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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龄 (冬令、悟斋、眠鸥楼、大散草堂) 1945年12月生于江苏如东，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杭州市文联名誉主席，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理事，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主要著述有《中国美术通史·书法篆刻史》、《清代隶书要论》、《书法篆刻》、《书法艺术》、《书法范本经典》、《画人学书概述》、《王冬龄书画集》、《王冬龄书法艺术》、《王冬龄谈现代书法》、《王冬龄创作手记》、《王冬龄谈名家名作》等。主编《中国书法名作大典》、《中国“现代书法”论文选》。主持策划“杭州国际现代书法双年展”，“书非书——国际现代书法艺术展”。曾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一等奖、“韩国97世界书艺全北双年展”大奖。
10月19日，“国美之路：书法道——王冬龄书法艺术展”开幕前十天，王文丽小朋友就做好了她的名片，名片的样式至少有六种，其中一张是为她的爷爷设计的，写着：小小画家王文丽爷爷。在她眼里，爷爷是她画画时最好的模特，而爷爷似乎也非常乐意。
10月20日，“英国音乐人中国灵感之旅”启动，一个英国女孩不远万里地跑到了杭州。她叫伊莫金·希普，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家里已经收藏着两座格莱美奖杯，她的名片是“音乐”。
10月28日，“国美之路：书法道——王冬龄书法艺术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走在西湖边的伊莫金·希普，看到了南山路上的红色道旗上，一个穿红色毛衣、留着长发的男子低头握笔在纸上书写。伊莫金·希普就循着一段段布置的道旗到了展览现场，并通过翻译找到了王冬龄先生。这两位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书法家和音乐家，就在大厅寒暄。王冬龄先生教他的孙女，如何和“老外”美女打招呼。王文丽是这次书法展的入展者之一——她和另外99位小朋友写的“喜”字在4号展厅展出。
书是书
1945年冬天，江苏滨海小城如东县马塘镇，一个王姓小商户家庭，添了一个男丁，取名冬令。
胖胖的小手，向帐台的毛笔伸去，王冬龄先生开始了和毛笔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账本上的字，则是他孩童时期的启蒙字帖。这大抵就是王冬龄先生自述“总角弄翰”的场景，其时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王冬龄先生回忆说“我念小学时，曾跟一位盲人老先生补习数学。他会弹古琴，便借我的眼睛看《梅庵琴谱》。琴谱很复杂难辨，但奇怪的是，每次我都准确记得前一天看到哪里。”在王冬龄先生这段回忆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五、六十年前的江苏农村，游走着像瞎子阿炳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民间奇人，在贫瘠的土地和困乏的人生中，发着精神的光芒。其中一位对酷爱绘画的少年王冬龄说，要画好国画必须练好书法。
就这样，王冬龄先生走上了不自觉地学习书法的道路。所谓不自觉，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学习，对他而言，是为了画好画服务，这从他年仅17岁就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但报了美术系专业可见一斑。
王冬龄先生在南师大的书法老师是沈子善、尉天池。1966年，王冬龄先生毕业后，分配到扬州泰兴文化馆工作。
1967年，王冬龄先生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不经意间悄然发生了。这一年平常的一天，尉天池先生带着年轻的学生王冬龄前去南京林学院，登门拜访住在儿子家的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并给林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68年，王冬龄先生被安排到扬州印刷厂进修画黑白稿。林老正好住在扬州女儿家里。好学的王冬龄先生自然不会放过就近请教林老的机会。后来，因了极大的机缘，王冬龄先生被组织上安排到林老身边工作。他在林老住处附近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每天上午去林老住处，林老写字时则磨墨、牵纸，下午则陪他去医院针灸、散步，成了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
