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与投资驱动阶段更多通过同质化的数量扩张不同，由于创新驱动阶段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必须进行一场迈向知识经济的革命，真正树立知识和人才的权威。当前我国自主创新的体制性障碍有：技术(学术)研究领域的行政权力本位现象制约着专业领域的深入；创新行为与制度及市场化激励的紧密联系尚未切实形成；不同领域资源的无序替代制约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创新成果的评价机制存在缺陷；创新的政治风险也成为我国独有的创新障碍等方面。克服障碍的对策是：从权力本位转向知识本位，改变各种无序替代状况。激励个人创新和鼓励团队创新相结合。
[关键词]自主创新；体制；障碍；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11-0009-04
我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等根本性问题。目前我国经济逐步走向创新驱动阶段，按照自主创新的要求，我国的体制仍然存在着改革进程至今未能解决的重要障碍，本文拟对此作基本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创新驱动阶段需要树立“知识本位”的根本性改革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从经济增长推动力的角度把经济增长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的发展阶段”，依靠生产要素的资源占有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依靠大规模的投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依靠技术创新占有技术优势，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成本来推动经济增长；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过了依靠大规模的投资和吸引外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要解决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乃至困境，根本途径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可以认为，“创新推动阶段”的某些迹象已经提前来临，必须按照创新驱动阶段的要求来面对愈来愈严峻的挑战。
从技术上看，投资推动阶段主要是在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上通过投资扩大再生产，应用成熟技术进行模仿性生产是主要方式。虽然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能获得较好的效益，但是单纯依靠模仿进行平面扩张的企业同样能够快速增长，甚至在某种体制条件下(例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后者可能比前者扩张得更快。虽然同质化竞争盛行，但由于一般性需求的旺盛，这种竞争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损害。而到了创新驱动阶段，由于一般产品出现广泛的过剩现象，缺乏创新的投资难以有效发展。只有通过创新，推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技术和产品，即差异化的产品才能满足人类新的需求。差异化的高层次竞争，取代同质化的低层次竞争，以软实力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将比规模巨大的资本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显而易见，在投资驱动阶段，由于同质化平面扩张可以取得较好收益，握有巨大资源控制权的政府，通过推动强有力的投资，形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官员和企业都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业绩。我国近30年很多地区的高增长，政府功不可没，就很说明问题。但是到了创新驱动阶段，政府的外生推动将可能无济于事。由于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质的提升上，经济动力主要靠经济主体内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取决于知识和人才，这种独特资源是要依靠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产生的，也是无法用行政权力加以集聚和控制的，而权力本位与这种机制是冲突的，并可能成为极大的障碍。行政力量集中资源进行大投入、形成大产出的模式显然对于推进创新进程难以奏效。如果权力还像以往控制所有的要素那样去控制人才和知识主体，权力所支配的资本仍然按照长官意志来进行投资，而不能真正与知识的权威主体相结合，创新活动要么被权力所扭曲，要么无法与必要的资本相结合，难以正常展开并产生作用。
因而，在创新驱动阶段即将来临时，必须进行一场迈向知识经济的革命，树立知识和人才的权威，将权力本位代之以知识本位，经济发展由以往靠政府权力推动变为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标准的优胜劣汰所推动，真正形成一个能够民主和自由地发挥创造力的环境，才能使创新驱动的动力不断地增长并产生应有的成果。
二、我国自主创新领域较突出的体制障碍
如果按照创新驱动阶段形成有效经济活力和创新成果的要求，衡量我国目前在相关领域的现状，至少有以下体制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技术(学术)研究领域的行政权力本位现象制约着专业领域的深入创新
