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背村的诗人

　　在香港的生活瓜熟蒂落之后，黄灿然搬到了深圳洞背村，他辞去在《大公报》25年的夜班翻译工作，退掉房子。炎热的难得没有下雨的夏天，车子沿着海边往山上开，到村口停下，继续往斜坡上走几步，在一幢八层楼高的民居里，黄灿然从五楼阳台上探出身子和我们打招呼：这里这里。
　　他刚刚午休完，窗户紧闭着，为了抵御来袭的台风而粘在玻璃上的黄色胶布还没撕掉，屋子里唯一的吊扇也没有打开，有些闷热。黄灿然穿着两件短袖一条长裤、厚袜子和运动鞋，他每天如此在一张堆满书的工作台上做翻译。
　　我去拜访他的那两天，正好是他搬进这个屋子的五周年，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他似乎有些吃惊。
　　过去他沒有想过离开香港，15岁跟随家人从福建泉州移居香港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都市生活。36年后决定离开时，却也没有丝毫留恋，他想大概是在香港待得够久了，“好像一个果实自己掉下来，碰一下它就掉下来，也不疼。”
　　有的只是对现状感到一些不可思议——怎么可以跑到这里来。还有，竟然真的可以不上班。黄灿然到洞背村的时候空空荡荡，包括脑袋，每天坐在阳台上吹风晒太阳，那时候他的阳台对面还是一座小山，阳光每天从树林里穿过来。再往西，是山与山之间露出的一角海平面，几十箱书摞在屋子里。然后他下山买菜买日用品，又顶着猛烈的太阳走回来。
　　村里还有另一位诗人，孙文波，他比黄灿然早来半年，每日只是写诗。他们互相羡慕，一个说至少他还有翻译可做，诗无法每天都写啊，另一个说在这里就应该无所事事。
　　一家叫米糖的民宿的老板娘杰茜长得像黄灿然的姑姑，她和黄灿然差不多同时来到洞背村，但他们在两年后才认识，她的看法概括了大部分和黄灿然有接触的村民对他的印象：有时候像一个智者，有时候像个孩子，有诗人那种很天真很浪漫也很简单的时刻，更多时候就像个邻居，亲和，聊简单的家常，跟你唠半天。
　　黄灿然已经完全摆脱了都市生活的惯性——夜班工作、消费、经济压力，进入到一种乡村生活的惯性中——翻译、午休、下午花一两个小时去山里散步或遛狗，最近新增了看电视剧，“他们讲个古代的事情比现在还真实，比当代还当代。”
　　他找到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翻译和写诗。

去到尽

　　确信写诗和翻译可以不断持续是在30岁之后，在这之前黄灿然得了一场大病。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疾速发展，黄灿然来到香港，先是成为制衣厂里一名打枣工人，白天给牛仔裤装金属扣，晚上住在观塘简陋的棚屋里。下班后他会去书店买书、看书，这使得他在同厂的工人里显得格格不入。
　　二十多岁也是情绪极端的时候，他和朋友提起过，自己或许活不过40岁，那是一种“理智上的自杀倾向”。直到他的舅舅发现他喜欢看书，告诉他应该去读大学，于是报了夜校学英语。他搜罗香港所有的报纸看，当时《明报》开辟版面来刊登内地消息，在一个豆腐块的角落里他看到了一个可以报考暨南大学的预科班，就像很多年后一个夏天的上班路上拐进音像店买到了巴赫。
　　黄灿然会把这样微妙的机会归结为运气，当然运气到来之前需要有长时间的专注，“你专注于瞄准，就像猎人一样。猎人就能够碰到猎物，因为他专注射一个位置，在这个过程当中培养了嗅觉听觉，还有直觉，知道这里可以下套弄陷阱，这里可以隐蔽，这里可以攻击。然后他枪瞄在那边，就在千钧一发、真的是万分之一的机会的时候，‘砰’地射出去了。”
　　最开始写诗的时候是22岁，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他结识了来自上海的诗人沈宏菲，并加入暨大“红土诗社”，次年任社长，又过了两年自印了一本诗集，叫作《某种预兆》。毕业后他考入《大公报》任国际新闻翻译。
　　然后，病来了。
　　先是繁重的翻译工作导致劳累过度，然后是抑郁症，黄灿然吃了一两个星期抗抑郁的药物，但疾病的阴影持续了10年左右。生病的时候，每次走到树荫里他身上都会起一大片疙瘩，最严重的一次，在13楼的宿舍里，他感到身体“自己要飞出去”，他不断地把身体往回拉，整个人几乎贴到地板上。然后，畏高、怕黑、怕一个人单独待着，看到地铁过来要远远避开。
　　病好之后，后半生像是挣来的，他是在那时候接受了身体是物质的，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等生活习惯，一直到现在总要吃牛排补充营养，夏天也注意保暖。
　　采访结束时已是傍晚，黄灿然和他的女友往山下去遛了一会儿狗，那只叫作黑仔的黑狗是三楼住户的，喜欢和他待在一起。沿途走了一会儿，黄灿然指着周围说，我都写过了。
　　我问写过之后这些东西会不会被耗掉，他答不知道。黄灿然在香港写了三十多年，几乎每一处都写了，上班的小路、巴士站、维多利亚港边上的游泳池、做校对时对面山上的树、楼上邻居的声响。

