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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生博士已经75岁了，但仍旧独自频繁地穿梭于马六甲和新加坡两地。在新加坡，他有一家预应力工程公司、一家桥梁建筑公司、一家石油钻井工程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投资项目。不过现在他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马六甲。在那里，他创办了一间名叫富礼的酒店和海外唯一的郑和文化馆。
我在马六甲见过他，那是个工作日，他很忙—一个会接一个会。他说，只有周末自己的时间才会比较宽松。于是，星期天，我们又在他新加坡的公司里见了面。那天，整座大楼里空荡荡的，只有门卫和他。办公室新装修过，还残留着粉刷的气味。
我脑海中始终留有他拿着一摞书在马六甲古街上急匆匆行走的印象。但这一天的陈达生很不同，平和、悠闲、坦然。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他的过去。他说，他的一生“尽是坎坷”。
多变的年少时光
陈达生在新加坡出生，有六个兄弟两个妹妹。他的祖父是来自福建安溪的茶商。到父辈时，家道已然中落。
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度过的。
3岁，陈达生随父母移居马来西亚的一个贫苦小村庄—治凉。七八岁时，他便要和母亲一起割树胶、种木薯。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跟着家人回到新加坡，进入华文小学上课。因为家里穷，他常常要去做童工补贴家用—即便如此，他还是常常因为付不起学费，而必须在月末交费时逃课。
中学时，他在新加坡著名的“左”派中学—中华学校学习。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南洋高中毕业生回中国继续深造的途径遽告断绝。新加坡华校高中毕业生没有出路。1953年，陈嘉庚之子陈六使开始在新加坡筹措建立一所华文高校，这就是南洋大学。为了筹建这所大学，新加坡各界华人都出钱出力，甚至连社会最底层的舞女、三轮车夫都举办义舞、义踩等活动，倾囊相助。
当时陈达生高中还没毕业，也跟着上街义演、义卖。一年后，他成为南洋大学的第二届学生，主修地理。
大学期间，“左倾”思想席卷世界，南洋大学也是学生运动的摇篮，陈达生应该也参加过学潮运动，但对此，他讳莫如深—他是个谨慎的人，“说多了会有麻烦”。
等到他毕业时，又逢新加坡要加入马来西亚，共同组成马来亚联盟，所以政府鼓励学习马来语。陈达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赴印度尼西亚学习。
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也是变动的年代。1965年9月28日，陈达生刚拿到毕业证书，9月30日，印尼就发生了“九卅政变”。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因为政治立场倾向于共产主义阵营，被西方支持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推翻。苏哈托随后在全国组织了反共大清洗。除了大量共产党员被杀以外，这一事件还导致了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当时身在雅加达的陈达生，亲眼目睹了坦克入城、大批华人被杀的情景。
由于是公派留学生，在印尼外交部的庇护下，他与同学二人，被特准搭乘一架从印尼飞往香港的飞机，辗转回到了新加坡。
年少时期，陈达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生活学习上，也体现在政治上。
“我们是效忠过五六个国家的人。”他说，“最早我们在英国统治下，要效忠英国。读书时效忠过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效忠过毛泽东。日本殖民时期我们要效忠日本天皇，然后英国又回来，又效忠英国，之后又是马来亚联邦。最后新加坡独立，又效忠新加坡。”所以，他既会唱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也会唱共产党的《义勇军进行曲》，既会日本国歌，也会马来西亚国歌。
多变的年代，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走过崎岖的道路，从经济上、政治上，你会变得很能适应。不但能适应，你还能看清整个局势在如何发展。”
“郑和天道”
回到新加坡，陈达生进入南洋大学任教。但因之前参加学潮，他一直得不到信任。
在学校期间，他开始偷偷“下海”，靠着2万元新币创业。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打井。当时新加坡缺水，他曾在印尼见过别人打井，于是就买来相似的器材做打井生意。但新加坡土质比印尼更坚硬，一开始打不出水来。幸好，他在香港找到一位抱着篮球从内地偷渡游到香港的北大工程系毕业生。两人一起找零件、做器械，慢慢把生意发展起来。
到了1978年，一听到李光耀说要将南洋大学“关闭”，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大学，正式“下海”。作为一个华校生，他不愿意在大学里受低英校生一等的待遇。
