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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不是瑶，不是僚，不是苗，不是汉，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的一支，是单一民族
国家对“土家”的识别，始于1950年。当时，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湖南湘西的“苗族”代表田心桃，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反映，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要求中央派人进行调查。她的反映引起了重视，中央派出了多名专家学者，组织调查小组，多次调研。
潘光旦先生是在1953年接受了研究“土家”的任务，在查阅大量史籍、地方志后，他发表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认为：土家不是瑶，不是僚，不是苗，不是汉，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的一支，是单一民族。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王明踽教授、语言学家王静如在经过实地调查后，分别写出了《湘西“土家”概况》和《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等文章，也都支持“土家”是单一民族的观点。
1954年国家民委为了慎重，还在北京召开了“土家”人问题研讨会，参与会议的专家和学者们一致认为“土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但在1955年，国家民委将对“土家”人的调研意见向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征求意见时，却遇到了反对：湖南统战部门的领导认为，湘西土家彭土司祖籍来自江西，是汉人，因此土家大姓彭氏及其他姓氏均为汉人；而且按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来衡量，“土家”民族特征不显著，不必要再认定为少数民族。
之后，由于“土家”人强烈要求，于是在1956年5、6月间，中央再次派调查组实地调查，这也促成了潘光旦先生的第一次“土家”调查之旅。在这次调查后他向中央呈送了《高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国家民委也组成中央“土家”识别调查小组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民族识别，终于在1956年10月，中央政府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也就是说，1956年我跟随潘先生去川鄂考察“土家”情况时，政府其实已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了。但在正式确认之前，潘先生还是想再次去实地走一趟，他觉得兹事重大，应该慎重再慎重。
“土家”识别悬而不决，“我们得赶快给他们正名”
我和潘光旦先生谈起为什么“土家”的识别如此困难，他说从元朝起，人们就把湘西一带的少数民族都叫作“苗”了。《永顺县志》上载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侵犯沿海，政府从湘西派“士兵”去打倭寇，书上把他们统称作“苗”。这就把“土家”人和苗人混淆了起来。实际上古代鄂西、川东有个巴兹国，该国人叫巴人。在《山海经》中就记载过巴人的事，以后在《左传》里也有多处提到巴人，可见三千年前就有了巴人，他们的后人就在鄂西、川东、湘西这一带，“土家”起源于巴人。但后来，相当一部分“土家”人与苗族、汉族杂居在一起，遗留问题比较复杂。
在武昌的中南民族学院，潘先生想找几位“土家”学生来谈谈情况，院领导说“土家”族尚未公布，学生中还没有自称“土家”的，有几个自称为“土族”的，潘先生连说，就请他们来谈谈。很快，找来了4位。
在开座谈会时，一位姓向的同学讲起，自己对“土族”的历史了解很少，因为家族里的老年人对青年人讲得很少。“土族”有自己的服装，但他出生后没穿过，因为受汉族的影响不爱穿。“土族”服装大衣大袖，“土族”人好练舞，袖大可以绞掉对方的枪。过去“土”人崇拜老虎，后来有个江西来的彭姓土司不喜欢白虎，要让土族也不敬白虎。他还提到，他家乡1953年开始实施减租政策，后来改为少数民族可以减租，“土”人不算少数民族，就没有这个优待；还有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苗族学生有，“土”人没有。“说我们是汉族，我们又不像”。
等他们走了之后，潘先生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土家’族，可是他们才从苗族的误称里拔出来，却又一头扎进青海、甘肃的土族里去了。我们得赶快为他们正名。”
