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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辞格是汉语修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古已有之,但真正比较系统的研究则是在现代。总的说来,辞格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辞格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而且有些问题争议很大。解决这些问题,推动辞格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但是辞格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修辞学;辞格;非辞格;新辞格
辞格是修辞现象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独特形式,辞格研究也就成了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修辞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可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古代论著对汉语辞格的探讨显得零散、粗略,用语和体系往往不甚严密。到了现代,汉语辞格的研究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辞格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一、汉语辞格研究在现代取得的成就
我国现代第一部全面探讨汉语辞格的专著是唐钺的《修辞格》,此书将27种辞格列究对象,建立了第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辞格系统,提出了辞格使用的原则,拉开了现代汉语修辞学辞格研究的序幕。虽然《修辞格》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修辞格奠定了基础。
在唐钺的影响和带动下,现代一大批修辞学专家积极开展辞格研究,涌现出了许多论及辞格的著作,它们或专讲辞格,把辞格当作修辞学的唯一研究对象,就辞格的功能、分类、辞格辨异和产生的主客观依据展开了探讨；或以辞格为中心,把它当作修辞学的主要内容来研究；也有着眼于整个修辞学科的理论体系,把辞格列为与用字(词)、造句、谋篇并立的部分或穿插在选词、炼句中来讲的。
但是真正对辞格开展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以及对辞格进行较为科学分类且取得公认成效的,当推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和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年)这两部重要代表作。这两部在中国修辞学史上享有奠基地位和起到推动作用的代表作,除了在整个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建树以外,写得最成功的地方还是辞格部分。
到了80年代,随着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空前繁荣,辞格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重视。无论从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也无论从系统研究或比较研究方面来说,辞格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宏观研究和系统研究方面成绩最卓著的当推吴士文先生,他的《修辞格论析》是继唐钺《修辞格》之后的又一本全面论述辞格的专著,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过了60多年前问世的《修辞格》。可以说,此书是现代研究辞格最为深入、最为系统、最有水平的辞格专著。
在辞格比较研究方面,郑远汉的《辞格辨异》(1982年版)、濮侃的《辞格比较》(1983年版)和他在该书出版前后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几篇重要论文,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前者对十对相邻辞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后者对二十对以上的辞格作了比较。两者不仅开辟了辞格研究的新角度,为语文教学和修辞教学提供了有益的成果,而且对繁荣修辞科学有着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在辞格的微观研究方面，30年代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1936年版)比前人有所创新发展的,主要是从语法角度总结了显比的规律。另外,袁晖的《比喻》(1982年版)一书专就比喻辞格的定义、类型、方式、作用、运用及比喻与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比喻与其它辞格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和描写,这为深入开展一些具体辞格研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开了一个好头。
二、汉语辞格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由上观之,辞格在汉语修辞学领域是一个研究得最早而又比较充分的部分。但是，从辞格研究自身的发展和深入来看,尤其是从汉语修辞学学科繁荣发展的前景来看,辞格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特别是在理论的建树上,还显得较为薄弱，不但薄弱,而且有些问题争议较大,至今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辞格的定义难以统一
辞格也称修辞格,学界有人称之为修辞方式、修饰方法、修辞、辞藻、语格等。学术术语的统一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现代来讲,辞格研究的专著已出版了不少,辞格的研究已开展了几十年,因此可将上述种种名称统一叫做“辞格”。
