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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两个尼泊尔小伙走进了吴昊位于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办公室。
他们专程骑摩托车从加德满都北部约30公里处赶来，希望能得到吴昊的帮助。已经是5月1日，尼泊尔8.1级地震发生快一周了，但他们所在的村庄除了接到一个警察部门打来的询问伤亡情况的电话，再未得到任何外界的援助。在这个村庄里，约有1500位村民。
两年多前来到尼泊尔的吴昊，1982年生人，是加德满都C-Center国际语言学院的联合创始人。这个如今由6位华人和两名尼泊尔人组成的团队，在地震发生后，随即投入到救援行动中。他们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统计尼泊尔古迹受损的情况;另一路由吴昊牵头，进行乡村调查，搜集地震重灾区乡村的具体人员伤亡、房屋损毁等情况，然后进行信息发布，并联络来到尼泊尔的各路中国救援机构前往救援。
第二天，吴昊带领他的团队租了一辆越野车，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往这个村庄。车辆很快转入坡度很大而且坑洼不平的土路，没开多久，考虑到地震后山体更加脆弱，全体人员弃车步行。
艰难抵达村里后，吴昊让两个小伙子去召集村里的首领和青壮年，发给他们一张表格，告诉他们如何统计灾情信息，并传授一些简单的安全防护和自救常识。当晚，这些信息回传到吴昊团队的办公室，在次日一早由吴昊转给中国救援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20家中国救援机构在震后陆续抵达尼泊尔。除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外，其余全为民间救援组织。吴昊获得的这些信息，让很多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还摸不清底细的救援机构，有了较为明确的救援地点和方向。
而在中国救援机构到来前，在尼泊尔的中资企业已经提前展开了救援行动。这次地震救援中，中国人的参与度出现了一次爆发性增长。
4月30日，尼泊尔加德满都，中国蓝天救援队正在进行救援工作。图/IC
4月29日，从成都飞往加德满都的国航CA437航班几乎就是一趟专为援助而开设的航班。虽然乘客只有20多人，但航空公司仍将飞机从原定的中型飞机换成大型飞机。
“物资太多了，所以换成了大飞机。”一名机组人员说。
机上的人员，除了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和回国探亲的尼泊尔人外，都是“援助组”。应尼泊尔相关方面的邀请，由中科院院士崔鹏率领的专家组一行9人，前往尼泊尔帮助尼方对震后山体情况进行科学判断，并进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预防。曾参与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减灾行动的崔鹏，是中国知名地质灾害专家。
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分公司总经理杜瑞海和党委副书记刘长彬在登机前遇到了点小麻烦，他们携带的物资严重超重。但在得知他们所带的主要是救灾物资和食品外，航空公司一路绿灯放行。
4月26日，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董光贤就接到了尼泊尔武警总部总长的电话，灾后救援急需重型机械，请求支援。董光贤是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分公司的项目经理，是该公司援建尼泊尔武装警察学院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紧急报请上级部门获批后，公司出动挖掘机、装载机各1台，并派出7名青壮年和当地武警分两个小组展开救援。1985年出生的挖掘机司机刘明奎，是建筑工地上开挖掘机的一把好手。虽然年纪不大，驾龄却超过10年，而且在来尼泊尔前，他和一同前去救援的几位同事全部都有在阿富汗工作的经历。
“还没开始挖，就出了一身汗。”刘明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时隔数日，说起第一次挖掘埋在废墟底下的遗体的经历，刘明奎情绪又回到了当时，有些紧张和沉重。从一开始，刘明奎就神经高度紧张。同事大多比他年长，只要是这个85后小伙在操作，他们就紧盯着挖掘机的铲子，提醒着刘明奎，以免对遗体产生伤害。刘明奎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用一个巨大的铲子剥玉米。
之后约一周时间里，刘明奎和他的同事一共挖出了十多具遗体。有一天，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在走下驾驶时后，这个体格强壮的小伙差点虚脱。长时间待在废墟上，现场刺鼻的味道让他根本没有吃东西的胃口，中途下来休息，往往只喝一点水，一整天里只吃了一点干粮。