　　“去到尽了。”黄灿然说，他用粤语又讲了一遍，“去到尽了。” 　　意思是走到了最尽头，香港的生活也好，关于人生中疾病和孤独的体验也好。杰茜说起年初的一件事情，他们去黄灿然家喝咖啡聊天，谈到前一年年末一件几乎击垮她半辈子以来人生信念的事情，黄灿然说：你能不能将你的未来设定成一定会越来越好，换成未来怎么差也不会太差。

总要干点事

　　临近端午，米糖包了些粽子，我们一起过去吃，黄灿然掐走半个，念叨着晚上吃糯米不消化。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往回走，黄灿然牵着黑仔在前头，我和他的女友在后头，她在和我讲星座的事情，说黄灿然是处女座，而且是群星落处女座，比如对自己的身体细微变化非常敏感。
　　这时正好走到小楼的院子门口，黄灿然忽然转过身来摸着自己的肚皮又说，晚上吃得太饱了啊。他的女友露出一副“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表情，我们吃得比他还多。
　　在洞背村遇到的每个人都和我提到黄灿然的处女座，这指向他的专注度。
　　这幢民居的七楼住着邻居蛋蛋，她每天健身、写作，想写得更好，但懊恼于写不好，看20分钟书就坐不住。从她的阳台望出去，可以从对楼窗户的倒映里看到黄灿然家里的灯光，她于是想着，黄老师看多久我也看多久。结果直到她睡下黄灿然还维持着一手拿書一手抽烟的姿势坐在窗边看书，“他告诉我可以看七八个小时，有时候一回过神，天都亮了。”
　　黄灿然花许多时间做翻译。十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黄灿然把诗歌和翻译比作家庭中的成员：诗人是一家之主，可以闲着，一年到头只生产那么一点点;但翻译却是家庭支柱，勤勤勉勉、任劳任怨。
　　去年，单向空间为他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黄灿然和他的洞背》。他在片中说：我做翻译，是个人在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总得干点什么吧，我找到一种我认为适合我来工作（的方式）。到底应该怎样做人，有一天我就想到我应该服务别人，那么翻译就是一个最好的服务别人的方式，就不多思考那些毫无意义的消耗你能量的问题。就乖乖地等死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得干点事，你就想到一个哪怕是骗自己的方式，OK。
　　现在他习惯在手机上做翻译，有时候大家讲话，他拿着手机在那儿翻译。
　　“劳模嘛。”他的朋友冯俊华说。
　　有一回傍晚去遛狗，黄灿然和女友说，比起著作等身，他更希望译著等身，对于做翻译来说，他正值壮年。翻译需要的是苦工，“翻译家往往过了40岁，才能做一个成熟的翻译家，50岁到70岁这段时间是翻译的黄金时代。所以多译一本是一本。有什么烦恼，一做翻译就没有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修炼场所，入禅的境界。”
　　他有意识地填补文学史的缝隙，包括翻译不被注意但值得一读的外国诗人，或者没有足够好译本的作品。最近是菲利普·拉金，十多本关于菲利普·拉金的专著堆在一张桌子上，在靠窗的另一张桌子上，摊开摆着一本33页的拉金诗集，在花了一整天为一个难点“two dozen distances”的翻译寻找考据后，黄灿然译完了最后一首。
　　这之前是卡瓦菲斯、里尔克、聂鲁达、布罗茨基、鲁米，这之后有叶芝。大多数时候，黄灿然觉得自己和他们待在一起，他好像生活在洞背，又好像并不生活在洞背。
　　时间和空间都不重要了，两年前的冬天，因为两个月起劲的翻译工作，又喝了酒，黄灿然出现了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症状，咳嗽时脊椎会酸痛，打喷嚏更严重，甚至不能好好坐下，右腿要稍微伸出座位外。他认认真真写完500字的病历给医生，后来翻出来又看一遍，忽然发现一件事情——“都54岁了，我？”

