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的出生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的这一角？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会被分配到特定的国家和民族，她们都期待着我们的爱，而且最终我们也会打心眼里爱她们，为她们付出—但你是否想过这是为什么？
　　在厦门，我被陈嘉庚办学的故事深深打动。这位南洋实业家在其商业鼎盛时期生意遍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当时约值黄金百万两），但他一生节衣缩食，将毕生的积蓄全部投入在振兴中华上。他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出钱出力，在厦门建立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
　　我去厦门，是要拜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老师，他是本刊这一次东南亚选题的提出者。他的看法是，在中国近现代的两次革命中，东南亚的华侨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两次革命，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另一次是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
　　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年遭遇世界经济危机，企业破产时，陈嘉庚仍然变卖三座大厦维持厦大运营，直到无从延续才请政府接管。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时常能在集美或者厦大看见他的身影。他拄着拐杖在校园里东敲敲西看看，以确保建筑合格。他一生为教育事业殚精竭虑，据说1961年去世时，身上的衣服还有破洞。
　　正如周宁老师所说，在中国命运多舛的近代史里，总会看到南洋华侨的身影。长眠于广州黄花岗的72烈士中有10位是来自南洋的侨生。抗日战争期间，3200名南洋华侨青年机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服务团”，分9批回国支援抗战，其中1000人丧生于战火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万侨生回祖国建设新中国。即使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有侨商不顾政治迫害，为中国提供物资与现金。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到内地投资的也是东南亚华商，他们为中国与世界最初的经济交流搭建了桥梁。
　　然而，时移世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关注更多地是向欧美求经验、寻资本、拓市场，东南亚逐渐被淡忘。
　　同样，在南洋，“中国心”（或者说“华侨心”）从表面上看也已经是个过气的概念了。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脱离殖民地统治，成立独立主权国家。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取消了双重国籍，大多数华侨放弃了中国国籍，宣誓效忠于移居国。冷战时期，因为害怕被共产主义颠覆政权，东南亚各国纷纷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抵制华语、华校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东南亚华裔与中国的联系。即使是在华人统治的新加坡，情况也是如此。
　　在新加坡，50岁是个分界线。50岁以上接受过华文教育的老人或许对中国还有残存的情感，而大部分50岁以下全面接受英文教育的人都告诉我说，中国只是“另一个国家”。
　　这个时代还会有像陈嘉庚这样的华商吗？这个问题从厦门到新加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在新加坡，我遇到了三位成功商人。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很相像：都接受过华文教育；都经历过政治动荡的年代，或曾有过“左倾”的政治倾向，也都有跌宕坎坷的人生历程；在几十年的商海和人生浮沉后，他们都在中华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们都有传承和延续这一文化的梦想，也都在身体力行为这一梦想努力。
　　“近60年，南洋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馆长廖建裕说，“华人社会是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单元体，而是一个多元体。”
　　这是他对我善意的提醒—这三位华商或许并不能代表华商中的大多数。但相处下来，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考的确为我解开了一些关于“中国心”的迷思。
　　在南洋，我时常问这些有“中国心”的华人，你们不在中国出生，不在中国长大，为什么总说“我们中国”？
　　他们的回答基本都是：这是血液里的东西，没办法。有些人聊得深入点，就会告诉我：“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是华人血液里共同的东西。或许这也是当年陈嘉庚推动教育、重视中华文化传承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