专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的普遍规律是：越是到高端——需要进行艰难突破的阶段或领域，越是需要高度专心致志地研究，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冲刺性的突破。另一个特点是，如果说在前期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或者可以运用团队的力量奠定基础，或进行整体突破，则在这一阶段就需要更强大的个人突破能力。因为在此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平面上的诸多问题，而是纵向的体现为深度和难度的少量的关键性难题。需要依靠个人或个别人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称之为“个别人单位”)的突出智慧，深入思考和集中攻关解决问题。这时，团队的运作往往很难用上力量。因为各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很难有效组合、协调，使之集中在狭小的问题上加以解决。现代科技虽然很多成果是广泛的团队运作的结果，但是顶尖的研究创新却仍然是“个别人单位”集中研究的成果。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需要有团队共同讨论、互相启发的基础，但是实质性的突破往往是某一、两个人的成果。而这样的难题的解决往往是一项大的研究工程得以突破、取得成功的关键。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通常是一个或最多是几个人合作，而不是某一个研究机构团队，正验证了这一特点。当然，以“个别人单位”进行研究，却并不排斥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个别人单位同时展开研究，而最终是由一个“个别人单位”首先探索成功，其他人的不成功恰恰是那个“个别人单位”成功的必要代价。
有些研究单位过多地强调团队集体行动，对个人的创新也十分强调要纳入到团队(单位)的工作中，相应地对创新成绩的评价、激励，也强调集体的成果。一个大成果中最关键性的突破是个人的创新成果，但并没有真正记到个人账上，而被“集体的成就”笼统地加以评价，个人(尤其是关键的个人)，没有得到多少肯定，而团队(单位)的领导(组织者)成为整个成果创新者的统一代表，计人其政绩，受到充分的表彰。这可以从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得到验证：往往一篇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成果，执笔者被排在署名的最后，而没写一个字，仅仅开了几个会议，起到“组织作用”的领导者则排在最前面，甚至人们会认为整个成果就是这位领导工作的成绩。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怎么可能鼓励真正有能力的创新者去作艰苦不懈的努力呢?
目前科研领域行政权力本位做法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认为现代科技发展均需要依靠团队力量，成功的关键是有效的团队组织与运作，而不是靠顶尖的科技精英的创新。由此而得出能够组织好研究团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在个人研 究上已经冒尖的人物，转化为能够组织团队进行运作的领导者，认为是一种合理的配置，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也正是近年来往往将优秀的学者赋予科研机构和大学行政领导的角色的动因，认为这是一种最合理的对科技精英的使用，一定比这些人进行专心的个人研究的结果要强。而大量的事实显示，一些在个人研究领域作出一定贡献的人，当他承担一个双肩挑(既是个人的专业研究人员，又是一定的行政领导角色)的任务时，其个人研究工作的深度往往明显受到影响，本来在其已有研究基础上已经可以进行“最艰难的突破”，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角色转换时，其工作的方向发生某种偏移，可能的“突破”就被搁置下来。
科技领域的另一种官本位现象则更为甚之，就是干脆用行政官员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业务领导，这些在学术单位的行政官员，虽然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研究成果，但却往往以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的身份出现，在确定重大研究方向、安排研究项目、进行关键性的人财物资源配置、评价研究成果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资深的专业人员在很多领域只能听命于几乎没有专业背景的行政官员，没有技术专长的单位领导可以当教授云集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现象不足为怪——虽然我们认为外行并非完全不能领导内行。
2.创新行为与制度及市场化激励的紧密联系尚未切实形成
其一，对于创新者尤其是在创新过程中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创新行为，还没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其得到应有的价值肯定。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曾经对杰出的创造发明者给予个人的重奖，但并没有形成切实有效的制度体系，使这种重奖还是局限于偶然的、行政性的行为，而对于科研工作者往往还是强调“淡泊名利、不图回报”以及“淡化个人，强调团队贡献”等信条，虽然对于鼓励高尚的贡献精神有明显作用，但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就像利润是生产经营的动力一样，“名利”是创新激励机制的基础。如果对所有人要求奉献精神，事实上并不利于创新行为的稳定激励。由于创新既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劳动，又要承担较大的个人风险，如果仅仅是依靠精神激励和道德促进，必然导致创新动力的不足。当然作为品德高尚的个人，即使没有获得个人的物质激励，也会全力以赴地进行创新活动，但是在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下，应该有健全的普遍适用的对创新活动的利益激励制度，而不是仅仅依靠特殊的“名誉财富”之类的精神激励来肯定其成绩。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发达国家已经广泛通行的创新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收益制度，才能使自发的创新活动持续展开。
