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加护病房住进来一个病危的中风病人。主治医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病历资料，就大胆断言这个病人活不过三天。我当时年轻气盛，听了很不服气，就挑战他说：
　　“要是病人活过三天呢？”


　　于是我们两个人开始打赌。我们约定：万一病人在三天之内死了，我就输给主治医师半个月的薪水；要是病人活过了三天，主治医师同样输给我半个月的薪水。主治医师的薪水自然比我的高很多，不过一来他经验丰富，二来他当时自信满满，因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这个赌注是个公平的约定。
　　为了证明我的判断，我使用了最强力的降脑压药物、强心剂，以及大剂量的类固醇。只要一忙完其他病人，我就跑去照顾这个老先生。在我全心全意的照护下，病人的情况大有进展。我精神大振，到了第三天晚上，甚至从头到尾守候在病床旁边。等到第四天早晨主治医师来回诊时，我其实已经睡眼惺忪了，可是因为病人心脏还在跳动，我微笑着看了主治医师一眼，我知道我赢了。
　　更神奇的是，我的病人不但平安度过了三天，他的情况还愈来愈好。到了第七天，除了没有苏醒的迹象外，病人的脑压已经降下来，心脏血管也渐趋稳定。我告诉家属，病人脱离了险境，但很可能会维持植物人的状态。我的印象很深刻，家属听了我的说明之后，脸上泛起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说不上那是失望或者是什么。
　　我本来还保持着一种治疗成功的得意，不过两个礼拜之后，病人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必须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时，我开始不再那么得意洋洋了。有一次吃完中饭经过等候室时，我听见病人的一个儿子对另一个儿子抱怨说：
　　“本来爸爸过世也就算了，现在变成这样每天靠点滴、机器维持生命，光是医药费自付额一天好几千元，一个月下来就一二十万元。”他叹了一口气说，“你要是不付钱，人家说你舍不得，问题是钱花得再多人也不会好。从前的人说死就死了，哪像现在发明这么多医疗科技，弄得人不死不活的，还要被人家骂不孝，真不晓得还要拖多久！”
　　渐渐地，等候室的家属不见了，他们甚至对医院发出的病危通知也是爱理不理的。有一次，病人的病情在半夜突然恶化，我们立刻展开急救，并且通知家属。好不容易把病人救回来，没想到姗姗来迟的家属不但不感激，反而把我叫到一旁。
　　“医生，这样三更半夜的，”他脸上充满不愉快的表情，“如果不是人真的要死了，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叫我们来？”
　　或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有责任，可是看到这样的家属毕竟令人感到挫败。那之后，每次走过病床看见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我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感。有一次我在病床前坐了半个多小时，听着呼吸机单调的声音，我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我做错了呢？
　　老先生后来又撑了近两个月。他过世那天正好是医院发放薪水的日子，主治医师如约拿来了半个月的薪水。我把那些钱，连同自己半个月的薪水都捐给了专门照顾植物人的基金会。
　　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发誓绝不在病人身上打赌了。
　　（步步清风摘自新星出版社《明天再烦恼吧》一书，沈 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