在四川省秀山县石堤公社与6位“土家”老人座谈时，老人们提到石堤一带有彭、白、李、马、蔡六大姓，自认为“土家”，年纪大的老人能讲“土家”话。“土家”原来敬奉白虎神，后来受汉人影响，就开始赶白虎了。“土家”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过年，汉人过年是三十。老人们都很羡慕湘西的苗族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名族，得到了政策照顾，所以他们都非常期待“土家”能早日得到承认，可以和其他兄弟民族平起平坐。
因为“土家”族没有文字，只能口耳相传。潘老师还要从语音中辨别、选择，去伪存真。记得我们在宜昌游览三游洞时，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有一个地方叫平善坝，潘老师说平善坝过去叫平喜坝，平喜的音转就是“比兹”，他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抿着嘴，半眯着眼，重复吐出“平喜”和“比兹”两个词，让我们细听，他说：“‘土家’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自称‘比兹卡’，这个‘卡’就是家、族的意思。”
潘先生想去船棺出土处看看环境，于是早上10时出发，坐的是闷罐车改装的车厢，晚上8时多才回来
潘先生右腿膝盖以下因病截肢，平地上走路都要拄拐杖，眼睛又高度近视，但为了土家族识别，他坚持钻山入林，几乎走遍了湘、鄂、渝三地的土家人聚居地，进行实地调查。
在有关武汉东湖的书上发现有蛮王冢的记载，先生大为高兴，认为这可能是“土家”的祖先遗址，要去探寻。到达目的地后发现蛮王冢已经荒废，甚为遗憾。
我们到奉节时，潘先生提议游白帝城。相传公孙述在王莽时起兵割据四川，自称白帝，改山名为白帝，修建了白帝城。但潘先生认为白帝城不是公孙述修筑的，他说这个事情在宋朝就有人怀疑了，白帝城在公孙述之前已经存在了。潘先生推测这是“土家”人的祖先巴人为了防止楚人的进攻，在这里设防，里面还有铁索锁峡，易守难攻。我们没有见到白帝城，已毁，只见到了后修的白帝庙。 重庆博物馆藏有一重要文物“船棺”，潘先生推想，这也是巴人遗物，至少它是少数民族的，所以亟想观览。我们看到的是昭化宝轮院出土的船棺，为巴蜀时期的文物。潘先生想去船棺出土处看看环境，于是早上10时出发，坐的是闷罐车改装的车厢，晚上8时多才回来，考察了船棺的出土地，那里有50多个墓穴，初步推断是巴人的墓葬。
我们的湖北之行留下了遗憾，湖北的“土家”识别遗憾了整整30年
1957年1月9日，我们从四川黔江进入湖北恩施，住在恩施专区的专员公署。公署的王专员反映了一个重要意见：恩施的“土家”人多数已经知道，湖南省方面已经向专区和各县宣布，中央已经正式确认土家族是单一的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正式成员（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发出电文，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这样的大喜事，为什么湖北省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更没有宣布？其实这也是我们本次识别调查之旅的一个目的所在：在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湖南的土家族识别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湖北、四川地区土家族的情况和分布。
潘光旦先生在湘西调查时，只听“土家”老人说过有“摆手舞”，但没有见到有人跳“摆手舞”。有些遗憾，这次却看到了。来凤县特意请老乡来为我们表演，来演出的老人说：我们“土家”已经一个甲子60年没跳“摆手”了。过去祭神、拜祖都要跳“摆手。国民党政府时期，日子越来越坏，兵灾匪祸连年不断，大的集会不敢举行，也不敢跳“摆手”了。而今又跳到大会上来了，真不容易。
3月15日，《光明日报》向世人宣布：土家族分布于湖南、四川、贵州、湖北交界的山区，历时6年的土家族艰苦调查和识别认证终于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
可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不久之后，潘先生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竟然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的辛勤工作竟然成了罪行。
潘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还连带伤害了不少地方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川东南、鄂西的土家成分确认问题也都搁置起来了，一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湖北省在1980年成立了来凤、鹤峰土家族自治县，1983年底改设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并在宜昌地区设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四川省也差不多同时设立了酉阳、秀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省设立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在潘先生研究土家族问题整整30年之后，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才算全部完成。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第7期，有删节）