至于什么叫辞格,我国修辞学界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说法颇多,一时还难以定一。这种科学研究中少有的现象,说明了修辞学界对辞格的本质特征认识还很不一致。定义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或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说明。人们从事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得对其中基本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表述,这就要靠科学的定义来揭示每一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以便同别的概念区别开来。近年来,人们通过关于辞格问题的热烈讨论,对于重新认识辞格的实质引起重视,出现了一些关于辞格定义的新提法、新表述。1982年以来,修辞学界专家郑远汉、濮侃、袁晖、刘焕辉和吴士文等分别给辞格下了有代表性的定义。
辞格是修辞现象中一种特殊形式,而一切修辞现象都离不开对语言的运用,“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1]因此,给辞格下定义,必须基于下面几个方面：辞格是对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语汇)和文字的充分利用,这就使辞格同非语言文字因素的表达方式区别开来；辞格是以语言的非常规形式出现于言语活动中,应当同语言体系中的常规形式区别开来；辞格是语言因素的特殊组合,应当同语言的一般用法区别开来。由此看来,给辞格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应是学界继续探讨的课题。
(二)辞格和非辞格的界限比较模糊
由于目前学界没有确立一个科学统一的辞格定义,因此在众多的修辞学专著中,人们所列的辞格不但数量多少不一,而且辞格和非辞格的界限也模糊不清,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几家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修辞著作比较而言,大略存在下列情况:第一,同一辞格的名称不同；第二,辞格数量差距很大；第三,辞格和非辞格混同。还有的著作将辞格和艺术表现手法视同。就是在同一本专著中,也有前后说法不一的现象。第四,辞格间包孕现象较为严重，有些新辞格与老辞格之间、新辞格与新辞格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包孕关系。
(三)辞格的分类标准不相同
修辞格的科学体系要求辞格也必须是一个严整而有序的辞格系统。而要建立辞格系统,就需对辞格进行科学分类。分类是人们关于某些对象的知识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被固定在每门科学之中,而且在科学的相当长时期中起作用。因此,自唐钺的《修辞格》问世以来,人们对辞格开展系统的研究基本是就现有的辞格进行分类开始的,然后再按各自的分类加以归并,整理成一定的辞格系统。可是至今为至,凡是给辞格分类的修辞学专著各有各的分类标准。
刘焕辉从语义、语音、结构的特殊组合形式三方面来分类,将63个辞格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利用语义的特殊组合形式而构成的辞格,一类是利用语音及其书面符号(汉字)的特殊组合形式而构成的辞格,一类是利用结构的特殊组合形式而构成的辞格。笔者认为,这种分类虽有独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作者虽然试图“以汉语诸要素在言语中的特殊组合为基础,并以此为统一标准去进行分类与归类”,可是作者所确立的第三类所依据的“利用结构的特殊组合形式”这一标准同前两类所依据的,并不是在同一平面,而是同样有包容现象。可见,要将辞格进行科学的分类,就必须首先确定一个科学的标准。
(四)对辞格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同
自从20年代唐钺的《修辞格》问世以来,一直到70年代中期,辞格研究在修辞学研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有时甚至占据了核心位置。一是这期间出版的修辞学著作无一不把辞格作为重要内容来研究,二是有些著作把辞格作为修辞学研究的唯一内容。
针对学术界的“辞格中心论”,陈望道在60年代的几次演说中,多次指出修辞研究不能只限于辞格研究,只研究辞格是片面的。周振甫在《通俗修辞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消极修辞手法比积极修辞手法更重要、更急需”的观点。到了70年代末,学术界许多人提出要：“大破辞格中心论”,如吕叔湘在《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说：“那种认为修辞学主要是讲修辞格的想法恐怕是不妥的”。[5]郑远汉在《现代汉语修辞知识》一书中指出：“当然,对于某些修辞现象,用辞格的方法去说明,也有它的作用，只是不能用辞格论取代修辞学,要广泛地研究各种言语形式及其同义现象”。[6]可是,不正常的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我国修辞学界开展的一场重新评价辞格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讨论中,“辞格无用论”的呼声一时占了上风,甚至连一些很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也发表了辞格是“女人身上的装饰品，可有可无”的言论。
笔者认为,辞格在言语表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作为一种独具效果的言语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应当成为汉语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汉语辞格研究需加强的薄弱环节