“我一直把他的八个字作为我的座右铭：虚名易得，实学难求。”多年以后王冬龄先生回忆起“入室”生涯时说：“林老看了我的面相，评价‘平正，一生不会做纰漏事’”。林老还戏写过“向学生王冬龄学习好模范”句，他眼里的“好模范”无疑深得其书艺精髓。
1979年，年轻的王冬龄以优异的成绩考人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研究生班，导师为沙孟海先生，还有陆维钊、诸乐三等先生，均为一代宗师。
1981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建国来首次“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王冬龄先生的白居易诗立轴获一等奖。是年，他获得浙江美院中国首届书法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一身兼得传统书法两座大山——当代帖派代表林散之、碑派领袖沙孟海真传，普天之下，唯王冬龄先生一人而已! 年纪轻轻又任教于中国书法重镇——浙江美院，似乎略假以时日，这个传统书法的集大成者，势必成林、沙之后新的高峰。
浙江美院学风开明，多年来一直有和西方艺术交流的传统，经常组织老师或学生去西方讲课或留学。1989年，已在美院任职8年，距离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一次个人展览两年后，王冬龄先生远赴美国教授书法。三年零十个月后，他像是变了一个人般的回来了。表面上看，出国前拘谨、内向，带点忧郁的王冬龄先生变成了开阔、阳光、爽朗的性情中人。但内在的变化，要到更长的时间以后才被世人看清，他从一个传统书法、名门正派的“门徒”，变成了一个现代书法、自成一家的“教主”。
书非书
少年习艺，师出名门，而立后渐成自家面目，执教鞭于国内一流高校多年。按照我的揣摩，王冬龄先生去美国讲学前，也许是志得意满的。但不久他就发现，我们引以为豪的书法，这个几千年来中国人有滋有味生活的依赖之一，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多数西方人的欢迎，甚至不被理解。就像一个刚入世的剑客，欲仗剑行侠江湖，江湖却已不知“侠”为何物，徒留“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
人遇到困境往往会引发两个问题，要不改变自己？要不改变世界？但对王冬龄先生而言，无论是哪一件，无疑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王冬龄先生曾经在访谈和著述中，不止一次提到，书法在过去是唯一没有受到西方冲击的艺术门类。究其原因，无疑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课题研究。但简单看，一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东方注重悠闲的士大夫文化，西方则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二是东西方文字的差异，西方字母文字书写没有形成中国般的璀璨传统，不足以冲击书法艺术。而在大多数传统艺术家沉浸在这项古老的文化中庆幸和自足时，事实上和世界的距离已经变得越来越远了。
其实，早在1984年，王冬龄先生已经考虑在娴熟的书法技巧上，做一些具有创造意识的作品。在美国，多少感受到了自我身份迷失的王冬龄先生，开始要寻求突围了，他大声疾呼：“人与社会已经充满了‘现代意识’，难道书法艺术还能无动于衷吗？”这样的呼声在旁人、在现在看来固然轻松，但在二十几年前，对于深受传统艺，背负着师门太多的荣光，也承担了不可推卸的重大使命感的王冬龄先生，无疑包含了一种既破又立、一生悬命式的大智慧和大勇气。
旅美四年后，一条全新的创作道路已经在王冬龄先生的思考中成型，他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美国绿卡，回到了祖国。
回国第二年，王冬龄先生组织了“1994年中国美术馆现代书法探索展”，第二年又接着举办了“杭州现代书法双年展”。两大展事标志着王冬龄先生开创现代书法全新面貌的豪气和勇气，也使得他的身份标签更为模糊。在这随后十多年内的讨论会中也可以看出，秉承传统理念的评论家，认为王冬龄先生是传统书风的代表，而现代书法评论家，则鼓吹王冬龄先生为现代书法的开创者。
