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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谈判举国关注，说它为全球瞩目，我想也不为过。不管它的矛盾多么复杂，我认为我国立场一定要坚定，不要动摇。其立场可以体现在我国政府的一项庄重的声明上，那就是“改革开放和扩大内需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在这种立场上，既审视自己，又平视外方。
今年5月29日，在第二次中美经贸磋商谈判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6月3日，在第三次中美经贸磋商谈判中，我国又进一步表示：“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
大量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是不是对美国的巨大让步？绝对不是，进口丰富多样的健康食品、药品和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其最大好处就是扩大了内需。进口大量的工业中间品和资本品，这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制造业大国都不可回避的客观需求。我国的第三产业占比还是不高，同样需要国外的服务业适量进入我国。一味强调出口，长久忽视进口，企求顺差越大越好，赚取的硬通货越多越好，而又不开拓使用之路，徒增外汇占款，超发货币，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的苦果就是人民的内需受到损害，人们在国外买的中国生产的消费品竟比国内的同类消费品还便宜，中国很多地方的地价、房价竟比美国、日本还高得离谱，那么我们的生产目的又是为谁服务呢？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
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请看1985年到2013年，我国的GDP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有八年的时间竟然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最高年份竟达到百分之六十七，而内需的占比却被挤得很低，现在长期巨额顺差带来的弊病再也不能继续了。
如果我国今后的出口、进口有一个适当的平衡比例，国内的人们就不会那么如醉如痴地乘飞机出国抢购国外的商品，或者想尽办法请国外亲友去代购国外商品了。2017年，我国赴日旅游和购物消费人数达735万，在日消费支出总额1000亿元，人均1.4万多元。这一数字非常惊人，充分说明了国内居民内需消费是多么旺盛。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800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我国人民完全可以消化进口的外国商品，相对贫困的群体也不受其影响。
我国政府把进出口商品视为我国扩大内需的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非常正确。我记得近期政府对内需问题还说过这种意思的话，不管有无贸易摩擦，我国都要加大进口力度，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消费品。
1980年，我国的贸易出口只占世界市场上的9‰。耀邦同志感慨地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缺英雄用武之地，缺的是英雄用武之器呀！”所谓英雄用武之器，就是指缺乏国内资金和外汇收入。当时国家的创汇热情十分高涨，全国居民也视美元为珍宝。
耀邦同志在1981年，好像用了很多时间研究贸易的进出口问题。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和日本、欧洲各国搞好经贸关系。同时，他也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作了深入研究。这年的10月22日上午，他对锦州干部说，日本和韩国、台湾一样“从全世界各国进口原料，加工以后，百分之八十销到国外，自己留百分之二十”，他认为“这就是日本经济的核心”。他又讲：我国的贸易额为380亿，“台湾对外贸易一年达到390亿。它有个啥东西，它煤很少，它从外边买来东西，买煤，买油，买电器原件，然后加工又卖回去”。台湾经济的核心内容和日本一样。耀邦同志看清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迹的历史。耀邦同志虽然没有明言这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他已看清了这种经济核心内容的本质。再提高一步说，这就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中国。即使是日本，其国民经济目标也是尽量解决国内需求之后，才大量出口的。如上世纪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最好的医疗设备、用质量最优零件装备的高级汽车和大米是从来不出口的。
中国市场大，资源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丰富，人口多，人们有强烈改善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围绕着建设一个内需为主导型的，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大国而努力。耀邦同志还认为，中国在开放的条件下：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走另一条道路，就是进口原料，经过加工，其中一半满足国内，一半出口”。
没有完全区分处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导致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我认为原因很多，起码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胡耀邦文选》，收集了耀邦同志在198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一篇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整理了书记处议定的一条重要意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更大规模地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耀邦同志在回顾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时说：“过去，某些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挤国内消费需要……如果今后仍然这样走下去，就不妥当了。”他说的过去，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今后则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接着说：
如果搞得过分，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方面，那就会同国内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只好压缩国内人民的消费，又使国内加工业不能顺利向前发展，而国内商品不足，又会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助长国内市场的投机倒把（《胡耀邦文选》P368）。
基于这种认识，耀邦同志认为出口能促进进口，而进口原材料又能促进出口。因此，来料加工的成品只应外销，不允许内销。引进成套设备（资本品）是必要的，问题是没有买技术，自己又不钻研。有了宝贵的外汇应该进口急需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却进口了劣质的消费品和豪华的小汽车。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学，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现在有些人却做得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认为，扩大内需，出口不挤占人民的消費，不是示弱，不是在强势压力下的让步，这有充分的历史证据为根据。198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该“建议”在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说了三点意见，第一条就是：“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需求，适应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我记得在党的决议中，谈“消费水平”，讲“消费结构”这好像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对内需问题一次明确表述，并为“民富国强”的号召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在这项政策的指引下，改革开放增添了更新的内容、活力和新的气象。内需问题核心内容就是民生问题、消费问题，为此国务院某部委还对今后的民生消费用品和相应物价作了一组对比说明，十分有趣：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认为我国政府在和美国政府在经贸问题的谈判中，坚持我国改革开放，扩大内需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若有不足的话，就是把扩大内需的战略决策实施得太晚了。
