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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人类学在西方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在20世纪初有一个从摇椅上的人类学到田野实地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得益于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田野实践为代表。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发展也受此影响，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汉人乡村社区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一转变。
关键词人类学 田野实践 文人生涯
作者简介：周恩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281-02
“从熟悉那种以书卷研究为职志的传统中国文人生涯，到认识到另一门以行旅和参与观察以悟道的学科之特征，的确是从那些知名的人类学先辈开始的”，这是作者对人类学学科特征的理解。人类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其原本的主旨是对“他者文化”的探索，在其实践性上，西方经典人类学家里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首先做出了到“他者文化”的田野中去寻找功能整合的和平社会与文化模式的抉择。由此之后，经历异域田野以及到“他者”的文化世界中去探索不同文化视角下的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成为人类学家最为向往和着迷的。
早期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的介绍较少，最早是严复的译著《群学肄言》引入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并将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立足中华文化，以企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随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思想，而其中将西方人类学思想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实践的，则是吴文藻走在前列。他致力于把西方人类学所倡导的社区研究的思想引入中国，并将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开展一系列的汉人社区研究实践，试图把握中国乡村社会运行的规律，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借此培养了一批享誉世界的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则有费孝通和林耀华。费先生为实现其“志在富民”的人生夙愿，一生躬行于祖国的乡土上；而林先生则以一本小说体的人类学著作《金翼》享誉世界，奠定了中国现代宗族乡村研究的重要基石，他穿行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和凉山彝家，实践着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志业。当代的人类学者承继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本土人类学家以乡村社区研究为基础的学术传统，将人类学的学科研究旨趣与新的时代性特征环境下的发展问题相结合，吸收和融合国外的前沿理论，关注汉人农村社区的社会发展实践，开展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研究，并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延伸和扩展。
庄孔韶这本耗时九年完成的著作是他见证中国人类学恢复重建30年发展的感悟和学术成果汇编，全书包括回访的乡土研究、现代人类学的发现实践、方法论说以及作者近期的学术笔汇四个主要部分。展读之后，感触至深的除了作者在社区研究问题上的独到见解之外，还有感于作者在人类学学习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的情感。犹如书名所言，“行旅悟道”，把人类学的学习研究当作探索的行旅过程，感悟人类学及世事之“道”，而“行旅”和“道”两者叠加一起，则又含有一种“道”在行中悟的浪漫情怀。对于作者的这段学术历程，如孙庆忠所概括的，“从原始社会史的学习入手，到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专业训练，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汉人社会研究，到90年代以来积极投身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在他关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贡献于学界的研究成果。”而我则试着将其30年的学术行旅简要概括为锻造之旅、承启之旅及开拓之旅三个阶段，当然，在此过程中作者为我们诠释了人类学的实践性及人类学研究者的学科素养。
作者的学术锻造之旅，作为其进行学科的专业训练阶段，正处于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传统的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弗里德曼和利奇质疑“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为此有了利奇与费孝通关于社区方法论对中国研究的有效性论战。这一问题提出之后，促使汉学人类学者开始重视社区研究以外的社会、国家以及历史。60年代之后起，在前一阶段反思性的前提下，人类学者又回归到社区中展开田野研究实践，而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类学锻造之旅。80年代，作者分几次花了近五年时间只身在云南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实践，如作者所说的，沿着中缅边界、怒江大峡谷穿行，吃过竹鼠、蚂蚁卵、蝌蚪。而且他对基诺族的干栏长屋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着迷于干栏长屋与家族制度的关系，间接地探析了这种关系是否受到中国大社会传统的影响。犹如王铭铭后来所谈及的“小地方中的大社会”，“小地方”中有“大社会”存在，大社会对小地方施以影响，对小地方的理解要在大社会的结构背景下予以阐释。在看待干栏长屋与家族制度的关系时，避免仅从云南少数民族这种“小地方”社区的封闭性内在一体化体系出发，应该整体性地从“大社会”的国家、社会结构关系来理解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因为发现西南民族地区有很多带有交叉文化的建筑存在，而且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父系大家族关系加速解体，传统的各种住房也改其行制，以适应新的生活，这也佐证了少数民族小社区中存在中国社会大传统的事实。
