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四、民生公司生活举隅
抗战时固然百物腾贵，人民辛苦，国家苦痛，但也有许多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抗战时的四川当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不过各高校、研究所及相关文化部门的内迁，也给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使这些地方拥有一些难得的文化孑遗。而工商百业的内迁，对建设四川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努力以及对抗战的不懈支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到抗战结束时，公司的职员达七千多人。而这样多的人员，必然在职工的社区生活、业余生活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加以措意，才可能形成公司职员的向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于重庆南岸建立的“民生新村”，那里有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还有消费合作社，因此“民生新村”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赵晓铃语）。关于“民生新村”的诸多情况，请参见赵晓铃所写的《战时世外桃源——“民生新村”》一文。笔者这里只是罗列出何现伦日记里关于民生公司职员诸多生活情景中的点滴记录，以见彼时公司职员在工作之余生活状况之一斑。
抗战时的物价真是腾贵无比，但民生公司可以通过自办的消费合作社，让自己公司的职工在其间便宜采购，以补贴家用。因为百物紧俏而价格昂贵，所以民生公司消费社的东西也是限购的。由于民生公司的消费合作社名声在外，所以民生公司职员的亲戚朋友难免找他们拿职员消费合作社手册去购物，以便省钱。但到了1947年11月，合作社已处于名存实亡的边缘。何现伦的朋友程雪儒想找他拿手册去买点东西，何现伦“就对他们讲，没有什么东西可购，合作社所卖之东西，与外面差不多，有时还比外面贵些”。为什么会出现公司职员不再需要消费合作社手册的情形呢？“本来这个（指消费合作社——冉注）生意，是本公司全体职工的福利事业，照说是比外面低一层，可是现在办得来一塌糊涂，以赚钱为目的，因为内面有几十位员工。这些员工们，他们的开支，在这合作社里面，所有的薪膳，每月还是有二千多万。这一大笔款项，公司不付一文，所以为要开支这一大笔款子，因此不得（不）在货物上多加一些卖。它的本来得低，运费名有而实际没有，所有的运费，都是算的一笔账，根本就没有付钱。这样来，除去运费，当然赚钱。可是，都是赚我们职工的钱”。（1947年11月20日）因此许多职工也就不再在消费合作社里购买物品了。
除了消费合作社以外，公司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个航友合作社。何现伦的日记未透露航友合作社的实际用途是什么，但至少是一个交友及交流的同仁社团。“今晚在状元楼与许昌益兄接风，……他负责宜昌厂的责任——厂长，此次他来，是述职”；“我们给他接风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航友合作社的社员。为了是要表达我们弟兄的亲热，不能不聚集一堂，犹如自己之弟兄”。在说了他们为什么要给许昌益接风以后，何现伦在日记中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航友合作社的情形，以实际之航运人员居多，而以岸上服务人员为少：“航友合作会（社），约五十余人，各自东西，大都散播于船上居多。这一批朋友，大都在公司，各人有各人的固定工作，所以彼此都很合得来”（1947年9月19日）。
何现伦住在施家河宿舍，条件想来应该不错。宿舍平素有专人挑水，在夏天洗澡时亦是如此。平时不觉得茶房（服务员乃至包括门卫的通称）的重要，至何现伦生病后，有一段时间尚未住进医院，频繁见着请茶房熬药的情形：“我又吩咐茶房给我熬，快快……这样对茶房说。茶房见我的病，那样的重，同时平素间对他们又很客气，因此我叫他要怎样，他老实就怎样与我做，很快就与熬过来了”（1945年4月6日）。
