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的施良飞这么多年一直觉得女儿不像自己，也不像妻子。他携妻带女一同到北京做DNA亲子关系鉴定。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们二人不是女儿的生物学父母。为此他们将妻子生产时的医院临汾铁路分局中心医院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亲生女儿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费。后来，施良飞得到了一份医院提供的与其妻子同时住院者的名单，于是他便开始一家一户地悄悄寻找。
　　一天，施良飞按照名单找到了一家小卖部，一眼就看到了女主人段香翠居然和自己的“女儿”长得一模一样，并且段香翠的“女儿”长得又很像自己的妻子。次日，两个家庭的血样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做DNA亲缘关系鉴定。检验出来了：施良飞的女儿是段香翠夫妇之生女的相对机会为99.9999%；段香翠的女儿是施良飞夫妇之生女的相对机会为99.9999%，至此，案件的基本事实终于大白于天下。
　　撇开案件错综复杂的关系及结果不说，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为此案所作检验时利用了DNA的检测技术。其原理是，人身上的每个细胞有总数约为30亿个碱基对的DNA，每个人的DNA都不完全相同，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碱基对数目达百万之多，因此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所显示出来的人的DNA模样就会因人而异，人们就可以像指纹那样分辨人与人的不同了；同时DNA还具有遗传性，是负责遗传特性的基本物质，人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鉴别两个人之间的亲缘关系。施良飞虽认为段翠香的女儿长得很像自己的妻子，这并不能说明二人之间就有血缘关系。只有利用了DNA的检测技术才能确认这一关系。
　　鉴定血缘关系或者是警方利用DNA技术破案仅仅是这种影响中的极小部分。DNA双螺旋的发现对人类的影响实际上很难一样一样地数出来，就像电的发明对今天人类社会的影响一样。
　　1936年最后一只塔斯马尼亚虎死于澳洲的霍巴特动物园。塔斯马尼亚虎是一种食肉的有袋类动物，身上有虎皮斑纹，后腿像袋鼠的腿，腹部有育儿袋，实际上更像狼，曾生活于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塔斯马尼亚岛。当200年前白人来到这些地方后，因其吃羊而大量捕杀，终于造成塔斯马尼亚虎灭绝。
　　2002年5月28日，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迈克·阿彻在悉尼宣布，科学家从保存130年之久的塔斯马尼亚虎标本中提取了DNA并复制成功，这只标本从1866年以来便泡在酒精中保存。他们希望在10年之内克隆出一头塔斯马尼亚虎。科学家认为，从死亡动物身上取得的DNA，并没有“失效”，与从活着的动物身上取得的DNA一样有效。如果克隆塔斯马尼亚虎成功，就可以推而广之到其他灭绝的动物。
　　这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如果科学家克隆塔斯马尼亚虎成功，就表明许多其他的绝种动物都可以克隆；从某种意义上说，绝种并不一定意味着永久消失。克隆技术也许会为绝种动物死而复生打开方便之门。关于克隆生命，争议最大的恐怕就是克隆人了。但这不属于科学问题，引发争议的主要是它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道德问题。撇开了伦理道德的影响，又有多少人反对利用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复活已绝种的动物呢？
　　假如你得了感冒到医院就诊，大夫会给开一些治疗感冒的药物，其实大夫给你治感冒开这几种药，给别人治感冒基本也是开这几种药。同样一个心脏病患者到医院就诊，大夫给他开的药与给别的心脏病患者开的药也没什么两样，可以说是看病不看人。但实际上人们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药对某人起作用，但对另一人可能就不起作用。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这种治疗方法肯定会改变。未来的医学将是“个体医学”。一个人得了病，可以根据他的基因特点设计几种药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少副作用地予以治疗；当了解了你有某些能够引起疾病的基因或是对某一疾病的易感基因后，就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的手段对你的基因进行更换，或者修正；或是通过治疗使它不表达，使它没有什么活性。
　　未来一个人的医院病历很简单，就是一张CD盘，其中含有病人的全部遗传信息，告诉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得心脏病，你对肝炎敏感性有多大，患高血压的概率是多少，也能清楚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不得这些疾病。将来还可利用基因“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当然这张CD盘不能做到让你不得病，它只是告诉你有易患某种病的倾向，使你可以预防或有针对性地治疗。可能通过转基因食品，人们在填饱肚子的同时，也“嫁接”过来了许多预防或治疗疾病的基因。
　　DNA、基因、一张CD盘、转基因食品，我们仿佛看到人类未来生活的美丽的蓝图。肯定当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沃森和克里克是想不到这些的。当然他们也想不到，就凭这一发现，1962年他们成为了诺贝尔奖的获奖者。我们所展望的只是今天能想到的，同我们所不知道的相比，实为沧海一粟，未知的生命科学前景才是我们人类更大的福祉。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