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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早春二月，料峭春寒让人明显感到，2009这一年的困难绝不寻常。
然而，在朱炳明的办公室里，水仙花却开得格外欢畅。与这盆水仙花相似的是朱炳明的心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少人谈“危”色变，但是，朱炳明却一直保持着他的淡定和自信。
朱炳明的自信是有底气的。24年前，他在当村支书时，顶着风言风语，毅然横渡长江，来到大上海，树起了创业大旗，从此开创了直到现在仍然可圈可点的事业。那时候，他力排众议，在上海成立了南通劳动服务部。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服务部”，后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湖中当涛而立，衍变成了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12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突袭，上海通兴公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朱炳明咬紧牙关，依然当涛而立，一路走了过来。随后，他的公司不断扩张，到2008年底已成为拥有5000多万元固定资产、5000多名员工、5亿多元年产值的一家知名企业了……
面对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曾经的“小企业”上海通兴如何站稳脚跟、逆势飞扬?朱炳明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往事依稀，他在回忆——回忆自己的创业过程。
他带着20多个青壮年奔向上海
人们未必喜欢带有乡土气息的一个称呼；“泥腿子”。在有些人眼里，这个称呼甚至还带有些许嘲笑的色彩。然而，朱炳明不介意。他觉得这个称呼听来有几分亲切感。他自嘲地说：“我如果少了‘泥腿子’的那番经历，也许就不可能有今天!”
说起往事，朱炳明感慨有声。岁月留痕，他的心里永远抹不去对乡土的依恋之情。
朱炳明出生在江苏通州市通海镇北面的一户农户家。他有四个兄弟，朱炳明排行老幺。孩提时的朱炳明，瘦小，话不多，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想不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却在有一年春节向村支书拜年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至今令人难忘：“我也想当干部!”事过境迁，几年后，朱炳明果真当干部了，他在村里的保送下，去镇上当了一名文化教育管理员，在乡邻眼里，文化教育管理员大小也算是一个干部职位了。
自此，“炳明这娃子”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有自知之明，因此，每逢下乡蹲点，他总是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村子去；下乡支农，他总是和壮劳力一起抢着干重活、累活。有一次，他冒着雨，骑着车，给村里指导工作，不料连车带人翻到在石桥下，至今额头上还留下了一道疤痕。当时，他一声没吭，从桥下爬了起来，回家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咬着牙又骑车上路了。
经过几年的风雨磨练，1983年，刚满28岁的朱炳明被组织上调到积南村，担任村支部书记。积南村是一个贫困村，它是围垦而成的一片沙滩，村民们大多是动迁户。
朱炳明上任后，着力梳理村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针对老百姓的“急难愁”下药，解决了村民们的积怨。他将脱贫致富视作这个边缘村落的“主旋律”。
积南村的贫困“帽子”终于摘掉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面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的富余劳动力，朱炳明的心里着急得很。可是，他很清楚，自己也是个“泥腿子”，想要致富，这“泥腿子”什么时候能够迈出去?迈向哪里?他苦苦地思索着。
1985年，对朱炳明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头。这年冬天，寒风凛冽，有一天早晨，朱炳明带着20多个青壮年，在父老乡亲的殷殷嘱托下，跨上了渡船，劈波斩浪，横渡长江，奔向上海。
“火花”在脑海里闪了一下
朱炳明笑言，他的创业之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着明确的判断：带领村民们进城打工，是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尽管这条路风险莫测，但他果断地想要尝试。道理很简单，不尝试，就没有出路。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他当时的举动绝非冲动：“与其让政策推着走，还不如自己出去闯一闯!”