何现伦与他的朋友许多星期日都会自费出去游玩，北碚、南岸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民生公司亦偶有组织职工出行之举。“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先烈革民（命）纪念日，在抗战期间改名青年节。今年今日，适逢礼拜六日，因此连玩两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公司组织一个旅行团，游览北碚和温泉二地。凡是参加者，缴纳份金一万元，福利委员会津贴一万元。二十九日去，三十一日回来，在那儿差不多玩两个整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1945年3月29日）。但何现伦是个喜欢单干的人，就与他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了。
民生公司除了每周三有固定的周会及演讲外，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公司职工自编自演戏剧是常事，有时还用他们自编自演的戏娱乐众位客人和公司其他来重庆开会的员工。“公司在今晚公演平剧，依我个人想，大约是因为开各主干会议结束，特别欢送他们，因此也就在此礼拜六日公演平剧。节目有《拾黄金》、《乌龙院》、《探阴山》、《四郎探母》（及）其他节目等”。在四川一家民营公司演这样多的平剧，说明民生公司的职工构成，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人恐怕也不在少数。何现伦对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欣赏的；“不过有些演员是公司的职员，他们是初初才学的。在唱调方面，都还可以，说到在台步方面都差一点。因为他（们）平素间都只有唱，没有演，所以在台步上，也就不熟。假如多加演习，将来一定很好”。但公司演出的地点，不像那些专业戏院，自然就有些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恐怕还比正式剧院还要多些，场面又窄小，又加以中间很多的许多柱头遮倒（遮倒，系川语，意谓遮蔽着——冉注），只有一小场面，怎样能容纳那么多人呢”？这一夜上演的平剧，一定使民生公司职工在战时艰苦的生活里，有一种美好的记忆。“演完之后，已经深夜十二点钟，轮渡已经收班了一点多钟了。公司为了顾全各职工起见，特包有三只船，木船的。我在未完之先，也就先走了，就怕人愈多了，船只有三只，装不完”（1945年1月13日）。
五、民生公司沉触船之记录
近几年，民生公司的研究逐渐引起中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民生公司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我还没有读到详尽的相关著作。我认为做一个从抗战始，至抗战结束时止，民生公司的各方面运输成就——特殊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运输、人物运输等——之总体研究，甚至可以以年月为纲目，以事件为线索，一定可以做出非常详尽深入、有趣鲜活的研究来。单是卢作孚先生为了抢在宜昌沦陷之前，对各军需及民用工厂机器与物资之大运输，就被晏阳初先生称为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而罗家伦先生主政的中央大学之内迁一系列物资乃至实验所需之动物的运输、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书籍之运输等，如果有人能做一些个案研究，一定是对那段历史比较好的记录。
对民生公司于抗战之贡献，固可以从以上的角度切入，亦可以从当时长江海事事故里，见出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上的不凡成就。因为负担着大量与抗战有关之人和物的运输，民生公司的轮船特别成为日寇的轰炸对象，抗战最紧张的1940年至1943年，民生公司被日寇炸沉的轮船多达12艘之多。而据《川江海事前鉴》载，1937年至1945年川江船舶共翻沉、爆炸23艘，而民生公司就占15起之多，约占川江事故之65.6％。另据民生公司战时统计，公司重大海损事故多达19起（见凌耀伦主编之《民生公司史》第289—290页）。当然其间亦有同盟军误伤而炸沉的，如1945年6月于三斗坪被美空军所误伤之船只，这在何现伦的日记里有记载。至于1945年民生公司所发生的沉触事件，在何现伦的日记里也有三件之多。运输的繁忙，运力不足所造成人与物严重超载，哪怕严格管理仍不能完全避免，因而造成不少的海损事故。民生公司董事、曾任总经理的郑璧成先生也因一次重大海损事故，而倾心礼佛，希求公司运输平安。
