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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似乎存在这么一种说法,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那里,历来是不被重视的,是受压的。追寻历史的足迹,研读浩瀚的资料,笔者认为,尽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有时甚至是指责,但总的来说是信任的、支持的。
说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不能不涉及到博古、张国焘和王明这三个党内非同寻常的人物。因为只有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处理毛泽东与这三个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出结论。这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支持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惟独把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毛泽东,并且公开宣布:“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一)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0年的近10年间,毛泽东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特别关注,这可能是事实。然而自1930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30年,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依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照搬俄国革命的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
这年秋天,从莫斯科回国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周恩来认真地传达了斯大林和他谈话的有关内容,其中很多是有关对毛泽东的评价。由于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明确态度,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顺利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由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的问题上,按照惯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应该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职务。然而,向忠发考虑自己不在苏区,不便开展工作,便提议由创立这一根据地的毛泽东同志担任这两个职务。这一重大的人事安排报告给共产国际,很快得到了认可和批准。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顺利地当选了这两个重要职务。于是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毛泽东,一跃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刍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型国家的元首,又是政府首脑。
次年,国民党部队大举“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毛泽东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坚决反对采取硬碰硬的进攻路线。这样便发生了毛泽东与中央局多数人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总政委一职。当这一结果报告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后,得到明确答复: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不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不应该取消他的军权。并指出,这样做的危害,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可惜共产国际指示来得太晚,中央局己造成了剥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既定事实。
鉴于当时中共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在处理与毛泽东关系上发生的偏差,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博古等人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要走得太远,要“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然而,博古等人置共产国际指示于不顾,在1933年底,借关心毛泽东身体健康、需要治疗为名,竟然安排他离开中央苏区去苏联养病,企图将毛泽东一脚踢开。共产国际得知后,明确表态,“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更有甚者,在博古提交的一份由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政治局候选人酝酿名单里,竟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对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分恼火。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继续留在政治局,而且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博古对多次排挤毛泽东没有成功很懊丧,又在1934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上使心眼,只给毛泽东留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将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给了张闻天。
共产国际得知这一结果后“很不满意”,仍然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有关部门将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作的报告和结论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印成小册子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广为散发。稍后还为毛泽东出版了著作单行本。
莫斯科不出博古的文集,也不出张闻天的文集,却出毛泽东的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后来,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与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斯大林同共产国际越来越重视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给了毛泽东愈来愈多的支持。
(二)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样给予了毛泽东以高度的关注和坚定的支持。
1935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红军的英勇西征》,赞扬“红军主力部队在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实施卓越的机动行动”,“正在四川根据地开展一个新的战线”。试想,如果没有取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同意,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是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的。
同年,在共产国际“七大”开幕前,莫斯科编辑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一书中,称中共中央苏区红军和游击队“一直处于正确的、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指挥之下。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他们都是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称为共产国际的“英勇旗手”,他的名字被排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 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显然已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且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成为46名正式委员之一。要知道,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的,可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认可与器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苏联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毛泽东,并加大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个宣传毛泽东的高潮。1935年12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公开称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这比国内称毛泽东为领袖要早十来年。接着,在《共产国际》俄文、中文、英文版上的《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人》专栏里,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为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些文章指出:“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毅力,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优秀品质。”不仅如此,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共党史陈列中,还悬挂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而其他活着的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照片都没有挂出。
就在莫斯科宣传毛泽东、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张国焘向毛泽东展开了挑战。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自恃兵多势强,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设军委主席,由他的亲信陈昌浩代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他自己当中革军委主席。9月9日,张国焘不愿北上,密令右路军南下,妄图用武力危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后来,张国焘竟一意孤行,图谋另立中央。就张国焘当时的资历、地位和实力来看,他是足以能同毛泽东抗衡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密使张浩(林育英)回到国内,传达刚刚闭幕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并代共产国际处理这一严重危机。
