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秋游黄海之滨的连云港市云台山,旨在观赏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水帘洞。到连云港的第二天一大早,便去云台山主峰花果山。不料,车至云台山脚下一个站点,猛然间看到路边一座古香古色的大楼上高悬着一个牌子,写着“彦涵美术馆”五个行书大字,心里又惊又喜,没想到彦涵驾鹤西去不到五年,连云港竟如此之快地建起了“彦涵美术馆”,足见家乡人民对彦涵的爱戴与敬重。
这不期而遇的喜悦,令我中途下车,饶有兴致地走进了彦涵美术馆。
彦涵美术馆位于市云台山脚下的博物馆院内,是一幢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层楼房,户外红墙绿树互衬,花木溪流环绕。彦涵展厅设在二楼,展厅门内矗立着彦涵的半身铜像,安放在一米高的黑色大理石底座上,上面刻着“彦涵(1916—2011)”字样。宽敞亮丽的展厅里,陈列着彦涵一百多幅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划分为“战斗年华、苦难岁月、焕发青春”三个板块。版画是展出的主旋律,兼有少量国画、油画和书法。放眼琳琅满目的画品,宛若置身现代革命史诗的画廊,深感彦涵艺术的高超和的撼人心灵的力量。
彦涵是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版画家。彦涵出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林风眠、潘天寿学习油画、国画。“七七事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毅然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那时延安时兴木刻,且聚集着江丰、胡一川、力群、刘岘、古元等青年木刻才俊,于是,彦涵入延安鲁艺学院后,主攻木刻专业。1938年底学业期满后,随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一手拿枪与敌寇拼杀,一手拿刻刀制作版画,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天津大学教授、书画家王学仲曾抒诗赞彦涵:
铁笔当枪曾是兵,战场风物漫经营。
寸长梨枣烽烟阔,深夜频传啄木声。
正如诗中所说,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彦涵经常夜以继日地劳作,像啄木鸟似的伏案雕琢,将血与火、刀与木凝成一幅幅具有强烈战斗性的版画。在诸多抗战版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彭大将军亲临前线》和《狼牙山五壮士》。《彭大将军亲临前线》属独幅木刻,描绘的是彭德怀元帅在前沿阵地手握望远镜观察敌情的场景。作者以缜密的刀法,生动逼真地刻画出彭总指挥战斗的神情与气度。此画深得左权、罗瑞卿将军的赞赏。《狼牙山五壮士》属连环木刻,全画共16幅,展现了五名八路军战士在狼牙山阻击日寇中,宁死不屈,跳崖牺牲的壮举。画面图文并茂,刀法遒劲流畅,颇有民族特色。1945年周恩来同志将其赠给美国朋友,不久,美国《生活》杂志社以袖珍本出版发行。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华北的土改运动,担任过县土改工作组组长,深深领略到广大农民摧毁封建势力、当家做主的豪迈气概,从而创作了《向封建堡垒进军》《审问》《诉苦》《豆选》《清算地主》等反映土改运动的佳作。我在《豆选》版画前驻足良久,投豆粒选举贫农委员,虽然方式原始简单,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基层的民主政治生活,标志着几千年农村封建专制的结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齐风阁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一书中如是说“在解放战争表现土改斗争的画家中,彦涵当属佼佼者”。
新中国成立后,彦涵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艺专、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他用火一样的热情,一边呕心培育新一代艺术人才,一边舞动刻刀,描绘美好的新时代。建国之初,他的笔下有歌颂工农业战线的代表作《炼钢厂》《冶淮民工》,有反映抗美援朝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代表作《中朝友谊血汗路》《战士们忠心热爱和平》等等。最值得赞赏的,是1952年由彭真任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彦涵任美术组副组长,亲手为纪念碑正面绘制了《百万雄师过长江》浮图稿。