率性、真实，视书法为生命存在价值的王冬龄先生，并未在外界的争论中停止求真、求道的脚步，因为他已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书法需要优秀的有震撼力的作品。
2002年，王冬龄先生在中国美院成立国内首家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并亲任主任。第二年，研究中心正式招生。笔者也在那年，有幸成为王冬龄先生的学生，而得先生亲炙。
2005年，王冬龄先生组织的首届“书非书”展览举办，他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尤其是巨幅狂草这一全新形式的出现，使得书写具有了公众的意义，而从展览的命名上，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找到自我，成了他阶段性的思想成果。这些努力，让中国书法既成为一种自足的现代艺术又是世界视觉艺术中的一个独特门类呈现了一种可能，也让王冬龄先生作为一个国际艺术家有了“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感召力量。
书可书
王冬龄先生在现代书法领域进行了长时期的可贵探索，并有成熟的理论基础。他在苦心孤诣地寻找现代书法真谛的过程中，在立足传统笔墨基础上所创作的巨幅大字作品，由于呵护了传统的价值观，并赋予全新的行为艺术表现手法，以史无前例的巨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早在1987年8月，王冬龄先生为中国美术馆个展准备作品时，冯远先生见到，建议字可以更大，使之更有张力和气势。王冬龄先生便借了沙孟海先生的椽笔，作“泰山为砥砺，黄河为裳带”十字。对于这件作品，沙孟海先生曾题词说：“邵芝岩为余作大笔，老病不常用，冬龄兄借去作十字，真伟观也。”这是王冬龄先生第一次做大字作品。
第二件大字作品也属偶然。2003年，中国美院75周年，总策划许江院长希望王冬龄先生“写一面墙”大的作品。11月4日，《逍遥游》大字作品，在美院“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展上展出。原作至今还在美院咖啡馆的墙壁上，成了中国美院独具符号性和精神内涵的文化背景。
第三件大字作品，是2007年，王冬龄先生应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所邀而作，为4.95米高、37.5米宽的狂草《老子》。
王冬龄先生的江苏同乡，清代才子金圣叹曾云：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擘窠大书，即为巨字书法，古代又称“榜书”、“署书”，多为匾额，特点是字少、字体多为楷体。但历史上的大字，追求以大为美的生命哲学，更多的是强调单体的大小和应用性。王冬龄先生前三次大字书写，虽然不乏受人启发和推动，但书写过程和作品具有了参与、展示和收藏的文本价值，实际上他更是完成了书法史上大字书写的质的转变——传统大字楷书转变为现代大字草书形态。
2010年和2011年是王冬龄先生大字写作的丰收年，创作了包括《心经》、《逍遥游》、《离骚》等多幅作品。而他的每一次书写，由于完成了将书法创作从私宅走向公开场合的转变，已经成为这个杭州城市的公共文化事件。
我有幸在美院亲历过王老师的书写场面。在偌大的体育馆，丈二匹安徽红星纸铺满场地中央，王冬龄先生站在纸前，看上去气定神闲，但我感觉极像一个临战前的大将军，既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至刚至猛的个人气度，也有胸藏百万雄兵、但含而不发的三军之帅的威风。及至书写开始，他又像一个舞者，一个领舞者，领着一群线条狂舞，不，是飞翔，人与字同飞，精神在纸面翱翔，飞出吞吐大荒、力拔山兮的气势，飞向笔人合一、人书俱老的境界，而更接现场强大气场，终抵达“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空前高度。
对于自己的大字书写，王冬龄先生认为：巨幅大字作品貌似传统作品形式，实际上它就是现代书法。不仅是现代书法，也是传统书法，说其现代因为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富于行为艺术的特质，把中国书法的书写过程以狂草的方式在行为艺术的范畴里展开。
由是观之，我认为王冬龄先生在创作中已经完全超越了字体意识、东西方文化观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交集，达到了“从心所欲，却又从不逾矩”的物我两畅的境界，树起了一座伟岸的由“笔和书”架构而成的巅峰。
