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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立三螺旋粮食安全模型，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统计数据，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序动态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区域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高，出现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的“双低”现象，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即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目标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适度，利益均衡，互让互动，共生共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
关键词 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主产区；政府；农民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2-011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19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河南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2000-2010年，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一。2004年以来，河南省粮食产量实现连续8年增产。2006年以来，连续6年超过500亿kg。2011年，河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54.25亿kg，比上年增产10.55亿kg，增幅为1.9%，成为维系全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在河南省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粮食生产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关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根据三螺旋理论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也未见报道。因此，结合河南省情和粮食生产实际，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粮食生产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构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主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顺中央政府、区域（主产区）政府和种粮农民（农户）三者之间关系，探索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为河南乃至全国的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依据。
1 粮食生产问题分析
1.1 粮食生产模式的演化
1.1.1 指令服从线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者之间是一种层级式和服从的关系，是一种线性和单向的关系，是一种指令性的计划模式（见图1）。国家以确保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为基本国策，忽视粮食生产的商品属性，不惜牺牲粮食生产主产区和种粮食农民的经济利益，种粮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然平抑了市场的波动，使得粮食供求不平衡的现象不太明显和不太经常出现，通过粮食配给制度保障了粮食供需的低水平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生产基本没有补贴，是以剥削和牺牲粮食生产者利益为代价的。由于粮食短缺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粮食作为私人物品，具有的竞争属性、市场属性被人为抑制，致使国家为粮食问题背上了沉重包袱[1]。国家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等政策安排，把粮食看作纯公共物品，全国大办粮食，完全扼制了粮食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花费了大量的“粮食消费补贴”在城镇居民身上，付出了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种粮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粮食产量上不去，粮食供给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状态[2]。
1.1.2 指导互动联结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粮食生产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已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服从型转变为指导引导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松散互动型（见图2），三者利益关系出现了矛盾和不一致。除粮食价格仍由中央政府控制以外，农民种粮行为已基本不再受行政力量干预，粮食价格和经济效益成为农民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粮食生产由依靠行政力量转变为依靠经济手段和服从市场经济规律。
1.2 粮食生产问题分析
1.2.1 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不一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基本上是由政府制定的，它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在固定不变的计划价格下，农产品供给目标与农民收入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越多，其售出产品的收入也就越多。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产量和收入、农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和政府追求增加农产品供给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换言之，对单个农民而言可能是生产越多越有利，对农民整体而言则可能是生产越多，整个市场价格将会降低，农民的平均销售收入越少，当价格降低的幅度大于产量增加的幅度，就会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结果。政府的产量目标和农民的收入目标是否会发生冲突，还要取决于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受恩格尔定律的支配，我国农产品总体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农民增产并非必然意味着增收。由于农业低下的比较利益，农民的生产目标很难与收入目标相吻合，导致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错位，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号召农民发展生产的愿望总是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3]。非常能体现这种矛盾的一个案例， 是中央、地方和农民三方对2008年底至2009年初北方冬麦区特大干旱的不同态度。当2009年2月初连续百天不降水的特大干旱已成定局，中央政府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在国务院领导的直接督促下，各有关部委迅速行动起来，层层下派督导组。而大多数农民对抗旱并不积极，其原因是种一亩小麦，好了能赚一两百元钱，想尽办法抗旱浇麦不划算，是受小麦生产经济利益驱动的选择结果 [4]。 1.2.2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不协调
（1）国家长期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政策，造成粮食主产区价值的过分流失，削弱了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由于超经济（主要是政府）力量的作用，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在交换中存在较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国家定购粮食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低价而利益受损。这些剪刀差价值和差价流入城市工业、粮食消费区或消费者。另外，主产区粮食的调出基本上是以商品原粮的方式调出，粮食加工或转化增值的价值流入粮食调入区。
