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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记事时起，就牢记了自己家乡的名字——黑龙江逊克军马场二分场良种站。
逊克军马场下辖五个分场，我家在二分场，最先住在良种站，后来又先后调到四连和七连。军马场归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完全以军队建制，干部职工统一军服着装，只是少了领章和帽徽。刚上初中时，妈妈把她穿小的一件军衣送给我，三开领、小掐腰，我穿上这件军衣，两条小辫子故意搭在胸前，心里美得直冒泡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人是非常光荣的职业，当地青年若是结婚照相办喜事儿，能借到一套军服穿，那可叫时髦。可我更喜欢看爸爸穿马裤的样子：两侧大腿部分鼓起一个大包，膝盖以下用绑腿裹得细细的，穿一双黑色的毡马靴，头上一顶翻毛黄军帽，腰扎一根黑皮带，坐在枣红色马背上，那样子，嘿，倍儿神气！
东北边疆距离哪个国家最近呢？当然是苏联。我便联想，苏联的战马，有我们马场良种站的马厉害吗？他们的军刀，有我们马场打马草的闪刀亮吗？
1979年2月初，中越边境战事升级，中苏边境也笼罩在战争的雾霾之中。站在辽阔的黑龙江岸边，用望远镜即可望见对面江边符拉迪沃申斯克口岸陈列的一排排大炮和坦克。听大人们议论，我们附近的几条公路已被封锁，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只有军车昼夜行驶，车上运送的是军人、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车辆夜间行驶，不鸣笛、不开灯，一切准备都在平静而有序地进行。
我们的心都揪成了一团，明显感到了越来越浓烈的火药味儿。
2月17日，云南谅山边界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枪。当时正值春节前后，在外读书的我已放假回家。渐渐感觉出了气氛的异常。那种紧张，大大盖过了春节的喜庆。父母向我正式交代战前安全防御，也是连队向各家各户宣布的三条规定：一、一旦听到警报声响，我们家和后面一趟房的六户人家，同乘停靠在大队部的三号汽车;二、按人头计算，每家每人只能带三斤重的物品;三、晚上睡觉尽量不脱衣服，以免突发情况能够快速行动。警報拉响，人员集合后，所有车辆向二十公里外的大黑山进发。
春节前后，母亲一改平日里蒸馒头、花卷的习惯，总是不断地一锅一锅地炒面。炒熟的面可以干吃，也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为了加强营养，母亲还做了点儿小发明，她用香油炒面，再放入盐和捣碎的芝麻花生，使其营养更加丰富。她做了五个长溜溜的布袋，把炒面装进去，布袋两头缝上布条，我们每人身上捆一个，活脱几个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母亲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给我们三姐妹一人准备了一顶破棉帽。我说，要准备就准备新的，给我们准备破帽子干啥？母亲眨巴眨巴眼睛煞有介事地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俄国老毛子可坏了，专门欺负大姑娘，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只要听到警报响，就赶紧把破帽子戴上，再往脸上抹把黑炉灰，他们就认不出男女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个细节，每次洗完脸，母亲都不忘记往我的脸上抹点百雀灵雪花膏，捏捏我的小鼻子，用烧过的火柴棍的炭头描描我的眉毛，然后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边看边说：“女孩子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的，这样才显得姿雅。”“姿雅”一词是母亲生造出来的，翻遍词典也找不到，但并不觉得生僻，认真琢磨一下，仿佛一位形态婀娜、典雅大方的女子，正翩翩地向我们走来。可是眼前，母亲恨不得三个姑娘，个个都变成丑八怪，她才放心。
一场大雪过后，房顶覆盖了厚厚的积雪，远山如白色的蟒带绵延不绝地起伏着，白杨与雪松愈发显得冷峻而挺拔。一切准备就绪，很奇怪我们已经没有了紧张的感觉，似乎只等那警报一响，苏联老毛子冲过边境，我们集体开赴大黑山那一时刻的到来。可是一个星期过去，苏方并无动作，两个星期过去，边界依然平静。只是中苏边境照例陈兵百万，一排排坦克、大炮隔江相对，严阵以待，仿佛不是为了打仗，更像是为了震慑对方而摆出的一种姿态。当时我的心里还是犯了嘀咕，一旦打起来了，我们的马匹怎么办？如果打不起来，我们这么多年养的军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竞妄想目睹一眼中苏骑兵，恍若电影中那样，在茫茫雪原挥刀拼杀的战斗场面！