为什么战时船运紧张，运输与需求的矛盾特别严重呢？当然是中国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需要通过川江这条主动脉来进行运输的原因所致。人与物既多，但有时也不能保证天天都能航行，因为运输是需要燃料作动力的，而燃料在战时的供给却严重不足。“近来煤荒，成了一个危险状况。昨天公司已经宣布，重庆到叙府的船，因待煤故停开”。（1945年1月22日）。一旦停开，而积压的人与物又不可能不运输，故造成超负荷运输，便容易造成海损事故。
六、日记中的物价记录
物价事关国计民生，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各种事关百姓生活的寻常物资的价格，倘不在一个老百姓所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便会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征象。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时的物价波动，可谓20世纪中国物价波动之经典。这一经典波动，不仅改变了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大家的政治生活。
何现伦是民生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而且他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要拿来接济弟弟何现邦、侄儿何光洲读书的。虽然相对其它单位来说，民生公司的薪水不算菲薄，但何现伦也常是捉襟见肘，东挪西借，因之对物价飞腾异常敏感。所以，何现伦两厚册日记中关于物价的资料是异常丰富的，现只能择其要者来述说。
1945年的日记刚开始未久，何现伦便从剪头发这一小事上，看出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三分之一的情形。一个礼拜前只需要六十元，而现在则需要一百元，若是有电吹风，则需一百二三十元，完全是翻倍。因此他说：“近来物价都波动得历害，各物上涨，大约都有一两倍。但是一般靠薪吃饭的人，感觉得很懊恼。各物都涨价，只有薪工不涨价。就是涨一点，也不多，总赶不上物价的涨”（1945年1月19日）。同一天日记他说一个茶房生病费钱一万二千多元，“可是他的薪资，哪里有那么多呢，怕就在（再）作个九个月，也不够吧”，所以他说，现在生病的普通老百姓，只有等死。3月17日的日记里，何现伦又用理发来对成渝两地的物价作了个对比：“二月九日，我到了成都，就在成都去理发，而成都的生活本来比重庆高，那时的理发价目，二百五十元，……报纸十五元一张，比重庆高多了”（1945年3月17日）。但他说从成都返重庆这20天里物价波动了不少，我估计也和成都的物价差不多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而到了1947年10月份，到了很经济的青年会去洗澡一次，都要费四千元了（1947年10月28日），可见连洗一次澡都是不容易的。而寄一封信，“一涨就是五倍之多，这怎么得了”。至于当月之伙食费，更是令人惊骇的数目：“我们这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五万元，我听到这个数目字，不免一惊！在六月份里的伙食，才六万余元，而这个月里就涨到差不多两倍”（1947年7月2日）。
对于老百姓来讲，衣食住行，永远与物价之升降息息相关。而民生公司的业务便事关水路运输，因此其物价之腾堕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甚大。“这一个月起，票价已加了，长航加到百分之三百的，有加到百之二百多的。惟有货运，与同差费(原文如此，可能系专业术语，未晓何义——冉注），还未加。不过就是客票加下来，亦不说很可观，已很可以了”（1945年3月17日）。至于公路运价，也因油价上涨之故，狂涨不已。6月份，“公路局的车票，已经涨价了，加了百分之八十，重庆到成都，十六万七千八百元”（1947年6月26日），而到了9月，“物价在这几天，又在起波动。最使人注目的公路局的车票又加了百分之五十，现在成都到重庆的车，特快车票每票二十五万余元，普通车二十万元上下”（1947年9月16日）。彼时之行路难是有目共睹的，加之汽车经常抛锚，在路上食宿，又得花许多。行走成渝两地，所费不赀，令人浩叹。