“回来的时候刚躺上床，脑子里还想着当时的情景。”刘明奎说。但实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
和杜瑞海、刘长彬一样，喻绍宁也是在地震后赶到了加德满都。“那儿余震还不断，怎么不在泰国待着？”朋友问他。泰国是华为公司的东南亚地区总部所在地，4月25日，华为尼泊尔代表处公共关系部主管喻绍宁正在出差，突然有很多人在微信里问他，“你怎么样？”“你安全吗？”他才从新闻中得知了地震的消息。
询问了代表处及同事的安全后，喻绍宁赶紧买了飞回加德满都的机票。他还负责着尼泊尔的一些小运营商，要尽快保证设备的正常运作。此外，作为尼泊尔两大移动运营商Ncell和NTd 的主要设备供应商，华为首当其冲要保证的是，它们的核心网络不会出现大问题。 “基站坏了，影响是一个区域，但一旦核心机房出现严重问题，就意味着尼泊尔整个移动通信网络的瘫痪。”喻绍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震后救援来说，通信无异于“生命线”。喻绍宁的同事陈飞是华为公司尼泊尔代表处的交付与服务副代表，地震发生后，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代表处赈灾副总指挥。在尽力保证核心网络的安全时，公司员工也冒着余震的危险就近修复损坏的基站。
虽然在重灾区，不少基站遭到破坏，但尼泊尔的通信网络整体没有出现大面积和长时间中断。即便是在地震刚发生后的时段，尼泊尔急于打电话了解亲朋好友情况的人，只要不是在基站损坏的区域，重复打几次，也基本上能打通。
震后第五天开始，在加德满都的大街小巷，Ncell和NT的一些营业厅开始营业。两天后，大多数营业厅都开门迎客。
突然，废墟旁的楼房出现晃动。余震来了，同事招呼刘明奎赶紧停下机械，躲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空旷地带。
刚刚赶到加德满都的蓝天救援队也来到这里，他们迅速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对废墟进行了搜寻探测，得知废墟下已没有生命体征。结果令人遗憾，但这使刘明奎后面的操作，可以心里有数一些。
这是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分公司此次第一次在国外出动重型机械参与地震救援，不仅对他们，对很多规模较小的专业救援队来说，专业设备的匮乏也是他们实施救援时的一大障碍。
搜救幸存者和遗体挖掘都需要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专业的方法。已在尼泊尔清理出16具遗体的蓝天救援队，在清理一处废墟时发现，一个遇难者的腿被夹得很死，虽然尼泊尔军方建议锯腿，但蓝天救援队拒绝了。“队员拿一张垫子放在遗体上，趴在上面一点点抠，用了6小时，保住了腿。”蓝天救援队队长远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为了救出一名幸存者，中国国际救援队无间断作业，耗时34个小时。“对于救援队来说，没有犬，就不能独立搜救，光靠生命探测仪是不行的。如果不能进行人、犬、设备的综合性搜索，就很难在深埋的废墟里发现人员。”中国国际救援队副总队长、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在加德满都的营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作为救援的“国家队”，中国地震局下属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是尼泊尔4·25地震后首批抵达的外国救援队之一。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国际救援队就着手准备，并于次日凌晨在机场集结完毕，中午抵达加德满都，随即展开救援。
对于震后救援来说，越早进行救援，救出幸存者的希望就越大。较早抵达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共救出幸存者两名。而全球各地救援队共救出15名幸存者。
“我们的组织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一旦国家决定了要派，晚上10点协调，凌晨就起飞了。”随中国国际救援队飞赴尼泊尔的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米宏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米宏亮介绍，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经过联合国IEC（分级测评）测评过的、具备重型救援能力的救援队。在他看来，对于规范化的国际救援队来说，到了灾区，除了要有比较强的搜救能力外，还应该做到能够实现自我保障，也就是不需要受灾方的任何物资，而是完全靠自己的物资保障救援和后勤。
当前的中国民间救援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民间救援队的诞生元年。如今，作为目前在国内民间救援队里的领头羊位置蓝天救援队，也连自己制式的帐篷都没有。
“正规化建设还是不行，自己制式的装备还不完备。各国成熟的救援队，都有自己制式的包，自己制式的装备。”远山坦承。