张浩完全知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完全知道毛泽东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以共产国际使者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明确表示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意见,希望张国焘迷途知返,回到中共中央的正确轨道上来。
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无可奈何地于1936年6月6日取消了他那个“中央”。12月2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避免了一场大分裂。
从这个事件中足以看出,如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信任、不支持毛泽东,或者稍有动摇,张国焘的图谋就会得逞,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断送。
(三)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处理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上,同样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
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在抗日和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转变政策。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帮助转变政策是一回事,但对毛泽东认可则又是一回事,不能以此改变对毛泽东的评价及其领导地位。因此,在王明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向王明作了特别交代,“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你们的抗日最近很成功”。很明显,斯大林对毛泽东是肯定的,对他的认可是不容置疑的。季米特洛夫由于同王明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他的人品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对王明说得更直白:“你是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不要以共产国际书记身份出现,要尊重国内同志,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从这些话语中同样不难看出,作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也是信任和赞誉有加的。
可王明回国后,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教导与告诫抛于脑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特别是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后,搞独立王国,同中共中央渐行渐远,做出有损中共党的团结与党的威信的事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现出十分的忧虑和担心,并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关注王明的所作所为。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时出使莫斯科,当面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中共内部情况和王明的表现。
任弼时首先拜会了季米特洛夫,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书面报告。任弼时多次同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稼祥一起拜会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向他们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并特别提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直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受到党和红军的真诚拥护与爱戴。
根据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斗争早有所闻和曼努伊尔斯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提及王明的几个问题的情况,任弼时又汇报了王明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争夺权力及闹意见的种种表现。
这个情况进一步坚定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立场。在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上,当着任弼时、王稼祥的面,季米特洛夫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自以为是、喜欢强加于人,并且习惯拉帮结伙、想当领袖。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十分强硬的口吻并带有裁决的姿态说:“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练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并且转达了斯大林“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树立他们的权威”的意见。
后来,经共产国际同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办公室里,去掉了王明的“标准像”,而换上了毛泽东的画像。
而这一切,笔者认为都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经过长期的鉴别、比较中作出正确决策的结果。
(责编 张静涵)
说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不能不涉及到博古、张国焘和王明这三个党内非同寻常的人物。因为只有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处理毛泽东与这三个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出结论。这就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支持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惟独把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毛泽东,并且公开宣布:“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一)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0年的近10年间,毛泽东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特别关注,这可能是事实。然而自1930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30年,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十分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依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照搬俄国革命的一套做法是行不通的。
这年秋天,从莫斯科回国参加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周恩来认真地传达了斯大林和他谈话的有关内容,其中很多是有关对毛泽东的评价。由于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明确态度,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顺利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中共中央开始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由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的问题上,按照惯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应该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职务。然而,向忠发考虑自己不在苏区,不便开展工作,便提议由创立这一根据地的毛泽东同志担任这两个职务。这一重大的人事安排报告给共产国际,很快得到了认可和批准。在当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顺利地当选了这两个重要职务。于是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的毛泽东,一跃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刍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型国家的元首,又是政府首脑。
次年,国民党部队大举“围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毛泽东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中,坚决反对采取硬碰硬的进攻路线。这样便发生了毛泽东与中央局多数人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中央局多数人一致提议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总政委一职。当这一结果报告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后,得到明确答复: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不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不应该取消他的军权。并指出,这样做的危害,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可惜共产国际指示来得太晚,中央局己造成了剥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既定事实。
鉴于当时中共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在处理与毛泽东关系上发生的偏差,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博古等人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要走得太远,要“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然而,博古等人置共产国际指示于不顾,在1933年底,借关心毛泽东身体健康、需要治疗为名,竟然安排他离开中央苏区去苏联养病,企图将毛泽东一脚踢开。共产国际得知后,明确表态,“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
更有甚者,在博古提交的一份由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讨论的政治局候选人酝酿名单里,竟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对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分恼火。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继续留在政治局,而且还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博古对多次排挤毛泽东没有成功很懊丧,又在1934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上使心眼,只给毛泽东留下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将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给了张闻天。