12月9日，伊莫金·希普“24小时计划”正式实施，这一天的行程是她心目中杭州的精华。当晚十点，王冬龄先生慷慨地打开家门，让她拍摄了每天最享受的睡觉前的临帖。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一个外来的采风者，就这样准确地搭上了这个美丽城市具有代表意义的精神脉搏。
事实上，这一晚，王冬龄先生彻夜书写，用行草在18页信笺上抄写了诗人李亚伟的诗歌《中文系》。写完，悠然登上了去欧洲的飞机。
当伊莫金·希普在浙江三尚当代美术馆《杭州跨年展·醒墨》开幕式上看到王冬龄先生用书法书写的现代诗歌作品时，他已经在西班牙的阳光里，靠着墙，席地而坐着，用汉语和一个使用西班牙语的年轻女孩聊天。两人的脸上都是笑容，宛如多年老友相逢。而王冬龄先生更像一个优雅的年轻长者，充满智慧的从容和活力。
10月19日，“国美之路：书法道——王冬龄书法艺术展”开幕前十天，王文丽小朋友就做好了她的名片，名片的样式至少有六种，其中一张是为她的爷爷设计的，写着：小小画家王文丽爷爷。在她眼里，爷爷是她画画时最好的模特，而爷爷似乎也非常乐意。
10月20日，“英国音乐人中国灵感之旅”启动，一个英国女孩不远万里地跑到了杭州。她叫伊莫金·希普，一位身材高挑的美女，家里已经收藏着两座格莱美奖杯，她的名片是“音乐”。
10月28日，“国美之路：书法道——王冬龄书法艺术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走在西湖边的伊莫金·希普，看到了南山路上的红色道旗上，一个穿红色毛衣、留着长发的男子低头握笔在纸上书写。伊莫金·希普就循着一段段布置的道旗到了展览现场，并通过翻译找到了王冬龄先生。这两位具有世界性声誉的书法家和音乐家，就在大厅寒暄。王冬龄先生教他的孙女，如何和“老外”美女打招呼。王文丽是这次书法展的入展者之一——她和另外99位小朋友写的“喜”字在4号展厅展出。
书是书
1945年冬天，江苏滨海小城如东县马塘镇，一个王姓小商户家庭，添了一个男丁，取名冬令。
胖胖的小手，向帐台的毛笔伸去，王冬龄先生开始了和毛笔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账本上的字，则是他孩童时期的启蒙字帖。这大抵就是王冬龄先生自述“总角弄翰”的场景，其时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王冬龄先生回忆说“我念小学时，曾跟一位盲人老先生补习数学。他会弹古琴，便借我的眼睛看《梅庵琴谱》。琴谱很复杂难辨，但奇怪的是，每次我都准确记得前一天看到哪里。”在王冬龄先生这段回忆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五、六十年前的江苏农村，游走着像瞎子阿炳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民间奇人，在贫瘠的土地和困乏的人生中，发着精神的光芒。其中一位对酷爱绘画的少年王冬龄说，要画好国画必须练好书法。
就这样，王冬龄先生走上了不自觉地学习书法的道路。所谓不自觉，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学习，对他而言，是为了画好画服务，这从他年仅17岁就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但报了美术系专业可见一斑。
王冬龄先生在南师大的书法老师是沈子善、尉天池。1966年，王冬龄先生毕业后，分配到扬州泰兴文化馆工作。
1967年，王冬龄先生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不经意间悄然发生了。这一年平常的一天，尉天池先生带着年轻的学生王冬龄前去南京林学院，登门拜访住在儿子家的当代草圣林散之先生，并给林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68年，王冬龄先生被安排到扬州印刷厂进修画黑白稿。林老正好住在扬州女儿家里。好学的王冬龄先生自然不会放过就近请教林老的机会。后来，因了极大的机缘，王冬龄先生被组织上安排到林老身边工作。他在林老住处附近找了一家招待所住下，每天上午去林老住处，林老写字时则磨墨、牵纸，下午则陪他去医院针灸、散步，成了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
“我一直把他的八个字作为我的座右铭：虚名易得，实学难求。”多年以后王冬龄先生回忆起“入室”生涯时说：“林老看了我的面相，评价‘平正，一生不会做纰漏事’”。林老还戏写过“向学生王冬龄学习好模范”句，他眼里的“好模范”无疑深得其书艺精髓。