这样稍显尴尬的窘境，和民间救援机构本身的资金比较缺乏有关。但在远山看来，对于蓝天救援队来说，现在筹集资金不是太难。“民间组织做事要看心，心不正则做不好，和钱、装备、物资没有必然关系。”远山表示。
时近黄昏，一辆华人宗教组织的卡车驶进位于加德满都东北部的一处受灾民众安置点。颜色各异的帐篷和雨棚，散落在空旷并有些杂乱的草坪上。
和中午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相比，此时已有些微凉。在5月初，夜晚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上下，简易的帐篷和更简陋的雨棚无法遮蔽寒意的侵袭。
几名僧人从卡车上下来，卡车上装满防潮的褥子。三五个人凑上前去，一名衣着鲜艳的妇女接到了僧人免费发放的褥子，高兴地离开。
很快，四面的人涌过来，居民将卡车团团围住，越来越多的人将手伸出。开始有居民直接用手从卡车里向外拽褥子。
他们虽然没有大声吵嚷，但居民拽褥子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卡车司机无奈只好倒车调头，渐渐加速，最终摆脱人群的追赶。
5月1日，吴昊召集村民进行灾民信息统计和灾后安全防护的讲授时，吴昊的同伴对这种大规模召集村民的方式提出了异议。
吴昊和他的团队内一直有个共识，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发布灾情信息时，也特别在下方注明：C-Center致力于提供信息搜集、核实与对接，本身不接受任何公众捐款与物资。
“我们还不具备管理捐款和物资的能力。”吴昊说。
这个年轻的团队并没有雄厚的资金积累，在做乡村灾情调查时，租车的费用对他们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面对不少表示捐款意愿的人，他曾对远山提议，让这些人把款项打到蓝天救援队设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名下的捐款账户上。远山提出要捐款人写明款项的用途，最后又谨慎地表示自己要再想想。
而吴昊所做的事，在一些西方救援机构来看，是一项重复劳动。因为在位于加德满都的联合国办事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在震后很快就和尼泊尔政府合作，进行灾情摸排调查，已经获得了至少90%受灾地区的信息。
在联合国的这个办事处，在工作时间，几乎每隔一个小时都会有一场主题不同的协调会，涵盖居住条件、医疗救助、食物供应和儿童保护等等，参会的是来自各国不同救援机构的代表，并会每天发布最新的灾情信息。
蓝天救援队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建立了一些对接机制，但他们也很看重吴昊搜集到直接而具体的信息。按照吴昊所提供的地点，一些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援。但对于不少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民间救援机构来说，他们连跟吴昊这样的当地华人团队对接上都做不到。
“好人，有热情。但来了之后，发现是外国。救援是需要程序的，沟通也是需要程序的。”对于尼泊尔地震中国民间救援机构表现出的一些不专业和稚嫩，远山倒没觉得奇怪，“其实就是没有经验，以前没有出国救援过”。因此，不知道去哪儿报到，跟谁沟通。
此外，民间组织的海外救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可以与救援地的民间直接对话，避免很多政府层面的繁琐程序。
“中国的救援队，就跟演魔幻电影似的。”5月3日，不少村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数天前，附近的一处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中国一家民间救援机构赶到后，不到5分钟处理完现场，让交通恢复正常。“简直不可思议。”村民们赞叹不已。
“这次地震救援后，我们要着手建立尼泊尔蓝天救援队。此外，缅甸蓝天救援队也在筹备。”虽然中国民间救援机构目前暴露的问题很多，但远山对前景很看好，“蓝天一定是要走向国际的，中国要打造一个新的人道救援品牌。”他希望五年内做到蓝天救援队在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
根据去年发布的国内首部《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蓝皮书，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体数量高达5000多万人。在远山看来，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优势。
在尼泊尔，除了吴昊在提供信息支持外，还有很多尼泊尔的华人华侨给了蓝天救援队很大的帮助，基本解决了吃住等问题。
