希望”也就成了李佩甫最终的顽强理想。只不过，他一边用文字探索这救赎的可能性光芒，一边仍耽溺在对世事的领悟与批判中，后者于是就很大程度地消减了前者的实际意义与持续可能，前者就显出弱小荧光的微渺与虚幻，“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地”。尽管如此，有光总是文学的美好体现，能给出一定方向的指引与思考总比在现象中打转转境界高远了很多。
李佩甫写出了《城的灯》中的刘汉香。她是拯救迷途灵魂的圣者，是李佩甫女性形象的完美极致。尽管这个人物在小说前半部分过实后半部分过虚，但人物本身升华后的精神内核——大气无私的牺牲精神和神性光辉，仍是作者对指引当下精神出物质泥潭而悬下的绳梯。刘汉香是一颗好种子，是他期盼能在大地上开出一片洁净之花的优良种子。今年，李佩甫又写出了《生命册》，依然是对社会突出现象及其精神成因的思虑，仍然是沉重中渴望理想。在过速发展中，他希望能——慢下来，认真反省这“水尽鱼飞”象征的自然质变与精神质变的可怕，质变一旦发生了，那因曾经美好的一切事物（自然地与精神的）都会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再无踪迹。小说中写道：“你要记住：生命来源于水，水尽鱼飞。”同时，他渴望中原人精神性格的突变，他渴望找到“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其实也就是精神启蒙与塑造，他希望中原人不再是草性，或者不只是草，写惯了在小处活在败处活在忍处活，他特别希望这块土地上还能长出栋梁的挺拔高直，鲜花的美艳芬芳，松竹梅荷的兀自风骨。他发自肺腑地表白道：“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为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儿子、或者孙子去找。”
许是性格的内敛谨慎与节制，许是内心对现实的牵绊过于清醒，对希望就犹疑间不能肯定，不能放之天马行空地飞。李佩甫的理想书写深陷在现实的泥潭中，沉重得不能飞升。也许，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现实对理想的消泯与内心对理想的持守之间的拉锯，是知识分子当代生存无可奈何的痛苦悖论。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中国现代喜剧性叙事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FWX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
关于李佩甫，我想更是如此。他是大中原这方水土朴实农民的歌者，满目深情且赞且叹他们生存中的艰辛与屈辱；他是这方人生存之道的思者，凝神沉思这历史沧桑与时代风气共营中的生存隐秘；他还是剖析当下感慨不已的忧者，站在精神缺失的当口痛心疾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地一再发出“等等灵魂”的警语。
歌 者
李佩甫是个城里人，小时候出身于工人家庭，但李佩甫用饱蘸感情的笔墨一再倾情表述对乡下农民的怀恋与热爱，那真挚，是心手相连的惜恋，是命运与共的承担。也许，他早期最动人的诗篇一样的《黑蜻蜓》最能说明这一切。那篇小说中，小脏孩儿因为吃不饱饭就经常走很远的路到农村姥姥家混饭吃，那时他“赤肚肚儿穿一小裤头，很黑，很瘦，一身肋巴骨，还拖着长长的鼻涕。”比他大几岁的二姐就带他到庄稼地里寻东西吃，还把装着玉米红薯的小布袋放在他的肩上。“于是，在八岁那年他就知道了什么叫做重负。那是二姐交给他的，他一生都背着……”后来他目睹了二姐一生命运的艰难，辛苦劳作比个男人还拼命，这个倔犟重情义的女人“头发披散着，一脸煤黑，裤脚高高地绾着，腿上的血管一条一条地暴出来。”最终，二姐还是命运不济，猝死在猪圈里。后来，那个小脏孩儿长大就成了一名作家，他几十年来持久不懈炽热不减地写着这片大地沉默人群的赞歌。他写了《红蚂蚱 绿蚂蚱》，写了《无边无际的早晨》，他写了《村魂》，写了《乡村蒙太奇》，他写了《田园》，写了《豌豆偷树》等等。