日常的奇迹

　　黄灿然早期的诗歌充满荷尔蒙、困顿、迷茫，写了许多八行诗、十二行诗、十四行诗或组诗，探究形式、格律、音韵和标点符号，慢慢变成一种更结实和明确的日常。
　　写诗过程中一次启示式的转变发生在2006年，写《奇迹集》的第一年。
　　有一天他在公司附近散步时想到几个句子，于是回家记在电脑上，那几个句子常常浮现在他脑海里，于是又一天他坐在电脑前，花了10分钟找到那些句子，在保持原样的情况下继续补了几句。“然后，奇迹发生了，一首接一首写。”
　　他每天凌晨1点从《大公报》下班，从湾仔往回走，走一个小时到家。那三个月里他写了90首诗，非常愉悦，解除了完美主义的束缚，甚至去捕捉那些不思考的瞬间。
　　“这种状态就像一个人生病了，比如说感冒，感冒完了之后恢复，多好啊。原来你健康的时候，你是很麻木的，就像原来走到平地上面没有感觉，生病了，你掉到深坑里面，在那边恐惧了一番，跟着挣扎了一番，后来又爬上来了，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感到生活多美。”
　　在洞背村写诗，黄灿然依旧沿用了《奇迹集》以来放弃观念解读而以感受为主的书写方式，从更多视角来观察生活：阳台对面的小山被夷平要建一所学校，新土堆脏兮兮堆在一旁，但是两只狗在那里纳凉;村口原来一大片草地被推掉，立了一个保安亭，还有一片小小的游乐场所，孩子们玩得开心……
　　契诃夫表述过这种“接受”：承认世间万物。或者说得更多一点，《薄伽梵歌》中写道：行动，但不执着于结果。
　　“《奇迹集》是一场运动，但不能总是待在运动当中，我们总要回归日常生活。一个完整的创作者，除了有灵光一现，也有很多琐碎的日常。后来的《发现集》《洞背集》他也是在继续推进这个状态，或者说把这样一种积极的状态更细腻地推进到各种自身的日常生活。”冯俊华是文学策划出版团队“副本制作”的创始人，他和黄灿然都关心诗歌的另一大命题，即与语言的关系。“灿然重要的是他汉语脉络下的自我实现，这是特别珍贵的。”
　　在当下城市中，建筑和词语都是年轻的。而从城市诗到山水诗的写作，对象发生了变化，某种意义上像是对古典的回归，黄灿然察觉到变化不止这些，但究竟是什么，他也没有想明白。
　　可以看到的是，他在往冯俊华所说的那个方向走——提供一个清晰的语调，建立一个完整的诗人形象。
　　“我们都在社会结构里面，你要自我实现的前提是要把社会结构辨认清楚，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回应它，尽可能在每个环节把自己统一起来。”冯俊华说，“他看待世界有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你感到世界在他那里不是支离破碎的状态，不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很残缺的状态。你看到一种完整的诗人形象。很多时候诗人的形象是基于他的写作，而不是基于他的生活，又或者说他会用他的生活去匹配诗人的理解，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更加日常化，就是更加尊重自身生活中具体的欲望和具体的状态。” 　　但是黄灿然已经半年没有写诗了。
　　问起诗歌，他会说这是最不可琢磨的，《洞背集》之后他会写什么，洞背之后他会生活在哪里，都不是定数。他甚至想到沉默，一个诗人不减少观察也不减少感受，但在诗找到他的时候不写出来，就像猎人只是瞄准而不射击，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不开枪，那会有可能吗？在保持沉默之后又怎么证明自己不是江郎才尽呢？
　　“就叫它‘黄灿然猜想’吧。”他大声笑起来。
　　人物周刊：到现在为止，过往的生活经验很少出现在你的诗歌里，比如15岁以前的福建农村，以及之后的香港工厂，你说你不想写“底层诗歌”，是为什么呢？
　　黄灿然：也不是说不想写。比如你一说底层，人家就会感到有很多同情心，不能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来增加诗的价值。那些生活融入我后来对人生的看法里了，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写到诗里去。这种题材相对狭窄，它有一个预先设定的观念，比如说劳工辛苦、不公平，这种东西太容易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写诗，然后又让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诗人不应该受任何这种（影响），诗歌如果投入了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成问题的——不一定是有问题，但是成问题了。诗人原本写的是一个被压迫的人，然后反而在观念上压迫读者，这种观念就转化成一种权力，如果你不同意就打壓你。这样我就觉得批评家很容易利用你，你自己呢？不知不觉被自己利用。实际上会对创造力构成伤害。