曲胜国对于中国民间救援机构展现出的出国救援的积极性也颇为赞赏，他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一是能判断大灾分布区域的态势，哪些是重灾区，哪些是他们利用民间救援队的优势可以快速抵达的地点;二是要加强保障能力，建立预案和归案，到达救援地点之后如何进行各方面的保障，比如信息的支撑，运输能力的保障，以及语言能力的保障，以确保能顺畅地进行国际交流。
“中国的民间救援机构需要规范化的发展，迟早要走联盟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国家要设立认证和考核标准，进行评级，哪种救援需要什么样的救援队”。据远山了解，这些认证和考核标准或将在2020年之前出台。
他们专程骑摩托车从加德满都北部约30公里处赶来，希望能得到吴昊的帮助。已经是5月1日，尼泊尔8.1级地震发生快一周了，但他们所在的村庄除了接到一个警察部门打来的询问伤亡情况的电话，再未得到任何外界的援助。在这个村庄里，约有1500位村民。
两年多前来到尼泊尔的吴昊，1982年生人，是加德满都C-Center国际语言学院的联合创始人。这个如今由6位华人和两名尼泊尔人组成的团队，在地震发生后，随即投入到救援行动中。他们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统计尼泊尔古迹受损的情况;另一路由吴昊牵头，进行乡村调查，搜集地震重灾区乡村的具体人员伤亡、房屋损毁等情况，然后进行信息发布，并联络来到尼泊尔的各路中国救援机构前往救援。
第二天，吴昊带领他的团队租了一辆越野车，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往这个村庄。车辆很快转入坡度很大而且坑洼不平的土路，没开多久，考虑到地震后山体更加脆弱，全体人员弃车步行。
艰难抵达村里后，吴昊让两个小伙子去召集村里的首领和青壮年，发给他们一张表格，告诉他们如何统计灾情信息，并传授一些简单的安全防护和自救常识。当晚，这些信息回传到吴昊团队的办公室，在次日一早由吴昊转给中国救援机构。
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20家中国救援机构在震后陆续抵达尼泊尔。除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外，其余全为民间救援组织。吴昊获得的这些信息，让很多初来乍到对当地情况还摸不清底细的救援机构，有了较为明确的救援地点和方向。
而在中国救援机构到来前，在尼泊尔的中资企业已经提前展开了救援行动。这次地震救援中，中国人的参与度出现了一次爆发性增长。
奔赴加德满都
4月29日，从成都飞往加德满都的国航CA437航班几乎就是一趟专为援助而开设的航班。虽然乘客只有20多人，但航空公司仍将飞机从原定的中型飞机换成大型飞机。
“物资太多了，所以换成了大飞机。”一名机组人员说。
机上的人员，除了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和回国探亲的尼泊尔人外，都是“援助组”。应尼泊尔相关方面的邀请，由中科院院士崔鹏率领的专家组一行9人，前往尼泊尔帮助尼方对震后山体情况进行科学判断，并进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预防。曾参与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减灾行动的崔鹏，是中国知名地质灾害专家。
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分公司总经理杜瑞海和党委副书记刘长彬在登机前遇到了点小麻烦，他们携带的物资严重超重。但在得知他们所带的主要是救灾物资和食品外，航空公司一路绿灯放行。
4月26日，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董光贤就接到了尼泊尔武警总部总长的电话，灾后救援急需重型机械，请求支援。董光贤是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分公司的项目经理，是该公司援建尼泊尔武装警察学院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紧急报请上级部门获批后，公司出动挖掘机、装载机各1台，并派出7名青壮年和当地武警分两个小组展开救援。1985年出生的挖掘机司机刘明奎，是建筑工地上开挖掘机的一把好手。虽然年纪不大，驾龄却超过10年，而且在来尼泊尔前，他和一同前去救援的几位同事全部都有在阿富汗工作的经历。
“还没开始挖，就出了一身汗。”刘明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时隔数日，说起第一次挖掘埋在废墟底下的遗体的经历，刘明奎情绪又回到了当时，有些紧张和沉重。从一开始，刘明奎就神经高度紧张。同事大多比他年长，只要是这个85后小伙在操作，他们就紧盯着挖掘机的铲子，提醒着刘明奎，以免对遗体产生伤害。刘明奎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用一个巨大的铲子剥玉米。
之后约一周时间里，刘明奎和他的同事一共挖出了十多具遗体。有一天，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在走下驾驶时后，这个体格强壮的小伙差点虚脱。长时间待在废墟上，现场刺鼻的味道让他根本没有吃东西的胃口，中途下来休息，往往只喝一点水，一整天里只吃了一点干粮。