其二，保障新成果能够在市场机制下获得可靠收益的前提，是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仍相当普遍。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市场化激励就是一句空话。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一个产业带中一个企业或通过模仿或生产出一个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产业集群的同类企业会蜂拥而至，这导致产业集群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规模化冲动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就只能是越来越弱。
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仍太低。在一些人看来，一定量的经济处罚只是他们做生意的成本而已，他们会选择更大规模地违法以收回成本。欧盟法律规定对有组织地仿冒音乐、电影、药品等专利商品，处罚的上限不得低于30万欧元罚款和4年监禁；美国法律规定，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者，最高可处以100万美元罚款和10年监禁。只有使侵犯者受到严惩，才能对那些生产优质产品、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强大动力，使其真正通过创新获得良好收益。
其三，市场的过度竞争使企业产生“创新恐惧症”。由于过度竞争主要是低档产品的低质低价竞争，高档高质量产品由于其成本较高无法降低价格，在一个粗放经济盛行的环境中，其产生的效应是：低质低价能卖出去，而高质高价产品在这样的“柠檬市场”中明显缺乏竞争力，销售十分有限。结果使那些技术层次较高、具有创新成果的企业反而无法生存。
其四，市场化的高端服务业对自主创新的拉动效应和服务功能不足。在发达国家，由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创新者可以通过市场充分享有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而技术市场、专利代理机构、风险投资公司等各类从事技术创新的市场化运作的机构，也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形成极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他们会激发起企业创新的潜能，同时也能帮助企业取得创新的支持和利益回报。但我国目前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薄弱，这种市场化动力明显不足。还有一些企业认为智力产品和服务的定价过高，难以接受，很大程度上还是缘于原有的外延式发展的思维定势，重视“硬实力”，并没有真正重视人才、技术、管理、信息等“软实力”的巨大作用，或者没有运用从市场中获得的“软实力”取得高回报的经验，往往舍不得去寻求市场化的创新服务。
3.不同领域资源的无序替代制约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
任何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都需要多个不同部门以不同方式发展，各领域所依赖的资源、发展的标准、所需的能力和取得业绩的途径是各不相同的，并且是无法替代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凭借某一种资源和能力，来取得另一种资源，或者是为了取得某一种进展，必须依赖于另一种进展，但是如果用一种资源直接替代另一种资源，就可能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压抑正常的发展。
4.创新成果评价机制的缺陷
首先是评价的标准上将应用价值与创新价值混淆。创新成果 应以创新的程度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结合其应用价值作出综合评价。但目前在很多评价工作中，却以应用价值作为主要标准，而忽略创新程度的评价。事实上，应用价值与创新价值在不同层面，评价标准是根本不同的。应用价值是指把现有成果应用于实践中而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创新价值则是其突破前人、有新的内涵和意义的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前者是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和服务领域，产生经济效益的成果，后者是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对科技发展具有长期意义，但可能短期内也许不能够产生效益的成果；在社会科学领域：前者是能够直接产生教育、宣传效果，促进社会主体行为改善的成果，后者是深入揭示社会经济规律、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但可能没有短期直接应用价值的成果。两者是在不同的层面显示其不同的价值，因而必须区分开来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评价。但是目前在评价中往往混淆在一起，而产生不合理的评价结果。