他体恤而清醒地书写着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他用笔谱下献给对大地上人们的歌，叫他如何不歌？故乡的农民朴实善良，以无私温厚的体贴与照顾在他心中种下了种子，他们有痛他就心疼，他们有苦他就心酸，他自觉生发出为他们发声的庄严责任感；叫他如何不歌？那农民艰辛中的勤劳与生存韧性超出想象，狗娃舅泥丸似地矮，驮着比他都庞大得多的草捆，摇摇地背回来，吃不饱的日子，还总能巧妙地从地里给弟妹们带回红薯，十二岁用小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叫他如何不歌？家乡那那苍黄黄的土地，那绿油油的庄稼，那白亮亮的颍水河，早已渗进血肉成了作者魂牵梦绕的心结。只是，这歌，带着命运的忧伤，也带着衷心的希望；这歌，带着深沉的质疑，也带着贴心的体谅。唱到最后，这歌就逐渐消溶在认识上丰富透彻后的焦虑与寻救中不断被现实消解的失望中，留下更多况味的苍凉。
思 者
因为长久热切而执着的关注，因为对人们命运不甘不休的求索与追问，李佩甫逐渐参透了这块土地上的生存隐秘，体现在他互补互联互文互证的各个作品中，最终形成了体系化的认识与审思。而思想认识上的厚重、深刻与精确，最终证明了他的文学风格与成就。
李佩甫思想体悟的核心是：成因学。也即在不同的评论或者访谈中，大家一再引用的“植物生长学”。他借草喻人，想要析透的是：人为什么长成这样一种状态？弱小而隐忍，屈辱而顽强，就像一棵草，任谁踩踏都能坚韧生长，叶片细小却自有一种硬度与刚强，他们求尊望荣，在最隐在的内心深处强烈地向往出人头地的昂扬，他们又愚氓趋利，轻易地奴从强势与利益，在丁点便宜面前丧失着乡村想象与渴望中那些珍贵的善与仁。就像《羊的门》中所写的，“平原上的草是在败处求生，在小中求活的。他从来就没有高贵过，他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他的卑下与低劣， 他的渺小和贫贱，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显现在外的，是经过时光复染，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
毋庸置疑，《羊的门》是李佩甫作为中原思者的主要体现。在这部小说中，他用呼家堡象征中原人的生存环境，用呼天成的处世方略诠释了中原人的生存哲学与实用规则，用呼家堡百姓的状态暗示了土壤对植物的生长规定性，用呼国庆的官场沉浮证明历史政治文化那“人场”模式在当代“温床”中的畅行。如果，土壤中有毒素，风中有尘埃，植物会长得如何？一粒种子，在什么样的土壤中会长成什么样的样貌，在什么样的气候中会生成什么样的形态。那么，具体说，中原植物的成因到底为何？一言概括很难，是复杂的各种因素杂糅交替、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后的结果。有地理位置的生存局限，中原不靠山不临海，少依傍缺开放，靠天吃饭所以求安求稳保守顺命。有历史积淀的负面影响，中原文化有失平衡地保存着政治伦理型文化的精髓，“崇官畏官”的“官本位”意识在当代风气的助长下更为浓烈，他们没有主体意识与自我人格，缺乏现代“人”观念，盲目趋众从众。有商品社会的不良侵害，在物质贫穷与精神贫穷的双重作用下，金钱观念迅速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并牢固地成为统治人头脑的指挥官。还有人性本质不可回避的自私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嫉妒、狭隘等，使老实的农民在特殊刺激下爆发出可怕的恶劣情绪，他们哄抢保松家的果园时，“从四面八方奔向果园，一个个嗷嗷叫着，简直象从地里钻出来的鬼魂一样。”
诸种成因下，李佩甫思索并透析了中原人所谓的生存哲学。归纳起来，大概几个典型特点：外圆内方，少棱多滑；拉人拢人吓人治人的“人术”或者“权术”；往小处活善于藏善于装，多靠外在虚撑之气强大；在弱处求生，外隐内紧；……令人可笑可叹的是，《羊的门》竟被许多人作为官场教科书来学习。就这样的生存哲学，其弊端与缺陷在现代“人”的观念烛照下明显异常，却因场域的适用而屡屡被用，其行之有效实在是荒诞中的苦寒。