一到上海，朱炳明和20多个青壮年放下了扁担，他们打开铺盖卷，开始了闯荡上海的新生活。
按照预定的计划，朱炳明找上了一个自称在上海有点关系的老乡，托他给乡亲们“谋条生路”。老乡很帮忙，很快协助他们找到了一份为上海市蔬菜公司装卸车皮的活。这份工作很累、很苦，24小时连轴转，工资很低，吃住在铁路边，朱炳明并不计较，他很清楚，在茫茫大上海站稳脚跟比什么都重要。他更清楚，自己已不是什么“干部”了而是这20多个青壮年的“领头羊”。
脚下的路，在一步步向前延伸，朱炳明和20多个青壮年渐渐拓出了一条阳光道，他带领的装卸队“扩容”了，员工增加到了100多人。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为市政工程做小工、推板车、挖土方、扛水泥、扫马路、通窨井、清粪池……别人不愿干的脏、累、重活，他们抢着干。
两年后的一天，朱炳明望着建筑工地上的一片繁忙景象，突发奇想：我们南通人素有搞建筑的特长，我为什么不顺势而为，组建一支建筑安装队伍，专门为上海建筑业提供配套服务呢?这个念头，一如火花，在他的脑海里闪了一下，他觉得这或许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他立刻启程，回到家乡，想方设法，磨破嘴皮，终于招了一批木匠、泥水匠，随后他又拿下了一家农贸市场2000多平方米的土建工程。
搞建筑安装，对于朱炳明来说，犹如勇士吃“螃蟹”，要有胆量，但“品尝”之下，却让朱炳明开了眼界，当年他们不仅取得了宝山区颁发的施工许可证，而且还挣到了3万多块钱。这对初涉大都市的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朱炳明执意将钱寄回了村里。他在留言栏里注明，这笔钱要用于村办小学的校舍翻新和困难老人的生活救济。他语重心长地对乡亲们说：“我们都外出打工了，可不能耽误孩子们的读书，更不能亏待生我养我的父辈们啊!”
1989年，朱炳明的资金运转十分紧张，但他毅然注册成立了南通劳动服务部。说起这个服务部的成立，颇费周折，乡亲们不理解，他们说：“我们现在钱赚得好好的，有必要搞什么服务部吗?…朱炳明就爱出风头!”……朱炳明毫不动摇，“不走规模化运作，不把业务做大做强，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上海站稳脚跟，只能是一句空话!”
资金困难，办公场地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朱炳明因势利导，租借了两间杨浦区工人体育场露天看台下的小屋。那两间小屋，阴暗潮湿，很难想像，这里成了他坐镇指挥的“总部”，同样很难想像，日后的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将要在这里的地基上脱颖而出——1991年，上海通兴工程部成立；1992年，上海通兴建筑工程公司应运而生。公司当年就取得了国家资质，上缴税金比上年净增100万元。之后，公司改名为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朱炳明经受了岁月的洗礼。通兴公司从当初单一的建筑业，逐步发展成为涉足多个省份、多个行业的多元化企业。现在，公司业务也已从建筑装潢拓展到油脂化工、电子电器、制冷设备和五金建材，形成了建筑业、加工生产业、商贸和劳动服务业四大产业链；公司每天平 均为杨糟贡献两万元以上的税收，业务触角已伸展到了海外……
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念
访谈及此，朱炳明停顿了一下。他掐灭手中的烟蒂，若有所思地将目光投向窗外静静流淌的杨树浦港。
这时候，我注意到朱炳明办公桌上的一份报纸，头版上写着“董事长签名承诺不裁员”。翻开内页，“朱炳明”的名字赫然在目。
“不裁员是通兴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必胜信念的体现。”一旁的公司工会主席朱峰介绍说。他讲了几件朱炳明不愿聊起的“小事”给我听——
1998年，是通兴公司员工难以忘记的一年。这年底，通兴公司成立了工会。揭牌仪式上，员工们的脸上挂着笑，纷纷举杯，为自己的“家”欢庆。
朱炳明感慨地说：“我们搞建筑的，大多数人在外奔走，缺乏一个归属感。这下好了，工会成立了，大家有温暖的家了!”
通兴公司安徽项目部有一个张姓员工，家境贫寒，一次因生病回家乡休养。朱炳明知道后，立即安排公司人员按规定给他送上帮扶款。小张感动不已：“没想到我们这样的流动工，也能享受到公司的福利。”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通兴公司每年下拨15万元给工会，设立“员工扶困基金”，用于扶贫帮困。建筑企业与房产开发商的合作较多，有时候，开发商资金不到位，员工工资怎么办?朱炳明乐呵呵地说：“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有时候会先垫上钱，如果拖了一点时间，我也一定会向大家解释清楚。更主要的是，我必须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十多年来的艰苦创业经历，使我和员工们结下了难以割合的情缘，这是我之所以一直要关心他们的动力。”
2004年，朱炳明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成为“新上海”中荣登劳模光荣榜的第一人。
路途漫漫，但新的标杆已经竖起，朱炳明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眼下，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容小觑，他的心里装着企业，装着员工，他要握紧公司发展的导航盘，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平坦，抑或坎坷，他要和员工一起，义无返顾地走过风雨，去搏击大市场的风浪。