有一天，连队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儿。
深夜，正在熟睡的张大妈被“砰”的响声惊醒，她“嚯”一下坐起来大叫着：“打枪啦，打枪啦！快跑哇，快跑哇！”全家人迅速起床，各自拿着准备好的干粮和衣物冲出家门，直奔大队部二号车。他们为能第一个登上汽车而庆幸着。一家人坐在敞篷车斗里，脑袋顶着厚厚的棉袄蜷缩成一团，在深夜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可是奇怪，怎么半天没人上车呢？司机也没来？黑黢黢的寒夜，只有皑皑白雪发出清幽的光，黎明的夜啊静悄悄。他们意识到了什么，直到确定并无险情后，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可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四处查找后发现，屋顶棚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那声“砰”的巨响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一家人被折腾得哭笑不得。东北气温低，寒风烈，家里的门窗顶棚须用一层层报纸糊严才保暖。可如果室内温度过高，顶棚糊得过紧，报纸就很容易胀破。顶棚爆裂的声音，被张大妈误以为枪声了。这事儿传遍整个连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随着这则笑料的出现，人们紧张的神经渐渐松懈，每天，关于中越和中苏战争问题，成为街谈巷议最多的话题，似乎经过一场备战，个个都变成了战地情报员和军事分析家。战争的气氛慢慢冷却，春节的喜庆渐渐升温。孩子们又疯跑出去堆雪人，到河套里溜冰去了，大人们也开始走街串户、谈天说地、喝酒打牌了。最重要的是，夜晚，我们终于敢脱下衣服放心大胆地睡觉了。
云南前线捷报频传。1979年3月16日，历时一个月的、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中方的全面胜利告终。
积雪开始松动，冰层开始融化。
开学了，母亲帮我收拾行装。在我转身要走的那一刻，母亲突然叫住我，她拿过来准备躲进大黑山时“红军长征”背的炒面袋子，又拿过来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面袋两头的布条剪断，递给我说：“把炒面带上吧，平时饿了冲一碗吃。”
随着冷战的结束，1980年代后期，我的家乡不再养军马了。马场改农场，军马变良田，现在的逊克农场，已成为北大荒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了。
责任编辑：蒋建伟
逊克军马场下辖五个分场，我家在二分场，最先住在良种站，后来又先后调到四连和七连。军马场归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完全以军队建制，干部职工统一军服着装，只是少了领章和帽徽。刚上初中时，妈妈把她穿小的一件军衣送给我，三开领、小掐腰，我穿上这件军衣，两条小辫子故意搭在胸前，心里美得直冒泡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军人是非常光荣的职业，当地青年若是结婚照相办喜事儿，能借到一套军服穿，那可叫时髦。可我更喜欢看爸爸穿马裤的样子：两侧大腿部分鼓起一个大包，膝盖以下用绑腿裹得细细的，穿一双黑色的毡马靴，头上一顶翻毛黄军帽，腰扎一根黑皮带，坐在枣红色马背上，那样子，嘿，倍儿神气！
东北边疆距离哪个国家最近呢？当然是苏联。我便联想，苏联的战马，有我们马场良种站的马厉害吗？他们的军刀，有我们马场打马草的闪刀亮吗？
1979年2月初，中越边境战事升级，中苏边境也笼罩在战争的雾霾之中。站在辽阔的黑龙江岸边，用望远镜即可望见对面江边符拉迪沃申斯克口岸陈列的一排排大炮和坦克。听大人们议论，我们附近的几条公路已被封锁，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只有军车昼夜行驶，车上运送的是军人、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车辆夜间行驶，不鸣笛、不开灯，一切准备都在平静而有序地进行。
我们的心都揪成了一团，明显感到了越来越浓烈的火药味儿。
2月17日，云南谅山边界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枪。当时正值春节前后，在外读书的我已放假回家。渐渐感觉出了气氛的异常。那种紧张，大大盖过了春节的喜庆。父母向我正式交代战前安全防御，也是连队向各家各户宣布的三条规定：一、一旦听到警报声响，我们家和后面一趟房的六户人家，同乘停靠在大队部的三号汽车;二、按人头计算，每家每人只能带三斤重的物品;三、晚上睡觉尽量不脱衣服，以免突发情况能够快速行动。警報拉响，人员集合后，所有车辆向二十公里外的大黑山进发。