记得一位著名画家曾幽默地说:“彦涵是被打得趴在地上创作的画家。”此言绝非空穴来风。1957年后,在彦涵的艺术旅途中,充满了痛苦与艰辛。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向被错划成“右派”的艺术家江丰鸣不平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十年“文革”动乱中,因作品《彭大将军亲临前线》及小说《刘志丹》插图,又戴上一顶“黑画家”的帽子。这两顶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余年,受尽种种折磨和屈辱。然而,在挫折和磨难面前他没有消沉、气馁,而是表现得非常理智。他把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的“我所有的最好的灵感,往往都是来自最为忧愁最为悲惨的时刻”这句名言作为座右铭。他将痛苦视为取得创作灵感的源泉,用创作排遣苦闷。在长达20年的凄风苦雨中,他锲而不舍地创作了四百多幅版画,有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也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如《战斗在井冈山》《红军越过大雪山》《地雷战》《老羊倌》《植树去》《天山牧歌》《音扬草原》……1976年春,在“四人帮”疯狂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时,彦涵冒风险刻制《丙辰清明》,抒发了广大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心声。
十年动乱结束后,“趴在地上作画”的彦涵终于站起来了,平反后,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尽管他已年过花甲,可才情依然旺盛,像一只矫健的海燕自由地飞翔在艺术的海洋上,勤奋创作,刻意求新。1978年创作的《春潮》可以说是他由写向半抽象形式迈进的第一个浪花。以后创作的《少女与海豚》《林中实形式小镇》《向大海握手》等,在艺术上更多地运用了象征、比喻或几何图形的立体结构手法,其艺术风格在苍劲、泼辣的基础上,平添了深沉、含蓄的因素,使其绘画语言更富于哲理性。
彦涵是伴随着党的革命事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在画坛耕耘了六十多个春秋,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木刻、国画、油画,其中许多作品曾在美、俄、英、法、德、日等国家展出,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新时期的新潮流画家”。我在展厅《结束语》旁看到彦涵的一条人生感言:“生活的道路,每个人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在平坦的道路上顺顺当当地走过来的,有的人是在坎坷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斗争过来的。我认为后一种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这是彦涵回望自己人生历程的体悟,短短数语,给人以无尽的遐思。
这不期而遇的喜悦,令我中途下车,饶有兴致地走进了彦涵美术馆。
彦涵美术馆位于市云台山脚下的博物馆院内,是一幢富有民族特色的三层楼房,户外红墙绿树互衬,花木溪流环绕。彦涵展厅设在二楼,展厅门内矗立着彦涵的半身铜像,安放在一米高的黑色大理石底座上,上面刻着“彦涵(1916—2011)”字样。宽敞亮丽的展厅里,陈列着彦涵一百多幅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划分为“战斗年华、苦难岁月、焕发青春”三个板块。版画是展出的主旋律,兼有少量国画、油画和书法。放眼琳琅满目的画品,宛若置身现代革命史诗的画廊,深感彦涵艺术的高超和的撼人心灵的力量。
彦涵是从革命圣地延安走出来的版画家。彦涵出生于连云港市东海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林风眠、潘天寿学习油画、国画。“七七事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为了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毅然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那时延安时兴木刻,且聚集着江丰、胡一川、力群、刘岘、古元等青年木刻才俊,于是,彦涵入延安鲁艺学院后,主攻木刻专业。1938年底学业期满后,随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一手拿枪与敌寇拼杀,一手拿刻刀制作版画,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天津大学教授、书画家王学仲曾抒诗赞彦涵:
铁笔当枪曾是兵,战场风物漫经营。
寸长梨枣烽烟阔,深夜频传啄木声。
