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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不解决“慰安妇”问题，或将永远失去解决该问题的机会。
历经8年的准备，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终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日军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被记载进人类共有的档案中。但遗憾的是，另一项同样在2014年申报的项目——《“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此次未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据悉，《“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主要包括了1931年至1949年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记录了“慰安妇”的情况和痛苦遭遇。
陈丽菲研究员
在演讲会上安慰卓天
妹老人（左）。
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慰安妇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受的虐待，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如今慰安妇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但每当有机会控诉，在世的慰安妇们还是用她们带着血泪的亲身经历，一次又一次证实了日军的残暴。
10月26日，“中国境内最后的‘慰安妇’摄影展”在上海报业集团大厦开展。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于此透露，中韩学者将做好“慰安妇”档案2017年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准备。
此前，记者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活动，两位慰安妇幸存者出席了活动。
能听得懂汉语并略微说上两句的，是87岁的韩国老奶奶姜日出;一句汉语都听不懂，听说都需要翻译的，是一生中第一次走出海南岛山村的中国黎族老奶奶卓天妹。9月18日，两位老人应鲁迅文化基金会、韩国社会贡献财团和上海师范大学之邀，在上师大举办的中韩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现场演讲会上，痛诉了日军的兽行。
“后代不要再受我们的苦”
“那些日本兵，他们从日本到中国。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侵略别人。他们长着人的脸，不是猪狗，不是动物，我不知道他们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只希望，今后不要再有战争，后代不要再受我们的苦。”演講会开始之前，姜日出就在休息室对着媒体控诉着当年日军兽行。
姜日出1928年出生在庆尚北道尚州市，16岁时被日军抓到中国吉林省的慰安所。
根据姜日出回忆，小时候，父亲回来时总会在她枕边放些柿饼。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柿饼店家最受宠爱的小女儿。她家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作为家中最小的闺女，她比最大的哥哥年幼二十多岁，甚至比自己的侄女年纪还小。小时候，由于母亲一天到晚抱着姜日出，以至于大家都说：“日出妈妈都有了日出的身形了。”
上小学的时候，姐姐怕小妹妹一个人上学路上不安全，每天陪着小日出走十多公里的路去上学。“时不常地，我一屁股蹲下就不走了。姐姐就会说，再不走就迟到了哟。而我则会说，姐姐，脚好痛已经走不了路啦。然后姐姐就会背起我去学校。朋友都戏弄我说，你被惯坏啦！”姜日出回忆道。
16岁那年，村子传出了日本人要“强征少女”的消息。早在20世纪初就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半岛，老百姓听到日本人将有新动向，总是要想办法应付。于是，姜日出由家人安排，去别的村子母亲熟人的家里躲了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姜日出越来越思念母亲，于是带着侥幸心理回到村子。可在一个雨天，一名穿着金黄色衣服、拿着枪的军人和拿着剑的巡警一起来到柿饼店家。恰巧姜日出的父母都不在家。“我浑身颤抖着接过征收令，被他们带走了。”姜日出说，“然后坐了好几天的汽车，连日子都不知道。最后到达了中国沈阳。然后再坐上卡车，和十三四名少女一起被送到了吉林长春的慰安所。”
