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袭击了中国大地。长歌当哭，当我们为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志哀的时候，震灾之后的重建同样带给我们很多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
一、中国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提前预测水平。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因此许多人会问，当今科技如此发达，为什么这么大的地震没有被准确预报?
1975年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我国首次实现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警，被联合国确认为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对强震作出的准确临震预报。这一度让国人雀跃，但随之而来的唐山大地震，彻底震碎了地震工作者的幻想。可以说目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只能推测出微小地震的发生概率，仍做不到完全准确地预测出重大破坏性地震。
这足以让人担忧。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国家。国家未来更应该加大对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预测能力和专项资金的投入，同时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学习。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能够做到全天候地观测地层变化情况或避开地震高发地带：在美国加州，随时可以从网上查到加州每天24小时内发生地震的概率；日本则有一个频道实时公布地震实况，让公众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二、中国政府对住宅建筑质量的监控能力。
对历次地震的分析显示，人员伤亡总数的95％以上是由房屋倒塌造成的，仅有不足5％的人员伤亡是由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水灾、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导致。在这次地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楼房、民房、危房的倒塌，尤其是学校和医院等人口聚集很多的建筑物的倒塌，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
以前建筑设计标准低，许多房屋甚至没有考虑到抗震问题，但是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教训深刻，后来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的处于大断裂带上的城市，其建筑物一律按抗八级以上地震设防。同样在1976年，汶川附近的松潘县曾经发生过7.1级高烈度地震，按理说当地应该引起重视。既然该地区是地震多发地带，建设部门就应该强制实行抗震设防标准。
追究责任虽然为时已晚，但至少可以看到建筑质量有多么重要，实施强制性的抗震标准有多么重要。建设等有关部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防止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三、民众应变自然灾害的能力
往往地震发生前，观察地下水甚至某些动植物等的异常变化，可能找到有用的地震前兆。尽管专家们都还没有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可靠前兆，但是这些异象人们一般都能切身体会到，民众自身可以根据这些异象提高警惕。比如唐山大地震前，出现过大量异象，包括动物行为异常、地下水异常，还有地声、地光等物理现象，但对类似地震的前兆，当时80％的人并未警觉。相对地，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正在旅游度假的一个10岁的英国小女孩，因为拥有丰富的地理科学知识，马上意识到这是海啸要来了，机警地通知周围的人逃生，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
除了安全意识的明显不足，国人也缺乏基本的逃生技巧。在普及不广的防震演习中，甚至在此次地震后的广播电视中，人们都被呼吁躲在桌子、床铺等坚固物体下，其实正确的避震求生应该是以比桌、床高度更低的姿势，躲在桌子床铺的旁边。如果此次地震发生前能普及这肯定一信息，建筑物内的伤亡率可能由90％减为2％。
因此政府应该意识到普及灾难教育的重要性，在学生以及公众之间普及各种灾害知识，以及正确的、技术含量较高的逃生技巧，还有其他应急技能、生理急救、心理辅导等知识。特别是要组织市民和公务员定期举行抵御自然灾害的培训班和模拟实战演习。那么即使灾难不可避免，灾难所带来的伤亡和损失也可以减到最少最小。
四、基层政府处理地震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尽管中央政府表现出了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调动海陆空、公安干警、武警部队的救灾能力，相对地，地方部门却反应迟缓，应变能力较差。特别是基层政府，尤其是县、镇一级级政府，不仅缺乏抗震救灾的专业知识，更缺乏抗震救灾所需的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无法有效组织人们抗灾自救。因此许多地方都处于固守待援状态。在道路、桥梁坍塌，断水断电、通信中断、大量机动部队和抢险装备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的严峻情况下，大量的被埋人员只能等待。时间就是生命，长时间的被困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都应该从这次大地震中吸取教训，要加大对全国各基层政府，特别是要对县、镇(乡)政府增加抗震救灾的专项资金的投入，建立常设的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应急指挥系统，抽调专人，配备先进的抵御自然灾害的技术设备，提高应急自救的能力。
