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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44州
生于1952年的舒国治在他六十余载的人生里只上过3个月的班——仅凭这一句话就羡煞许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至于为什么不工作，舒国治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早上起不了床”，其次是适应不了在办公室待够八小时的职场生活。1983年，父母已过世的舒国治移居美国，那里有长他10岁的大姐。
从1983至1990，7年时间里，舒国治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吉尼亚、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上三两月，打份零工赚些盘缠，做得最多的是在中餐馆帮人端盘子，钱够了继续上路。不同于别的作家为找寻灵感而旅行，那七年里舒国治把自己彻底变成流浪汉，在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追问舒国治在浪迹北美公路漫游中遭遇了什么是徒劳的，仿佛那七年的流浪不值一提，“流浪有很多种。有人在床上考虑是睡觉还是失眠，是睡得好还是没睡好；在咖啡馆里，抽一点香烟、看看翻译小说的台北女子都是不用嫁人的——这是都市生活的流浪”，对他来说，他做的这一切和都市流浪者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打破了社会规定的“时序”而已。那些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社会约定对他统统失效，他在同龄人快抱孙子的年纪才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无房无车，有少量存款，婚后和妻子两人一起在外觅食而不动烟火。
“散仙”养成记
选择打破时序、选择流浪不工作，能做出这种决定并付诸行动的人，不是简单的“任性”二字可解释的。舒国治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是“战后婴儿潮”中的一员，当时正是台湾全面收复的时期，祖籍浙江的父亲带着妻女从上海来到这座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小岛。在这里，舒国治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年，在他的记忆里，所有人都来自同一阶级，均贫的阶级，没见过宫室之美、百官之富的结果就是“从未想过要赚钱、要致富，因为根本不知道‘富’的模样”。
青年时代的舒国治是标准的摇滚青年，彼时的好友圈有杨德昌、金士杰等人。那会儿琼瑶的电影电视剧霸占大小银屏，舒国治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苦情戏，他曾想拍一部艺术片扭转这种局面，后来电影没拍成他却跑去写小说。一篇不足万字的《村人遇难记》让他拿了《中国时报》的时报文学奖，诗人杨牧、才子詹宏志都对舒国治的才华惊叹不已。但当全世界都认为他应该走上作家之路时，舒国治却背上双肩包去美国流浪，许多人都觉得他这是“自毁前程”。
不能否认，时代的先知注定孤独，因为大众可以叹服快半拍的先锋，可以讥讽快一拍的疯子，而对完全不按章法的乱弹琴则不知该表什么态。舒国治就背负这份不理解晃荡，一直到1997、1998接连以《香港独游》和《遥远的公路》接连斩获两项文学头奖而再次惊艳文坛，然后又重蹈覆辙地开始不务正业地晃荡并持续至今。
舒国治的一天始于下午，上午用来赖床。而醒着的时候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其余时间可以倒两趟公交去看电影，可以找久违的朋友分享一张绝版的摇滚唱片，等晚一些会有别的朋友约他吃饭喝酒谈天。最后在凌晨五点吃过一顿豆包子和绿豆稀饭，才拉上窗帘回到床上，心满意足地缩进人为的黑暗。这种无业游民的日子过久了，没钱了，就找家咖啡馆——不是打工，而是花不到40分钟写几百字的专栏去换钱。幸好如今舒国治在两岸正风光，户头上的余额让他尽可悠哉地做“散仙”，年逾六十仍不见疲态，背上双肩包就能去流浪。
生于1952年的舒国治在他六十余载的人生里只上过3个月的班——仅凭这一句话就羡煞许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至于为什么不工作，舒国治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早上起不了床”，其次是适应不了在办公室待够八小时的职场生活。1983年，父母已过世的舒国治移居美国，那里有长他10岁的大姐。
从1983至1990，7年时间里，舒国治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吉尼亚、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上三两月，打份零工赚些盘缠，做得最多的是在中餐馆帮人端盘子，钱够了继续上路。不同于别的作家为找寻灵感而旅行，那七年里舒国治把自己彻底变成流浪汉，在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追问舒国治在浪迹北美公路漫游中遭遇了什么是徒劳的，仿佛那七年的流浪不值一提，“流浪有很多种。有人在床上考虑是睡觉还是失眠，是睡得好还是没睡好；在咖啡馆里，抽一点香烟、看看翻译小说的台北女子都是不用嫁人的——这是都市生活的流浪”，对他来说，他做的这一切和都市流浪者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打破了社会规定的“时序”而已。那些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的社会约定对他统统失效，他在同龄人快抱孙子的年纪才和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无房无车，有少量存款，婚后和妻子两人一起在外觅食而不动烟火。
“散仙”养成记
选择打破时序、选择流浪不工作，能做出这种决定并付诸行动的人，不是简单的“任性”二字可解释的。舒国治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是“战后婴儿潮”中的一员，当时正是台湾全面收复的时期，祖籍浙江的父亲带着妻女从上海来到这座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小岛。在这里，舒国治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年，在他的记忆里，所有人都来自同一阶级，均贫的阶级，没见过宫室之美、百官之富的结果就是“从未想过要赚钱、要致富，因为根本不知道‘富’的模样”。
青年时代的舒国治是标准的摇滚青年，彼时的好友圈有杨德昌、金士杰等人。那会儿琼瑶的电影电视剧霸占大小银屏，舒国治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苦情戏，他曾想拍一部艺术片扭转这种局面，后来电影没拍成他却跑去写小说。一篇不足万字的《村人遇难记》让他拿了《中国时报》的时报文学奖，诗人杨牧、才子詹宏志都对舒国治的才华惊叹不已。但当全世界都认为他应该走上作家之路时，舒国治却背上双肩包去美国流浪，许多人都觉得他这是“自毁前程”。
不能否认，时代的先知注定孤独，因为大众可以叹服快半拍的先锋，可以讥讽快一拍的疯子，而对完全不按章法的乱弹琴则不知该表什么态。舒国治就背负这份不理解晃荡，一直到1997、1998接连以《香港独游》和《遥远的公路》接连斩获两项文学头奖而再次惊艳文坛，然后又重蹈覆辙地开始不务正业地晃荡并持续至今。
舒国治的一天始于下午，上午用来赖床。而醒着的时候每天只工作两小时，其余时间可以倒两趟公交去看电影，可以找久违的朋友分享一张绝版的摇滚唱片，等晚一些会有别的朋友约他吃饭喝酒谈天。最后在凌晨五点吃过一顿豆包子和绿豆稀饭，才拉上窗帘回到床上，心满意足地缩进人为的黑暗。这种无业游民的日子过久了，没钱了，就找家咖啡馆——不是打工，而是花不到40分钟写几百字的专栏去换钱。幸好如今舒国治在两岸正风光，户头上的余额让他尽可悠哉地做“散仙”，年逾六十仍不见疲态，背上双肩包就能去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