如今，在群雄逐鹿的上海建筑市场，通兴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在渐渐扩张，工程遍及上海各区县，并辐射到了北京、天津、江苏、江西、浙江、广东、安徽、黑龙江等省市，在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南京等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公司拥有一、二级建造师资质的人达30多个。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当下，公司平均每两天就签订有一份建筑合同。
日本商人仲谷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朱炳明特别重“诚信”。日本商人仲谷在上海投资2000多万元办起了一家真空软管企业，其中13000平方米厂房及附属物的土建合同进行公开招标。通兴公司凭借实力一举中标，在投资方资金一时无法到位的情况下，主动垫资，开工必建，确保了工程建设如期竣工，为这家公司的准时开业赢得了宝贵时间。
仲谷被朱炳明的真诚打动了，连连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之后，仲谷投资的另一家公司落户天津，吸引了多家著名建筑公司前来联系招标事宜。仲谷选择了通兴公司。他在给朱炳明的信中写道：“事业无止境，人有止境，止步何处?诚信为镜。贵公司以诚信为德，树德为镜，为人欣赏，愿合作长久。”
朱炳明凭着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和不断积累的人脉资源，事业蒸蒸日上。在上海，有不少建筑是他亲自参与的，比如参与建设了曾经的亚洲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的水电安装和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长春新苑”(29层广厦公寓)、光明城市公寓(33层建筑)、浦东新区的“天地苑”以及“恒宇苑”(5幢12层建筑)，还有地处黄浦区的阳光大厦、华盛大厦等，上海多条地铁线路建造时，也一度活跃着通兴人的身影。
通兴公司取得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通过了英国摩迪公司的质量认证。短短几年，公司在上海累计完成各类结构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为上海的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目前，朱炳明带领着他的员工正在为上海市版权中心、金桥翡翠坊等建筑施工。
朱炳明喜欢鹰。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好几个地方摆着与鹰有关的饰品。他为什么这样喜欢鹰?他说：“鹰的生存能力是蛮强的，它的进取精神令我钦佩。通兴公司崇尚鹰的眼力，当然，我们追求的是长远发展，而不是追求—飞冲天。”
问起金融危机下的通兴公司有没有受到影响?朱炳明回答得直截了当：“说没有影响，肯定有点夸张。全球经济一体化了，我们难道能独善其身?不过，面对困难，我们有信心与上海诸多企业一道克服。”
通兴公司取名“通兴”，寓意“通达兴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已50开外的朱炳明，言谈之间仍然保持着当年进军大上海的豪迈。
然而，在朱炳明的办公室里，水仙花却开得格外欢畅。与这盆水仙花相似的是朱炳明的心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多少人谈“危”色变，但是，朱炳明却一直保持着他的淡定和自信。
朱炳明的自信是有底气的。24年前，他在当村支书时，顶着风言风语，毅然横渡长江，来到大上海，树起了创业大旗，从此开创了直到现在仍然可圈可点的事业。那时候，他力排众议，在上海成立了南通劳动服务部。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服务部”，后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湖中当涛而立，衍变成了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12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突袭，上海通兴公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朱炳明咬紧牙关，依然当涛而立，一路走了过来。随后，他的公司不断扩张，到2008年底已成为拥有5000多万元固定资产、5000多名员工、5亿多元年产值的一家知名企业了……
面对席卷而来的金融危机，曾经的“小企业”上海通兴如何站稳脚跟、逆势飞扬?朱炳明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往事依稀，他在回忆——回忆自己的创业过程。
他带着20多个青壮年奔向上海
人们未必喜欢带有乡土气息的一个称呼；“泥腿子”。在有些人眼里，这个称呼甚至还带有些许嘲笑的色彩。然而，朱炳明不介意。他觉得这个称呼听来有几分亲切感。他自嘲地说：“我如果少了‘泥腿子’的那番经历，也许就不可能有今天!”