“回来的时候刚躺上床，脑子里还想着当时的情景。”刘明奎说。但实在太累，很快就睡着了。
和杜瑞海、刘长彬一样，喻绍宁也是在地震后赶到了加德满都。“那儿余震还不断，怎么不在泰国待着？”朋友问他。泰国是华为公司的东南亚地区总部所在地，4月25日，华为尼泊尔代表处公共关系部主管喻绍宁正在出差，突然有很多人在微信里问他，“你怎么样？”“你安全吗？”他才从新闻中得知了地震的消息。
询问了代表处及同事的安全后，喻绍宁赶紧买了飞回加德满都的机票。他还负责着尼泊尔的一些小运营商，要尽快保证设备的正常运作。此外，作为尼泊尔两大移动运营商Ncell和NTd 的主要设备供应商，华为首当其冲要保证的是，它们的核心网络不会出现大问题。 “基站坏了，影响是一个区域，但一旦核心机房出现严重问题，就意味着尼泊尔整个移动通信网络的瘫痪。”喻绍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震后救援来说，通信无异于“生命线”。喻绍宁的同事陈飞是华为公司尼泊尔代表处的交付与服务副代表，地震发生后，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代表处赈灾副总指挥。在尽力保证核心网络的安全时，公司员工也冒着余震的危险就近修复损坏的基站。
虽然在重灾区，不少基站遭到破坏，但尼泊尔的通信网络整体没有出现大面积和长时间中断。即便是在地震刚发生后的时段，尼泊尔急于打电话了解亲朋好友情况的人，只要不是在基站损坏的区域，重复打几次，也基本上能打通。
震后第五天开始，在加德满都的大街小巷，Ncell和NT的一些营业厅开始营业。两天后，大多数营业厅都开门迎客。
考验民间救援队
突然，废墟旁的楼房出现晃动。余震来了，同事招呼刘明奎赶紧停下机械，躲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空旷地带。
刚刚赶到加德满都的蓝天救援队也来到这里，他们迅速用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对废墟进行了搜寻探测，得知废墟下已没有生命体征。结果令人遗憾，但这使刘明奎后面的操作，可以心里有数一些。
这是中铁十四局集团海外分公司此次第一次在国外出动重型机械参与地震救援，不仅对他们，对很多规模较小的专业救援队来说，专业设备的匮乏也是他们实施救援时的一大障碍。
搜救幸存者和遗体挖掘都需要对生命的尊重以及专业的方法。已在尼泊尔清理出16具遗体的蓝天救援队，在清理一处废墟时发现，一个遇难者的腿被夹得很死，虽然尼泊尔军方建议锯腿，但蓝天救援队拒绝了。“队员拿一张垫子放在遗体上，趴在上面一点点抠，用了6小时，保住了腿。”蓝天救援队队长远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为了救出一名幸存者，中国国际救援队无间断作业，耗时34个小时。“对于救援队来说，没有犬，就不能独立搜救，光靠生命探测仪是不行的。如果不能进行人、犬、设备的综合性搜索，就很难在深埋的废墟里发现人员。”中国国际救援队副总队长、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在加德满都的营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作为救援的“国家队”，中国地震局下属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是尼泊尔4·25地震后首批抵达的外国救援队之一。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国际救援队就着手准备，并于次日凌晨在机场集结完毕，中午抵达加德满都，随即展开救援。
对于震后救援来说，越早进行救援，救出幸存者的希望就越大。较早抵达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共救出幸存者两名。而全球各地救援队共救出15名幸存者。
“我们的组织优势是无可比拟的。一旦国家决定了要派，晚上10点协调，凌晨就起飞了。”随中国国际救援队飞赴尼泊尔的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米宏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米宏亮介绍，中国国际救援队是经过联合国IEC（分级测评）测评过的、具备重型救援能力的救援队。在他看来，对于规范化的国际救援队来说，到了灾区，除了要有比较强的搜救能力外，还应该做到能够实现自我保障，也就是不需要受灾方的任何物资，而是完全靠自己的物资保障救援和后勤。
当前的中国民间救援队，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2008年汶川地震，是中国民间救援队的诞生元年。如今，作为目前在国内民间救援队里的领头羊位置蓝天救援队，也连自己制式的帐篷都没有。
“正规化建设还是不行，自己制式的装备还不完备。各国成熟的救援队，都有自己制式的包，自己制式的装备。”远山坦承。
这样稍显尴尬的窘境，和民间救援机构本身的资金比较缺乏有关。但在远山看来，对于蓝天救援队来说，现在筹集资金不是太难。“民间组织做事要看心，心不正则做不好，和钱、装备、物资没有必然关系。”远山表示。
“中国的救援队，就跟演魔幻电影似的”
时近黄昏，一辆华人宗教组织的卡车驶进位于加德满都东北部的一处受灾民众安置点。颜色各异的帐篷和雨棚，散落在空旷并有些杂乱的草坪上。
