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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之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创作方面。笔者通过对电影本体的比较研究，发现《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乱世佳人》在人物设置、创作形式和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可以透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电影本体比较；“好莱坞式”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乱世佳人》
1939年，由美国导演维克多·弗莱明等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拍摄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上映，影片以主人公斯嘉丽的种种遭遇为叙事中心，表现了南北战争时期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1947年，由蔡楚生和郑君里导演联合执导的史诗性巨著《一江春水向东流》完成摄制，影片以八年抗战为故事背景，以张忠良为叙事核心，塑造了素芬忍辱负重的东方女性形象，在上海首映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比较分析，可发现《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乱世佳人》在人物设置、创作形式和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可以透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张忠良：中国版本的“斯嘉丽”
很多人习惯将斯嘉丽和素芬相比较，认为二者是战乱岁月里的铿锵玫瑰，是乱世中的佳人。笔者不以为然，反倒觉得斯嘉丽与张忠良的人物设置在很多细节上有相似之处，试作如下分析：首先，二者均为成长转变型人物。在影片《乱世佳人》中，南北戰争给斯嘉丽带来了极大的身体摧残和精神伤害，她曾是塔拉庄园不谙世事、傲慢执着的高贵公主，然而战争爆发以后，庄园毁灭，亲人离散，小公主宣誓“永不饥饿”，从此“不择手段”地追求土地和财富，变为“自私贪婪、冷酷无情”的悍妇，而她的变化正是战争带来的人性的异化。而《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张忠良，原本是大家口中的抗战英雄、孝顺的儿子、浪漫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但在权势和金钱的诱惑之下抛弃妻子，成为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负心汉。其次，二者身边均围绕着三位重要的异性。斯嘉丽有三任丈夫，分别是查尔斯、肯尼迪和瑞德。其实，首任丈夫查尔斯的存在感几乎为零，斯嘉丽甚至并未正眼瞧过他，所以查尔斯的位置完全可以由斯嘉丽心心念念的艾希礼置换。而张忠良身边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留守夫人”素芬、“抗战夫人”王丽珍和“秘密夫人”何文艳。最后，二人均承载着本民族精神的文化表征，斯嘉丽是一位典型的个人主义英雄，就像羊脂球一样，她的出现丰富了西方典型化的“英雄”人物，她战后重生、顽强生存的形象也凝聚了美国历史和精神文化积淀，折射了历代美国人民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追求。在中国传统的影戏叙事策略中，“陈世美”的负心汉形象可以从侧面更好地凸显东方女性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样观众在痛恨张忠良时，也会更加同情“中国佳人的不幸”，[1]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完成东方家国故事的伦理叙事文化使命。
2 “大片式”的艺术创作形式
《乱世佳人》时长3小时53分钟，制作周期长达3年，历经4次发行，通过四轮上线，一共售出了5997万张电影票，票房毛收入为3400万美元。并且，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为1.3亿人口，也就是说全美国有近一半的人都观看了这部电影。作类似对比，《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长3小时11分钟，影片连续上映3个月，首轮观众人数达到712874人，创下解放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当时上海的总人口大约为500万，71万多的人占全市人口的14.39%，即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该电影，因此这部影片被称为“一部中国式的《乱世佳人》巨作”和“中国早期的大片”。除了“大片式”的制作规模，两部影片还有很多类似的艺术表现技巧。首先，为了使叙事线索更加清晰，两部影片都采用线性叙事方式，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并且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用字幕对关键战况背景加以说明。《乱世佳人》整体分为“序曲”和“间奏”两部分，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为“八年离乱”和“抗战前后”上下两集，段落结构化能有效地避免叙事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过度跳跃感，使影片在结构上浑然一体、流畅自然。其次，两部影片都追求逼真的现场效果，精心设置了很多大场面镜头。《乱世佳人》中，对“魔鬼将军”谢尔曼“火烧亚特兰”和“向大海进军”两大战略场景的展示震慑人心，斯嘉丽求助迪卡医生时俯拍的大远景也利用大场面镜头传神地表现了伤员之多和战争之惨烈。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空袭、伤员、两军对抗、人群逃散、燃烧的房屋、倒塌的墙壁等战争场景真实可感，营造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氛围。最后，作为史诗性大作，两部影片都热衷于蒙太奇的运用。《乱世佳人》中，斯嘉丽和瑞德的女儿宝尼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婴儿车前面的小木马——在瑞德怀中骑马——拥有自己的小马——摔下马去世，在短短几分钟内迅速表现了宝尼的成长过程。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表现张忠良和素芬的美好生活的片段也借鉴了类似的蒙太奇段落，月下求婚——结婚照——花枝空镜——花枝结果空镜——宝宝衣服，把二人从恋爱到结婚生子的过程表现得干净利落。
