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后的善人桥算起至村前路口，张家胡同全长三百多米，宽约两米，但是从大柳树底向南至湾前路口，路面逐渐增宽到三米。整条胡同为土石路，青砖泥墙（榆树林子是土墙），房子的高矮不等，错落有致，多数是石头青砖和土墙。不过，房子砌砖的高矮与砖的层数，决定一个家庭富裕程度，因为砖的层数越多说明你的家庭越富裕。反之，砖的层数越少，说明你的家庭越贫穷。
　　整条胡同住着十八九户，只有三户王姓人家，其他人都为张姓。故，称为张氏胡同。
　　居住凉台平原上的人还有有一种风俗习惯，平常把“氏”一般都称为女姓，如张氏，李氏，王氏等，据说这种叫法既不能体现张家男丁，又不能体现家庭主人的夫姓，因此平原上的人大多数仍称张家胡同。
　　胡同里王姓人家最富。听老一辈们传说，早在清朝末年，王家祖人就在景芝古镇开烧酒锅，发家之后，买下我家老宅东边的大块地皮，贴着张家胡同盖起一座四合大院，背地里村民称其为王家大院。
　　我家老宅后面是半截胡同，胡同东边路南有两间酒馆，是王家专门对外卖散白酒的地方。小时候记得酒馆朝北门，紧贴半截胡同为街道，大门两旁的墙壁都是用青砖砌成，砖与砖的缝隙是用石灰泥浆掺糯米水镶嵌。门，是上等的楸子做成，贴半截街门口还有三层大青石铺的台阶，不知道是因为年久还是打酒的人过多，那些青石表面被踩得溜平放光。
　　一九四六年秋，凉台平原解放。
　　张步云和郭祝廷率兵逃亡高密与青岛一带。
　　王家由于骡马成群，土地多，房产多，又在景芝古镇开烧酒锅，可谓富甲一方。土改时，王家被当地政府划成地主，于是土地没收，房产充公。孩童时，我与小伙伴们经常路过王家大院，也经常进酒馆玩耍。不过，那时的酒馆已被充公，归大队部所有。我记得酒馆里有一堵青砖砌成的柜台，柜台后面是一排黑油子大缸，缸内都装满从景芝烧锅上拉过来的散白酒，缸盖是柳木做的，上面还加一层薄薄的棉被，然后再用上等的羔羊皮包好，严严实实地罩在油子缸上。酒提制作也很讲究，一般都是楠木杆或者楸木杆，约半米长，刨平后，打磨，刨光，直至小指头粗细，再把木杆一端固定在竹筒上，那竹筒也是用砂纸打磨刨光，等竹筒内壁磨薄，再定酒的斤两。生眼看上去，整个酒提制作的十分光滑漂亮。酒提的大小分为，半斤的，二两的，一两的。后来，店主人嫌木制的酒提，太笨，也太重，用起来也不方便就改成铁制，于是又出现一斤的酒提。每当客人走进酒馆打酒时，店主人拿出一个铁制的漏斗，把漏斗下面的细管插入瓶口里，按钱的多少来计算提酒的次数。
　　那时候，大缸里装的全是瓜干散白酒，六十二度，两毛五分钱一斤，用半斤酒提提两下。俗话说得好，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说起提酒这件事，那可真有大门道，譬如说：一般的客人来了，店主人就从坛子里提酒，因为坛子里装的是留酒，时间长，酒劲轻，味道淡，是在大缸底层勾兑的酒梢子。熟客来了，那就不一樣了，店主人用力拉开大缸上的酒盖子，用一根长长的木棍开始轻轻搅动缸中的酒水，这时候你就会闻到满屋子都充满酒香。特别是刮西北风或者东南风，从北往南，或者从南向北，整条张家胡同里都能闻到穿鼻的酒香，因为大缸里是刚刚从景芝拉过来的新酒，号称酒头，其特点为勾兑时间短，酒劲大，香味浓，底劲足……假如你和店主人是亲戚或者很要好的朋友，店主人就会从大缸酒水的表面上装酒，那酒劲更足，香味更浓。陌生人走进张家胡同，老远就能闻到景芝老烧那种特有的味道。
　　民国时期，酒风盛行。
　　我的老爷张振基就是酒馆的常客。那时，王家开的酒馆不像现在酒样繁多，无论你钱多或者钱少，来到酒馆里只能买到一种白酒，那就是景芝烧锅酿制的瓜干散白酒。传说，他喝了一辈子酒，从来没有人见他醉过，可见我老爷张振基酒量大的惊人，在胡同里人送绰号“不倒翁。”
　　后来，听我奶奶说，老爷张振基和爷爷张启福都是单传。民国二十八年那时，传到我爷爷这辈上，家里还有从祖上传下来的四十亩地，也就是村西小树行那片地（现在为洛美春生态园）。可惜，爷爷爱喝酒，也爱耍钱，卖地喝酒，喝酒卖地，他也跟我老爷爷一样，喝一辈子酒从来没有人见他醉过，胡同里人送雅号“酒仙”。
　　奶奶的话也许是真的。小时候我就亲眼见过爷爷喝酒的壶，那时他用的是一把锡壶，壶的表面漆灰很厚，陌生人看上去，分不清金属锡铮亮放光的模样，也许是酒壶用的时间太久，或者在灶前常用柴草燎酒的缘故，让人感觉到又黑，又笨，又脏，像刚从坟墓里盗出的文物一样。时至今日，张家胡同里还流传他的典故。
　　哼、哼、哼，
　　到天明，
　　喝多少，
　　两个瓶。
　　人家问，吃的什么菜？
　　生韭拌熟韭，
　　二九一十八，
　　加上咸菜酱，
　　正好二十样。