和中午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相比，此时已有些微凉。在5月初，夜晚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上下，简易的帐篷和更简陋的雨棚无法遮蔽寒意的侵袭。
几名僧人从卡车上下来，卡车上装满防潮的褥子。三五个人凑上前去，一名衣着鲜艳的妇女接到了僧人免费发放的褥子，高兴地离开。
很快，四面的人涌过来，居民将卡车团团围住，越来越多的人将手伸出。开始有居民直接用手从卡车里向外拽褥子。
他们虽然没有大声吵嚷，但居民拽褥子的动作越来越激烈。卡车司机无奈只好倒车调头，渐渐加速，最终摆脱人群的追赶。
5月1日，吴昊召集村民进行灾民信息统计和灾后安全防护的讲授时，吴昊的同伴对这种大规模召集村民的方式提出了异议。
吴昊和他的团队内一直有个共识，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发布灾情信息时，也特别在下方注明：C-Center致力于提供信息搜集、核实与对接，本身不接受任何公众捐款与物资。
“我们还不具备管理捐款和物资的能力。”吴昊说。
这个年轻的团队并没有雄厚的资金积累，在做乡村灾情调查时，租车的费用对他们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面对不少表示捐款意愿的人，他曾对远山提议，让这些人把款项打到蓝天救援队设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名下的捐款账户上。远山提出要捐款人写明款项的用途，最后又谨慎地表示自己要再想想。
而吴昊所做的事，在一些西方救援机构来看，是一项重复劳动。因为在位于加德满都的联合国办事处，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在震后很快就和尼泊尔政府合作，进行灾情摸排调查，已经获得了至少90%受灾地区的信息。
在联合国的这个办事处，在工作时间，几乎每隔一个小时都会有一场主题不同的协调会，涵盖居住条件、医疗救助、食物供应和儿童保护等等，参会的是来自各国不同救援机构的代表，并会每天发布最新的灾情信息。
蓝天救援队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建立了一些对接机制，但他们也很看重吴昊搜集到直接而具体的信息。按照吴昊所提供的地点，一些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援。但对于不少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民间救援机构来说，他们连跟吴昊这样的当地华人团队对接上都做不到。
“好人，有热情。但来了之后，发现是外国。救援是需要程序的，沟通也是需要程序的。”对于尼泊尔地震中国民间救援机构表现出的一些不专业和稚嫩，远山倒没觉得奇怪，“其实就是没有经验，以前没有出国救援过”。因此，不知道去哪儿报到，跟谁沟通。
此外，民间组织的海外救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灵活，可以与救援地的民间直接对话，避免很多政府层面的繁琐程序。
“中国的救援队，就跟演魔幻电影似的。”5月3日，不少村民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数天前，附近的一处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中国一家民间救援机构赶到后，不到5分钟处理完现场，让交通恢复正常。“简直不可思议。”村民们赞叹不已。
“这次地震救援后，我们要着手建立尼泊尔蓝天救援队。此外，缅甸蓝天救援队也在筹备。”虽然中国民间救援机构目前暴露的问题很多，但远山对前景很看好，“蓝天一定是要走向国际的，中国要打造一个新的人道救援品牌。”他希望五年内做到蓝天救援队在发展中国家的全覆盖。
根据去年发布的国内首部《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蓝皮书，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体数量高达5000多万人。在远山看来，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优势。
在尼泊尔，除了吴昊在提供信息支持外，还有很多尼泊尔的华人华侨给了蓝天救援队很大的帮助，基本解决了吃住等问题。
曲胜国对于中国民间救援机构展现出的出国救援的积极性也颇为赞赏，他同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一是能判断大灾分布区域的态势，哪些是重灾区，哪些是他们利用民间救援队的优势可以快速抵达的地点;二是要加强保障能力，建立预案和归案，到达救援地点之后如何进行各方面的保障，比如信息的支撑，运输能力的保障，以及语言能力的保障，以确保能顺畅地进行国际交流。
“中国的民间救援机构需要规范化的发展，迟早要走联盟化和专业化的道路。国家要设立认证和考核标准，进行评级，哪种救援需要什么样的救援队”。据远山了解，这些认证和考核标准或将在2020年之前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