物价飞腾，有人命将不保，有人还要勒紧裤腰带读书。何现伦支持他弟弟何现邦和侄子何光洲，可谓罄尽所有。而何现伦的好朋友李平安送他妹妹李惠玲到南温泉之南林中学读书，亦是所费不少。李平安的工资算比较可观的，有三百多万元，但是读中学所需费用，就花去了他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读南林中学“需缴费八十余万元，书籍费下来，一共一百多万元，算起来，也算相当贵的了”（1947年10月3日）。这哪里是普通老白姓所能梦见的，许多人因此只有辍学家中。一般人不能读书；能读书的，也忙着去放高利贷，生子金拿利息，好让自己生活好过一点。比如正在西南学院读书的双流人程雪儒，“她要拿一百万去放息，可以放二十七万元”，利息高达27％，但利息的上涨未必能跟得上物价的腾跃。百物昂贵，通货膨胀到“银根奇紧、现钞奇缺，各银行乃至国家的银行——中央银行，都缺现钞”；“今日报纸上看倒（到），上海中央银行，派两架专机来运现钞到渝城，救济渝城的现钞荒”，这实在也算千古奇闻。“在这一种情况之下，行辕下令，禁止现钞带走。如其百多万以内，可以走；在二百万以上，就不准随带起走”。限制货币流通的自由已至如此，但正如何现伦所说，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弄得“好像有闹风潮的举动了”（1947年5月10日）。
百姓受物价折腾之苦，与战争之苦难，交相压迫，形成了1947年人民生活的主要态势。物价本身不稳定，加以内战风声越来越紧，就更见令人不安。1947年2月10日何现伦日记里说：“接到上海的电报，黄金涨到680000元，美钞涨到14000元，上下午不同，每天的消息都是如此”；而“在一个月前，黄金的价格，才涨到三十万元左右”，可见一个月内，黄金的价是如何飞涨！关于内战对物价飞涨的影响，让老白姓无法安稳生活之苦，何现伦说道：“在抗战时候，我们还原谅政府的苦衷之处，现在抗战既已获到（得）胜利，我们也就不能再原谅政府。为什么不诚心诚意的，把各党各派拉拢，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大家来共谋国是，这就是政府不对的地方”(1947年2月10日）。“在这百物高涨之时，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这物价踏下去”，“这就是内战在作祟，如果去年一团和气起来，怎么会这样啊！”（1947年2月13日）“在抗战七八年中，初初物价腾涨，也不如现在这样飞涨，一般人心都不惶恐。因为都知道，这次的抗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生存。所以无怨言，不怕无价的涨，也能忍受的。而现在就不同，因为现在打的是内战，因此我们不同情现在物价的飞涨”（1947年2月10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
抗战时固然百物腾贵，人民辛苦，国家苦痛，但也有许多为抗战做出贡献的企事业部门，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抗战时的四川当然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绝大的贡献，不过各高校、研究所及相关文化部门的内迁，也给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仍使这些地方拥有一些难得的文化孑遗。而工商百业的内迁，对建设四川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自己的努力以及对抗战的不懈支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长足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到抗战结束时，公司的职员达七千多人。而这样多的人员，必然在职工的社区生活、业余生活以及他们的各方面加以措意，才可能形成公司职员的向心力。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于重庆南岸建立的“民生新村”，那里有小学、托儿所、卫生室、印刷厂、防空洞，还有消费合作社，因此“民生新村”被誉为“新的集团生活的组织和所在”（赵晓铃语）。关于“民生新村”的诸多情况，请参见赵晓铃所写的《战时世外桃源——“民生新村”》一文。笔者这里只是罗列出何现伦日记里关于民生公司职员诸多生活情景中的点滴记录，以见彼时公司职员在工作之余生活状况之一斑。