国家对“土家”的识别，始于1950年。当时，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湖南湘西的“苗族”代表田心桃，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反映，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要求中央派人进行调查。她的反映引起了重视，中央派出了多名专家学者，组织调查小组，多次调研。
潘光旦先生是在1953年接受了研究“土家”的任务，在查阅大量史籍、地方志后，他发表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认为：土家不是瑶，不是僚，不是苗，不是汉，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的一支，是单一民族。随后，中央民族学院的王明踽教授、语言学家王静如在经过实地调查后，分别写出了《湘西“土家”概况》和《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等文章，也都支持“土家”是单一民族的观点。
1954年国家民委为了慎重，还在北京召开了“土家”人问题研讨会，参与会议的专家和学者们一致认为“土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
但在1955年，国家民委将对“土家”人的调研意见向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征求意见时，却遇到了反对：湖南统战部门的领导认为，湘西土家彭土司祖籍来自江西，是汉人，因此土家大姓彭氏及其他姓氏均为汉人；而且按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来衡量，“土家”民族特征不显著，不必要再认定为少数民族。
之后，由于“土家”人强烈要求，于是在1956年5、6月间，中央再次派调查组实地调查，这也促成了潘光旦先生的第一次“土家”调查之旅。在这次调查后他向中央呈送了《高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国家民委也组成中央“土家”识别调查小组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民族识别，终于在1956年10月，中央政府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也就是说，1956年我跟随潘先生去川鄂考察“土家”情况时，政府其实已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了。但在正式确认之前，潘先生还是想再次去实地走一趟，他觉得兹事重大，应该慎重再慎重。
“土家”识别悬而不决，“我们得赶快给他们正名”
我和潘光旦先生谈起为什么“土家”的识别如此困难，他说从元朝起，人们就把湘西一带的少数民族都叫作“苗”了。《永顺县志》上载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侵犯沿海，政府从湘西派“士兵”去打倭寇，书上把他们统称作“苗”。这就把“土家”人和苗人混淆了起来。实际上古代鄂西、川东有个巴兹国，该国人叫巴人。在《山海经》中就记载过巴人的事，以后在《左传》里也有多处提到巴人，可见三千年前就有了巴人，他们的后人就在鄂西、川东、湘西这一带，“土家”起源于巴人。但后来，相当一部分“土家”人与苗族、汉族杂居在一起，遗留问题比较复杂。
在武昌的中南民族学院，潘先生想找几位“土家”学生来谈谈情况，院领导说“土家”族尚未公布，学生中还没有自称“土家”的，有几个自称为“土族”的，潘先生连说，就请他们来谈谈。很快，找来了4位。
在开座谈会时，一位姓向的同学讲起，自己对“土族”的历史了解很少，因为家族里的老年人对青年人讲得很少。“土族”有自己的服装，但他出生后没穿过，因为受汉族的影响不爱穿。“土族”服装大衣大袖，“土族”人好练舞，袖大可以绞掉对方的枪。过去“土”人崇拜老虎，后来有个江西来的彭姓土司不喜欢白虎，要让土族也不敬白虎。他还提到，他家乡1953年开始实施减租政策，后来改为少数民族可以减租，“土”人不算少数民族，就没有这个优待；还有学生的助学金问题，苗族学生有，“土”人没有。“说我们是汉族，我们又不像”。
等他们走了之后，潘先生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土家’族，可是他们才从苗族的误称里拔出来，却又一头扎进青海、甘肃的土族里去了。我们得赶快为他们正名。”
在四川省秀山县石堤公社与6位“土家”老人座谈时，老人们提到石堤一带有彭、白、李、马、蔡六大姓，自认为“土家”，年纪大的老人能讲“土家”话。“土家”原来敬奉白虎神，后来受汉人影响，就开始赶白虎了。“土家”腊月二十八、二十九过年，汉人过年是三十。老人们都很羡慕湘西的苗族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名族，得到了政策照顾，所以他们都非常期待“土家”能早日得到承认，可以和其他兄弟民族平起平坐。