前面谈到的辞格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争议较大,但它们毕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推动了辞格研究的发展。从另一方面看,辞格研究的某些领域较少有人涉猎,学界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专项辞格的研究即辞格的微观研究需要加强
以往研究辞格,多侧重于宏观研究。而要把辞格研究导向新的深度,就必须重视辞格的微观研究。到目前为止,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位学者分别对比喻和对偶两种辞格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外,还没有一个人对其它的众多辞格进行专项研究。其实,我们对许多辞格的研究,都可以从它的起源、存在基础和条件、特点、分类、认知理据、同其它辞格的辨异、同文体风格的关系等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只有专项辞格研究深入了,才能丰富辞格研究的理论。辞格研究在西方认知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势头，如“比喻”在认知语言学中就称之为“隐喻”，“借代”在认知语言学中被称为“转喻”。和认知、心理、理据相结合，是目前辞格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二)古汉语辞格的研究需要广泛参与
就截至目前所出版的修辞学著作来看,学界多重视对现代汉语辞格的研究,而很少有人着力研究古代汉语中的辞格,即从古代作品中发掘、分析和研究辞格。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大量的古汉语文学作品中有众多的辞格需要我们去发现,去研究,去总结。只有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好古汉语辞格,才能更加深入地探讨现代汉语辞格的特点和规律。
(三)要重视新辞格的发掘和创造
辞格同任何现象一样,是发展变化的,有生有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些辞格已经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如藏词、互文等辞格现在已很少使用。相反,古今汉语中大量的辞格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总结,这样,探讨新的辞格便成了辞格研究的一个新天地。遗憾的是,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谭永祥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探讨了一些新辞格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很乏力。实际上,研究已有的辞格和探讨新的辞格同样重要。
发展和混乱往往是并存的。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辞格研究的遗产，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辞格的混乱局面。因此，整顿辞格的秩序刻不容缓。继承、引进和创新是总结二十世纪现代汉语修辞格研究的三个关键词，也是今后研究汉语修辞格的发展目标。今后辞格研究的重点仍应放在理论研究的高度。只有理论研究成熟了，才能指导实践和发展、完善修辞学的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2]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版。
[3]刘焕辉:《修辞学纲要》[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2月版。
[4]吴士文:《修辞格论析》[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吕叔湘:《漫谈语法研究》[J]，《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
[6]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关键词:修辞学;辞格;非辞格;新辞格
辞格是修辞现象中占有一定地位的独特形式,辞格研究也就成了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修辞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可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古代论著对汉语辞格的探讨显得零散、粗略,用语和体系往往不甚严密。到了现代,汉语辞格的研究受到了较为普遍的关注,辞格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一、汉语辞格研究在现代取得的成就
我国现代第一部全面探讨汉语辞格的专著是唐钺的《修辞格》,此书将27种辞格列究对象,建立了第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辞格系统,提出了辞格使用的原则,拉开了现代汉语修辞学辞格研究的序幕。虽然《修辞格》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修辞格奠定了基础。
在唐钺的影响和带动下,现代一大批修辞学专家积极开展辞格研究,涌现出了许多论及辞格的著作,它们或专讲辞格,把辞格当作修辞学的唯一研究对象,就辞格的功能、分类、辞格辨异和产生的主客观依据展开了探讨；或以辞格为中心,把它当作修辞学的主要内容来研究；也有着眼于整个修辞学科的理论体系,把辞格列为与用字(词)、造句、谋篇并立的部分或穿插在选词、炼句中来讲的。
但是真正对辞格开展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以及对辞格进行较为科学分类且取得公认成效的,当推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1932年)和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年)这两部重要代表作。这两部在中国修辞学史上享有奠基地位和起到推动作用的代表作,除了在整个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建树以外,写得最成功的地方还是辞格部分。