抗战时的物价真是腾贵无比，但民生公司可以通过自办的消费合作社，让自己公司的职工在其间便宜采购，以补贴家用。因为百物紧俏而价格昂贵，所以民生公司消费社的东西也是限购的。由于民生公司的消费合作社名声在外，所以民生公司职员的亲戚朋友难免找他们拿职员消费合作社手册去购物，以便省钱。但到了1947年11月，合作社已处于名存实亡的边缘。何现伦的朋友程雪儒想找他拿手册去买点东西，何现伦“就对他们讲，没有什么东西可购，合作社所卖之东西，与外面差不多，有时还比外面贵些”。为什么会出现公司职员不再需要消费合作社手册的情形呢？“本来这个（指消费合作社——冉注）生意，是本公司全体职工的福利事业，照说是比外面低一层，可是现在办得来一塌糊涂，以赚钱为目的，因为内面有几十位员工。这些员工们，他们的开支，在这合作社里面，所有的薪膳，每月还是有二千多万。这一大笔款项，公司不付一文，所以为要开支这一大笔款子，因此不得（不）在货物上多加一些卖。它的本来得低，运费名有而实际没有，所有的运费，都是算的一笔账，根本就没有付钱。这样来，除去运费，当然赚钱。可是，都是赚我们职工的钱”。（1947年11月20日）因此许多职工也就不再在消费合作社里购买物品了。
除了消费合作社以外，公司有五十多人组织了一个航友合作社。何现伦的日记未透露航友合作社的实际用途是什么，但至少是一个交友及交流的同仁社团。“今晚在状元楼与许昌益兄接风，……他负责宜昌厂的责任——厂长，此次他来，是述职”；“我们给他接风的理由，因为他是我们航友合作社的社员。为了是要表达我们弟兄的亲热，不能不聚集一堂，犹如自己之弟兄”。在说了他们为什么要给许昌益接风以后，何现伦在日记中简略地叙述了一下航友合作社的情形，以实际之航运人员居多，而以岸上服务人员为少：“航友合作会（社），约五十余人，各自东西，大都散播于船上居多。这一批朋友，大都在公司，各人有各人的固定工作，所以彼此都很合得来”（1947年9月19日）。
何现伦住在施家河宿舍，条件想来应该不错。宿舍平素有专人挑水，在夏天洗澡时亦是如此。平时不觉得茶房（服务员乃至包括门卫的通称）的重要，至何现伦生病后，有一段时间尚未住进医院，频繁见着请茶房熬药的情形：“我又吩咐茶房给我熬，快快……这样对茶房说。茶房见我的病，那样的重，同时平素间对他们又很客气，因此我叫他要怎样，他老实就怎样与我做，很快就与熬过来了”（1945年4月6日）。
何现伦与他的朋友许多星期日都会自费出去游玩，北碚、南岸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民生公司亦偶有组织职工出行之举。“三月二十九日，是黄花岗先烈革民（命）纪念日，在抗战期间改名青年节。今年今日，适逢礼拜六日，因此连玩两日”。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公司组织一个旅行团，游览北碚和温泉二地。凡是参加者，缴纳份金一万元，福利委员会津贴一万元。二十九日去，三十一日回来，在那儿差不多玩两个整天，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1945年3月29日）。但何现伦是个喜欢单干的人，就与他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了。
民生公司除了每周三有固定的周会及演讲外，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公司职工自编自演戏剧是常事，有时还用他们自编自演的戏娱乐众位客人和公司其他来重庆开会的员工。“公司在今晚公演平剧，依我个人想，大约是因为开各主干会议结束，特别欢送他们，因此也就在此礼拜六日公演平剧。节目有《拾黄金》、《乌龙院》、《探阴山》、《四郎探母》（及）其他节目等”。在四川一家民营公司演这样多的平剧，说明民生公司的职工构成，四面八方都有，北方人恐怕也不在少数。何现伦对这样的演出，还是比较欣赏的；“不过有些演员是公司的职员，他们是初初才学的。在唱调方面，都还可以，说到在台步方面都差一点。因为他（们）平素间都只有唱，没有演，所以在台步上，也就不熟。假如多加演习，将来一定很好”。但公司演出的地点，不像那些专业戏院，自然就有些美中不足。“不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恐怕还比正式剧院还要多些，场面又窄小，又加以中间很多的许多柱头遮倒（遮倒，系川语，意谓遮蔽着——冉注），只有一小场面，怎样能容纳那么多人呢”？这一夜上演的平剧，一定使民生公司职工在战时艰苦的生活里，有一种美好的记忆。“演完之后，已经深夜十二点钟，轮渡已经收班了一点多钟了。公司为了顾全各职工起见，特包有三只船，木船的。我在未完之先，也就先走了，就怕人愈多了，船只有三只，装不完”（1945年1月13日）。