3 史诗化的传奇叙事效果呈现
在叙事方面，两部影片都注重史诗化的传奇叙事效果呈现，尽可能地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一江春水向东流》采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善恶对比鲜明，强化突出情节性，加大细节描写，既增加了故事悬念，又饱含深刻的批判性。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在回忆蔡楚生的创作时曾经说道：“他的影片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具有莫大的艺术感染力，能使他们开心大笑或揪心哭泣，使他们恨一个人，爱一个人，同情作者所钟爱的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总之，它硬是能活生生地牵动观众的神经，让观众跟着他影片的情节一道走。在我看来，这就是蔡楚生电影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他的影片与同时段上映的其他影片包括好莱坞影片相比，而总是观众最多，票房最好的最主要原因。”[2]从评价中也可以看出蔡楚生对戏剧化叙事的重视，事实上，影戏的“传奇”叙事技法是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由郑正秋开创的，蔡楚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传统延续者，其代表作《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运用了该技法的经典作品。正如蔡楚生本人所言，“我们假定有两个作品：一个是线条单纯，写法严肃，而有100%的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它的观众只得20%；另一个是内容丰富，逸趣横生，虽只有20%的正确性，倒却能获得100%的观众。”“两者相较，我就宁愿舍弃前者而取其后”。[3，4]这或许也是该片连续上映84天，票房、口碑双丰收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凭借这样极高的悟性，在时隔几十年之久后的今天，《一江春水向东流》仍然具有重要的史学和美学价值。相较而言，《乱世佳人》同样采用传统的戏剧式结构和线性叙事方式，以女主人公斯嘉丽和几任丈夫之间的感情纠葛为线索，随着战争的硝烟弥散，她坎坷惊险的生命历程同样牵动着观众的心。
在百年多的中国电影历史中，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可谓此起彼伏、错综复杂。以史为鉴，《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人物设置、创作形式和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与《乱世佳人》有着很多奇妙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部中国“好莱坞式”大片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陈旭光.电影艺术讲稿[M].新世纪出版社，2002：315.
[2] 李少白.忆蔡楚生并说其创作[M].粤海风，2005（5）：38-43.
[3] 蔡楚生.会客室中[J].电影·戏剧，1936，1（1）.
[4] 蔡楚生.会客室中[J].电影·戏剧，1936，1（2）.
关键词：电影本体比较；“好莱坞式”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乱世佳人》
1939年，由美国导演维克多·弗莱明等根据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改编拍摄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上映，影片以主人公斯嘉丽的种种遭遇为叙事中心，表现了南北战争时期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1947年，由蔡楚生和郑君里导演联合执导的史诗性巨著《一江春水向东流》完成摄制，影片以八年抗战为故事背景，以张忠良为叙事核心，塑造了素芬忍辱负重的东方女性形象，在上海首映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比较分析，可发现《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乱世佳人》在人物设置、创作形式和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从中可以透视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张忠良：中国版本的“斯嘉丽”
很多人习惯将斯嘉丽和素芬相比较，认为二者是战乱岁月里的铿锵玫瑰，是乱世中的佳人。笔者不以为然，反倒觉得斯嘉丽与张忠良的人物设置在很多细节上有相似之处，试作如下分析：首先，二者均为成长转变型人物。在影片《乱世佳人》中，南北戰争给斯嘉丽带来了极大的身体摧残和精神伤害，她曾是塔拉庄园不谙世事、傲慢执着的高贵公主，然而战争爆发以后，庄园毁灭，亲人离散，小公主宣誓“永不饥饿”，从此“不择手段”地追求土地和财富，变为“自私贪婪、冷酷无情”的悍妇，而她的变化正是战争带来的人性的异化。而《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张忠良，原本是大家口中的抗战英雄、孝顺的儿子、浪漫的丈夫、慈爱的父亲，但在权势和金钱的诱惑之下抛弃妻子，成为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负心汉。其次，二者身边均围绕着三位重要的异性。斯嘉丽有三任丈夫，分别是查尔斯、肯尼迪和瑞德。其实，首任丈夫查尔斯的存在感几乎为零，斯嘉丽甚至并未正眼瞧过他，所以查尔斯的位置完全可以由斯嘉丽心心念念的艾希礼置换。而张忠良身边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留守夫人”素芬、“抗战夫人”王丽珍和“秘密夫人”何文艳。最后，二人均承载着本民族精神的文化表征，斯嘉丽是一位典型的个人主义英雄，就像羊脂球一样，她的出现丰富了西方典型化的“英雄”人物，她战后重生、顽强生存的形象也凝聚了美国历史和精神文化积淀，折射了历代美国人民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追求。在中国传统的影戏叙事策略中，“陈世美”的负心汉形象可以从侧面更好地凸显东方女性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样观众在痛恨张忠良时，也会更加同情“中国佳人的不幸”，[1]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完成东方家国故事的伦理叙事文化使命。