那时姜日出还未发育，每天却不得不听从日本军人各种各样的命令，备受欺凌。“我害怕得蹲下了，然后军人就侵入了我的身体。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就会挨打，稍有一点不顺从也会挨打。骨头被打折了，脓血汩汩地流出来。”
之后，姜日出在慰安所患了伤寒。由此，慰安所的管理人员把她和另几个患了传染病的“慰安妇”带到山上，准备用火烧死她们。“不知道身在何处，只是一味爬山。”姜日出说，“我当时不断念叨着——‘这次是死定了’。”到一处山上看着日本兵堆柴火正要放火时，在慰安所工作的金先生冲出来搅乱了场面。那时，突然出现了几个穿着朝鲜服装的人，带着姜日出和另一名女性逃跑成功。后来姜日出才知道他们是朝鲜独立军。独立军为姜日出治疗身体，并且在附近的山洞里为她安置了生活起居。
日本投降后，姜日出走出山洞，之后她成为了一名护士。在姜日出心目中，国家医院的护士，就是国家干部。这一点令她感到骄傲。“我后来在吉林市当了国家干部。等于是半个中国人。中国人办事非常麻利非常好。中国人、韩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过去。”姜日出在演讲台上如是说，“我在16岁的年龄被拐到中国，这不是我的错。但到中国来后，感受到了中国人对我的好。解放后，我回到韩国，可父母兄弟都不在了，只有当年的小村子，还有点儿当年的模样。”
韩国社会贡献财团代表人李柱鸿小姐对“慰安妇”问题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当天的演讲会上，她亲自上台担任姜日出的翻译。李柱鸿向《新民周刊》透露：“近年在美国、韩国上映的‘慰安妇’主题电影《归乡》，讲述了姜奶奶的故事。”
“还我清白，我是被迫的”
“还我清白，我是被迫的。”通过翻译陈厚志，90岁的中国黎族老人卓天妹在台上最后表示。
陈厚志系海南保亭农场干部、日军“慰安妇”历史调查志愿者。他告诉记者，卓天妹老人只会黎语不通汉话，因为曾经的“慰安妇”经历，而曾受到村里人的歧视。
上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丽菲告诉记者，在此次来到上海之前，卓天妹老人从未坐过飞机，也从未离开过海南陵水县的小村。这次来到上海，她第一次看到能照见全身的穿衣镜。
1940年9月，日军入侵陵水县乌牙峒。年仅15岁的卓天妹被日军强行抓去，做了“慰安妇”。 被抓当天，和卓天妹一同抓走的有20多名女子。通译官说是去替日军干舂米、挑水、扫地的杂活，可到了晚上，她们被关在日军军营，燃起篝火为日军唱黎族歌、跳黎族舞，随后，她们无一幸免地遭受到了日军强暴。卓天妹当时只有15岁，被野蛮强暴后，流血不止，第二天暂时回到家中。 但是，在日军的威逼下，从此以后，卓天妹就被迫给日军“做活”，每个月必须去日军营四五次，每次至少要在那里待两天，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天。在军营，白天她们干挑水、扫地、烧水等杂活。到了晚上，就要被迫陪日军过夜，一晚上一般要“服侍”三四个日本兵。被强暴时，只要稍微表现一点反抗的样子，就会遭到毒打。“我看到一些小姐妹怀孕后出血流产了，也看到日本鬼子抬出去几个姐妹，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昏了过去。”卓天妹说。
有一次，卓天妹趁机想逃跑，没跑掉，于是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那个大房间被木板隔成三间，等于是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关着一个“慰安妇”。在被关起来后，卓天妹四年未见父母，因为有日本兵把守，他父母根本进不了军营。
之后，卓天妹还曾被派到山上修路——一条通往铁石矿的铁路。白天修路，晚上则被日本兵轮流强暴。卓天妹就这样断断续续被日军凌辱了3年多。1944年冬季，卓天妹凭着对地形的了解，逃到山里躲起来。因为怕日本人再把她抓回去，家里人偷偷地上山送饭给她吃，直到日本投降，她才敢回家。
9月18日，当卓天妹在讲台上呼吁还她清白之际，她的儿子陈天琼亦出现在上海师范大学，支持母亲。卓天妹一直和儿子同住。在接受上师大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人员访谈之前，卓天妹把她过去的不幸遭遇告诉了儿子。之前儿女们一直不太清楚这些事的细节，也不敢主动去问老人家。在了解实情细节后，儿女们得知母亲的不幸，对母亲表示十分理解，更支持母亲讨还清白。这也是卓天妹能够勇敢站出来，揭露战时日军残暴对待中国女性真相的勇气来源。“子女们支持我，所以我能勇敢站出来了。”卓天妹老人哽咽地说。
