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吃鸭的历史
　　早在2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懂得鸭肉的美味了。远在周代，鸭便成了普通百姓的见面礼。《礼记》还有记述专为帝王诸侯享用的精美鸭馔。据考，南京食鸭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六朝。梁人吴均撰《齐春秋》云，梁军在幕府山与北齐军对垒。起初，梁军伙食粗陋，士兵吃不饱，难以作战。梁简文帝萧纲调来三千石大米，一千只鸭子，立即炊米煮鸭，用荷叶包裹米饭和鸭肉供给士兵，遂士气大振，一举得胜。
　　南京人吃鸭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宋时建康（即南京）通判史忞家厨王立，擅制烤鸭，后早逝。史忞官职期满回到临安故居，一日，发现街边一个卖鸭者像死去的厨师王立，正质疑时，王立上前跪拜，承认是鬼，并告知，当时的临安城中十分之三的人都是鬼。王立把史忞带回家中，还送给他一只烤鸭。文虽言鬼怪，但透露出了当时就有吃烤鸭的习俗。
　　南京板鸭的诞生，也有一个故事。明朝南京湖熟多回民养鸭，卖盐水鸭，最有名的数何三多、马鸿兴两家。何三多为人厚道，买卖公平，生意更好，马鸿兴由妒生恨。一日，何三多购进数千只活鸭，制成鸭胚，马鸿兴老板知晓后，设计收购柴草，断了何家的柴源。没有柴草，做不成盐水鸭，几天下来，净毛后的生鸭胚眼看就要坏掉。何三多的妻子出主意，干脆先用盐腌起来。后来，何三多在青龙山务农的妻弟闻讯送来十几担松枝，他急忙生火烧腌制的盐鸭，另有一种浓郁的香味，得到人们认可，生意越发兴旺，这便是板鸭。
　　北京烤鸭，是从南京传过去的
　　真正将鸭馔文化在南京发扬光大的，是安徽凤阳人朱元璋。在南京流传的民间传说中，烤鸭创始于南京王府膳房，朱元璋是烤鸭界的祖师爷。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改变原来水煮、红烧、清蒸的做法，采用炭火烘烤，使鸭子酥香味美，肥而不腻，被命名为“烤鸭”。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烤鸭技术也随之带到了北京。
　　当然，朱元璋发明烤鸭的说法存疑，但烤鸭是朱棣从南京带到北京的倒是事实，起初为宫廷秘制，清朝中后期传入民间。
　　北京最早的烤鸭店，便是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老便宜房”，店匾上就冠有“金陵”二字。店联为：闻香下马，知味停车。据说此店就是从南京迁过去的，影响巨大，北京后来不少烤鸭店都套用这个字号，如“便宜房”“明宜坊”“便宜居”等。清朝时，北京曾有32个便宜坊，1937年，米市胡同的老便宜坊倒闭后，北京烤鸭的第一名交椅才让位给全聚德。
　　南京鸭馔文化的现代释义
　　在哲学家看来，食物就是生活。《饮食人类学》里写：“饮食与人类生存、生计的攸关性直接而明了，可谓人类的第一关系。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食物是一个非凡的表述和展示实体……构成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关系。”在这个视角上，南京鸭馔不仅是一种传统技艺，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多棱镜，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
　　精湛、神秘、繁盛的南京鸭馔文化，蕴含丰富多样且内蕴深厚的文化内容。
　　《随园食单》说“凡物各有先天”，要依“四时之序”，南京人食鸭习俗四季皆不同，充分体现了对时令的尊重以及对自然的反哺性。
　　南京的鸭馔文化根植于长江中下游饮食圈，真实记录了该地域独特的饮食渊源、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原始空间形态，结合了六朝文化、明清文化、民国文化、秦淮河、夫子庙等南京特有元素，承载着凝重的历史沧桑感、浓郁的古商业文化气息和异彩纷呈的平民文化，体现了南京人充沛的文化创造力。
　　时代变迁，鸭馔已成为一个最富活性的媒介符号，也是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性转换的载体。在金陵菜式微的背景下，南京鸭馔也将是饮食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凸显地域风情、城市性格和文化品位的标志性美食，对南京而言，这个标志性美食，大概就是以鸭血粉丝汤为代表的鸭馔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