说起往事，朱炳明感慨有声。岁月留痕，他的心里永远抹不去对乡土的依恋之情。
朱炳明出生在江苏通州市通海镇北面的一户农户家。他有四个兄弟，朱炳明排行老幺。孩提时的朱炳明，瘦小，话不多，看上去有点弱不禁风。想不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却在有一年春节向村支书拜年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至今令人难忘：“我也想当干部!”事过境迁，几年后，朱炳明果真当干部了，他在村里的保送下，去镇上当了一名文化教育管理员，在乡邻眼里，文化教育管理员大小也算是一个干部职位了。
自此，“炳明这娃子”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有自知之明，因此，每逢下乡蹲点，他总是主动请缨到最艰苦的村子去；下乡支农，他总是和壮劳力一起抢着干重活、累活。有一次，他冒着雨，骑着车，给村里指导工作，不料连车带人翻到在石桥下，至今额头上还留下了一道疤痕。当时，他一声没吭，从桥下爬了起来，回家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咬着牙又骑车上路了。
经过几年的风雨磨练，1983年，刚满28岁的朱炳明被组织上调到积南村，担任村支部书记。积南村是一个贫困村，它是围垦而成的一片沙滩，村民们大多是动迁户。
朱炳明上任后，着力梳理村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针对老百姓的“急难愁”下药，解决了村民们的积怨。他将脱贫致富视作这个边缘村落的“主旋律”。
积南村的贫困“帽子”终于摘掉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面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的富余劳动力，朱炳明的心里着急得很。可是，他很清楚，自己也是个“泥腿子”，想要致富，这“泥腿子”什么时候能够迈出去?迈向哪里?他苦苦地思索着。
1985年，对朱炳明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头。这年冬天，寒风凛冽，有一天早晨，朱炳明带着20多个青壮年，在父老乡亲的殷殷嘱托下，跨上了渡船，劈波斩浪，横渡长江，奔向上海。
“火花”在脑海里闪了一下
朱炳明笑言，他的创业之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着明确的判断：带领村民们进城打工，是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尽管这条路风险莫测，但他果断地想要尝试。道理很简单，不尝试，就没有出路。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他当时的举动绝非冲动：“与其让政策推着走，还不如自己出去闯一闯!”
一到上海，朱炳明和20多个青壮年放下了扁担，他们打开铺盖卷，开始了闯荡上海的新生活。
按照预定的计划，朱炳明找上了一个自称在上海有点关系的老乡，托他给乡亲们“谋条生路”。老乡很帮忙，很快协助他们找到了一份为上海市蔬菜公司装卸车皮的活。这份工作很累、很苦，24小时连轴转，工资很低，吃住在铁路边，朱炳明并不计较，他很清楚，在茫茫大上海站稳脚跟比什么都重要。他更清楚，自己已不是什么“干部”了而是这20多个青壮年的“领头羊”。
脚下的路，在一步步向前延伸，朱炳明和20多个青壮年渐渐拓出了一条阳光道，他带领的装卸队“扩容”了，员工增加到了100多人。在他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为市政工程做小工、推板车、挖土方、扛水泥、扫马路、通窨井、清粪池……别人不愿干的脏、累、重活，他们抢着干。
两年后的一天，朱炳明望着建筑工地上的一片繁忙景象，突发奇想：我们南通人素有搞建筑的特长，我为什么不顺势而为，组建一支建筑安装队伍，专门为上海建筑业提供配套服务呢?这个念头，一如火花，在他的脑海里闪了一下，他觉得这或许是个赚钱的好机会。
他立刻启程，回到家乡，想方设法，磨破嘴皮，终于招了一批木匠、泥水匠，随后他又拿下了一家农贸市场2000多平方米的土建工程。
搞建筑安装，对于朱炳明来说，犹如勇士吃“螃蟹”，要有胆量，但“品尝”之下，却让朱炳明开了眼界，当年他们不仅取得了宝山区颁发的施工许可证，而且还挣到了3万多块钱。这对初涉大都市的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朱炳明执意将钱寄回了村里。他在留言栏里注明，这笔钱要用于村办小学的校舍翻新和困难老人的生活救济。他语重心长地对乡亲们说：“我们都外出打工了，可不能耽误孩子们的读书，更不能亏待生我养我的父辈们啊!”
1989年，朱炳明的资金运转十分紧张，但他毅然注册成立了南通劳动服务部。说起这个服务部的成立，颇费周折，乡亲们不理解，他们说：“我们现在钱赚得好好的，有必要搞什么服务部吗?…朱炳明就爱出风头!”……朱炳明毫不动摇，“不走规模化运作，不把业务做大做强，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上海站稳脚跟，只能是一句空话!”