因为“土家”族没有文字，只能口耳相传。潘老师还要从语音中辨别、选择，去伪存真。记得我们在宜昌游览三游洞时，离我们休息的地方不远有一个地方叫平善坝，潘老师说平善坝过去叫平喜坝，平喜的音转就是“比兹”，他一边做着手势，一边抿着嘴，半眯着眼，重复吐出“平喜”和“比兹”两个词，让我们细听，他说：“‘土家’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自称‘比兹卡’，这个‘卡’就是家、族的意思。”
潘先生想去船棺出土处看看环境，于是早上10时出发，坐的是闷罐车改装的车厢，晚上8时多才回来
潘先生右腿膝盖以下因病截肢，平地上走路都要拄拐杖，眼睛又高度近视，但为了土家族识别，他坚持钻山入林，几乎走遍了湘、鄂、渝三地的土家人聚居地，进行实地调查。
在有关武汉东湖的书上发现有蛮王冢的记载，先生大为高兴，认为这可能是“土家”的祖先遗址，要去探寻。到达目的地后发现蛮王冢已经荒废，甚为遗憾。
我们到奉节时，潘先生提议游白帝城。相传公孙述在王莽时起兵割据四川，自称白帝，改山名为白帝，修建了白帝城。但潘先生认为白帝城不是公孙述修筑的，他说这个事情在宋朝就有人怀疑了，白帝城在公孙述之前已经存在了。潘先生推测这是“土家”人的祖先巴人为了防止楚人的进攻，在这里设防，里面还有铁索锁峡，易守难攻。我们没有见到白帝城，已毁，只见到了后修的白帝庙。 重庆博物馆藏有一重要文物“船棺”，潘先生推想，这也是巴人遗物，至少它是少数民族的，所以亟想观览。我们看到的是昭化宝轮院出土的船棺，为巴蜀时期的文物。潘先生想去船棺出土处看看环境，于是早上10时出发，坐的是闷罐车改装的车厢，晚上8时多才回来，考察了船棺的出土地，那里有50多个墓穴，初步推断是巴人的墓葬。
我们的湖北之行留下了遗憾，湖北的“土家”识别遗憾了整整30年
1957年1月9日，我们从四川黔江进入湖北恩施，住在恩施专区的专员公署。公署的王专员反映了一个重要意见：恩施的“土家”人多数已经知道，湖南省方面已经向专区和各县宣布，中央已经正式确认土家族是单一的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正式成员（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发出电文，正式确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
这样的大喜事，为什么湖北省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更没有宣布？其实这也是我们本次识别调查之旅的一个目的所在：在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湖南的土家族识别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明确湖北、四川地区土家族的情况和分布。
潘光旦先生在湘西调查时，只听“土家”老人说过有“摆手舞”，但没有见到有人跳“摆手舞”。有些遗憾，这次却看到了。来凤县特意请老乡来为我们表演，来演出的老人说：我们“土家”已经一个甲子60年没跳“摆手”了。过去祭神、拜祖都要跳“摆手。国民党政府时期，日子越来越坏，兵灾匪祸连年不断，大的集会不敢举行，也不敢跳“摆手”了。而今又跳到大会上来了，真不容易。
3月15日，《光明日报》向世人宣布：土家族分布于湖南、四川、贵州、湖北交界的山区，历时6年的土家族艰苦调查和识别认证终于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
可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不久之后，潘先生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罪名”之一竟然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的辛勤工作竟然成了罪行。
潘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还连带伤害了不少地方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川东南、鄂西的土家成分确认问题也都搁置起来了，一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湖北省在1980年成立了来凤、鹤峰土家族自治县，1983年底改设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并在宜昌地区设五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四川省也差不多同时设立了酉阳、秀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省设立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沿河土家族自治县。
在潘先生研究土家族问题整整30年之后，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才算全部完成。
（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第7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