1979年，年轻的王冬龄以优异的成绩考人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研究生班，导师为沙孟海先生，还有陆维钊、诸乐三等先生，均为一代宗师。
1981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建国来首次“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王冬龄先生的白居易诗立轴获一等奖。是年，他获得浙江美院中国首届书法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一身兼得传统书法两座大山——当代帖派代表林散之、碑派领袖沙孟海真传，普天之下，唯王冬龄先生一人而已! 年纪轻轻又任教于中国书法重镇——浙江美院，似乎略假以时日，这个传统书法的集大成者，势必成林、沙之后新的高峰。
浙江美院学风开明，多年来一直有和西方艺术交流的传统，经常组织老师或学生去西方讲课或留学。1989年，已在美院任职8年，距离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第一次个人展览两年后，王冬龄先生远赴美国教授书法。三年零十个月后，他像是变了一个人般的回来了。表面上看，出国前拘谨、内向，带点忧郁的王冬龄先生变成了开阔、阳光、爽朗的性情中人。但内在的变化，要到更长的时间以后才被世人看清，他从一个传统书法、名门正派的“门徒”，变成了一个现代书法、自成一家的“教主”。
书非书
少年习艺，师出名门，而立后渐成自家面目，执教鞭于国内一流高校多年。按照我的揣摩，王冬龄先生去美国讲学前，也许是志得意满的。但不久他就发现，我们引以为豪的书法，这个几千年来中国人有滋有味生活的依赖之一，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多数西方人的欢迎，甚至不被理解。就像一个刚入世的剑客，欲仗剑行侠江湖，江湖却已不知“侠”为何物，徒留“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
人遇到困境往往会引发两个问题，要不改变自己？要不改变世界？但对王冬龄先生而言，无论是哪一件，无疑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王冬龄先生曾经在访谈和著述中，不止一次提到，书法在过去是唯一没有受到西方冲击的艺术门类。究其原因，无疑可以作为一个大的课题研究。但简单看，一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东方注重悠闲的士大夫文化，西方则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二是东西方文字的差异，西方字母文字书写没有形成中国般的璀璨传统，不足以冲击书法艺术。而在大多数传统艺术家沉浸在这项古老的文化中庆幸和自足时，事实上和世界的距离已经变得越来越远了。
其实，早在1984年，王冬龄先生已经考虑在娴熟的书法技巧上，做一些具有创造意识的作品。在美国，多少感受到了自我身份迷失的王冬龄先生，开始要寻求突围了，他大声疾呼：“人与社会已经充满了‘现代意识’，难道书法艺术还能无动于衷吗？”这样的呼声在旁人、在现在看来固然轻松，但在二十几年前，对于深受传统艺，背负着师门太多的荣光，也承担了不可推卸的重大使命感的王冬龄先生，无疑包含了一种既破又立、一生悬命式的大智慧和大勇气。
旅美四年后，一条全新的创作道路已经在王冬龄先生的思考中成型，他毅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美国绿卡，回到了祖国。
回国第二年，王冬龄先生组织了“1994年中国美术馆现代书法探索展”，第二年又接着举办了“杭州现代书法双年展”。两大展事标志着王冬龄先生开创现代书法全新面貌的豪气和勇气，也使得他的身份标签更为模糊。在这随后十多年内的讨论会中也可以看出，秉承传统理念的评论家，认为王冬龄先生是传统书风的代表，而现代书法评论家，则鼓吹王冬龄先生为现代书法的开创者。
率性、真实，视书法为生命存在价值的王冬龄先生，并未在外界的争论中停止求真、求道的脚步，因为他已深刻地认识到，现代书法需要优秀的有震撼力的作品。
2002年，王冬龄先生在中国美院成立国内首家现代书法研究中心，并亲任主任。第二年，研究中心正式招生。笔者也在那年，有幸成为王冬龄先生的学生，而得先生亲炙。