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不幸中的万幸是，此次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重庆、北京或者上海这些人口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城市。如果这次8.0级的大地震是发生这些大城市的话，那么灾难性的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中国目前这种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小城镇的人口向县城集聚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毫无疑问将会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因此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讲，未来应该探索小城镇、分散化、多功能卫星城的现代居住模式，要分流大城市的居住人口，打造分散化、小集中的城镇居住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人们的居住会更加舒适，同时会更加安全，抵御自然灾害和减少伤亡的能力也会更强。
六、死亡教育
此次地震中，政府和媒体都非常关心个体生命的救助，而不只是煽情或歌功颂德，这是好事。但是进入灾难后和重建时期，生死存亡的时刻过去之后，心灵的重建同样重要。
经历地震危机的人，不论是遇害者家属，还是旁观者，包括幸存者、目击者，甚至外围人群，包括救援人员、官员、记者、遇难者同事，以及通过媒体间接体验到灾难冲击的一类人，都容易进入抑郁状态。如果这种心理反应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对那些失去亲友的生还者来说，有时甚至会让他们产生自杀冲动和自杀行为。因此，在物资救灾的同时，持续性、长久性的灾后心理辅导非常必要。
与此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严重缺乏死亡教育。
中国人讳言死亡，好像死亡是不吉利的事情。实际上，死亡是生命历程中很自然的一环，人的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他人和自己的死亡。因此开展死亡教育，不仅可以使人们对死亡有一个科学的知识，而且能够帮助人们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珍惜生命的强大动力。反之，避谈死亡才会让人疑虑、恐惧，当遭遇此类重大灾难之后，无法解除痛苦走出阴影。
在美国，一些小学校里会开设别具一格的“死亡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
尽管在中国，死亡教育仍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此次地震之后，一些学校和组织通过举办烛光晚会来悼念亡者，这就是进行死亡教育的一个好形式。震灾之后，应该在更大范围和更多人群中开展这项教育，让人们更加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乃至敬畏生命。
一、中国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提前预测水平。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因此许多人会问，当今科技如此发达，为什么这么大的地震没有被准确预报?
1975年辽宁海城7.3级大地震，我国首次实现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警，被联合国确认为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对强震作出的准确临震预报。这一度让国人雀跃，但随之而来的唐山大地震，彻底震碎了地震工作者的幻想。可以说目前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只能推测出微小地震的发生概率，仍做不到完全准确地预测出重大破坏性地震。
这足以让人担忧。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国家。国家未来更应该加大对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预测能力和专项资金的投入，同时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学习。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能够做到全天候地观测地层变化情况或避开地震高发地带：在美国加州，随时可以从网上查到加州每天24小时内发生地震的概率；日本则有一个频道实时公布地震实况，让公众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采取相应防范措施。
二、中国政府对住宅建筑质量的监控能力。
对历次地震的分析显示，人员伤亡总数的95％以上是由房屋倒塌造成的，仅有不足5％的人员伤亡是由地震及地震引发的水灾、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导致。在这次地震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楼房、民房、危房的倒塌，尤其是学校和医院等人口聚集很多的建筑物的倒塌，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
以前建筑设计标准低，许多房屋甚至没有考虑到抗震问题，但是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教训深刻，后来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的处于大断裂带上的城市，其建筑物一律按抗八级以上地震设防。同样在1976年，汶川附近的松潘县曾经发生过7.1级高烈度地震，按理说当地应该引起重视。既然该地区是地震多发地带，建设部门就应该强制实行抗震设防标准。
追究责任虽然为时已晚，但至少可以看到建筑质量有多么重要，实施强制性的抗震标准有多么重要。建设等有关部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防止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三、民众应变自然灾害的能力
