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着玻璃壳的马灯，父亲只有浇水的时候才会用。
　　每次浇水之前，他都要用布头把灯罩擦得锃光发亮，然后给马灯灌满煤油。我小时候以为，给农田浇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其实在兵团，浇水是一件大事，只因为水在石河子的戈壁滩上实在太珍贵。
　　盐碱滩上，一条玛纳斯河穿过准葛尔盆地，阳光下面，真像银子一样。水库放水下来多在春夏季，融化的雪水和暴雨蓄积的泥水顺着河道，顺着蜘蛛网一样的毛渠，淌进上万亩平敞的农田里。最动人的时光便在初夏，棉花正在抽枝拔节，麦子正在灌浆吐穗，你仿佛能听见干渴的它们汩汩喝水的声音。那些绿茸茸的麦田，随风拂动的棉田，都像是活的，都像会唱歌。
　　——其实浇水一点也不浪漫！首先，各个连队都要先排队抢水，而在每个连队，管浇水的人拥有的地位仅次于会计，他常常会醉在酒桌上。在管水的人主持下，各包产组会派手气好运气好的人抓阄争抢顺序。接着每个包产组都会派出精壮的男人，那么广阔的土地，水渠的口子一旦豁开，珍贵的河水很快会淌得到处都是。而到了夜里，就全靠马灯一点点昏黄的灯光，穿着胶筒的人拿着铁锹在黑夜的田野里跑来跑去。
　　这样的夜晚到底是怎样，我并不十分清楚，只知道父亲有时浇水回来，衣服裤子乃至脸上都是泥巴，母亲常在这样的早晨卧两个荷包蛋，滴几滴熟油，父亲却经常把鸡蛋拨到孩子的碗里，自己绝少吃。
　　记得有好几次，父亲竟然带回来两三条大鲤鱼，用柳树枝穿着，红尾的鲤鱼“啪啪”使劲蹦跶着，我和弟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得到的美味。大约是浇水的水流太急，把水库里的鱼也带了下来。这时父母会一起下厨，做糖醋鱼给我们吃，先用油炸，再用柴火慢慢炖熟，酸甜的糖醋汁浸透了鱼肉，和着菜园里新鲜的芫荽香气，这是我在童年永难忘记的美味。
　　因为明晃晃的荷包蛋和几尾活蹦乱跳的胖鲤鱼，我暗自盼望着父亲能多去浇几次水，尤其是夏天的暴雨之后。我却不知道，那是地里最难浇水的时候，泥巴粘得拔脚都困难。浇水干一夜，父亲累得话都说不动了，只是喝好大一缸子白开水，抽两根烟，然后沉沉地睡了。我们谁也不敢吵他，父亲打着粗重均匀的呼噜，这一觉，往往要睡到第二天早上。
　　父亲后来说，其实浇水累倒是不怕，最怕的是春末夏初浇地的雪水，冰雪融化的冰水寒气直渗骨头，就是在胶筒里面裹上厚厚的衬布，腿脚还是冻得冰凉。还有夏天的暴雨，常伴着突如其来的冰雹，人还来不及躲藏，就已经被冰凉而硕大的雨滴浇上一遍，伴着小如黄豆的冰雹劈头盖脸打着，就是这样浇水的人也不能躲起来，必须看好流进地里的水，随时把毛渠的垄边修好。
　　过了四十岁，父亲就很少再参加浇水这样的重活，我们一家也离开了农场。兵团的浇水逐渐统一推广根下滴管和机井，马灯也早已换成了可以充电的大灯，只是父亲的风湿越来越重，背也驼得慢慢弓下去。
　　随着老一代的兵团人退休，浇水也已是回忆里的事情。只是农场的麦田和棉田，还常常闯进我梦里来，广袤的麦田与棉田，在新疆明亮的阳光下，绿得骄人，绿得骄傲，玛纳斯河银子般的河水，依然在灌溉那一片绿洲。只有再吃到糖醋鱼的时候，想起父亲用柳树枝拎着鲤鱼，看着我和弟弟，那个模样，好像还是昨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