对林耀华先生金翼黄村的回访在作者的学术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借此，回访研究因其时空的交融性和学术传统的承启性而被中国学界所广为接受。《银翅》是作者的回访研究的成果，与林耀华的《金翼》相比，“金”与“银”、“翼”与“翅”有贵贱之别，既有学术上的传承和延展，也有学术后辈对先辈的谦爱之情。当然回访研究不是中国人类学家的首创，国外的人类学家就有回访研究的传统，而且有着很多著名的回访研究案例，比如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受生物性影响还是文化性控制的质疑之争就是其中之一。而庄孔韶对于人类学回访研究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回访研究犹如对诗歌的品尝和理解，品尝者能与诗歌作者有共同体验和共鸣，借助隐喻的效力，以达到更深层认识人类自身的目的。事实上，通过对过去经典人类学家田野点的回访研究，作为该田野研究的补充，能弥补时间向度上的缺陷，察觉研究问题的时代性发展特征，既能延续经典田野研究的传统，也能随时间跨度的延伸把田野研究推向更深入。
对福建金翼黄村进行的人类学世纪回访，跨过了四十几年的“时空穿行”，是对同一田野点的继承性再度研究和审视，必然随时空的斗转星移有所差异和突破。作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人类学家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本土人类学家，庄孔韶首先尝试进行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他的回访研究不仅推进了林耀华金翼黄村的研究深度，还关注到了该区域的陈靖姑民间信仰，作为林耀华之前研究的补充，开启了中国年轻人类学学者对过去的经典本土乡村人类学研究的回访潮流。随后，潘守永、周大鸣、段伟菊、孙庆忠、覃德清和兰林友等中国年轻人类学者分别对杨懋春的山东台头研究、葛学溥的广东凤凰村、许烺光的云南西镇、杨庆堃的广州南景村、波特夫妇的广东茶山以及杜赞奇的华北诸村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回访研究。事实上，不论庄孔韶的金翼黄村回访，还是之后其他的一系列人类学者对乡村人类学的延续性回访研究，对于经历时空跨度之后的各田野点的文化、经济、家族制度、社会制度变迁进行了的详细的对比研究和解释，构建了“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比较观察链，加深了前人的学术研究深度，实现了索隐钩沉的兴趣、情感和学术成就感的并存，不断把中国的乡村人类学研究推向更宽和更深的向度。
当然，作者也关注于人类学的应用性实践，尝试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开拓性成效。他以人类学家的身份闯入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已将近十年有余，并竭力尝试用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推动戒毒和疾病的防治应用性实践。在川、滇两省的彝族地区，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论原则对彝族“虎日”的民间戒毒盟誓仪式进行考察，在寻找到地方族群毒品依赖性为社会文化原因的同时，建立了另一种不同于卫生科学的方法论，即在特定地理区域，川滇大小凉山彝族运用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结合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因吸食毒品造成的生物性成瘾性，呈现了中国戒毒成功率最高的个案之一。他还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我国流动人口中的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用组织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把特定区域的性服务者群体“作为一个文化的组织”，并针对性服务者的乡村——城市流动的串连特征、“红灯区”驻在组织特征和进一步的移动的群体特征，探寻性服务者的行为方式背后的文化特征，从而在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干预措施上为公共卫生专家提供可行的对策依据，成功地实现人类学与卫生学的跨学科合作。他除了尝试人类学与卫生学、医学的合作之外，还探索人类学与影视学的结合，用影视的方式诠释人类学图景，透过镜头建立一套人类学文化诠释视角，特别是田野研究文本和照片或电影摄制的合璧更加能完美地呈现人类学田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弥合文字撰写与影视表现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实现两种方式的互补，由此建构对不同文化的更为深刻的理解。
不论是回访研究、跨学科合作，或是影视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视角都适合于现在学界所提倡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理念，用多样化的文化表现手段对人类学调研作品和田野点予以呈现。当然，只有当人类学的实践性得到充分重视之后，不浪费的人类学才能实现。事实上，该书对人类学的实践性作为很好的诠释，阐释了什么是实践的人类学，以及人类学的实践者应具有学科素养。我想，这种“实践”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学科的自觉，注重在活态的实践中研究学习，研究场景应该是有着文化意识的人及人与其所生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注定了人类学不能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钻研那些亘古的历史文献，而应该以“行旅”的气度去参与和感悟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关照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其次，实践的人类学还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觉，“摸清自己的家底”，用本学科的视角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和提炼出本土化的学科理论，而不能一味地奉迎西方理论。
另外，作为真正的人类学实践者，应该表现为人类学者的自我自觉，存有一颗人类学实践者的心，克服自傲的心态，完善自我，不顽固地固守阵地，不惧于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摒弃学科间的壁垒，解决事关人们生活的复杂现实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才能契合于费孝通晚年所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儒家先贤早已道破为学之道不应脱离于人这个中心议题，这里的“道”是指一种生活的真实与关怀的回归，“人”则是社会中的人，是有着不同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个体，这对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庄孔韶．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庄孔韶．“把种子埋在土里”——林耀华百年诞辰纪念讲话．2010．