在这种标准影响下，对一些应用价值确实较高但创新程度并不高的成果，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与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应用前人已有的成果和做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或形式，甚至有一些拼凑甚至抄袭已有成果的东西，当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应用价值，应该予以肯定，但这种肯定不应该是对创新的评价，而是应归结于对某个主体的贡献大小的衡量，就像一个普通人工作努力成绩大应该受到嘉奖一样。用应用价值替代创新价值的评价，不但会使很多真正的创新成果得不到应有的肯定评价，更会使人们因为这种指挥棒而放弃艰难的创新过程，而热衷于在现有成果的“应用”上下功夫。
其二是评价的主体。既然是对创新成果的评价，就应该是由处于该领域研究前沿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价，才能真正衡量出创新的程度。但是目前不少科技、人文科学成果的评价，却在一些不甚懂行的行政领导主导下进行评价，虽然这些人员涉历广泛，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内行，他们往往仍然以行政的视角和标准来判断学术成果，因而也容易产生将应用性标准取代创新性标准的情况，更有很多将行政性的标准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5.创新的政治风险也成为我国独有的创新障碍
在我国，由于政治具有过强的支配性及价值标志作用，因而很多技术型和生产经营型的成果，往往都会对创新者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如果有成绩，就会在政治上得到认可(尤其是行政领导)，没有行政职务的人则可能得到提拔。但如果创新失败，其损失不仅仅是投资等方面的损失，而可能面临政治上的失落，无形之中影响其政治前途，有行政职务者会遇到职务踏步不前的遭遇。可见在我国，由于存在创新失败的政治后果，其风险成本比西方国家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员是最不愿意冒政治风险的(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因为只要不犯错误，往往凭资历也可以逐步被提拔上去。专业技术人员因有创新成果而被提拔为官员后，却可能因其官员身份转而采取尽可能避免风险的态度，宁可墨守成规完成上级的任务，也不会为了可能的成功而去冒创新的政治风险。
三、克服自主创新体制障碍的对策
1.从权力本位转换为知识本位，改变权力控制的各种无序替代状况
必须明确划分行政管理、知识创新、企业经营三个独立领域各自的标准、动力、发展模式，使其相对独立但又能够相互协调，防止出现混淆界线、相互支配、无序替代状况。创新阶段形成知识本位，就是要在全社会，包括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经营的各领域，都要用知识和技术等标准等进行取舍，使知识的生产、应用和创新始终处于全社会各领域的核心地位，用知识的标准衡量一切，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推动所有进程，才能在创新驱动阶段真正形成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
2.将激励个人创新和鼓励团队创新相结合
任何团队的创新都是建立在个体的创新努力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在一些综合项目上要重视团队合作创新的同时，也要对于那些个体研究的创新活动加以有效的支持，允许专业技术人员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的兴趣，鼓励他们围绕着个人专长的领域进行独立的研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各种条件的支持。要承认知识分子通过创新活动追求“名利”的合理性，就像打破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对于个人生产经营赚取利润的行为的贬低和禁锢一样，对于出于个人名利的要求而进行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只要是和国家人民利益相一致，都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3.从注重物质财富转化为重视知识和精神财富
从物质积累式的发展转化为创新提升式的发展，从保护物质产权转化为更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与投资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外在表象是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不同，创新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表现往往并不反映在物质外延的增长上，而是反映在质的提升上。因此在对于业绩进行评价时，必须以质的评价取代以往偏重量的评价，应重视知识和技术含量的指标，对于那些功能和品质不高并且消耗资源损害环境的同质化产品要加以限制，通过政府和社会多方面努力遏制这类产品的同质化竞争。目前我国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有一系列的优惠，但如果能根据创新程度给予有区别的政策，其作用可能广泛得多。如税收政策对创新程度不同的产品予以无级的不同税率，而不必人为划界确定一部分高新产品予以特殊政策。
4.从外生性推动转化为人的内生性推动