春节前后，母亲一改平日里蒸馒头、花卷的习惯，总是不断地一锅一锅地炒面。炒熟的面可以干吃，也可以用开水冲成糊糊吃。为了加强营养，母亲还做了点儿小发明，她用香油炒面，再放入盐和捣碎的芝麻花生，使其营养更加丰富。她做了五个长溜溜的布袋，把炒面装进去，布袋两头缝上布条，我们每人身上捆一个，活脱几个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母亲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给我们三姐妹一人准备了一顶破棉帽。我说，要准备就准备新的，给我们准备破帽子干啥？母亲眨巴眨巴眼睛煞有介事地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俄国老毛子可坏了，专门欺负大姑娘，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只要听到警报响，就赶紧把破帽子戴上，再往脸上抹把黑炉灰，他们就认不出男女了。”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个细节，每次洗完脸，母亲都不忘记往我的脸上抹点百雀灵雪花膏，捏捏我的小鼻子，用烧过的火柴棍的炭头描描我的眉毛，然后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似的边看边说：“女孩子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的，这样才显得姿雅。”“姿雅”一词是母亲生造出来的，翻遍词典也找不到，但并不觉得生僻，认真琢磨一下，仿佛一位形态婀娜、典雅大方的女子，正翩翩地向我们走来。可是眼前，母亲恨不得三个姑娘，个个都变成丑八怪，她才放心。
一场大雪过后，房顶覆盖了厚厚的积雪，远山如白色的蟒带绵延不绝地起伏着，白杨与雪松愈发显得冷峻而挺拔。一切准备就绪，很奇怪我们已经没有了紧张的感觉，似乎只等那警报一响，苏联老毛子冲过边境，我们集体开赴大黑山那一时刻的到来。可是一个星期过去，苏方并无动作，两个星期过去，边界依然平静。只是中苏边境照例陈兵百万，一排排坦克、大炮隔江相对，严阵以待，仿佛不是为了打仗，更像是为了震慑对方而摆出的一种姿态。当时我的心里还是犯了嘀咕，一旦打起来了，我们的马匹怎么办？如果打不起来，我们这么多年养的军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竞妄想目睹一眼中苏骑兵，恍若电影中那样，在茫茫雪原挥刀拼杀的战斗场面！
有一天，连队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儿。
深夜，正在熟睡的张大妈被“砰”的响声惊醒，她“嚯”一下坐起来大叫着：“打枪啦，打枪啦！快跑哇，快跑哇！”全家人迅速起床，各自拿着准备好的干粮和衣物冲出家门，直奔大队部二号车。他们为能第一个登上汽车而庆幸着。一家人坐在敞篷车斗里，脑袋顶着厚厚的棉袄蜷缩成一团，在深夜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可是奇怪，怎么半天没人上车呢？司机也没来？黑黢黢的寒夜，只有皑皑白雪发出清幽的光，黎明的夜啊静悄悄。他们意识到了什么，直到确定并无险情后，才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可那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呢？四处查找后发现，屋顶棚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那声“砰”的巨响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一家人被折腾得哭笑不得。东北气温低，寒风烈，家里的门窗顶棚须用一层层报纸糊严才保暖。可如果室内温度过高，顶棚糊得过紧，报纸就很容易胀破。顶棚爆裂的声音，被张大妈误以为枪声了。这事儿传遍整个连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随着这则笑料的出现，人们紧张的神经渐渐松懈，每天，关于中越和中苏战争问题，成为街谈巷议最多的话题，似乎经过一场备战，个个都变成了战地情报员和军事分析家。战争的气氛慢慢冷却，春节的喜庆渐渐升温。孩子们又疯跑出去堆雪人，到河套里溜冰去了，大人们也开始走街串户、谈天说地、喝酒打牌了。最重要的是，夜晚，我们终于敢脱下衣服放心大胆地睡觉了。
云南前线捷报频传。1979年3月16日，历时一个月的、为全世界所瞩目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以中方的全面胜利告终。
积雪开始松动，冰层开始融化。
开学了，母亲帮我收拾行装。在我转身要走的那一刻，母亲突然叫住我，她拿过来准备躲进大黑山时“红军长征”背的炒面袋子，又拿过来一把剪刀，“咔嚓”一下把面袋两头的布条剪断，递给我说：“把炒面带上吧，平时饿了冲一碗吃。”
随着冷战的结束，1980年代后期，我的家乡不再养军马了。马场改农场，军马变良田，现在的逊克农场，已成为北大荒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了。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