“以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逼上梁山了，就什么都做了！”他经朋友介绍进入了建桥、石油挖掘器械建造等行业。虽然这些都不是他所熟悉的专业领域，但凭着“合作共赢”、与人分利的态度，他的生意一直发展得不错，几年之后便有了一些积蓄。
陈达生与马六甲的缘分最早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回新加坡后，他的父亲做销售，需要在马六甲跑业务，所以小学时他会跟着父亲到马六甲过暑假。
再到马六甲时，陈达生已经是个成功的商人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他在马六甲看到陈金声的祖屋，“外面富丽堂皇，里面却已经破破烂烂”。
陈金声（1805～1864）也曾是享誉南洋的大慈善家。至今马六甲和新加坡都有他捐建的金声桥。海外的第一座华校、新加坡的自来水工程也都是由他捐建，现在在新加坡的伊丽莎白女皇道上仍能看到一座塑有陈金声肖像的喷泉。
陈达生觉得可惜，于是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买下了陈金声的祖屋，并按原样重新装修，建成了今天的富礼酒店。
2003年，陈达生又买下了现在是马六甲郑和文化馆的屋子。装修时，他从地里挖出了很多碎瓷片，再翻阅历史，才知道这里正是600年前郑和在马六甲设的“官厂”所在地。
从那时起，陈达生对郑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十年的潜心研究，他已经是世界著名的郑和研究专家以及郑和精神布道者。他成立了郑和研究协会。2006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他又将当初的那所房子建成了郑和文化馆。
这并不是一项赚钱的生意，每个月他要为文化馆的运作投入1万马币。“还可以支持啦，做文化赚不了钱。”他说，“钱其实只是工具，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在网上搜索“陈达生”，你会发现他的活动几乎全与郑和有关。他还写过多篇关于郑和的论文。他曾多次发表文章驳斥西方学者关于郑和是“殖民主义”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说法。
在研究郑和的过程中，陈达生发现郑和船队的管理模式对于商业也有借鉴意义，而且与他之前的一些商业经验不谋而合。
他把郑和的管理思想总结为“郑和天道”，或者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说—“合作共赢的模式”。
“过去商场上老是说用孙子兵法，这是错误的。孙子兵法是战场上用的敌我关系，但是生意一定有他人参股，你不可以把他人当成敌我关系，而是要看成共同的伙伴。”他说。
“我，一个老师，一个学者，能够成功地改行，而且有一点小成就，原因就是我用的是‘郑和天道’的方法，不是孙子兵法。
我开始只有2万块钱，2万块没有了，我把我的书卖给澳洲国家国立大学，再拿去做生意。在中国叫‘下海’，我这是‘跳海’。我是背水一战。很多人一赚钱自己拿着，我不同，是赚钱大家分。我一有什么东西都给朋友，买地皮，买什么，很多人都来参加，所以一路以来都是靠这个合作共赢的方法。到现在我有多少钱了？9200万新币！”
陈达生一边说一边又从办公桌拿出一本商业计划书。他告诉我，最近他又靠“郑和天道”在新加坡做成一个大项目—“Big Box”购物中心。项目里有好多参股人，连前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是股东之一。
目前，陈达生正让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论证郑和的管理方式。他问我：“当时郑和的船队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手机，为什么他还能管理28700人？”
我摇摇头。
“这些都是管理学。”他说。
中国与梦想
我问陈达生：“新加坡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落地生根。”他回答。
“明白了，中国对您而言，是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是同源、同文化，中国与我和英国、美国的关系相比（要更亲切）。”
“如果中国和菲律宾，或者在东南亚有战争，您会怎么看呢？”我问道。
“最好不要打。”作为曾经的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他一直密切关注这一区域。在他看来，东西方势力正发生着改变。西方势力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已经在走下坡路。东方势力要抬头，但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得不偿失。
“你要给西方一个台阶下，慢慢地改变。”他说，美国现在已经很穷，主要靠着不断印钱，不断放债，不断制造战争、消耗军用品来维持它的霸主地位。但如此必定长久不了。所以中国不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一旦出现战争就会得不偿失。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也一样，要以大国的风度，和平共处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很多问题在这一代是没法解决的，不要针锋相对。”
“一切都要慢慢来？”我问。
“对，”他说，“我们中国（他还是用了“我们”的字眼）还是要韬光养晦，尤其你们年轻人，要忍！”