到了80年代,随着汉语修辞学研究的空前繁荣,辞格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重视。无论从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也无论从系统研究或比较研究方面来说,辞格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宏观研究和系统研究方面成绩最卓著的当推吴士文先生,他的《修辞格论析》是继唐钺《修辞格》之后的又一本全面论述辞格的专著,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过了60多年前问世的《修辞格》。可以说,此书是现代研究辞格最为深入、最为系统、最有水平的辞格专著。
在辞格比较研究方面,郑远汉的《辞格辨异》(1982年版)、濮侃的《辞格比较》(1983年版)和他在该书出版前后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几篇重要论文,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前者对十对相邻辞格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比较,后者对二十对以上的辞格作了比较。两者不仅开辟了辞格研究的新角度,为语文教学和修辞教学提供了有益的成果,而且对繁荣修辞科学有着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在辞格的微观研究方面，30年代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1936年版)比前人有所创新发展的,主要是从语法角度总结了显比的规律。另外,袁晖的《比喻》(1982年版)一书专就比喻辞格的定义、类型、方式、作用、运用及比喻与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比喻与其它辞格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和描写,这为深入开展一些具体辞格研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开了一个好头。
二、汉语辞格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由上观之,辞格在汉语修辞学领域是一个研究得最早而又比较充分的部分。但是，从辞格研究自身的发展和深入来看,尤其是从汉语修辞学学科繁荣发展的前景来看,辞格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特别是在理论的建树上,还显得较为薄弱，不但薄弱,而且有些问题争议较大,至今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辞格的定义难以统一
辞格也称修辞格,学界有人称之为修辞方式、修饰方法、修辞、辞藻、语格等。学术术语的统一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现代来讲,辞格研究的专著已出版了不少,辞格的研究已开展了几十年,因此可将上述种种名称统一叫做“辞格”。
至于什么叫辞格,我国修辞学界至今仍是见仁见智,说法颇多,一时还难以定一。这种科学研究中少有的现象,说明了修辞学界对辞格的本质特征认识还很不一致。定义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或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说明。人们从事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得对其中基本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表述,这就要靠科学的定义来揭示每一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以便同别的概念区别开来。近年来,人们通过关于辞格问题的热烈讨论,对于重新认识辞格的实质引起重视,出现了一些关于辞格定义的新提法、新表述。1982年以来,修辞学界专家郑远汉、濮侃、袁晖、刘焕辉和吴士文等分别给辞格下了有代表性的定义。
辞格是修辞现象中一种特殊形式,而一切修辞现象都离不开对语言的运用,“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1]因此,给辞格下定义,必须基于下面几个方面：辞格是对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语汇)和文字的充分利用,这就使辞格同非语言文字因素的表达方式区别开来；辞格是以语言的非常规形式出现于言语活动中,应当同语言体系中的常规形式区别开来；辞格是语言因素的特殊组合,应当同语言的一般用法区别开来。由此看来,给辞格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应是学界继续探讨的课题。
(二)辞格和非辞格的界限比较模糊
由于目前学界没有确立一个科学统一的辞格定义,因此在众多的修辞学专著中,人们所列的辞格不但数量多少不一,而且辞格和非辞格的界限也模糊不清,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几家有代表性、有影响的修辞著作比较而言,大略存在下列情况:第一,同一辞格的名称不同；第二,辞格数量差距很大；第三,辞格和非辞格混同。还有的著作将辞格和艺术表现手法视同。就是在同一本专著中,也有前后说法不一的现象。第四,辞格间包孕现象较为严重，有些新辞格与老辞格之间、新辞格与新辞格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包孕关系。
(三)辞格的分类标准不相同
修辞格的科学体系要求辞格也必须是一个严整而有序的辞格系统。而要建立辞格系统,就需对辞格进行科学分类。分类是人们关于某些对象的知识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被固定在每门科学之中,而且在科学的相当长时期中起作用。因此,自唐钺的《修辞格》问世以来,人们对辞格开展系统的研究基本是就现有的辞格进行分类开始的,然后再按各自的分类加以归并,整理成一定的辞格系统。可是至今为至,凡是给辞格分类的修辞学专著各有各的分类标准。