　　最后，那四十亩地全都变成杨家的了。幸亏解放土改时，我家因无地耕种又被划为贫农至今。
　　想想那时候，爷爷常喝的，也是景芝老烧酿制瓜干散白酒。
　　父亲也爱喝酒，但是酒量不大。他喝酒与爷爷不同，酒壶是白瓷的，酒盅是牛眼盅，喝的酒是瓶装的景芝白酒。喝酒之前，先把高度白酒倒入牛眼盅，再撕一小块卷烟用的小白纸片，贴着酒面放入酒盅内，划一根火柴点燃酒面的白纸片，那纸片自然燃烧至酒水，引起酒盅内高度白酒燃烧，这时他才提起酒壶在火焰上把酒燎热，然后再把酒盅内蓝色的火焰熄灭，端起酒盅把剩余的残酒，又重新倒入酒壶内，用手来回晃动几下，再从酒壶中倒出，这才端起酒盅慢慢品尝。下酒菜，有时花生米，有时烤咸鱼，有时也炒鸡蛋和虾酱，饭桌上再放几棵大葱蘸酱吃。
　　父亲很少去喝大缸里勾兑的散白酒，一般喝瓶装的景芝白酒，一捆十瓶，一块二毛钱一瓶，中午，晚上，一天两顿，每顿不超过二两。后来，我见他饭前燎酒费时、费力，从学校实验室里拿一支锥形玻璃烧瓶送给他。倒入酒后，把锥形玻璃烧瓶放入茶缸里，倒入适量热水，把酒烫热乎，再用牛眼小酒盅慢慢品尝景芝酒的香味。有一段时间，市面上买不到景芝白酒，他又改喝景芝白干，当地人把白干戏称为“黄皮”。那时候的景芝白干两块五毛钱一瓶，也就是我在小说《马车店》中，小梁送给王把头那种酒，四十九度，醇香，浓郁，劲大，芝麻香型。 　　父亲也爱酒如命。小时候我就亲眼见过他喝酒的狼狈相。那时，他还担任村里的农机队长，大队部研究决定购买两台195型柴油机，当时在整个山东来说，莱阳195型柴油机是最好的，但是供不应求，也就是说，你有钱也买不到。大队部就委托父亲去莱阳购买，没有办法，他就去景芝求助张启超爷爷（远房的爷爷，景芝镇党委干部，現已退休），购得景芝特酿四瓶。我清楚记得，那酒瓶不是现在的玻璃瓶而是瓷瓶，淡绿色，酒瓶表面上下沟状不平，价格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酒买回家后，放在磅秤底盘上准备重新打包送礼，不小心，把其中一瓶碰倒，酒瓶顿时碎裂，酒香四溢，飘至整个院子，然后又传到胡同里……父亲心痛但又无可奈何，急中生智连忙跪下双腿，两只手用力摁磅秤的底盘，撑起整个上身，弓着腰，伸长脖子，张开大嘴。只听“哧溜溜”声响，他跪在地上把撒在磅秤底盘上的残酒，一口气喝光，一旁的母亲看见父亲喝酒的狼狈相，哈哈大笑，那笑声伴着酒香在张家胡同上空飘荡。
　　父亲跟他的长辈一样，一生酷爱景芝烧酒，却从没有见他醉过。
　　去年夏天，应景芝酒厂的孙家升相约，有幸参观酒厂的包装车间和酒文化展览，从中受益匪浅。晚上，又恰遇逄顺路部长（《大众日报》社逄春阶的侄子），文人相见，犹如春风得意，海阔天空侃起大山来，从天上到地下，从厂内到厂外，从古代到现代，从藏书到读书……无话不谈。其实，我和逄部长早就认识，也喝过多次酒，我长他幼，说心里话，我挺佩服他，因为他读的书比我多，知识面比我广，不只是酒文化，也不只是单单纯文学创作，他还有做人的哲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知识。从他诙谐幽默的语言里，我认识了李存葆，陈显荣，逄春阶等大批文人典故，也知道《红高粱》《闯关东》等电视剧景芝酒厂赞助情况。末了，我知道他在编纂《景芝酒厂志》，我也在编纂《南张洛村志》，于是他送我高密的《北大王庄志》做参考，却至今还未归还，惭愧，惭愧。
　　席间，喝的是五十二度红淡雅。现在想起来，至今口中绵柔，舌中带香，那酒劲十足而不邪，酒香悠远而不冲，那酒才真正称得上一品景芝芝麻香。
　　同年秋季，前任《山东文学》主编王良瑛老师，诸城作协名誉主席黄浩，安监局长李成武和报社的文友来我处闲玩，中午请客，我问：“大家喝什么酒？”
　　众人异口同声：“景芝酒，喝出朋友味”。
　　“喝景芝酒。”
　　那天中午，喝的是三十九度的老虎头，当地人戏称为“大老虎”，或者“老虎头”。
　　今年春天，峡山作协主席曹成和几位朋友来我处相聚，想喝“老虎头”。可惜，我只带三十八度的“牛栏山二锅头”，至今，懊悔不已。
　　安丘原物价局局长高洪义老师，清明时节回家拜祖扫墓，诸城乡土诗人高司平坐东，席间酒香穿肠，兴奋之时，又谈起《东方散文》杂志发表的拙作《张家胡同》，当场吟诗一首：
　　清明时节雨纷飞，
　　酒香不怕巷子深。
　　张家胡同出才子，
　　瘦石一顿喝一斤。
　　对啦！那天中午，我们喝的也是三十九度景阳春——“老虎头”。
　　哦，醉啦！张家胡同里那欢歌，那笑语，那飘来的芝麻酒香。
　　时至今日，一家四代，张家胡同飘出的酒香依然令人荡气回肠！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