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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与病人相处的过程，
就是与他共同走完精神成长的过程；你此前帮助他所获得的
内心坚强与精神升华，
其实是你自己的坚强与升华。
最后，你不仅有可能摆脱人生中
不能承受的死之恐惧，
还得以克服负面情绪的纠缠。
医学既是一门“最人文的科学”，又是“最科学的人文”。本文为汪涌豪教授在上海瑞金医院发表的讲演，探讨医生如何以人文关怀带领患者向死而生，超越恐惧，实现精神上的共同成长。对改变当下市场化的医疗环境，增进医患沟通，缓解医患矛盾，回归医学的人格本位有所启发。
死问题，最能体现医学的人文属性与医者的人文关怀，当然，也最能反映人文精神的全部特性与意义。
在经验世界里，中国人从来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重，但提升到抽象的领域，又多持“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但不展开深入讨论，还好将彼岸的一切归诸天命，以知命为君子。
相比之下，西方人似乎更热衷于探究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死与活着的人无系，因我们生时，死不存在；当死来时，我们又不存在。”一直到当代，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仍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还催生出关于死亡的哲学，如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人只有彻入生死，才能找到自己。但我们尤须体认这一判断的另一重意思，那就是它还意味着，只有借助哲学的自省与反思，人才能勘破生死。这里就有了人文的思考，并让人看得到先哲的人文视境与关怀。
由此中贤西哲的训教，再借助昌明的科学和人自身的理性，我们就能体认，其实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人必须经历的真实生活。没有死，人一切的开始都没有意义。就像一场盛大的马拉松，倘不设终点，任何伟大的出发都谈不到意义。
死又是人最好的导师，让人得以认识善恶互杂的人性原相，并从“自然的存在”走向“自觉的存在”。这样当死到来，人就能平静地向亲人托付，跟朋友道别，并对过往的一切心怀感恩。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不仅是生之目的，还让人学会如何变“经过生命”为“活出生命”。
最后，死亡还是一种真实的激励，为人生划出界限，催人善加把握，做有意义的事情。故可以说，正是死赋予了个体存在以更丰富的内容，并为其提供永在的可能。看看我们身边那些遭受过无数苦难挫折的人，反而对生命有更深彻的理解。所以，死亡对人的启示和激励其实是这样的：任何时候，你都不应该等到死神来敲门，才着手过长久以来就想要的生活，许多事，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去做。
如果一个医者也能这样理解死亡，就有可能获得一种高上的人文视境，并从内心焕发出对病人真切的关爱。诚然，医生时时面对生死，很容易变得麻木。尽管如此，仍没理由忘记死之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忘记自己也置身在这个必然的流程中，只有有限的生命，并时刻受着死神阴暗的窥视。而当你将自己放置在这样的流程中作人文思考，就比较容易明白，有时医生的价值并不全在救死扶伤。
尽管现代医学进步迅速，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治愈的疾病仍是少数，更多的不但无法根治，连发病的机理都不清楚。当其时，医生能给予病人的，就只能是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安慰。如果再进一步，你还能助成他有限生命中对夙愿的了解与理想的实现，那就更完美了。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有时对一个晚期重症患者，最符合人文关怀的救治可能不是费尽财力，而是姑息治疗，最大程度地维护其生命的安详和尊严。与病人同休戚，对病人及其家属施以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安慰，其实都需要一种超越客观判断之上的深切关怀。死亡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如果你有高上的人文视镜，有发自内心的人道关怀，就会觉得很多时候，病人才是自己的老师，经由他生命的终结，你看到了自己生命最真实的预演，懂得什么是蒙田所说的“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由此，你与病人相处的过程，就是与他共同走完精神成长的过程；你此前帮助他所获得的内心坚强与精神升华，其实是你自己的坚强与升华。最后，你不仅有可能摆脱人生中不能承受的死之恐惧，还得以克服负面情绪的纠缠。
有鉴于此，我们不认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放弃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沉思与人文体验，就其所要达成的医术高度和医技境界而言，有没有这种沉思与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死亡不只是病人必须面对的考题，它还是一道医学考题，更是人文考题。
美国学者佩里格利诺称医学既是一门“最经验的艺术”与“最人文的科学”，又是“最科学的人文”。确实，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尽管不属于二者中任何一方，但包含了二者的许多特性。上世纪70年代，随生物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注意用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相结合的综合医学模式，将现代医学的服务目的由单纯的疾病诊治，转化提升为对身心的呵护。加上病人权利运动和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开展，医学应该以人为本、回归人文渐渐成为业内共识。