忧 者
追根溯源考证成因是李佩甫作品的重点，关涉的对当前社会的湛深观察和深入思考隐伏其间，并逐渐成为新世纪以来他作品的表达重点：精神畸变的担忧与救赎可能的渺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金屋》开始，他就忧心戚戚地发出“金钱改变精神”的警语，那高大炫目的金屋，混乱了宁静的村庄，蛊惑了不再安分的年轻人的心，也从此日渐深刻地断裂了农村原有的秩序与伦理。只是，那个时刻国人都沉醉在追求物质丰盛的渴盼与狂欢中，没有人愿意驻足聆听这股潮涌对精神堤坝的冲决。后来，在《城市白皮书》中，李佩甫用象征性的意象，以小女孩超凡的眼光，继续表达人心畸病的症候分析与警示。在城市，“没有一片干净的树叶”，“病随随便便地往人身上落，落下来就不走了，‘病’化了，‘病’一下就化在人身上了。”后来，他写了《等等灵魂》，直接以商场为描写对象，在利益追逐与谋取间，催动出的精神改变过程与灵魂坠落速度令人不由忧心忡忡。
就像鲁迅于绝望中寻找希望一样，李佩甫也体味到“揭出病苦”的远远不够，无论如何都深爱着这片土地，都渴望着它的新生与改善，“引出疗救的希望”也就成了李佩甫最终的顽强理想。只不过，他一边用文字探索这救赎的可能性光芒，一边仍耽溺在对世事的领悟与批判中，后者于是就很大程度地消减了前者的实际意义与持续可能，前者就显出弱小荧光的微渺与虚幻，“像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地”。尽管如此，有光总是文学的美好体现，能给出一定方向的指引与思考总比在现象中打转转境界高远了很多。
李佩甫写出了《城的灯》中的刘汉香。她是拯救迷途灵魂的圣者，是李佩甫女性形象的完美极致。尽管这个人物在小说前半部分过实后半部分过虚，但人物本身升华后的精神内核——大气无私的牺牲精神和神性光辉，仍是作者对指引当下精神出物质泥潭而悬下的绳梯。刘汉香是一颗好种子，是他期盼能在大地上开出一片洁净之花的优良种子。今年，李佩甫又写出了《生命册》，依然是对社会突出现象及其精神成因的思虑，仍然是沉重中渴望理想。在过速发展中，他希望能——慢下来，认真反省这“水尽鱼飞”象征的自然质变与精神质变的可怕，质变一旦发生了，那因曾经美好的一切事物（自然地与精神的）都会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再无踪迹。小说中写道：“你要记住：生命来源于水，水尽鱼飞。”同时，他渴望中原人精神性格的突变，他渴望找到“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其实也就是精神启蒙与塑造，他希望中原人不再是草性，或者不只是草，写惯了在小处活在败处活在忍处活，他特别希望这块土地上还能长出栋梁的挺拔高直，鲜花的美艳芬芳，松竹梅荷的兀自风骨。他发自肺腑地表白道：“我真心期望着，我能为我的家乡，为我的亲人们，找到一种……让‘筷子竖起来’的方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儿子、或者孙子去找。”
许是性格的内敛谨慎与节制，许是内心对现实的牵绊过于清醒，对希望就犹疑间不能肯定，不能放之天马行空地飞。李佩甫的理想书写深陷在现实的泥潭中，沉重得不能飞升。也许，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现实对理想的消泯与内心对理想的持守之间的拉锯，是知识分子当代生存无可奈何的痛苦悖论。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中国现代喜剧性叙事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FWX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欧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