不该忘却的记忆
“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邀请韩国和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同台演讲了。”韩国中南大学研究员尹明淑博士告诉《新民周刊》。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0日曾表示，今年已有8位日军“慰安妇”韩国受害者离世，目前幸存的只剩47人，如果现在不解决“慰安妇”问题，或将永远失去解决该问题的机会。她就此再次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有诚意的措施。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演讲会上做了《日本在中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的学术报告。其间透露：“目前我国在世的，已经找到的曾遭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共计20人。”
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鲁迅长孙周令飞则在筹办本次演讲会后体悟到：“日军‘慰安妇’制度加害在姜日出、卓天妹等人身上。两位老人幸存于世，活生生證明了‘地狱’的存在，证明了有比地狱更痛苦的地方。日本有人想给历史翻案，想开脱，可他们无法越过事实！”诚如姜日出在会上表示的：“我这一生最大的夙愿，就是强烈要求得到日本的道歉和赔偿，如果不能如我所愿，我的子子孙孙都将继续讨要这样的公道。”
就在姜日出老人赴上海演讲之际，韩国女性家庭部于9月22日称，一份由该部和韩国教育部共同制作的介绍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辅助历史教材，当日起开始在韩国中小学推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中外，“慰安妇”问题无疑应该成为中、韩、日乃至全世界有良知者的共同记忆！
在当日的演讲会结束之际，中韩受害者、专家学者、会场听众再次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史实，承担责任，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谢罪。同时，为了更牢记历史、汲取教训，演讲会参与各方也再次呼吁支持中国“慰安妇”档案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支持中韩两国共同推广‘慰安妇’雕像，以及支持对两国‘慰安妇’幸存者进行援助和人道主义关怀。”
历经8年的准备，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终于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世界记忆遗产，日军在中国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被记载进人类共有的档案中。但遗憾的是，另一项同样在2014年申报的项目——《“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此次未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据悉，《“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主要包括了1931年至1949年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记录了“慰安妇”的情况和痛苦遭遇。
在演讲会上安慰卓天
妹老人（左）。
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慰安妇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受的虐待，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尽管如今慰安妇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但每当有机会控诉，在世的慰安妇们还是用她们带着血泪的亲身经历，一次又一次证实了日军的残暴。
10月26日，“中国境内最后的‘慰安妇’摄影展”在上海报业集团大厦开展。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于此透露，中韩学者将做好“慰安妇”档案2017年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准备。