因为创造力是无法靠外生强制推动的，必须内生地调动技术人才的积极性。脑力劳动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的特点，一是工作方式是无形的，表现为工作者头脑中的运动；二是工作努力程度包括工作时间和强度难以测定(例如一个技术人员上班无所作为却可能通夜未眠考虑自己的研究方案)；三是业绩较难测定，因为任务本身的难度有极大区别，单看结果就很难评价；四是简单的外生推动力往往并不能激发起创造力，相反可能因为过度的压力而遏制创造的激情，不利于创新的成效。大量实践证明，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只有给予真正的尊重，同时赋予必要的利益激励，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从而形成内在的创新活力，才可能产生较好的创新成效。邓小平早就提出，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实行了大量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激励知识分子努力创造的成效。但是当前由于官本位现象以及在科技领域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束缚着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才能的发挥，必须要按照自主创新的要求进行新的改革和调整。
责任编辑：孙 巍
[关键词]自主创新；体制；障碍；创新驱动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11-0009-04
我国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等根本性问题。目前我国经济逐步走向创新驱动阶段，按照自主创新的要求，我国的体制仍然存在着改革进程至今未能解决的重要障碍，本文拟对此作基本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创新驱动阶段需要树立“知识本位”的根本性改革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从经济增长推动力的角度把经济增长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的发展阶段”，依靠生产要素的资源占有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依靠大规模的投资、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优势来推动经济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依靠技术创新占有技术优势，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成本来推动经济增长；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过了依靠大规模的投资和吸引外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要解决我国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乃至困境，根本途径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可以认为，“创新推动阶段”的某些迹象已经提前来临，必须按照创新驱动阶段的要求来面对愈来愈严峻的挑战。
从技术上看，投资推动阶段主要是在已有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上通过投资扩大再生产，应用成熟技术进行模仿性生产是主要方式。虽然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能获得较好的效益，但是单纯依靠模仿进行平面扩张的企业同样能够快速增长，甚至在某种体制条件下(例如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后者可能比前者扩张得更快。虽然同质化竞争盛行，但由于一般性需求的旺盛，这种竞争不会带来实质性的损害。而到了创新驱动阶段，由于一般产品出现广泛的过剩现象，缺乏创新的投资难以有效发展。只有通过创新，推出新的更高层次的技术和产品，即差异化的产品才能满足人类新的需求。差异化的高层次竞争，取代同质化的低层次竞争，以软实力表现出来的创新能力将比规模巨大的资本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显而易见，在投资驱动阶段，由于同质化平面扩张可以取得较好收益，握有巨大资源控制权的政府，通过推动强有力的投资，形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官员和企业都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业绩。我国近30年很多地区的高增长，政府功不可没，就很说明问题。但是到了创新驱动阶段，政府的外生推动将可能无济于事。由于发展突出地表现在质的提升上，经济动力主要靠经济主体内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取决于知识和人才，这种独特资源是要依靠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产生的，也是无法用行政权力加以集聚和控制的，而权力本位与这种机制是冲突的，并可能成为极大的障碍。行政力量集中资源进行大投入、形成大产出的模式显然对于推进创新进程难以奏效。如果权力还像以往控制所有的要素那样去控制人才和知识主体，权力所支配的资本仍然按照长官意志来进行投资，而不能真正与知识的权威主体相结合，创新活动要么被权力所扭曲，要么无法与必要的资本相结合，难以正常展开并产生作用。
因而，在创新驱动阶段即将来临时，必须进行一场迈向知识经济的革命，树立知识和人才的权威，将权力本位代之以知识本位，经济发展由以往靠政府权力推动变为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标准的优胜劣汰所推动，真正形成一个能够民主和自由地发挥创造力的环境，才能使创新驱动的动力不断地增长并产生应有的成果。
二、我国自主创新领域较突出的体制障碍
如果按照创新驱动阶段形成有效经济活力和创新成果的要求，衡量我国目前在相关领域的现状，至少有以下体制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技术(学术)研究领域的行政权力本位现象制约着专业领域的深入创新