但在中国，受近代以来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医学科学主义”和“医学技术主义”盛行，医学的人文本质长期不得彰明。具体说，今天的医生越来越离不开技术和器械。化学药物、器官移植与介入性治疗等多种新技术，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等人工生命与高等智能技术，也日渐走上前台。这些新技术对诊断与治疗固然作用巨大，但换个角度看，也让医生远离了病人，加剧了医学的非人格倾向。
所以，眼下医生不再耐心询问病人与查看病史，已不是个别现象。结果，就是只见疾病，没有病人，只见细胞分子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异常，而不顾及病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诉求。本来，现代医学与医疗的专科化趋势已经消解了整体意义上的人，现在日渐扩大的技术化又进一步忽略了人的心理。至于无处不在的市场化又过分漠视人的情感，使得依赖器械、张扬技术背后的逐利冲动再也无法掩盖。
这样，要医生将病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一样需要被尊重这个原本应是医生的基本哲学，自然不易得到确立。按医学伦理学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萝思提出的“五阶理论”，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往往有一个从否认、愤怒到磋商、忧郁、接受的过程，需要分别用倾听、安慰和启发、鼓励、尊重来应对，这些都仰赖医患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是将真相告诉病人以尊重其知情权，还是继续善意的欺瞒；是见机行事地给予暗示，还是面对询问时默认，都需要医者通过这种交流予以落实。
所以亚里士多德会称宣泄压抑情绪是治疗性的，希波克拉底更将语言与药物、手术刀一起视为医生的“三大法宝”。医学界有一句名言：“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通过交流，不但可以降低盲目依靠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导致的临床误诊率，还能减少和杜绝医疗纠纷的增多与医患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因有人文视境与关怀，你不仅将医患关系视为单纯的信托关系，还进而视为共同成长的过程；你自觉体认语言交流不仅是现代医学的基本模式与要求，更是医学这门与人文最贴近的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就不会总用干巴巴的话安慰人，相反，有能力与患者坦率讨论什么是“不可能”与“做不到”的话题，并使其平静地接受。
譬如用你暖过的手轻轻碰触患者的身体，告诉他你心底的看法。你说死其实是检验每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与否的最终尺度。人生在世，有些可以争取，有些则必须顺应。譬如顺应自然的召唤，回归母腹的大地。因为它体现了大自然与个体生命的辩证关系，并使大自然的生命之树常青，所以不是哀痛，而有法喜。在这个过程中，本着对人的尊重，你会注意永远都不要让病人与生命中有意义的事分离，与人的正常认知分离。
相反，与他一起温习曾经有过的种种。渐渐地，他就能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并有心情专注于安慰家人，作别友人，甚至还记得以自己无可复制的经验，留教训给后人，这就是培根《论死亡》所说的“人心中有许多情感，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的意思。
（摘编自《文汇报》2013年7月22日）
就是与他共同走完精神成长的过程；你此前帮助他所获得的
内心坚强与精神升华，
其实是你自己的坚强与升华。
最后，你不仅有可能摆脱人生中
不能承受的死之恐惧，
还得以克服负面情绪的纠缠。
医学既是一门“最人文的科学”，又是“最科学的人文”。本文为汪涌豪教授在上海瑞金医院发表的讲演，探讨医生如何以人文关怀带领患者向死而生，超越恐惧，实现精神上的共同成长。对改变当下市场化的医疗环境，增进医患沟通，缓解医患矛盾，回归医学的人格本位有所启发。
死问题，最能体现医学的人文属性与医者的人文关怀，当然，也最能反映人文精神的全部特性与意义。
在经验世界里，中国人从来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重，但提升到抽象的领域，又多持“未知生，焉知死”的态度，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但不展开深入讨论，还好将彼岸的一切归诸天命，以知命为君子。
相比之下，西方人似乎更热衷于探究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过：“死与活着的人无系，因我们生时，死不存在；当死来时，我们又不存在。”一直到当代，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仍称“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还催生出关于死亡的哲学，如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人只有彻入生死，才能找到自己。但我们尤须体认这一判断的另一重意思，那就是它还意味着，只有借助哲学的自省与反思，人才能勘破生死。这里就有了人文的思考，并让人看得到先哲的人文视境与关怀。
由此中贤西哲的训教，再借助昌明的科学和人自身的理性，我们就能体认，其实死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人必须经历的真实生活。没有死，人一切的开始都没有意义。就像一场盛大的马拉松，倘不设终点，任何伟大的出发都谈不到意义。
死又是人最好的导师，让人得以认识善恶互杂的人性原相，并从“自然的存在”走向“自觉的存在”。这样当死到来，人就能平静地向亲人托付，跟朋友道别，并对过往的一切心怀感恩。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不仅是生之目的，还让人学会如何变“经过生命”为“活出生命”。
最后，死亡还是一种真实的激励，为人生划出界限，催人善加把握，做有意义的事情。故可以说，正是死赋予了个体存在以更丰富的内容，并为其提供永在的可能。看看我们身边那些遭受过无数苦难挫折的人，反而对生命有更深彻的理解。所以，死亡对人的启示和激励其实是这样的：任何时候，你都不应该等到死神来敲门，才着手过长久以来就想要的生活，许多事，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去做。
