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由青岛当代艺术文献中心策划的新年首展《左右——石可早期木刻文献展》在安徽路五号东门良友书坊启幕，本次展览的全部作品，均为石可先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创作，激情和力感跃然纸上。为便于深入理解新兴木刻的艺术成就和发展状况，文献中心还在栈桥王子饭店胶澳咖啡开辟第二展场，同步推出了《旧先锋——现代木刻学术收藏展》，该展览汇集了数十种关于新兴木刻的作品集和研究著作，同时展出石可先生的个人木刻剪报。
　　1951年4月，石可木刻作品集《人民的新时代》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青岛艺术家在1949年后最早刊行的艺术作品集。其时，连“人美”尚处于初创阶段，书业正在重新洗牌，此书的书号为“1071”。书中收录了石可1950年创作的27幅木刻作品，以毛（泽东）臂夹“建国大纲”开头，继而鲁迅，继而十月革命……刻画题材集中于工农兵，最后一幅，干脆三者实现了“融合”——一起坐在田间地头看报读书。
　　此时的石可，已经进入青岛文联筹委会工作，是研究部的一员，同时在美协筹委会主任吕品为校长的青岛私立美术专科学校代课。
　　与吕品、叶又新、陶天恩等在国统区等待“新生”的艺术家相比，石可更具先进性——他算是以胶东行署入城干部的身份进入青岛的。
　　1949年6月2日后，石可经青岛军管会成员郭梦家介绍进入青岛社教队。因为熟悉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业务，转而投身胶东行署文管会。在文管会，遇到他一生中很重要的贵人——时任胶东行署统战部长兼文管会主任的谢明钦。
　　在文管会，很得信任与器重的石可完成了“山东图书分类法”（油印），迅速解决了山东辖区图书馆的图书管理问题。
　　1950年春，青岛市文联筹委会成立。谢明钦的同事、胶东行署宣传部长李云生改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经李安排，石可与胶东文协的部分干部成为了青岛文联最早的创建者。
　　这一年石可26岁。正是风华好年纪。
　　郭慎娟女士在《证明卓越——谢明钦二三事》一文中写到：石可的干劲倍增，白天加班管图书理文物，晚上搞木刻版画，每天只睡四五小时，依然精力充沛。
　　2011年，中国嘉德四季拍卖在三月的春拍中推出了石可的木刻《傍晚》，这幅曾入选“第二届全国版画展览”的作品，有两份初稿被家属保存，一份素描稿，一份全纲版稿。完整的创作计划和不断完善的细节，可以看出石可缜密且追求完美的工作方法。
　　石可的木刻启蒙始于诸城。七七事变后，诸城县立第六小学的师生曾发起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县城举办过新兴木刻版画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作者是郭虹隽、郭虹路兄弟，而郭虹路就是郭梦家。曾用名郭牧的他1936年毕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系，同年参加黄新波发起的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七七事变前，郭梦家回到诸城并组织青年学习木刻，选印有《群蜂版画集》。
　　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德州之后，国民政府诸城县长杜仲舆携眷弃职出逃，引发全城百姓人心浮动。不久，石可与姻亲的舅兄也踏上了流亡路，停停走走，长途跋涉，目的是到重庆投奔舅兄的父亲钟孝先——钟系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会员，后弃政从学，在重庆任国史馆筹委会秘书长。
　　石可经由图学馆学校的专业培训后，得钟孝先推荐于1942年进入国史馆筹委会图书馆（资料室）做管理员，服务于纂修王献唐、金毓黻等文史大家。
　　通过治印，石可成为了王献唐的弟子。几年间，献公以“治一千方汉印”、再修习“金文、石鼓、小篆、汉隶、楷书”，旋而以“什么书都要看”为教，让石可日后在印学上有了自己的心得。
　　其时的重庆，木刻运动风起云涌，埋头整理经史子集古籍善本的石可，也难以按捺住青春和艺术的躁动。他拿起刻刀，1943年参加了王琦发起的中国木刻研究会。是年，野夫著写的《木刻手册》一纸风行，后来成为版画大家的黄永玉说：“我学木刻，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以前在学校做得很盲目，刻出的板子甚至怀疑有没有白做？后来跟野夫、李桦、陈烟桥先生通信，46、47年又见了面，在我说来，神圣如殿堂。”
　　从石可现存的文献中看，他的学习路径与黄永玉如出一辙，在《木刻手册》很快成为入手读物后。陈烟桥的《烟桥木刻选》（1940）、李桦的《烽烟集》（1943）、刘铁华编的《中外木刻集》（1944）都是他的珍藏。
　　与此同时，他开始大量剪报，汪刃锋、张漾兮、王麦杆、古元、彦涵、丁正献、余白墅、王树艺等人的作品，都被剪下收藏，存留于今的四本剪报册内还有一些外国木刻作品。石可偶而会在剪报册上留下批语，足以看出其欣赏时的兴奋。
　　因为木刻的题材多与现实困境有关，石可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多如此取材，颇有些影响的《较场口五事》、《这是什么世界》，仅从题目就能一眼望见意旨。