专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的普遍规律是：越是到高端——需要进行艰难突破的阶段或领域，越是需要高度专心致志地研究，以便集中力量进行冲刺性的突破。另一个特点是，如果说在前期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或者可以运用团队的力量奠定基础，或进行整体突破，则在这一阶段就需要更强大的个人突破能力。因为在此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平面上的诸多问题，而是纵向的体现为深度和难度的少量的关键性难题。需要依靠个人或个别人之间的合作(我们可以称之为“个别人单位”)的突出智慧，深入思考和集中攻关解决问题。这时，团队的运作往往很难用上力量。因为各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观点，很难有效组合、协调，使之集中在狭小的问题上加以解决。现代科技虽然很多成果是广泛的团队运作的结果，但是顶尖的研究创新却仍然是“个别人单位”集中研究的成果。当然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需要有团队共同讨论、互相启发的基础，但是实质性的突破往往是某一、两个人的成果。而这样的难题的解决往往是一项大的研究工程得以突破、取得成功的关键。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通常是一个或最多是几个人合作，而不是某一个研究机构团队，正验证了这一特点。当然，以“个别人单位”进行研究，却并不排斥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个别人单位同时展开研究，而最终是由一个“个别人单位”首先探索成功，其他人的不成功恰恰是那个“个别人单位”成功的必要代价。
有些研究单位过多地强调团队集体行动，对个人的创新也十分强调要纳入到团队(单位)的工作中，相应地对创新成绩的评价、激励，也强调集体的成果。一个大成果中最关键性的突破是个人的创新成果，但并没有真正记到个人账上，而被“集体的成就”笼统地加以评价，个人(尤其是关键的个人)，没有得到多少肯定，而团队(单位)的领导(组织者)成为整个成果创新者的统一代表，计人其政绩，受到充分的表彰。这可以从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得到验证：往往一篇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成果，执笔者被排在署名的最后，而没写一个字，仅仅开了几个会议，起到“组织作用”的领导者则排在最前面，甚至人们会认为整个成果就是这位领导工作的成绩。这种情况的大量存在，怎么可能鼓励真正有能力的创新者去作艰苦不懈的努力呢?
目前科研领域行政权力本位做法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认为现代科技发展均需要依靠团队力量，成功的关键是有效的团队组织与运作，而不是靠顶尖的科技精英的创新。由此而得出能够组织好研究团队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在个人研 究上已经冒尖的人物，转化为能够组织团队进行运作的领导者，认为是一种合理的配置，使其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也正是近年来往往将优秀的学者赋予科研机构和大学行政领导的角色的动因，认为这是一种最合理的对科技精英的使用，一定比这些人进行专心的个人研究的结果要强。而大量的事实显示，一些在个人研究领域作出一定贡献的人，当他承担一个双肩挑(既是个人的专业研究人员，又是一定的行政领导角色)的任务时，其个人研究工作的深度往往明显受到影响，本来在其已有研究基础上已经可以进行“最艰难的突破”，但是一旦出现这样的角色转换时，其工作的方向发生某种偏移，可能的“突破”就被搁置下来。
科技领域的另一种官本位现象则更为甚之，就是干脆用行政官员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业务领导，这些在学术单位的行政官员，虽然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研究成果，但却往往以单位的学术领军人物的身份出现，在确定重大研究方向、安排研究项目、进行关键性的人财物资源配置、评价研究成果等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于是资深的专业人员在很多领域只能听命于几乎没有专业背景的行政官员，没有技术专长的单位领导可以当教授云集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现象不足为怪——虽然我们认为外行并非完全不能领导内行。
2.创新行为与制度及市场化激励的紧密联系尚未切实形成
其一，对于创新者尤其是在创新过程中作出决定性贡献的创新行为，还没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其得到应有的价值肯定。改革开放前期，我国一些地区和部门曾经对杰出的创造发明者给予个人的重奖，但并没有形成切实有效的制度体系，使这种重奖还是局限于偶然的、行政性的行为，而对于科研工作者往往还是强调“淡泊名利、不图回报”以及“淡化个人，强调团队贡献”等信条，虽然对于鼓励高尚的贡献精神有明显作用，但是在市场化条件下，就像利润是生产经营的动力一样，“名利”是创新激励机制的基础。如果对所有人要求奉献精神，事实上并不利于创新行为的稳定激励。由于创新既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劳动，又要承担较大的个人风险，如果仅仅是依靠精神激励和道德促进，必然导致创新动力的不足。当然作为品德高尚的个人，即使没有获得个人的物质激励，也会全力以赴地进行创新活动，但是在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下，应该有健全的普遍适用的对创新活动的利益激励制度，而不是仅仅依靠特殊的“名誉财富”之类的精神激励来肯定其成绩。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发达国家已经广泛通行的创新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收益制度，才能使自发的创新活动持续展开。