刘焕辉从语义、语音、结构的特殊组合形式三方面来分类,将63个辞格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利用语义的特殊组合形式而构成的辞格,一类是利用语音及其书面符号(汉字)的特殊组合形式而构成的辞格,一类是利用结构的特殊组合形式而构成的辞格。笔者认为,这种分类虽有独到之处,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作者虽然试图“以汉语诸要素在言语中的特殊组合为基础,并以此为统一标准去进行分类与归类”,可是作者所确立的第三类所依据的“利用结构的特殊组合形式”这一标准同前两类所依据的,并不是在同一平面,而是同样有包容现象。可见,要将辞格进行科学的分类,就必须首先确定一个科学的标准。
(四)对辞格的地位和价值认识不同
自从20年代唐钺的《修辞格》问世以来,一直到70年代中期,辞格研究在修辞学研究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有时甚至占据了核心位置。一是这期间出版的修辞学著作无一不把辞格作为重要内容来研究,二是有些著作把辞格作为修辞学研究的唯一内容。
针对学术界的“辞格中心论”,陈望道在60年代的几次演说中,多次指出修辞研究不能只限于辞格研究,只研究辞格是片面的。周振甫在《通俗修辞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消极修辞手法比积极修辞手法更重要、更急需”的观点。到了70年代末,学术界许多人提出要：“大破辞格中心论”,如吕叔湘在《漫谈语法研究》一文中说：“那种认为修辞学主要是讲修辞格的想法恐怕是不妥的”。[5]郑远汉在《现代汉语修辞知识》一书中指出：“当然,对于某些修辞现象,用辞格的方法去说明,也有它的作用，只是不能用辞格论取代修辞学,要广泛地研究各种言语形式及其同义现象”。[6]可是,不正常的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我国修辞学界开展的一场重新评价辞格的实用价值和研究价值的讨论中,“辞格无用论”的呼声一时占了上风,甚至连一些很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也发表了辞格是“女人身上的装饰品，可有可无”的言论。
笔者认为,辞格在言语表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作为一种独具效果的言语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应当成为汉语修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汉语辞格研究需加强的薄弱环节
前面谈到的辞格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争议较大,但它们毕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推动了辞格研究的发展。从另一方面看,辞格研究的某些领域较少有人涉猎,学界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一)专项辞格的研究即辞格的微观研究需要加强
以往研究辞格,多侧重于宏观研究。而要把辞格研究导向新的深度,就必须重视辞格的微观研究。到目前为止,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几位学者分别对比喻和对偶两种辞格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外,还没有一个人对其它的众多辞格进行专项研究。其实,我们对许多辞格的研究,都可以从它的起源、存在基础和条件、特点、分类、认知理据、同其它辞格的辨异、同文体风格的关系等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只有专项辞格研究深入了,才能丰富辞格研究的理论。辞格研究在西方认知语言学中有跃居首位的势头，如“比喻”在认知语言学中就称之为“隐喻”，“借代”在认知语言学中被称为“转喻”。和认知、心理、理据相结合，是目前辞格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二)古汉语辞格的研究需要广泛参与
就截至目前所出版的修辞学著作来看,学界多重视对现代汉语辞格的研究,而很少有人着力研究古代汉语中的辞格,即从古代作品中发掘、分析和研究辞格。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大量的古汉语文学作品中有众多的辞格需要我们去发现,去研究,去总结。只有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好古汉语辞格,才能更加深入地探讨现代汉语辞格的特点和规律。
(三)要重视新辞格的发掘和创造
辞格同任何现象一样,是发展变化的,有生有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有些辞格已经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如藏词、互文等辞格现在已很少使用。相反,古今汉语中大量的辞格有待于我们去发掘、总结,这样,探讨新的辞格便成了辞格研究的一个新天地。遗憾的是,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谭永祥等为数极少的几个人探讨了一些新辞格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很乏力。实际上,研究已有的辞格和探讨新的辞格同样重要。
发展和混乱往往是并存的。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辞格研究的遗产，但也给我们留下了辞格的混乱局面。因此，整顿辞格的秩序刻不容缓。继承、引进和创新是总结二十世纪现代汉语修辞格研究的三个关键词，也是今后研究汉语修辞格的发展目标。今后辞格研究的重点仍应放在理论研究的高度。只有理论研究成熟了，才能指导实践和发展、完善修辞学的分支学科。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2]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M]》,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版。
[3]刘焕辉:《修辞学纲要》[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2月版。
[4]吴士文:《修辞格论析》[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5]吕叔湘:《漫谈语法研究》[J]，《中国语文》1979年第1期。
[6]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