这怎能不引起重大的经济贸易问题呢？在中美贸易摩擦、冲突之际，我国要在一两年的时间内缩小千亿美元的外贸顺差，这可能是一颗苦果，但明确了内需型经济发展的模式，那就会变成为一颗甜果。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一方面又要坚定地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把扩大内需，置于国家的战略地位。
2018.6.6
（责任编辑 庄双博）
长期巨额顺差的弊病
今年5月29日，在第二次中美经贸磋商谈判中，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6月3日，在第三次中美经贸磋商谈判中，我国又进一步表示：“愿意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增加进口。”
大量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是不是对美国的巨大让步？绝对不是，进口丰富多样的健康食品、药品和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其最大好处就是扩大了内需。进口大量的工业中间品和资本品，这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制造业大国都不可回避的客观需求。我国的第三产业占比还是不高，同样需要国外的服务业适量进入我国。一味强调出口，长久忽视进口，企求顺差越大越好，赚取的硬通货越多越好，而又不开拓使用之路，徒增外汇占款，超发货币，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最终的苦果就是人民的内需受到损害，人们在国外买的中国生产的消费品竟比国内的同类消费品还便宜，中国很多地方的地价、房价竟比美国、日本还高得离谱，那么我们的生产目的又是为谁服务呢？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
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请看1985年到2013年，我国的GDP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有八年的时间竟然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最高年份竟达到百分之六十七，而内需的占比却被挤得很低，现在长期巨额顺差带来的弊病再也不能继续了。
如果我国今后的出口、进口有一个适当的平衡比例，国内的人们就不会那么如醉如痴地乘飞机出国抢购国外的商品，或者想尽办法请国外亲友去代购国外商品了。2017年，我国赴日旅游和购物消费人数达735万，在日消费支出总额1000亿元，人均1.4万多元。这一数字非常惊人，充分说明了国内居民内需消费是多么旺盛。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800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我国人民完全可以消化进口的外国商品，相对贫困的群体也不受其影响。
我国政府把进出口商品视为我国扩大内需的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认为非常正确。我记得近期政府对内需问题还说过这种意思的话，不管有无贸易摩擦，我国都要加大进口力度，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消费品。
造成长期巨额顺差的原因是什么
1980年，我国的贸易出口只占世界市场上的9‰。耀邦同志感慨地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缺英雄用武之地，缺的是英雄用武之器呀！”所谓英雄用武之器，就是指缺乏国内资金和外汇收入。当时国家的创汇热情十分高涨，全国居民也视美元为珍宝。
耀邦同志在1981年，好像用了很多时间研究贸易的进出口问题。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和日本、欧洲各国搞好经贸关系。同时，他也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作了深入研究。这年的10月22日上午，他对锦州干部说，日本和韩国、台湾一样“从全世界各国进口原料，加工以后，百分之八十销到国外，自己留百分之二十”，他认为“这就是日本经济的核心”。他又讲：我国的贸易额为380亿，“台湾对外贸易一年达到390亿。它有个啥东西，它煤很少，它从外边买来东西，买煤，买油，买电器原件，然后加工又卖回去”。台湾经济的核心内容和日本一样。耀邦同志看清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迹的历史。耀邦同志虽然没有明言这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他已看清了这种经济核心内容的本质。再提高一步说，这就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中国。即使是日本，其国民经济目标也是尽量解决国内需求之后，才大量出口的。如上世纪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最好的医疗设备、用质量最优零件装备的高级汽车和大米是从来不出口的。
中国市场大，资源远比这些国家和地区丰富，人口多，人们有强烈改善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围绕着建设一个内需为主导型的，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大国而努力。耀邦同志还认为，中国在开放的条件下：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走另一条道路，就是进口原料，经过加工，其中一半满足国内，一半出口”。
没有完全区分处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导致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我认为原因很多，起码这是一条重要原因。
坚持改革开放、扩大内需的国家战略的立场不动摇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胡耀邦文选》，收集了耀邦同志在198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一篇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他在讲话中整理了书记处议定的一条重要意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更大规模地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耀邦同志在回顾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时说：“过去，某些产品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挤国内消费需要……如果今后仍然这样走下去，就不妥当了。”他说的过去，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今后则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接着说：
如果搞得过分，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方面，那就会同国内需要发生尖锐的矛盾，只好压缩国内人民的消费，又使国内加工业不能顺利向前发展，而国内商品不足，又会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助长国内市场的投机倒把（《胡耀邦文选》P368）。
基于这种认识，耀邦同志认为出口能促进进口，而进口原材料又能促进出口。因此，来料加工的成品只应外销，不允许内销。引进成套设备（资本品）是必要的，问题是没有买技术，自己又不钻研。有了宝贵的外汇应该进口急需的设备、技术和原材料，却进口了劣质的消费品和豪华的小汽车。对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经营管理知识一定要学，而对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一定要坚决抵制，现在有些人却做得恰恰相反。
我之所以认为，扩大内需，出口不挤占人民的消費，不是示弱，不是在强势压力下的让步，这有充分的历史证据为根据。198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该“建议”在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说了三点意见，第一条就是：“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需求，适应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我记得在党的决议中，谈“消费水平”，讲“消费结构”这好像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党在改革开放事业中，对内需问题一次明确表述，并为“民富国强”的号召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在这项政策的指引下，改革开放增添了更新的内容、活力和新的气象。内需问题核心内容就是民生问题、消费问题，为此国务院某部委还对今后的民生消费用品和相应物价作了一组对比说明，十分有趣：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认为我国政府在和美国政府在经贸问题的谈判中，坚持我国改革开放，扩大内需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若有不足的话，就是把扩大内需的战略决策实施得太晚了。
这怎能不引起重大的经济贸易问题呢？在中美贸易摩擦、冲突之际，我国要在一两年的时间内缩小千亿美元的外贸顺差，这可能是一颗苦果，但明确了内需型经济发展的模式，那就会变成为一颗甜果。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一方面又要坚定地一以贯之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把扩大内需，置于国家的战略地位。
2018.6.6
（责任编辑 庄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