其二，保障新成果能够在市场机制下获得可靠收益的前提，是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仍相当普遍。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市场化激励就是一句空话。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一个产业带中一个企业或通过模仿或生产出一个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产业集群的同类企业会蜂拥而至，这导致产业集群规模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规模化冲动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就只能是越来越弱。
目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仍太低。在一些人看来，一定量的经济处罚只是他们做生意的成本而已，他们会选择更大规模地违法以收回成本。欧盟法律规定对有组织地仿冒音乐、电影、药品等专利商品，处罚的上限不得低于30万欧元罚款和4年监禁；美国法律规定，盗版音乐、电影和软件者，最高可处以100万美元罚款和10年监禁。只有使侵犯者受到严惩，才能对那些生产优质产品、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强大动力，使其真正通过创新获得良好收益。
其三，市场的过度竞争使企业产生“创新恐惧症”。由于过度竞争主要是低档产品的低质低价竞争，高档高质量产品由于其成本较高无法降低价格，在一个粗放经济盛行的环境中，其产生的效应是：低质低价能卖出去，而高质高价产品在这样的“柠檬市场”中明显缺乏竞争力，销售十分有限。结果使那些技术层次较高、具有创新成果的企业反而无法生存。
其四，市场化的高端服务业对自主创新的拉动效应和服务功能不足。在发达国家，由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创新者可以通过市场充分享有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而技术市场、专利代理机构、风险投资公司等各类从事技术创新的市场化运作的机构，也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形成极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他们会激发起企业创新的潜能，同时也能帮助企业取得创新的支持和利益回报。但我国目前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薄弱，这种市场化动力明显不足。还有一些企业认为智力产品和服务的定价过高，难以接受，很大程度上还是缘于原有的外延式发展的思维定势，重视“硬实力”，并没有真正重视人才、技术、管理、信息等“软实力”的巨大作用，或者没有运用从市场中获得的“软实力”取得高回报的经验，往往舍不得去寻求市场化的创新服务。
3.不同领域资源的无序替代制约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
任何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都需要多个不同部门以不同方式发展，各领域所依赖的资源、发展的标准、所需的能力和取得业绩的途径是各不相同的，并且是无法替代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凭借某一种资源和能力，来取得另一种资源，或者是为了取得某一种进展，必须依赖于另一种进展，但是如果用一种资源直接替代另一种资源，就可能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压抑正常的发展。
4.创新成果评价机制的缺陷
首先是评价的标准上将应用价值与创新价值混淆。创新成果 应以创新的程度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结合其应用价值作出综合评价。但目前在很多评价工作中，却以应用价值作为主要标准，而忽略创新程度的评价。事实上，应用价值与创新价值在不同层面，评价标准是根本不同的。应用价值是指把现有成果应用于实践中而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而创新价值则是其突破前人、有新的内涵和意义的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前者是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和服务领域，产生经济效益的成果，后者是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对科技发展具有长期意义，但可能短期内也许不能够产生效益的成果；在社会科学领域：前者是能够直接产生教育、宣传效果，促进社会主体行为改善的成果，后者是深入揭示社会经济规律、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但可能没有短期直接应用价值的成果。两者是在不同的层面显示其不同的价值，因而必须区分开来用不同的标准加以评价。但是目前在评价中往往混淆在一起，而产生不合理的评价结果。
在这种标准影响下，对一些应用价值确实较高但创新程度并不高的成果，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与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大多是简单的重复应用前人已有的成果和做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或形式，甚至有一些拼凑甚至抄袭已有成果的东西，当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应用价值，应该予以肯定，但这种肯定不应该是对创新的评价，而是应归结于对某个主体的贡献大小的衡量，就像一个普通人工作努力成绩大应该受到嘉奖一样。用应用价值替代创新价值的评价，不但会使很多真正的创新成果得不到应有的肯定评价，更会使人们因为这种指挥棒而放弃艰难的创新过程，而热衷于在现有成果的“应用”上下功夫。