我再问他：“以前中国闹革命的时候东南亚的华人出钱、出力、出人。今后有什么大事发生，新加坡的华人还会像以前那样支持中国吗？”
“程度可能不同，”他说，“要看人的背景怎么样，以前读华校的可能还有感情，孙中山就是读华校的，至于那些读英校的就没有什么感情了。中国文化就是‘背景’。”
陈达生希望中国商人能够到东南亚投资，一来可以赚钱，二来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但这必须是双向的。”他强调。不久以前他去了缅甸，有人告诉他，中国人的做法令缅甸当地人很不高兴。“中国人来就为了赚钱，为了拿自然资源，他们连工人都统统带来！”
“拿人家的资源，不帮助发展人家的经济，这也是殖民主义。”陈达生说，“应该利用人家的土地，利用当地的资源，训练人家的人才来发展经济大家双赢。”
他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注意到郑和精神的意义，他说这就是“软实力”。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价值观就是中国的软实力。他在文中写道：
“相较于奉行单边霸权主义的美国，中国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包容性特征。郑和下西洋以和平方式推广中华文化与促进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郑和每到一国就赠送中华书籍、官服、历书，推介中华礼仪、风俗、农历及生活方式，协助发展当地的文化。通过贸易活动，输出中国先进的工艺技术、生产工具与方法，如制陶瓷、冶金、纺织、造修船、建筑、农耕、捕鱼技术以及医药到东南亚各国，同时，他将国外物产与文化带回中国，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
古代中国利用软硬实力来维持合法的封建天朝政治体系，以及推行儒家理想的治国‘王道’。创造大同世界。当代的中国也需要将软实力集中在发扬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上，延续整合的和平外交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说着，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巨大的画册《郑和史诗》。这是他带着云南出版社的摄影师循着郑和下西洋的足迹到世界各地所拍摄的关于郑和的资料。他在马六甲又拿到一块填海的地，准备建一座集旅游、购物、住宅为一体的“郑和古镇”，以发扬郑和精神。而他的梦想就是在全世界郑和所到之处都建一座郑和文化馆，向世界宣扬“郑和天道”。
“那可是亚非拉的36个国家啊？！”我很惊讶。
“不可能一下子都做，我还有后代，继续发扬下去。”他淡淡地说，“孩子还是支持的，而且还有郑和协会。”
聊到最后，我问他：“现在回过头看以前的路，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他思考了好久，“还是（人生的）后半段，做郑和的事。”他说他要在去世前完成他的马六甲郑和古镇计划。
“你就没有别的愿望了吗？”
“其他也没有了。”5年前他被查出胃癌，幸好发现及时，做了手术，“还有几年吧，应该能完成。”
他轻声说，之后是一阵沉默。
我在马六甲见过他，那是个工作日，他很忙—一个会接一个会。他说，只有周末自己的时间才会比较宽松。于是，星期天，我们又在他新加坡的公司里见了面。那天，整座大楼里空荡荡的，只有门卫和他。办公室新装修过，还残留着粉刷的气味。
我脑海中始终留有他拿着一摞书在马六甲古街上急匆匆行走的印象。但这一天的陈达生很不同，平和、悠闲、坦然。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他的过去。他说，他的一生“尽是坎坷”。
多变的年少时光
陈达生在新加坡出生，有六个兄弟两个妹妹。他的祖父是来自福建安溪的茶商。到父辈时，家道已然中落。
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度过的。
3岁，陈达生随父母移居马来西亚的一个贫苦小村庄—治凉。七八岁时，他便要和母亲一起割树胶、种木薯。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跟着家人回到新加坡，进入华文小学上课。因为家里穷，他常常要去做童工补贴家用—即便如此，他还是常常因为付不起学费，而必须在月末交费时逃课。
中学时，他在新加坡著名的“左”派中学—中华学校学习。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南洋高中毕业生回中国继续深造的途径遽告断绝。新加坡华校高中毕业生没有出路。1953年，陈嘉庚之子陈六使开始在新加坡筹措建立一所华文高校，这就是南洋大学。为了筹建这所大学，新加坡各界华人都出钱出力，甚至连社会最底层的舞女、三轮车夫都举办义舞、义踩等活动，倾囊相助。
当时陈达生高中还没毕业，也跟着上街义演、义卖。一年后，他成为南洋大学的第二届学生，主修地理。
大学期间，“左倾”思想席卷世界，南洋大学也是学生运动的摇篮，陈达生应该也参加过学潮运动，但对此，他讳莫如深—他是个谨慎的人，“说多了会有麻烦”。
等到他毕业时，又逢新加坡要加入马来西亚，共同组成马来亚联盟，所以政府鼓励学习马来语。陈达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赴印度尼西亚学习。