此前，记者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活动，两位慰安妇幸存者出席了活动。
能听得懂汉语并略微说上两句的，是87岁的韩国老奶奶姜日出;一句汉语都听不懂，听说都需要翻译的，是一生中第一次走出海南岛山村的中国黎族老奶奶卓天妹。9月18日，两位老人应鲁迅文化基金会、韩国社会贡献财团和上海师范大学之邀，在上师大举办的中韩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现场演讲会上，痛诉了日军的兽行。
“后代不要再受我们的苦”
“那些日本兵，他们从日本到中国。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侵略别人。他们长着人的脸，不是猪狗，不是动物，我不知道他们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只希望，今后不要再有战争，后代不要再受我们的苦。”演講会开始之前，姜日出就在休息室对着媒体控诉着当年日军兽行。
姜日出1928年出生在庆尚北道尚州市，16岁时被日军抓到中国吉林省的慰安所。
根据姜日出回忆，小时候，父亲回来时总会在她枕边放些柿饼。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柿饼店家最受宠爱的小女儿。她家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作为家中最小的闺女，她比最大的哥哥年幼二十多岁，甚至比自己的侄女年纪还小。小时候，由于母亲一天到晚抱着姜日出，以至于大家都说：“日出妈妈都有了日出的身形了。”
上小学的时候，姐姐怕小妹妹一个人上学路上不安全，每天陪着小日出走十多公里的路去上学。“时不常地，我一屁股蹲下就不走了。姐姐就会说，再不走就迟到了哟。而我则会说，姐姐，脚好痛已经走不了路啦。然后姐姐就会背起我去学校。朋友都戏弄我说，你被惯坏啦！”姜日出回忆道。
16岁那年，村子传出了日本人要“强征少女”的消息。早在20世纪初就被日军占领的朝鲜半岛，老百姓听到日本人将有新动向，总是要想办法应付。于是，姜日出由家人安排，去别的村子母亲熟人的家里躲了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姜日出越来越思念母亲，于是带着侥幸心理回到村子。可在一个雨天，一名穿着金黄色衣服、拿着枪的军人和拿着剑的巡警一起来到柿饼店家。恰巧姜日出的父母都不在家。“我浑身颤抖着接过征收令，被他们带走了。”姜日出说，“然后坐了好几天的汽车，连日子都不知道。最后到达了中国沈阳。然后再坐上卡车，和十三四名少女一起被送到了吉林长春的慰安所。”
那时姜日出还未发育，每天却不得不听从日本军人各种各样的命令，备受欺凌。“我害怕得蹲下了，然后军人就侵入了我的身体。如果不按他们说的做就会挨打，稍有一点不顺从也会挨打。骨头被打折了，脓血汩汩地流出来。”
之后，姜日出在慰安所患了伤寒。由此，慰安所的管理人员把她和另几个患了传染病的“慰安妇”带到山上，准备用火烧死她们。“不知道身在何处，只是一味爬山。”姜日出说，“我当时不断念叨着——‘这次是死定了’。”到一处山上看着日本兵堆柴火正要放火时，在慰安所工作的金先生冲出来搅乱了场面。那时，突然出现了几个穿着朝鲜服装的人，带着姜日出和另一名女性逃跑成功。后来姜日出才知道他们是朝鲜独立军。独立军为姜日出治疗身体，并且在附近的山洞里为她安置了生活起居。
日本投降后，姜日出走出山洞，之后她成为了一名护士。在姜日出心目中，国家医院的护士，就是国家干部。这一点令她感到骄傲。“我后来在吉林市当了国家干部。等于是半个中国人。中国人办事非常麻利非常好。中国人、韩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过去。”姜日出在演讲台上如是说，“我在16岁的年龄被拐到中国，这不是我的错。但到中国来后，感受到了中国人对我的好。解放后，我回到韩国，可父母兄弟都不在了，只有当年的小村子，还有点儿当年的模样。”
韩国社会贡献财团代表人李柱鸿小姐对“慰安妇”问题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当天的演讲会上，她亲自上台担任姜日出的翻译。李柱鸿向《新民周刊》透露：“近年在美国、韩国上映的‘慰安妇’主题电影《归乡》，讲述了姜奶奶的故事。”
“还我清白，我是被迫的”
“还我清白，我是被迫的。”通过翻译陈厚志，90岁的中国黎族老人卓天妹在台上最后表示。
陈厚志系海南保亭农场干部、日军“慰安妇”历史调查志愿者。他告诉记者，卓天妹老人只会黎语不通汉话，因为曾经的“慰安妇”经历，而曾受到村里人的歧视。
上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丽菲告诉记者，在此次来到上海之前，卓天妹老人从未坐过飞机，也从未离开过海南陵水县的小村。这次来到上海，她第一次看到能照见全身的穿衣镜。