2005年，王冬龄先生组织的首届“书非书”展览举办，他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尤其是巨幅狂草这一全新形式的出现，使得书写具有了公众的意义，而从展览的命名上，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找到自我，成了他阶段性的思想成果。这些努力，让中国书法既成为一种自足的现代艺术又是世界视觉艺术中的一个独特门类呈现了一种可能，也让王冬龄先生作为一个国际艺术家有了“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感召力量。
书可书
王冬龄先生在现代书法领域进行了长时期的可贵探索，并有成熟的理论基础。他在苦心孤诣地寻找现代书法真谛的过程中，在立足传统笔墨基础上所创作的巨幅大字作品，由于呵护了传统的价值观，并赋予全新的行为艺术表现手法，以史无前例的巨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早在1987年8月，王冬龄先生为中国美术馆个展准备作品时，冯远先生见到，建议字可以更大，使之更有张力和气势。王冬龄先生便借了沙孟海先生的椽笔，作“泰山为砥砺，黄河为裳带”十字。对于这件作品，沙孟海先生曾题词说：“邵芝岩为余作大笔，老病不常用，冬龄兄借去作十字，真伟观也。”这是王冬龄先生第一次做大字作品。
第二件大字作品也属偶然。2003年，中国美院75周年，总策划许江院长希望王冬龄先生“写一面墙”大的作品。11月4日，《逍遥游》大字作品，在美院“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展上展出。原作至今还在美院咖啡馆的墙壁上，成了中国美院独具符号性和精神内涵的文化背景。
第三件大字作品，是2007年，王冬龄先生应中国美术馆范迪安馆长所邀而作，为4.95米高、37.5米宽的狂草《老子》。
王冬龄先生的江苏同乡，清代才子金圣叹曾云：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擘窠大书，即为巨字书法，古代又称“榜书”、“署书”，多为匾额，特点是字少、字体多为楷体。但历史上的大字，追求以大为美的生命哲学，更多的是强调单体的大小和应用性。王冬龄先生前三次大字书写，虽然不乏受人启发和推动，但书写过程和作品具有了参与、展示和收藏的文本价值，实际上他更是完成了书法史上大字书写的质的转变——传统大字楷书转变为现代大字草书形态。
2010年和2011年是王冬龄先生大字写作的丰收年，创作了包括《心经》、《逍遥游》、《离骚》等多幅作品。而他的每一次书写，由于完成了将书法创作从私宅走向公开场合的转变，已经成为这个杭州城市的公共文化事件。
我有幸在美院亲历过王老师的书写场面。在偌大的体育馆，丈二匹安徽红星纸铺满场地中央，王冬龄先生站在纸前，看上去气定神闲，但我感觉极像一个临战前的大将军，既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至刚至猛的个人气度，也有胸藏百万雄兵、但含而不发的三军之帅的威风。及至书写开始，他又像一个舞者，一个领舞者，领着一群线条狂舞，不，是飞翔，人与字同飞，精神在纸面翱翔，飞出吞吐大荒、力拔山兮的气势，飞向笔人合一、人书俱老的境界，而更接现场强大气场，终抵达“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空前高度。
对于自己的大字书写，王冬龄先生认为：巨幅大字作品貌似传统作品形式，实际上它就是现代书法。不仅是现代书法，也是传统书法，说其现代因为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富于行为艺术的特质，把中国书法的书写过程以狂草的方式在行为艺术的范畴里展开。
由是观之，我认为王冬龄先生在创作中已经完全超越了字体意识、东西方文化观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交集，达到了“从心所欲，却又从不逾矩”的物我两畅的境界，树起了一座伟岸的由“笔和书”架构而成的巅峰。
12月9日，伊莫金·希普“24小时计划”正式实施，这一天的行程是她心目中杭州的精华。当晚十点，王冬龄先生慷慨地打开家门，让她拍摄了每天最享受的睡觉前的临帖。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一个外来的采风者，就这样准确地搭上了这个美丽城市具有代表意义的精神脉搏。
事实上，这一晚，王冬龄先生彻夜书写，用行草在18页信笺上抄写了诗人李亚伟的诗歌《中文系》。写完，悠然登上了去欧洲的飞机。
当伊莫金·希普在浙江三尚当代美术馆《杭州跨年展·醒墨》开幕式上看到王冬龄先生用书法书写的现代诗歌作品时，他已经在西班牙的阳光里，靠着墙，席地而坐着，用汉语和一个使用西班牙语的年轻女孩聊天。两人的脸上都是笑容，宛如多年老友相逢。而王冬龄先生更像一个优雅的年轻长者，充满智慧的从容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