正如诗中所说,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彦涵经常夜以继日地劳作,像啄木鸟似的伏案雕琢,将血与火、刀与木凝成一幅幅具有强烈战斗性的版画。在诸多抗战版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彭大将军亲临前线》和《狼牙山五壮士》。《彭大将军亲临前线》属独幅木刻,描绘的是彭德怀元帅在前沿阵地手握望远镜观察敌情的场景。作者以缜密的刀法,生动逼真地刻画出彭总指挥战斗的神情与气度。此画深得左权、罗瑞卿将军的赞赏。《狼牙山五壮士》属连环木刻,全画共16幅,展现了五名八路军战士在狼牙山阻击日寇中,宁死不屈,跳崖牺牲的壮举。画面图文并茂,刀法遒劲流畅,颇有民族特色。1945年周恩来同志将其赠给美国朋友,不久,美国《生活》杂志社以袖珍本出版发行。
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华北的土改运动,担任过县土改工作组组长,深深领略到广大农民摧毁封建势力、当家做主的豪迈气概,从而创作了《向封建堡垒进军》《审问》《诉苦》《豆选》《清算地主》等反映土改运动的佳作。我在《豆选》版画前驻足良久,投豆粒选举贫农委员,虽然方式原始简单,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基层的民主政治生活,标志着几千年农村封建专制的结束,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齐风阁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一书中如是说“在解放战争表现土改斗争的画家中,彦涵当属佼佼者”。
新中国成立后,彦涵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艺专、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他用火一样的热情,一边呕心培育新一代艺术人才,一边舞动刻刀,描绘美好的新时代。建国之初,他的笔下有歌颂工农业战线的代表作《炼钢厂》《冶淮民工》,有反映抗美援朝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代表作《中朝友谊血汗路》《战士们忠心热爱和平》等等。最值得赞赏的,是1952年由彭真任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彦涵任美术组副组长,亲手为纪念碑正面绘制了《百万雄师过长江》浮图稿。
记得一位著名画家曾幽默地说:“彦涵是被打得趴在地上创作的画家。”此言绝非空穴来风。1957年后,在彦涵的艺术旅途中,充满了痛苦与艰辛。在“反右”运动中因为向被错划成“右派”的艺术家江丰鸣不平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十年“文革”动乱中,因作品《彭大将军亲临前线》及小说《刘志丹》插图,又戴上一顶“黑画家”的帽子。这两顶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余年,受尽种种折磨和屈辱。然而,在挫折和磨难面前他没有消沉、气馁,而是表现得非常理智。他把19世纪法国文学家巴尔扎克的“我所有的最好的灵感,往往都是来自最为忧愁最为悲惨的时刻”这句名言作为座右铭。他将痛苦视为取得创作灵感的源泉,用创作排遣苦闷。在长达20年的凄风苦雨中,他锲而不舍地创作了四百多幅版画,有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也有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如《战斗在井冈山》《红军越过大雪山》《地雷战》《老羊倌》《植树去》《天山牧歌》《音扬草原》……1976年春,在“四人帮”疯狂镇压天安门革命群众时,彦涵冒风险刻制《丙辰清明》,抒发了广大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心声。
十年动乱结束后,“趴在地上作画”的彦涵终于站起来了,平反后,曾任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尽管他已年过花甲,可才情依然旺盛,像一只矫健的海燕自由地飞翔在艺术的海洋上,勤奋创作,刻意求新。1978年创作的《春潮》可以说是他由写向半抽象形式迈进的第一个浪花。以后创作的《少女与海豚》《林中实形式小镇》《向大海握手》等,在艺术上更多地运用了象征、比喻或几何图形的立体结构手法,其艺术风格在苍劲、泼辣的基础上,平添了深沉、含蓄的因素,使其绘画语言更富于哲理性。
彦涵是伴随着党的革命事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在画坛耕耘了六十多个春秋,创作了数以千计的木刻、国画、油画,其中许多作品曾在美、俄、英、法、德、日等国家展出,被国内外誉为“中国新时期的新潮流画家”。我在展厅《结束语》旁看到彦涵的一条人生感言:“生活的道路,每个人各有不同。有的人是在平坦的道路上顺顺当当地走过来的,有的人是在坎坷不平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斗争过来的。我认为后一种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这是彦涵回望自己人生历程的体悟,短短数语,给人以无尽的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