五、民生公司沉触船之记录
近几年，民生公司的研究逐渐引起中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民生公司对中国抗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我还没有读到详尽的相关著作。我认为做一个从抗战始，至抗战结束时止，民生公司的各方面运输成就——特殊货物运输、一般货物运输、人物运输等——之总体研究，甚至可以以年月为纲目，以事件为线索，一定可以做出非常详尽深入、有趣鲜活的研究来。单是卢作孚先生为了抢在宜昌沦陷之前，对各军需及民用工厂机器与物资之大运输，就被晏阳初先生称为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而罗家伦先生主政的中央大学之内迁一系列物资乃至实验所需之动物的运输、傅斯年主政的中央史语所书籍之运输等，如果有人能做一些个案研究，一定是对那段历史比较好的记录。
对民生公司于抗战之贡献，固可以从以上的角度切入，亦可以从当时长江海事事故里，见出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上的不凡成就。因为负担着大量与抗战有关之人和物的运输，民生公司的轮船特别成为日寇的轰炸对象，抗战最紧张的1940年至1943年，民生公司被日寇炸沉的轮船多达12艘之多。而据《川江海事前鉴》载，1937年至1945年川江船舶共翻沉、爆炸23艘，而民生公司就占15起之多，约占川江事故之65.6％。另据民生公司战时统计，公司重大海损事故多达19起（见凌耀伦主编之《民生公司史》第289—290页）。当然其间亦有同盟军误伤而炸沉的，如1945年6月于三斗坪被美空军所误伤之船只，这在何现伦的日记里有记载。至于1945年民生公司所发生的沉触事件，在何现伦的日记里也有三件之多。运输的繁忙，运力不足所造成人与物严重超载，哪怕严格管理仍不能完全避免，因而造成不少的海损事故。民生公司董事、曾任总经理的郑璧成先生也因一次重大海损事故，而倾心礼佛，希求公司运输平安。
为什么战时船运紧张，运输与需求的矛盾特别严重呢？当然是中国大部分的人力、物力需要通过川江这条主动脉来进行运输的原因所致。人与物既多，但有时也不能保证天天都能航行，因为运输是需要燃料作动力的，而燃料在战时的供给却严重不足。“近来煤荒，成了一个危险状况。昨天公司已经宣布，重庆到叙府的船，因待煤故停开”。（1945年1月22日）。一旦停开，而积压的人与物又不可能不运输，故造成超负荷运输，便容易造成海损事故。
六、日记中的物价记录
物价事关国计民生，与人们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各种事关百姓生活的寻常物资的价格，倘不在一个老百姓所能够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便会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征象。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时的物价波动，可谓20世纪中国物价波动之经典。这一经典波动，不仅改变了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大家的政治生活。
何现伦是民生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完全靠工资生活，而且他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要拿来接济弟弟何现邦、侄儿何光洲读书的。虽然相对其它单位来说，民生公司的薪水不算菲薄，但何现伦也常是捉襟见肘，东挪西借，因之对物价飞腾异常敏感。所以，何现伦两厚册日记中关于物价的资料是异常丰富的，现只能择其要者来述说。