20世纪60年代的印尼也是变动的年代。1965年9月28日，陈达生刚拿到毕业证书，9月30日，印尼就发生了“九卅政变”。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因为政治立场倾向于共产主义阵营，被西方支持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推翻。苏哈托随后在全国组织了反共大清洗。除了大量共产党员被杀以外，这一事件还导致了大量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当时身在雅加达的陈达生，亲眼目睹了坦克入城、大批华人被杀的情景。
由于是公派留学生，在印尼外交部的庇护下，他与同学二人，被特准搭乘一架从印尼飞往香港的飞机，辗转回到了新加坡。
年少时期，陈达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生活学习上，也体现在政治上。
“我们是效忠过五六个国家的人。”他说，“最早我们在英国统治下，要效忠英国。读书时效忠过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效忠过毛泽东。日本殖民时期我们要效忠日本天皇，然后英国又回来，又效忠英国，之后又是马来亚联邦。最后新加坡独立，又效忠新加坡。”所以，他既会唱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也会唱共产党的《义勇军进行曲》，既会日本国歌，也会马来西亚国歌。
多变的年代，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走过崎岖的道路，从经济上、政治上，你会变得很能适应。不但能适应，你还能看清整个局势在如何发展。”
“郑和天道”
回到新加坡，陈达生进入南洋大学任教。但因之前参加学潮，他一直得不到信任。
在学校期间，他开始偷偷“下海”，靠着2万元新币创业。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打井。当时新加坡缺水，他曾在印尼见过别人打井，于是就买来相似的器材做打井生意。但新加坡土质比印尼更坚硬，一开始打不出水来。幸好，他在香港找到一位抱着篮球从内地偷渡游到香港的北大工程系毕业生。两人一起找零件、做器械，慢慢把生意发展起来。
到了1978年，一听到李光耀说要将南洋大学“关闭”，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大学，正式“下海”。作为一个华校生，他不愿意在大学里受低英校生一等的待遇。
“以前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逼上梁山了，就什么都做了！”他经朋友介绍进入了建桥、石油挖掘器械建造等行业。虽然这些都不是他所熟悉的专业领域，但凭着“合作共赢”、与人分利的态度，他的生意一直发展得不错，几年之后便有了一些积蓄。
陈达生与马六甲的缘分最早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回新加坡后，他的父亲做销售，需要在马六甲跑业务，所以小学时他会跟着父亲到马六甲过暑假。
再到马六甲时，陈达生已经是个成功的商人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他在马六甲看到陈金声的祖屋，“外面富丽堂皇，里面却已经破破烂烂”。
陈金声（1805～1864）也曾是享誉南洋的大慈善家。至今马六甲和新加坡都有他捐建的金声桥。海外的第一座华校、新加坡的自来水工程也都是由他捐建，现在在新加坡的伊丽莎白女皇道上仍能看到一座塑有陈金声肖像的喷泉。
陈达生觉得可惜，于是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买下了陈金声的祖屋，并按原样重新装修，建成了今天的富礼酒店。
2003年，陈达生又买下了现在是马六甲郑和文化馆的屋子。装修时，他从地里挖出了很多碎瓷片，再翻阅历史，才知道这里正是600年前郑和在马六甲设的“官厂”所在地。
从那时起，陈达生对郑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十年的潜心研究，他已经是世界著名的郑和研究专家以及郑和精神布道者。他成立了郑和研究协会。2006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他又将当初的那所房子建成了郑和文化馆。
这并不是一项赚钱的生意，每个月他要为文化馆的运作投入1万马币。“还可以支持啦，做文化赚不了钱。”他说，“钱其实只是工具，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在网上搜索“陈达生”，你会发现他的活动几乎全与郑和有关。他还写过多篇关于郑和的论文。他曾多次发表文章驳斥西方学者关于郑和是“殖民主义”以及“中国威胁论”的说法。
在研究郑和的过程中，陈达生发现郑和船队的管理模式对于商业也有借鉴意义，而且与他之前的一些商业经验不谋而合。
他把郑和的管理思想总结为“郑和天道”，或者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说—“合作共赢的模式”。
“过去商场上老是说用孙子兵法，这是错误的。孙子兵法是战场上用的敌我关系，但是生意一定有他人参股，你不可以把他人当成敌我关系，而是要看成共同的伙伴。”他说。
“我，一个老师，一个学者，能够成功地改行，而且有一点小成就，原因就是我用的是‘郑和天道’的方法，不是孙子兵法。
我开始只有2万块钱，2万块没有了，我把我的书卖给澳洲国家国立大学，再拿去做生意。在中国叫‘下海’，我这是‘跳海’。我是背水一战。很多人一赚钱自己拿着，我不同，是赚钱大家分。我一有什么东西都给朋友，买地皮，买什么，很多人都来参加，所以一路以来都是靠这个合作共赢的方法。到现在我有多少钱了？9200万新币！”