如果一个医者也能这样理解死亡，就有可能获得一种高上的人文视境，并从内心焕发出对病人真切的关爱。诚然，医生时时面对生死，很容易变得麻木。尽管如此，仍没理由忘记死之于生命存在的意义，忘记自己也置身在这个必然的流程中，只有有限的生命，并时刻受着死神阴暗的窥视。而当你将自己放置在这样的流程中作人文思考，就比较容易明白，有时医生的价值并不全在救死扶伤。
尽管现代医学进步迅速，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治愈的疾病仍是少数，更多的不但无法根治，连发病的机理都不清楚。当其时，医生能给予病人的，就只能是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安慰。如果再进一步，你还能助成他有限生命中对夙愿的了解与理想的实现，那就更完美了。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有时对一个晚期重症患者，最符合人文关怀的救治可能不是费尽财力，而是姑息治疗，最大程度地维护其生命的安详和尊严。与病人同休戚，对病人及其家属施以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安慰，其实都需要一种超越客观判断之上的深切关怀。死亡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如果你有高上的人文视镜，有发自内心的人道关怀，就会觉得很多时候，病人才是自己的老师，经由他生命的终结，你看到了自己生命最真实的预演，懂得什么是蒙田所说的“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由此，你与病人相处的过程，就是与他共同走完精神成长的过程；你此前帮助他所获得的内心坚强与精神升华，其实是你自己的坚强与升华。最后，你不仅有可能摆脱人生中不能承受的死之恐惧，还得以克服负面情绪的纠缠。
有鉴于此，我们不认为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放弃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沉思与人文体验，就其所要达成的医术高度和医技境界而言，有没有这种沉思与体验是很不一样的。死亡不只是病人必须面对的考题，它还是一道医学考题，更是人文考题。
美国学者佩里格利诺称医学既是一门“最经验的艺术”与“最人文的科学”，又是“最科学的人文”。确实，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尽管不属于二者中任何一方，但包含了二者的许多特性。上世纪70年代，随生物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越来越注意用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相结合的综合医学模式，将现代医学的服务目的由单纯的疾病诊治，转化提升为对身心的呵护。加上病人权利运动和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在全球范围的开展，医学应该以人为本、回归人文渐渐成为业内共识。
但在中国，受近代以来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医学科学主义”和“医学技术主义”盛行，医学的人文本质长期不得彰明。具体说，今天的医生越来越离不开技术和器械。化学药物、器官移植与介入性治疗等多种新技术，器官移植、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等人工生命与高等智能技术，也日渐走上前台。这些新技术对诊断与治疗固然作用巨大，但换个角度看，也让医生远离了病人，加剧了医学的非人格倾向。
所以，眼下医生不再耐心询问病人与查看病史，已不是个别现象。结果，就是只见疾病，没有病人，只见细胞分子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异常，而不顾及病人的心理感受与情感诉求。本来，现代医学与医疗的专科化趋势已经消解了整体意义上的人，现在日渐扩大的技术化又进一步忽略了人的心理。至于无处不在的市场化又过分漠视人的情感，使得依赖器械、张扬技术背后的逐利冲动再也无法掩盖。
这样，要医生将病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一样需要被尊重这个原本应是医生的基本哲学，自然不易得到确立。按医学伦理学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萝思提出的“五阶理论”，病人对自己的病情，往往有一个从否认、愤怒到磋商、忧郁、接受的过程，需要分别用倾听、安慰和启发、鼓励、尊重来应对，这些都仰赖医患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是将真相告诉病人以尊重其知情权，还是继续善意的欺瞒；是见机行事地给予暗示，还是面对询问时默认，都需要医者通过这种交流予以落实。
所以亚里士多德会称宣泄压抑情绪是治疗性的，希波克拉底更将语言与药物、手术刀一起视为医生的“三大法宝”。医学界有一句名言：“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通过交流，不但可以降低盲目依靠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导致的临床误诊率，还能减少和杜绝医疗纠纷的增多与医患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因有人文视境与关怀，你不仅将医患关系视为单纯的信托关系，还进而视为共同成长的过程；你自觉体认语言交流不仅是现代医学的基本模式与要求，更是医学这门与人文最贴近的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就不会总用干巴巴的话安慰人，相反，有能力与患者坦率讨论什么是“不可能”与“做不到”的话题，并使其平静地接受。
譬如用你暖过的手轻轻碰触患者的身体，告诉他你心底的看法。你说死其实是检验每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与否的最终尺度。人生在世，有些可以争取，有些则必须顺应。譬如顺应自然的召唤，回归母腹的大地。因为它体现了大自然与个体生命的辩证关系，并使大自然的生命之树常青，所以不是哀痛，而有法喜。在这个过程中，本着对人的尊重，你会注意永远都不要让病人与生命中有意义的事分离，与人的正常认知分离。
相反，与他一起温习曾经有过的种种。渐渐地，他就能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并有心情专注于安慰家人，作别友人，甚至还记得以自己无可复制的经验，留教训给后人，这就是培根《论死亡》所说的“人心中有许多情感，其强度足以战胜死亡”的意思。
（摘编自《文汇报》2013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