1940年9月，日军入侵陵水县乌牙峒。年仅15岁的卓天妹被日军强行抓去，做了“慰安妇”。 被抓当天，和卓天妹一同抓走的有20多名女子。通译官说是去替日军干舂米、挑水、扫地的杂活，可到了晚上，她们被关在日军军营，燃起篝火为日军唱黎族歌、跳黎族舞，随后，她们无一幸免地遭受到了日军强暴。卓天妹当时只有15岁，被野蛮强暴后，流血不止，第二天暂时回到家中。 但是，在日军的威逼下，从此以后，卓天妹就被迫给日军“做活”，每个月必须去日军营四五次，每次至少要在那里待两天，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天。在军营，白天她们干挑水、扫地、烧水等杂活。到了晚上，就要被迫陪日军过夜，一晚上一般要“服侍”三四个日本兵。被强暴时，只要稍微表现一点反抗的样子，就会遭到毒打。“我看到一些小姐妹怀孕后出血流产了，也看到日本鬼子抬出去几个姐妹，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昏了过去。”卓天妹说。
有一次，卓天妹趁机想逃跑，没跑掉，于是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那个大房间被木板隔成三间，等于是三个单元，每个单元关着一个“慰安妇”。在被关起来后，卓天妹四年未见父母，因为有日本兵把守，他父母根本进不了军营。
之后，卓天妹还曾被派到山上修路——一条通往铁石矿的铁路。白天修路，晚上则被日本兵轮流强暴。卓天妹就这样断断续续被日军凌辱了3年多。1944年冬季，卓天妹凭着对地形的了解，逃到山里躲起来。因为怕日本人再把她抓回去，家里人偷偷地上山送饭给她吃，直到日本投降，她才敢回家。
9月18日，当卓天妹在讲台上呼吁还她清白之际，她的儿子陈天琼亦出现在上海师范大学，支持母亲。卓天妹一直和儿子同住。在接受上师大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人员访谈之前，卓天妹把她过去的不幸遭遇告诉了儿子。之前儿女们一直不太清楚这些事的细节，也不敢主动去问老人家。在了解实情细节后，儿女们得知母亲的不幸，对母亲表示十分理解，更支持母亲讨还清白。这也是卓天妹能够勇敢站出来，揭露战时日军残暴对待中国女性真相的勇气来源。“子女们支持我，所以我能勇敢站出来了。”卓天妹老人哽咽地说。
不该忘却的记忆
“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邀请韩国和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同台演讲了。”韩国中南大学研究员尹明淑博士告诉《新民周刊》。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0日曾表示，今年已有8位日军“慰安妇”韩国受害者离世，目前幸存的只剩47人，如果现在不解决“慰安妇”问题，或将永远失去解决该问题的机会。她就此再次敦促日本政府采取有诚意的措施。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演讲会上做了《日本在中国实施的性奴隶制度》的学术报告。其间透露：“目前我国在世的，已经找到的曾遭日军强征的‘慰安妇’共计20人。”
鲁迅文化基金会秘书长、鲁迅长孙周令飞则在筹办本次演讲会后体悟到：“日军‘慰安妇’制度加害在姜日出、卓天妹等人身上。两位老人幸存于世，活生生證明了‘地狱’的存在，证明了有比地狱更痛苦的地方。日本有人想给历史翻案，想开脱，可他们无法越过事实！”诚如姜日出在会上表示的：“我这一生最大的夙愿，就是强烈要求得到日本的道歉和赔偿，如果不能如我所愿，我的子子孙孙都将继续讨要这样的公道。”
就在姜日出老人赴上海演讲之际，韩国女性家庭部于9月22日称，一份由该部和韩国教育部共同制作的介绍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辅助历史教材，当日起开始在韩国中小学推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中外，“慰安妇”问题无疑应该成为中、韩、日乃至全世界有良知者的共同记忆！
在当日的演讲会结束之际，中韩受害者、专家学者、会场听众再次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史实，承担责任，对‘慰安妇’受害者进行谢罪。同时，为了更牢记历史、汲取教训，演讲会参与各方也再次呼吁支持中国“慰安妇”档案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支持中韩两国共同推广‘慰安妇’雕像，以及支持对两国‘慰安妇’幸存者进行援助和人道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