陈达生一边说一边又从办公桌拿出一本商业计划书。他告诉我，最近他又靠“郑和天道”在新加坡做成一个大项目—“Big Box”购物中心。项目里有好多参股人，连前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是股东之一。
目前，陈达生正让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论证郑和的管理方式。他问我：“当时郑和的船队没有通信工具，没有手机，为什么他还能管理28700人？”
我摇摇头。
“这些都是管理学。”他说。
中国与梦想
我问陈达生：“新加坡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落地生根。”他回答。
“明白了，中国对您而言，是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是同源、同文化，中国与我和英国、美国的关系相比（要更亲切）。”
“如果中国和菲律宾，或者在东南亚有战争，您会怎么看呢？”我问道。
“最好不要打。”作为曾经的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他一直密切关注这一区域。在他看来，东西方势力正发生着改变。西方势力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已经在走下坡路。东方势力要抬头，但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得不偿失。
“你要给西方一个台阶下，慢慢地改变。”他说，美国现在已经很穷，主要靠着不断印钱，不断放债，不断制造战争、消耗军用品来维持它的霸主地位。但如此必定长久不了。所以中国不要与美国发生冲突，一旦出现战争就会得不偿失。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也一样，要以大国的风度，和平共处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很多问题在这一代是没法解决的，不要针锋相对。”
“一切都要慢慢来？”我问。
“对，”他说，“我们中国（他还是用了“我们”的字眼）还是要韬光养晦，尤其你们年轻人，要忍！”
我再问他：“以前中国闹革命的时候东南亚的华人出钱、出力、出人。今后有什么大事发生，新加坡的华人还会像以前那样支持中国吗？”
“程度可能不同，”他说，“要看人的背景怎么样，以前读华校的可能还有感情，孙中山就是读华校的，至于那些读英校的就没有什么感情了。中国文化就是‘背景’。”
陈达生希望中国商人能够到东南亚投资，一来可以赚钱，二来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但这必须是双向的。”他强调。不久以前他去了缅甸，有人告诉他，中国人的做法令缅甸当地人很不高兴。“中国人来就为了赚钱，为了拿自然资源，他们连工人都统统带来！”
“拿人家的资源，不帮助发展人家的经济，这也是殖民主义。”陈达生说，“应该利用人家的土地，利用当地的资源，训练人家的人才来发展经济大家双赢。”
他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注意到郑和精神的意义，他说这就是“软实力”。他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他认为中华文化价值观就是中国的软实力。他在文中写道：
“相较于奉行单边霸权主义的美国，中国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包容性特征。郑和下西洋以和平方式推广中华文化与促进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文化交流。郑和每到一国就赠送中华书籍、官服、历书，推介中华礼仪、风俗、农历及生活方式，协助发展当地的文化。通过贸易活动，输出中国先进的工艺技术、生产工具与方法，如制陶瓷、冶金、纺织、造修船、建筑、农耕、捕鱼技术以及医药到东南亚各国，同时，他将国外物产与文化带回中国，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
古代中国利用软硬实力来维持合法的封建天朝政治体系，以及推行儒家理想的治国‘王道’。创造大同世界。当代的中国也需要将软实力集中在发扬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上，延续整合的和平外交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说着，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巨大的画册《郑和史诗》。这是他带着云南出版社的摄影师循着郑和下西洋的足迹到世界各地所拍摄的关于郑和的资料。他在马六甲又拿到一块填海的地，准备建一座集旅游、购物、住宅为一体的“郑和古镇”，以发扬郑和精神。而他的梦想就是在全世界郑和所到之处都建一座郑和文化馆，向世界宣扬“郑和天道”。
“那可是亚非拉的36个国家啊？！”我很惊讶。
“不可能一下子都做，我还有后代，继续发扬下去。”他淡淡地说，“孩子还是支持的，而且还有郑和协会。”
聊到最后，我问他：“现在回过头看以前的路，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他思考了好久，“还是（人生的）后半段，做郑和的事。”他说他要在去世前完成他的马六甲郑和古镇计划。
“你就没有别的愿望了吗？”
“其他也没有了。”5年前他被查出胃癌，幸好发现及时，做了手术，“还有几年吧，应该能完成。”
他轻声说，之后是一阵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