共产国际得知这一结果后“很不满意”,仍然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有关部门将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作的报告和结论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印成小册子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内广为散发。稍后还为毛泽东出版了著作单行本。
莫斯科不出博古的文集,也不出张闻天的文集,却出毛泽东的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后来,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与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斯大林同共产国际越来越重视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给了毛泽东愈来愈多的支持。
(二)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样给予了毛泽东以高度的关注和坚定的支持。
1935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红军的英勇西征》,赞扬“红军主力部队在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实施卓越的机动行动”,“正在四川根据地开展一个新的战线”。试想,如果没有取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同意,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是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的。
同年,在共产国际“七大”开幕前,莫斯科编辑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一书中,称中共中央苏区红军和游击队“一直处于正确的、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指挥之下。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他们都是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被称为共产国际的“英勇旗手”,他的名字被排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 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显然已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且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成为46名正式委员之一。要知道,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的,可见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认可与器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苏联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毛泽东,并加大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个宣传毛泽东的高潮。1935年12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公开称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这比国内称毛泽东为领袖要早十来年。接着,在《共产国际》俄文、中文、英文版上的《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人》专栏里,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为题,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些文章指出:“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毅力,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优秀品质。”不仅如此,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共党史陈列中,还悬挂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而其他活着的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照片都没有挂出。
就在莫斯科宣传毛泽东、其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张国焘向毛泽东展开了挑战。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自恃兵多势强,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设军委主席,由他的亲信陈昌浩代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他自己当中革军委主席。9月9日,张国焘不愿北上,密令右路军南下,妄图用武力危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后来,张国焘竟一意孤行,图谋另立中央。就张国焘当时的资历、地位和实力来看,他是足以能同毛泽东抗衡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密使张浩(林育英)回到国内,传达刚刚闭幕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最新指示,并代共产国际处理这一严重危机。
张浩完全知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态度,完全知道毛泽东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以共产国际使者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明确表示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意见,希望张国焘迷途知返,回到中共中央的正确轨道上来。
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无可奈何地于1936年6月6日取消了他那个“中央”。12月2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避免了一场大分裂。
从这个事件中足以看出,如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不信任、不支持毛泽东,或者稍有动摇,张国焘的图谋就会得逞,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断送。
(三)
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处理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上,同样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
1937年11月,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在抗日和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转变政策。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帮助转变政策是一回事,但对毛泽东认可则又是一回事,不能以此改变对毛泽东的评价及其领导地位。因此,在王明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向王明作了特别交代,“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你们的抗日最近很成功”。很明显,斯大林对毛泽东是肯定的,对他的认可是不容置疑的。季米特洛夫由于同王明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他的人品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对王明说得更直白:“你是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不要以共产国际书记身份出现,要尊重国内同志,尤其要尊重毛泽东同志”。“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从这些话语中同样不难看出,作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也是信任和赞誉有加的。
可王明回国后,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教导与告诫抛于脑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特别是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后,搞独立王国,同中共中央渐行渐远,做出有损中共党的团结与党的威信的事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现出十分的忧虑和担心,并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关注王明的所作所为。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时出使莫斯科,当面向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中共内部情况和王明的表现。
任弼时首先拜会了季米特洛夫,并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书面报告。任弼时多次同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稼祥一起拜会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向他们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并特别提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直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受到党和红军的真诚拥护与爱戴。
根据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斗争早有所闻和曼努伊尔斯基这位老布尔什维克提及王明的几个问题的情况,任弼时又汇报了王明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争夺权力及闹意见的种种表现。
这个情况进一步坚定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立场。在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上,当着任弼时、王稼祥的面,季米特洛夫公开批评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自以为是、喜欢强加于人,并且习惯拉帮结伙、想当领袖。
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十分强硬的口吻并带有裁决的姿态说:“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练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并且转达了斯大林“要宣传各国党自己的领袖,树立他们的权威”的意见。
后来,经共产国际同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办公室里,去掉了王明的“标准像”,而换上了毛泽东的画像。
而这一切,笔者认为都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经过长期的鉴别、比较中作出正确决策的结果。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