1945年的日记刚开始未久，何现伦便从剪头发这一小事上，看出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三分之一的情形。一个礼拜前只需要六十元，而现在则需要一百元，若是有电吹风，则需一百二三十元，完全是翻倍。因此他说：“近来物价都波动得历害，各物上涨，大约都有一两倍。但是一般靠薪吃饭的人，感觉得很懊恼。各物都涨价，只有薪工不涨价。就是涨一点，也不多，总赶不上物价的涨”（1945年1月19日）。同一天日记他说一个茶房生病费钱一万二千多元，“可是他的薪资，哪里有那么多呢，怕就在（再）作个九个月，也不够吧”，所以他说，现在生病的普通老百姓，只有等死。3月17日的日记里，何现伦又用理发来对成渝两地的物价作了个对比：“二月九日，我到了成都，就在成都去理发，而成都的生活本来比重庆高，那时的理发价目，二百五十元，……报纸十五元一张，比重庆高多了”（1945年3月17日）。但他说从成都返重庆这20天里物价波动了不少，我估计也和成都的物价差不多了，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而到了1947年10月份，到了很经济的青年会去洗澡一次，都要费四千元了（1947年10月28日），可见连洗一次澡都是不容易的。而寄一封信，“一涨就是五倍之多，这怎么得了”。至于当月之伙食费，更是令人惊骇的数目：“我们这个月的伙食费，是十五万元，我听到这个数目字，不免一惊！在六月份里的伙食，才六万余元，而这个月里就涨到差不多两倍”（1947年7月2日）。
对于老百姓来讲，衣食住行，永远与物价之升降息息相关。而民生公司的业务便事关水路运输，因此其物价之腾堕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联甚大。“这一个月起，票价已加了，长航加到百分之三百的，有加到百之二百多的。惟有货运，与同差费(原文如此，可能系专业术语，未晓何义——冉注），还未加。不过就是客票加下来，亦不说很可观，已很可以了”（1945年3月17日）。至于公路运价，也因油价上涨之故，狂涨不已。6月份，“公路局的车票，已经涨价了，加了百分之八十，重庆到成都，十六万七千八百元”（1947年6月26日），而到了9月，“物价在这几天，又在起波动。最使人注目的公路局的车票又加了百分之五十，现在成都到重庆的车，特快车票每票二十五万余元，普通车二十万元上下”（1947年9月16日）。彼时之行路难是有目共睹的，加之汽车经常抛锚，在路上食宿，又得花许多。行走成渝两地，所费不赀，令人浩叹。
物价飞腾，有人命将不保，有人还要勒紧裤腰带读书。何现伦支持他弟弟何现邦和侄子何光洲，可谓罄尽所有。而何现伦的好朋友李平安送他妹妹李惠玲到南温泉之南林中学读书，亦是所费不少。李平安的工资算比较可观的，有三百多万元，但是读中学所需费用，就花去了他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一。读南林中学“需缴费八十余万元，书籍费下来，一共一百多万元，算起来，也算相当贵的了”（1947年10月3日）。这哪里是普通老白姓所能梦见的，许多人因此只有辍学家中。一般人不能读书；能读书的，也忙着去放高利贷，生子金拿利息，好让自己生活好过一点。比如正在西南学院读书的双流人程雪儒，“她要拿一百万去放息，可以放二十七万元”，利息高达27％，但利息的上涨未必能跟得上物价的腾跃。百物昂贵，通货膨胀到“银根奇紧、现钞奇缺，各银行乃至国家的银行——中央银行，都缺现钞”；“今日报纸上看倒（到），上海中央银行，派两架专机来运现钞到渝城，救济渝城的现钞荒”，这实在也算千古奇闻。“在这一种情况之下，行辕下令，禁止现钞带走。如其百多万以内，可以走；在二百万以上，就不准随带起走”。限制货币流通的自由已至如此，但正如何现伦所说，这“只是一个治标的办法”，弄得“好像有闹风潮的举动了”（1947年5月10日）。
百姓受物价折腾之苦，与战争之苦难，交相压迫，形成了1947年人民生活的主要态势。物价本身不稳定，加以内战风声越来越紧，就更见令人不安。1947年2月10日何现伦日记里说：“接到上海的电报，黄金涨到680000元，美钞涨到14000元，上下午不同，每天的消息都是如此”；而“在一个月前，黄金的价格，才涨到三十万元左右”，可见一个月内，黄金的价是如何飞涨！关于内战对物价飞涨的影响，让老白姓无法安稳生活之苦，何现伦说道：“在抗战时候，我们还原谅政府的苦衷之处，现在抗战既已获到（得）胜利，我们也就不能再原谅政府。为什么不诚心诚意的，把各党各派拉拢，共同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使大家来共谋国是，这就是政府不对的地方”(1947年2月10日）。“在这百物高涨之时，政府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把这物价踏下去”，“这就是内战在作祟，如果去年一团和气起来，怎么会这样啊！”（1947年2月13日）“在抗战七八年中，初初物价腾涨，也不如现在这样飞涨，一般人心都不惶恐。因为都知道，这次的抗战，是关系全国人民的生存。所以无怨言，不怕无价的涨，也能忍受的。而现在就不同，因为现在打的是内战，因此我们不同情现在物价的飞涨”（1947年2月10日）。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