往往地震发生前，观察地下水甚至某些动植物等的异常变化，可能找到有用的地震前兆。尽管专家们都还没有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可靠前兆，但是这些异象人们一般都能切身体会到，民众自身可以根据这些异象提高警惕。比如唐山大地震前，出现过大量异象，包括动物行为异常、地下水异常，还有地声、地光等物理现象，但对类似地震的前兆，当时80％的人并未警觉。相对地，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正在旅游度假的一个10岁的英国小女孩，因为拥有丰富的地理科学知识，马上意识到这是海啸要来了，机警地通知周围的人逃生，保全了很多人的性命。
除了安全意识的明显不足，国人也缺乏基本的逃生技巧。在普及不广的防震演习中，甚至在此次地震后的广播电视中，人们都被呼吁躲在桌子、床铺等坚固物体下，其实正确的避震求生应该是以比桌、床高度更低的姿势，躲在桌子床铺的旁边。如果此次地震发生前能普及这肯定一信息，建筑物内的伤亡率可能由90％减为2％。
因此政府应该意识到普及灾难教育的重要性，在学生以及公众之间普及各种灾害知识，以及正确的、技术含量较高的逃生技巧，还有其他应急技能、生理急救、心理辅导等知识。特别是要组织市民和公务员定期举行抵御自然灾害的培训班和模拟实战演习。那么即使灾难不可避免，灾难所带来的伤亡和损失也可以减到最少最小。
四、基层政府处理地震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尽管中央政府表现出了超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调动海陆空、公安干警、武警部队的救灾能力，相对地，地方部门却反应迟缓，应变能力较差。特别是基层政府，尤其是县、镇一级级政府，不仅缺乏抗震救灾的专业知识，更缺乏抗震救灾所需的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无法有效组织人们抗灾自救。因此许多地方都处于固守待援状态。在道路、桥梁坍塌，断水断电、通信中断、大量机动部队和抢险装备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的严峻情况下，大量的被埋人员只能等待。时间就是生命，长时间的被困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国家各级政府都应该从这次大地震中吸取教训，要加大对全国各基层政府，特别是要对县、镇(乡)政府增加抗震救灾的专项资金的投入，建立常设的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应急指挥系统，抽调专人，配备先进的抵御自然灾害的技术设备，提高应急自救的能力。
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不幸中的万幸是，此次地震的震中不是在成都、重庆、北京或者上海这些人口上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城市。如果这次8.0级的大地震是发生这些大城市的话，那么灾难性的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中国目前这种中小城市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小城镇的人口向县城集聚的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一旦遇到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泥石流等，毫无疑问将会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因此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讲，未来应该探索小城镇、分散化、多功能卫星城的现代居住模式，要分流大城市的居住人口，打造分散化、小集中的城镇居住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人们的居住会更加舒适，同时会更加安全，抵御自然灾害和减少伤亡的能力也会更强。
六、死亡教育
此次地震中，政府和媒体都非常关心个体生命的救助，而不只是煽情或歌功颂德，这是好事。但是进入灾难后和重建时期，生死存亡的时刻过去之后，心灵的重建同样重要。
经历地震危机的人，不论是遇害者家属，还是旁观者，包括幸存者、目击者，甚至外围人群，包括救援人员、官员、记者、遇难者同事，以及通过媒体间接体验到灾难冲击的一类人，都容易进入抑郁状态。如果这种心理反应过于强烈或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精神疾患。有研究表明，重大灾害后精神障碍的发生率为10％～20％，一般性心理应激障碍更为普遍。对那些失去亲友的生还者来说，有时甚至会让他们产生自杀冲动和自杀行为。因此，在物资救灾的同时，持续性、长久性的灾后心理辅导非常必要。
与此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国社会的一个深层次问题——严重缺乏死亡教育。
中国人讳言死亡，好像死亡是不吉利的事情。实际上，死亡是生命历程中很自然的一环，人的死亡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必须面对他人和自己的死亡。因此开展死亡教育，不仅可以使人们对死亡有一个科学的知识，而且能够帮助人们把这种认识转化为珍惜生命的强大动力。反之，避谈死亡才会让人疑虑、恐惧，当遭遇此类重大灾难之后，无法解除痛苦走出阴影。
在美国，一些小学校里会开设别具一格的“死亡课”。在教育部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或护士走进课堂当起教师，跟孩子们认真地讨论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并且让他们轮流通过演剧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亲人因车祸死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凄凉感觉，或走进火葬场参观火葬的全过程，甚至设计或参加一台模拟的“向亲人遗体告别”仪式等等。
尽管在中国，死亡教育仍是一个敏感话题，但此次地震之后，一些学校和组织通过举办烛光晚会来悼念亡者，这就是进行死亡教育的一个好形式。震灾之后，应该在更大范围和更多人群中开展这项教育，让人们更加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乃至敬畏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