[4]孙庆忠．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人类学 田野实践 文人生涯
作者简介：周恩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2009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6-281-02
“从熟悉那种以书卷研究为职志的传统中国文人生涯，到认识到另一门以行旅和参与观察以悟道的学科之特征，的确是从那些知名的人类学先辈开始的”，这是作者对人类学学科特征的理解。人类学作为一门实践学科，其原本的主旨是对“他者文化”的探索，在其实践性上，西方经典人类学家里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首先做出了到“他者文化”的田野中去寻找功能整合的和平社会与文化模式的抉择。由此之后，经历异域田野以及到“他者”的文化世界中去探索不同文化视角下的人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成为人类学家最为向往和着迷的。
早期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的介绍较少，最早是严复的译著《群学肄言》引入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并将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立足中华文化，以企图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随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思想，而其中将西方人类学思想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实践的，则是吴文藻走在前列。他致力于把西方人类学所倡导的社区研究的思想引入中国，并将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国家的发展相结合，开展一系列的汉人社区研究实践，试图把握中国乡村社会运行的规律，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借此培养了一批享誉世界的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则有费孝通和林耀华。费先生为实现其“志在富民”的人生夙愿，一生躬行于祖国的乡土上；而林先生则以一本小说体的人类学著作《金翼》享誉世界，奠定了中国现代宗族乡村研究的重要基石，他穿行于中国的西南边陲和凉山彝家，实践着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志业。当代的人类学者承继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本土人类学家以乡村社区研究为基础的学术传统，将人类学的学科研究旨趣与新的时代性特征环境下的发展问题相结合，吸收和融合国外的前沿理论，关注汉人农村社区的社会发展实践，开展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研究，并对既有研究进行了延伸和扩展。
庄孔韶这本耗时九年完成的著作是他见证中国人类学恢复重建30年发展的感悟和学术成果汇编，全书包括回访的乡土研究、现代人类学的发现实践、方法论说以及作者近期的学术笔汇四个主要部分。展读之后，感触至深的除了作者在社区研究问题上的独到见解之外，还有感于作者在人类学学习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实践的情感。犹如书名所言，“行旅悟道”，把人类学的学习研究当作探索的行旅过程，感悟人类学及世事之“道”，而“行旅”和“道”两者叠加一起，则又含有一种“道”在行中悟的浪漫情怀。对于作者的这段学术历程，如孙庆忠所概括的，“从原始社会史的学习入手，到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专业训练，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汉人社会研究，到90年代以来积极投身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可以说，在他关注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贡献于学界的研究成果。”而我则试着将其30年的学术行旅简要概括为锻造之旅、承启之旅及开拓之旅三个阶段，当然，在此过程中作者为我们诠释了人类学的实践性及人类学研究者的学科素养。
作者的学术锻造之旅，作为其进行学科的专业训练阶段，正处于中国人类学社区研究传统的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弗里德曼和利奇质疑“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为此有了利奇与费孝通关于社区方法论对中国研究的有效性论战。这一问题提出之后，促使汉学人类学者开始重视社区研究以外的社会、国家以及历史。60年代之后起，在前一阶段反思性的前提下，人类学者又回归到社区中展开田野研究实践，而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类学锻造之旅。80年代，作者分几次花了近五年时间只身在云南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实践，如作者所说的，沿着中缅边界、怒江大峡谷穿行，吃过竹鼠、蚂蚁卵、蝌蚪。而且他对基诺族的干栏长屋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着迷于干栏长屋与家族制度的关系，间接地探析了这种关系是否受到中国大社会传统的影响。犹如王铭铭后来所谈及的“小地方中的大社会”，“小地方”中有“大社会”存在，大社会对小地方施以影响，对小地方的理解要在大社会的结构背景下予以阐释。在看待干栏长屋与家族制度的关系时，避免仅从云南少数民族这种“小地方”社区的封闭性内在一体化体系出发，应该整体性地从“大社会”的国家、社会结构关系来理解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因为发现西南民族地区有很多带有交叉文化的建筑存在，而且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南山区少数民族父系大家族关系加速解体，传统的各种住房也改其行制，以适应新的生活，这也佐证了少数民族小社区中存在中国社会大传统的事实。