其二是评价的主体。既然是对创新成果的评价，就应该是由处于该领域研究前沿的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价，才能真正衡量出创新的程度。但是目前不少科技、人文科学成果的评价，却在一些不甚懂行的行政领导主导下进行评价，虽然这些人员涉历广泛，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内行，他们往往仍然以行政的视角和标准来判断学术成果，因而也容易产生将应用性标准取代创新性标准的情况，更有很多将行政性的标准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5.创新的政治风险也成为我国独有的创新障碍
在我国，由于政治具有过强的支配性及价值标志作用，因而很多技术型和生产经营型的成果，往往都会对创新者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如果有成绩，就会在政治上得到认可(尤其是行政领导)，没有行政职务的人则可能得到提拔。但如果创新失败，其损失不仅仅是投资等方面的损失，而可能面临政治上的失落，无形之中影响其政治前途，有行政职务者会遇到职务踏步不前的遭遇。可见在我国，由于存在创新失败的政治后果，其风险成本比西方国家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员是最不愿意冒政治风险的(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因为只要不犯错误，往往凭资历也可以逐步被提拔上去。专业技术人员因有创新成果而被提拔为官员后，却可能因其官员身份转而采取尽可能避免风险的态度，宁可墨守成规完成上级的任务，也不会为了可能的成功而去冒创新的政治风险。
三、克服自主创新体制障碍的对策
1.从权力本位转换为知识本位，改变权力控制的各种无序替代状况
必须明确划分行政管理、知识创新、企业经营三个独立领域各自的标准、动力、发展模式，使其相对独立但又能够相互协调，防止出现混淆界线、相互支配、无序替代状况。创新阶段形成知识本位，就是要在全社会，包括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经营的各领域，都要用知识和技术等标准等进行取舍，使知识的生产、应用和创新始终处于全社会各领域的核心地位，用知识的标准衡量一切，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推动所有进程，才能在创新驱动阶段真正形成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
2.将激励个人创新和鼓励团队创新相结合
任何团队的创新都是建立在个体的创新努力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在一些综合项目上要重视团队合作创新的同时，也要对于那些个体研究的创新活动加以有效的支持，允许专业技术人员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体的兴趣，鼓励他们围绕着个人专长的领域进行独立的研究，给予必要的资金和各种条件的支持。要承认知识分子通过创新活动追求“名利”的合理性，就像打破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对于个人生产经营赚取利润的行为的贬低和禁锢一样，对于出于个人名利的要求而进行的研究和创新活动，只要是和国家人民利益相一致，都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3.从注重物质财富转化为重视知识和精神财富
从物质积累式的发展转化为创新提升式的发展，从保护物质产权转化为更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与投资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外在表象是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不同，创新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表现往往并不反映在物质外延的增长上，而是反映在质的提升上。因此在对于业绩进行评价时，必须以质的评价取代以往偏重量的评价，应重视知识和技术含量的指标，对于那些功能和品质不高并且消耗资源损害环境的同质化产品要加以限制，通过政府和社会多方面努力遏制这类产品的同质化竞争。目前我国对于高新技术产业有一系列的优惠，但如果能根据创新程度给予有区别的政策，其作用可能广泛得多。如税收政策对创新程度不同的产品予以无级的不同税率，而不必人为划界确定一部分高新产品予以特殊政策。
4.从外生性推动转化为人的内生性推动
因为创造力是无法靠外生强制推动的，必须内生地调动技术人才的积极性。脑力劳动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的特点，一是工作方式是无形的，表现为工作者头脑中的运动；二是工作努力程度包括工作时间和强度难以测定(例如一个技术人员上班无所作为却可能通夜未眠考虑自己的研究方案)；三是业绩较难测定，因为任务本身的难度有极大区别，单看结果就很难评价；四是简单的外生推动力往往并不能激发起创造力，相反可能因为过度的压力而遏制创造的激情，不利于创新的成效。大量实践证明，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只有给予真正的尊重，同时赋予必要的利益激励，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从而形成内在的创新活力，才可能产生较好的创新成效。邓小平早就提出，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实行了大量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激励知识分子努力创造的成效。但是当前由于官本位现象以及在科技领域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束缚着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才能的发挥，必须要按照自主创新的要求进行新的改革和调整。
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