资金困难，办公场地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朱炳明因势利导，租借了两间杨浦区工人体育场露天看台下的小屋。那两间小屋，阴暗潮湿，很难想像，这里成了他坐镇指挥的“总部”，同样很难想像，日后的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将要在这里的地基上脱颖而出——1991年，上海通兴工程部成立；1992年，上海通兴建筑工程公司应运而生。公司当年就取得了国家资质，上缴税金比上年净增100万元。之后，公司改名为上海通兴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
朱炳明经受了岁月的洗礼。通兴公司从当初单一的建筑业，逐步发展成为涉足多个省份、多个行业的多元化企业。现在，公司业务也已从建筑装潢拓展到油脂化工、电子电器、制冷设备和五金建材，形成了建筑业、加工生产业、商贸和劳动服务业四大产业链；公司每天平 均为杨糟贡献两万元以上的税收，业务触角已伸展到了海外……
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念
访谈及此，朱炳明停顿了一下。他掐灭手中的烟蒂，若有所思地将目光投向窗外静静流淌的杨树浦港。
这时候，我注意到朱炳明办公桌上的一份报纸，头版上写着“董事长签名承诺不裁员”。翻开内页，“朱炳明”的名字赫然在目。
“不裁员是通兴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必胜信念的体现。”一旁的公司工会主席朱峰介绍说。他讲了几件朱炳明不愿聊起的“小事”给我听——
1998年，是通兴公司员工难以忘记的一年。这年底，通兴公司成立了工会。揭牌仪式上，员工们的脸上挂着笑，纷纷举杯，为自己的“家”欢庆。
朱炳明感慨地说：“我们搞建筑的，大多数人在外奔走，缺乏一个归属感。这下好了，工会成立了，大家有温暖的家了!”
通兴公司安徽项目部有一个张姓员工，家境贫寒，一次因生病回家乡休养。朱炳明知道后，立即安排公司人员按规定给他送上帮扶款。小张感动不已：“没想到我们这样的流动工，也能享受到公司的福利。”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通兴公司每年下拨15万元给工会，设立“员工扶困基金”，用于扶贫帮困。建筑企业与房产开发商的合作较多，有时候，开发商资金不到位，员工工资怎么办?朱炳明乐呵呵地说：“碰到这样的情况，我有时候会先垫上钱，如果拖了一点时间，我也一定会向大家解释清楚。更主要的是，我必须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十多年来的艰苦创业经历，使我和员工们结下了难以割合的情缘，这是我之所以一直要关心他们的动力。”
2004年，朱炳明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成为“新上海”中荣登劳模光荣榜的第一人。
路途漫漫，但新的标杆已经竖起，朱炳明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眼下，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容小觑，他的心里装着企业，装着员工，他要握紧公司发展的导航盘，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平坦，抑或坎坷，他要和员工一起，义无返顾地走过风雨，去搏击大市场的风浪。
如今，在群雄逐鹿的上海建筑市场，通兴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还在渐渐扩张，工程遍及上海各区县，并辐射到了北京、天津、江苏、江西、浙江、广东、安徽、黑龙江等省市，在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南京等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公司拥有一、二级建造师资质的人达30多个。即使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当下，公司平均每两天就签订有一份建筑合同。
日本商人仲谷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朱炳明特别重“诚信”。日本商人仲谷在上海投资2000多万元办起了一家真空软管企业，其中13000平方米厂房及附属物的土建合同进行公开招标。通兴公司凭借实力一举中标，在投资方资金一时无法到位的情况下，主动垫资，开工必建，确保了工程建设如期竣工，为这家公司的准时开业赢得了宝贵时间。
仲谷被朱炳明的真诚打动了，连连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之后，仲谷投资的另一家公司落户天津，吸引了多家著名建筑公司前来联系招标事宜。仲谷选择了通兴公司。他在给朱炳明的信中写道：“事业无止境，人有止境，止步何处?诚信为镜。贵公司以诚信为德，树德为镜，为人欣赏，愿合作长久。”
朱炳明凭着诚实守信、吃苦耐劳和不断积累的人脉资源，事业蒸蒸日上。在上海，有不少建筑是他亲自参与的，比如参与建设了曾经的亚洲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的水电安装和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长春新苑”(29层广厦公寓)、光明城市公寓(33层建筑)、浦东新区的“天地苑”以及“恒宇苑”(5幢12层建筑)，还有地处黄浦区的阳光大厦、华盛大厦等，上海多条地铁线路建造时，也一度活跃着通兴人的身影。
通兴公司取得了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通过了英国摩迪公司的质量认证。短短几年，公司在上海累计完成各类结构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为上海的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目前，朱炳明带领着他的员工正在为上海市版权中心、金桥翡翠坊等建筑施工。
朱炳明喜欢鹰。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好几个地方摆着与鹰有关的饰品。他为什么这样喜欢鹰?他说：“鹰的生存能力是蛮强的，它的进取精神令我钦佩。通兴公司崇尚鹰的眼力，当然，我们追求的是长远发展，而不是追求—飞冲天。”
问起金融危机下的通兴公司有没有受到影响?朱炳明回答得直截了当：“说没有影响，肯定有点夸张。全球经济一体化了，我们难道能独善其身?不过，面对困难，我们有信心与上海诸多企业一道克服。”
通兴公司取名“通兴”，寓意“通达兴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已50开外的朱炳明，言谈之间仍然保持着当年进军大上海的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