　　人物周刊：生过一场大病之后，你对周围人事物的认识和感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黄灿然：人生有阴和阳两个方面，我两个方面都走了一趟。十多年处在病的阴影下，这个对写诗我想作用是最大的。当人进入一个很脆弱的状态，很容易跟大自然相通，它给你的那种恐惧也好，欢喜也好，都是一般人不容易体验到的，比如阳光就让你感到非常舒服，你的身体对阴的东西会有肉体的反应，风也好，热也好，所以我特别喜欢夏天，一直喜欢。而且我很长时间只有夏天才能写作，因为夏天阳气比较盛。人会变得敏感，对周围的事物、对大自然、对别人、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对饮食带来的一点点什么东西的影响都很敏感。
　　人物周刊：你似乎把对人生的期待值降得挺低的。
　　黄灿然：我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就看穿一些东西，人的生活（基本需求）解决了之后，你的背后的烦恼是解决不了的，包括人本身必死无疑的这种东西，人的必死性你是躲避不了的。我原来在山村里，真的是叫一穷二白，饿肚子，然后去到香港的时候有饭吃了，但是我在工厂打工，住的是棚屋，这种东西真的是非常底层的底层，不会有更坏的东西了。生活只能更好，总是在改善中，那么你也不会再去羡慕。实际上你无非就是一张床睡觉，没有什么大不了。
　　人物周刊：也有很多时候，年轻时的贫穷和饥饿会导致后来非常向往富足。
　　黄灿然：我想不是那么简单，主要跟想追求什么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找到可以让你专注、献身的某个事业或爱好，就容易走向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那条路上，那么这条路当然是金钱、地位。但如果你找到自己很专注的东西，你会感到应有尽有。理想或者追求本身有太多挑战，这些挑战里面的乐趣、需要克服的困难，给你带来的专注和极度热情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东西，其他任何东西都没办法满足。
　　那么当然这是有个问题，它的根源从哪里来呢？每个人都愿意有理想有兴趣，那么可能跟心理素质、职业或者说运气有关系，比如权力欲跟个人的不安全感是紧密联系的，你越不安全，越需要物质上的东西来维护自己。
　　个人的理想追求，是从孤独里面磨练出来的，在那里面经历了很多生生死死，这种东西一般人可能体验不到。这种历练足以应付世俗的很多困难，名声也好，地位也好，对个人来说不构成任何什么（吸引）。每个诗人都要走几趟地狱。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诗歌是一个可以持续写作的对象？
　　黄灿然：我想应该跟做翻译差不多，30岁左右吧，我现在想起来有时候都搞不明白时间。我考虑诗歌的时候，经常不是把它拿来跟现实世界衡量。因为平时的阅读、审美、器官的感受力是从很多古老的、中外的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宗教家那里习得的。于是就进入另外一种惯性——反正人家都这样过来了，那么我也可以这样，我不会再把它拿到这个很实际的世界里面衡量。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也不用考虑。周围的东西只是你处理的对象，自身储备了一些能量，然后跟周围的世界交换。大部分我在想的、而且在打交道的，实际上不是现在的人和事，而是那些灵魂。我觉得大部分时间跟他们在一块儿。
　　人物周刊：在35岁想明白要为他人服务这件事情上如何避免自我感动呢？
　　黄灿然：哪里有什么自我感动，事实上是自我解脱。你想清除一切，不想再受各种各样的干扰，立定很清晰的目标，以后就再不想其他了，就专注干这件事情。我把所有资产投在这件事情上，亏了也好，成为大富翁也好，我不管了。我知道我的一些同行需要有人把好的外国诗人和文章介绍过来，而我有这个能力，那就好好翻译，翻译又需要好的身体，那就好好锻炼。兴趣和热情最后内化成应该做的事情。至于诗歌，你也不算服务别人，那就服务自己吧。实际上是让你所有的思路、时间的分配，所有的考虑都变得非常简单。
　　人物周刊：诗歌对诗人来说，只是服务自己吗？在最初写诗的时候你会追求深刻，到《奇迹集》的写作时变成让诗来找你，那么到了洞背之后呢？
　　黄灿然：我也搞不明白，只感到它来了，就得把它抓住，然后把它写出来，就变得这么简单，再也没有什么观念。写《奇迹集》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原来自己的东西和后来遇到的东西互相作用。写诗反正越说越糊涂，越写越糊涂。所以诗歌的最后就是沉默了。我突然——事实上是前两天——觉得诗人应该有个不一定发生在最终端的一种沉默的时候，啥也不说，啥也不写，比如三五年，十年或八年。
　　语言也好，观念也好，诗歌本身都有一定的定势，无论你多么自由，都有人工的东西在里面，有刻意的东西，无论是深刻、表面的深刻还是浅薄。尤其是对有追求的诗人来说，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他就应该选择沉默，再也不说了。
　　意思是说，他的沉默也是诗。
　　（实习记者刘伊霞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单向空间提供纪录片《黄灿然和他的洞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