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科赫:波士顿啤酒公司创始人,他酿制的“塞缪尔·亚当斯·乌托邦斯”啤酒酒精含量达到了27%,后劲之足堪与波特酒、干邑白兰地和雪利酒媲美,堪称世界最烈啤酒。
　　
　　年少时,父亲一再告诫我绝不要做一名酿酒师,因为我的祖父、曾祖父都在当地的酒厂以此为生,微薄的薪水只能勉强度日。他不想让我靠近啤酒桶半步。
　　按照父亲的意愿,我刻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哈佛大学。1971年,我成为该校研究生,同时研修法律和商务两个专业。
　　读研的第二年,我突然有所领悟:除了学习之外,我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一种压力迫使我考虑自己职业生涯,未来渐渐向我逼近,比我预期的早了很多。
　　所以24岁那年,我选择了辍学。父母不能理解我的做法。但是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不能等到65岁才追求自己的梦想,现在就必须开始奋斗。
　　我收拾好行囊搭上开往科罗拉多州的大篷车。在那里,我成了一名野外拓展训练教练。这份工作很适合我。由于需要大量登山攀岩的锻炼,从西雅图郊外的峭壁到墨西哥的火山,到处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我从不后悔花时间“发现自我”。一个人如果能从生命中抽出一些时间考虑要走的路,那么他的生活必将别有滋味。否则,我们只能被别人的意见左右。
　　做了3年半的教练后,我重返哈佛完成自己的学业。毕业后,我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找到一份高薪工作。虽然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智囊机构,但是工作了5年后,我感到了困惑,难道这就是陪伴我到50岁的工作吗?
　　我记得不久前,父亲在打扫阁楼时偶然发现几张发黄的纸片,上面写着几种古老的啤酒配方。他说:“现在的啤酒基本都是水,只在表面有点泡沫。”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不喜欢喝本国啤酒的美国人,却花大价钱买了劣质的外国啤酒。为什么美国人不能酿制自己的上等啤酒呢?
　　我决定辞去工作做一名酿酒师。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我希望他能为传统啤酒的复苏高兴得热泪盈眶。但是,父亲却说:“这是我听到的最愚蠢的决定。”
　　最后,拗不过我的父亲只好全力支持我:当我开办波士顿啤酒公司时,他出资4万美元资助我。加上自己的积蓄和朋友的帮助,我终于成了一名啤酒酿造商。那种感觉就像攀岩一样,自由、兴奋,又紧张。
　　然而啤酒刚刚酿出,我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怎样投放市场呢?批发商们纷纷表示:“你的啤酒太贵,也没什么名气。”于是我考虑创造一个新品种:手工酿制的美国啤酒。为了取一个醒目又高雅的名字,我冥思苦想。最终,我采用了曾策划“波士顿倾茶事件”的酿酒商,也是一个爱国者的名字:塞缪尔·亚当斯。
　　我意识到,为了让品牌家喻户晓,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场销售。我换上名牌服装,公文包里塞满啤酒和冰袋,穿梭于各个酒吧。
　　多数酒吧员工都以为我是税务局的人员。但是只要我打开公文包,他们立马来了兴趣。我一边诉说着自己的故事,一边请他们品尝。当听到那句“你的故事好听,啤酒更好喝!”的评价时,我心潮澎湃,无比欣慰。
　　6个星期后,在全美的啤酒节上,塞缪尔·亚当斯啤酒一举获得了最高奖。剩下的事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了。我从来没有预料自己会走上这条道路,但是我真的成了一名酿酒师。
　　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很简单:人生漫长,不要匆忙地决定,生活不会把一切都计划好。
　　 杨兴文摘自《环球人物》 编辑/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