对林耀华先生金翼黄村的回访在作者的学术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借此，回访研究因其时空的交融性和学术传统的承启性而被中国学界所广为接受。《银翅》是作者的回访研究的成果，与林耀华的《金翼》相比，“金”与“银”、“翼”与“翅”有贵贱之别，既有学术上的传承和延展，也有学术后辈对先辈的谦爱之情。当然回访研究不是中国人类学家的首创，国外的人类学家就有回访研究的传统，而且有着很多著名的回访研究案例，比如澳大利亚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受生物性影响还是文化性控制的质疑之争就是其中之一。而庄孔韶对于人类学回访研究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回访研究犹如对诗歌的品尝和理解，品尝者能与诗歌作者有共同体验和共鸣，借助隐喻的效力，以达到更深层认识人类自身的目的。事实上，通过对过去经典人类学家田野点的回访研究，作为该田野研究的补充，能弥补时间向度上的缺陷，察觉研究问题的时代性发展特征，既能延续经典田野研究的传统，也能随时间跨度的延伸把田野研究推向更深入。
对福建金翼黄村进行的人类学世纪回访，跨过了四十几年的“时空穿行”，是对同一田野点的继承性再度研究和审视，必然随时空的斗转星移有所差异和突破。作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人类学家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本土人类学家，庄孔韶首先尝试进行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他的回访研究不仅推进了林耀华金翼黄村的研究深度，还关注到了该区域的陈靖姑民间信仰，作为林耀华之前研究的补充，开启了中国年轻人类学学者对过去的经典本土乡村人类学研究的回访潮流。随后，潘守永、周大鸣、段伟菊、孙庆忠、覃德清和兰林友等中国年轻人类学者分别对杨懋春的山东台头研究、葛学溥的广东凤凰村、许烺光的云南西镇、杨庆堃的广州南景村、波特夫妇的广东茶山以及杜赞奇的华北诸村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回访研究。事实上，不论庄孔韶的金翼黄村回访，还是之后其他的一系列人类学者对乡村人类学的延续性回访研究，对于经历时空跨度之后的各田野点的文化、经济、家族制度、社会制度变迁进行了的详细的对比研究和解释，构建了“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比较观察链，加深了前人的学术研究深度，实现了索隐钩沉的兴趣、情感和学术成就感的并存，不断把中国的乡村人类学研究推向更宽和更深的向度。
当然，作者也关注于人类学的应用性实践，尝试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并且取得了显著的开拓性成效。他以人类学家的身份闯入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已将近十年有余，并竭力尝试用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推动戒毒和疾病的防治应用性实践。在川、滇两省的彝族地区，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论原则对彝族“虎日”的民间戒毒盟誓仪式进行考察，在寻找到地方族群毒品依赖性为社会文化原因的同时，建立了另一种不同于卫生科学的方法论，即在特定地理区域，川滇大小凉山彝族运用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结合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因吸食毒品造成的生物性成瘾性，呈现了中国戒毒成功率最高的个案之一。他还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我国流动人口中的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用组织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了调研和分析，把特定区域的性服务者群体“作为一个文化的组织”，并针对性服务者的乡村——城市流动的串连特征、“红灯区”驻在组织特征和进一步的移动的群体特征，探寻性服务者的行为方式背后的文化特征，从而在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干预措施上为公共卫生专家提供可行的对策依据，成功地实现人类学与卫生学的跨学科合作。他除了尝试人类学与卫生学、医学的合作之外，还探索人类学与影视学的结合，用影视的方式诠释人类学图景，透过镜头建立一套人类学文化诠释视角，特别是田野研究文本和照片或电影摄制的合璧更加能完美地呈现人类学田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弥合文字撰写与影视表现之间的不可替代性，实现两种方式的互补，由此建构对不同文化的更为深刻的理解。
不论是回访研究、跨学科合作，或是影视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视角都适合于现在学界所提倡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理念，用多样化的文化表现手段对人类学调研作品和田野点予以呈现。当然，只有当人类学的实践性得到充分重视之后，不浪费的人类学才能实现。事实上，该书对人类学的实践性作为很好的诠释，阐释了什么是实践的人类学，以及人类学的实践者应具有学科素养。我想，这种“实践”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学科的自觉，注重在活态的实践中研究学习，研究场景应该是有着文化意识的人及人与其所生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注定了人类学不能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钻研那些亘古的历史文献，而应该以“行旅”的气度去参与和感悟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关照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其次，实践的人类学还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觉，“摸清自己的家底”，用本学科的视角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和提炼出本土化的学科理论，而不能一味地奉迎西方理论。
另外，作为真正的人类学实践者，应该表现为人类学者的自我自觉，存有一颗人类学实践者的心，克服自傲的心态，完善自我，不顽固地固守阵地，不惧于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摒弃学科间的壁垒，解决事关人们生活的复杂现实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才能契合于费孝通晚年所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儒家先贤早已道破为学之道不应脱离于人这个中心议题，这里的“道”是指一种生活的真实与关怀的回归，“人”则是社会中的人，是有着不同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个体，这对今天的人类学研究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庄孔韶．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庄孔韶．“把种子埋在土里”——林耀华百年诞辰纪念讲话．2010．
[4]孙庆忠．穿梭于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庄孔韶教授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