　　彼时的木刻艺术家也一直尊鲁迅先生为师。野夫在《木刻手册》里就称鲁迅为“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保姆。”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一度是木刻家创作的源泉。葛原的《药》（木刻插图12幅），刘岘的《呐喊之图》、《孔乙己之图》、《野草》插图，丁聪的《阿Q正传插图》等蔚为大观，石可也憋着劲创作了《祝福》木刻系列。
　　1946年，王琦和野夫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名义在上海发起了影响甚巨的“抗战八年木刻展”，113人参与展览，出品木刻897幅。石可则以“石之琦”的笔名参与其间，展出《扫财神》（一幅，编号140）和连续木刻《巴县刘森岩窑场写真》（十幅、编号606）。
　　1947年，国史馆筹委会完成使命，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离乱的生活终于在光复中结束，石可早年订下婚约的妻子，也跑到南京与石可举行了婚礼。
　　这个阶段，尽管石可尚不是显露于一线的木刻家，但其作品在多维的影响下，散发着表现主义的趣味。轻松自由，没有框框。造景细腻，人物线条利落，对留白尤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这条道路延展下去，石可的个人符码显然将更加明晰。
　　然而，内乱很快划破宁静。炮火一天天迫近南京。作为国史馆资料管理员的石可，级别不够撤往台湾，他把编目和装箱的工作做完就离开了国史馆，栖身青岛。 　　到青岛前，王琦和丁正献（1937年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生），让他到青岛后去找师兄郭梦家和家境殷实的吕品。
　　老解放区的工作历练、个人的勤奋与努力，加上自胶东行署扎根青岛的老领导器重，使得石可的新中国之路很是从容，他甚至没有什么历史包袱。《人民的新时代》领得稿费270万元（1万元相当于10元），也使得他困窘中的生活有所改变。
　　而与石可同事过的老人极近统一的回忆就是石可“多才多艺”，“性格开朗”。
　　治印的本领也使得他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打开，加上为工厂举办的美术培训班，石可的声誉日隆。1957年4月9日，在青岛市文联新筹委会一次会议上，石可与林明、李时、高兰，被确定为青岛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是陆侃如。6月13日，青岛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市政协礼堂召开，青岛文联正式宣告成立。现实似乎春光妩媚。
　　其实魔障早已埋下，在此前举行的鸣放会上，石可被“引蛇出动”，以本系统人物为例，批评不懂装懂、乱打棍子和唯唯诺诺的现象。此讲话迅速在《青岛日报》刊出。
　　文代会一周后，“老人家”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被广泛印发。很快，石可登上《青岛日报》头版头条，被称作是“青岛市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有学生画漫画在《大众日报》上对其发起批判，石可还笑言：从画技上看，他不愧为我的学生。
　　石可没有预料到暴风雨竟是这般猛烈，文联一个秘书给他写的大字报足有一千张之多。1958年，石可作为三类右派被逐出文联、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强体力劳动、寄生虫病加上饥饿，让石可的肉体饱受摧残；这还不够，检讨和挨批是日常的功课，还有许多潜在的、畸变的告密者……
　　在2000多名赴月子口的右派分子中，石可确又是幸运的。因为诸城老乡、副省长李宇超的推荐，石可得以从水库工地调至青岛市人民会堂的建筑工地从事建筑设计。当时不明就里的石可抓紧了这根稻草。
　　这是根幸运的稻草。尽管，在建筑工地的每个周末，石可都要从河西拉一车沙到前海沿，但这几十里地的劳顿，相比于月子口，实在是幸福得多。
　　这也是苦涩的幸福。
　　老右派高芒说，成为右派的石可，还曾在家里做过一把大提琴。那声音咿咿唔唔。
　　1957年，幼子降生，石可为之取名“石盾”。据说，在文联中，一个整治石可的人物名字中有一个“矛”字的。
　　石可显然是在寻一份无奈的开心。
　　1957年之后的石可，开始不自觉地远离艺术。
　　这也是现实向艺术的挥别。
　　此后，无论是在青岛工艺美术学校做教务主任，还是调职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当所长；无论是刻瓷、刻石，发现鲁砚、澄泥砚，还是完成孔子圣迹图，石可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工艺美术之上。
　　石可的儿子油画家石芃说，我父亲在工艺美术上的成就其实要远远高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
　　实话听起来，有时候也令人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