2 “大片式”的艺术创作形式
《乱世佳人》时长3小时53分钟，制作周期长达3年，历经4次发行，通过四轮上线，一共售出了5997万张电影票，票房毛收入为3400万美元。并且，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为1.3亿人口，也就是说全美国有近一半的人都观看了这部电影。作类似对比，《一江春水向东流》时长3小时11分钟，影片连续上映3个月，首轮观众人数达到712874人，创下解放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当时上海的总人口大约为500万，71万多的人占全市人口的14.39%，即平均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该电影，因此这部影片被称为“一部中国式的《乱世佳人》巨作”和“中国早期的大片”。除了“大片式”的制作规模，两部影片还有很多类似的艺术表现技巧。首先，为了使叙事线索更加清晰，两部影片都采用线性叙事方式，结构上分为两大部分，并且在关键时间节点上用字幕对关键战况背景加以说明。《乱世佳人》整体分为“序曲”和“间奏”两部分，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为“八年离乱”和“抗战前后”上下两集，段落结构化能有效地避免叙事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过度跳跃感，使影片在结构上浑然一体、流畅自然。其次，两部影片都追求逼真的现场效果，精心设置了很多大场面镜头。《乱世佳人》中，对“魔鬼将军”谢尔曼“火烧亚特兰”和“向大海进军”两大战略场景的展示震慑人心，斯嘉丽求助迪卡医生时俯拍的大远景也利用大场面镜头传神地表现了伤员之多和战争之惨烈。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空袭、伤员、两军对抗、人群逃散、燃烧的房屋、倒塌的墙壁等战争场景真实可感，营造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氛围。最后，作为史诗性大作，两部影片都热衷于蒙太奇的运用。《乱世佳人》中，斯嘉丽和瑞德的女儿宝尼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婴儿车前面的小木马——在瑞德怀中骑马——拥有自己的小马——摔下马去世，在短短几分钟内迅速表现了宝尼的成长过程。而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表现张忠良和素芬的美好生活的片段也借鉴了类似的蒙太奇段落，月下求婚——结婚照——花枝空镜——花枝结果空镜——宝宝衣服，把二人从恋爱到结婚生子的过程表现得干净利落。
3 史诗化的传奇叙事效果呈现
在叙事方面，两部影片都注重史诗化的传奇叙事效果呈现，尽可能地增加对观众的吸引力。《一江春水向东流》采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善恶对比鲜明，强化突出情节性，加大细节描写，既增加了故事悬念，又饱含深刻的批判性。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在回忆蔡楚生的创作时曾经说道：“他的影片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观众具有莫大的艺术感染力，能使他们开心大笑或揪心哭泣，使他们恨一个人，爱一个人，同情作者所钟爱的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总之，它硬是能活生生地牵动观众的神经，让观众跟着他影片的情节一道走。在我看来，这就是蔡楚生电影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他的影片与同时段上映的其他影片包括好莱坞影片相比，而总是观众最多，票房最好的最主要原因。”[2]从评价中也可以看出蔡楚生对戏剧化叙事的重视，事实上，影戏的“传奇”叙事技法是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由郑正秋开创的，蔡楚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重要的传统延续者，其代表作《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运用了该技法的经典作品。正如蔡楚生本人所言，“我们假定有两个作品：一个是线条单纯，写法严肃，而有100%的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但它的观众只得20%；另一个是内容丰富，逸趣横生，虽只有20%的正确性，倒却能获得100%的观众。”“两者相较，我就宁愿舍弃前者而取其后”。[3，4]这或许也是该片连续上映84天，票房、口碑双丰收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凭借这样极高的悟性，在时隔几十年之久后的今天，《一江春水向东流》仍然具有重要的史学和美学价值。相较而言，《乱世佳人》同样采用传统的戏剧式结构和线性叙事方式，以女主人公斯嘉丽和几任丈夫之间的感情纠葛为线索，随着战争的硝烟弥散，她坎坷惊险的生命历程同样牵动着观众的心。
在百年多的中国电影历史中，好莱坞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可谓此起彼伏、错综复杂。以史为鉴，《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人物设置、创作形式和叙事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与《乱世佳人》有着很多奇妙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部中国“好莱坞式”大片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陈旭光.电影艺术讲稿[M].新世纪出版社，2002：315.
[2] 李少白.忆蔡楚生并说其创作[M].粤海风，2005（5）：38-43.
[3] 蔡楚生.会客室中[J].电影·戏剧，1936，1（1）.
[4] 蔡楚生.会客室中[J].电影·戏剧，19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