（2）粮食产销政策中的超经济行为，使粮食主产区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粮食主产区的商品粮主要由政府支配调拨，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且粮食主产区出售商品粮承担着巨额的流通费用。虽然国家制定粮食保护价格，补偿生产成本并有适当利润。但是，有时粮食主产区粮食保护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成本价格，缺乏对生产者经济利益的保护。对于粮食主产区或粮食生产者在商品粮交换过程中的价值流失，虽然国家也采取了一定的补贴方式给予经济补偿，但效果有限。
（3）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关系失衡，粮食主产区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关系看，在粮食供大于求时，主销区处于主动地位，主产区处于被动地位。“九五”期间，主销区在粮食不愁买不到的前提下，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粮非农经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民收入提高幅度很大。而国家一方面支持主销区进行放开粮食市场改革的同时，另一方面又继续对主产区实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结果造成了主产区粮食库存压力和财政压力[5]。
1.2.3 粮食产量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粮食生产格局发生逆转。 在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内陆地区为解决温饱的不懈奋斗，并由此引发了我国粮食生产流通格局发生了由“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大逆转[6]。
进入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广东、浙江等省份）自给率迅速下降，过去的粮食调出省份转变为产销平衡区或主销区（见图3，图4）。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已经被“河南熟，天下足”所代替，广东、浙江成了粮食调入大省，湖南、湖北的粮食仅仅局限于满足自己省的需求。商品粮调出省份越来越少，到2009年能够年调出1 000万t以上商品粮的仅有河南、黑龙江、吉林和安徽。粮食主产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9 123.3千hm2 ，2009年为9 683.6千hm2 ，比1978年增加6.14% ；浙江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3 350千hm2 ，2009年为1 290.09千hm2 ，比1978年减少61.49% ；广东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5 825.3千hm2 ，2009年为2 538.5千hm2 ，比1978年减少56.42% 。河南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900万t ，2009年为5 389万t ，比1978年增加183.63% ；浙江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395万t ，2009年为789.15万t ，比1978年减少43.43% ；广东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 632万t ，2009年为1 314.5万t ，比1978年减少19.46% 。
在粮食生产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不同区域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粮食生产愈多的区域是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不高和农民收入偏低的区域，出现种粮愈多愈吃亏愈受穷的现象。
区域财政收入比较。2005年河南省财政收入为537.65亿元， 浙江省财政收入为1 066.60亿元，财政收入差距为528.95亿元。2010年河南省财政收入为1 381.32亿元， 浙江省为2 608.47亿元， 财政收入差距为1 227.15亿元，财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浙江省财政收入是河南省财政收入的近2倍（见图5）。
区域农民纯收入比较。1980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0.78元， 浙江省为219.18元，收入差距为58.4元，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浙江省的73.36% ；2009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 806.95元， 浙江省为10 007.31元， 收入差距为5 200.36元， 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浙江省的48.03%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见图6）。
1.2.4 粮食生产增长与农民收入不同步
根据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省排名后30名的县中有25个县属于平原农区粮食主产县。更为尴尬的是，河南贫困人口出现了向粮食主产区集中的趋势。2000年，河南省52个县的贫困人口576.12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69.41%；到2008年年底，贫困人口为334.55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8.9%。8年间52个产量大县（市、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上升了9.49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规划》确定的93个粮食主产区县，有52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8%，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产量的57%，目前还有33个县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重点县数的3/4[6]。粮食产量的增长过程中，农民收入并没有出现与其同步增长，出现粮食生产大县与较低的农民收入和尴尬的贫困现象。
粮食单产提升与物质投入效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一直在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用量最大的国家（见图7）。以河南省为例，198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101.70 kg/hm2 ，粮食单产2 430 kg/hm2 ，每kg化肥生产23.89 kg粮食，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23.89；199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307.50 kg/hm2 ，是1980年化肥施用量的3倍；粮食单产3 540 kg/hm2 ，是1980年粮食单产的1.46倍，每kg化肥生产11.51 kg粮食，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11.51；200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611.92 kg/hm2 ，粮食单产4 542 kg/hm2 ，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7.42；2008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835.40 kg/hm2 ，粮食单产5 589 kg/hm2 ，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6.69；2008年粮食单产是1980年2.3倍，化肥施用量是1980年的8.2倍，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由1∶23.89下降到1∶6.69。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增加了粮食生产成本。一方面造成化肥增产的边际效益逐年下降，种粮食效益不高；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影响资源环境。因此，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物质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 粮食生产成本与粮食价格的背离。现行粮食价格不完全反映和真实地粮食生产成本。我国历来没有农地成本，更谈不上计入总成本和决定粮价，造成了名义上粮食总成本长期偏低的局面，如果计入土地成本，粮食生产成本是比较高的。我国现行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是在不计算土地成本的前提下给予农民略有微利的粮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推行的保护价，有时甚至还低于市场价。现行粮价过低还反映在与国际粮价的巨大差异上，2008年国际粮价几乎是国内粮价的3-4倍。如果加上生产资料的涨价因素，则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甚至粮食直接补贴额还抵不上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4]。
农业生产成本增幅远超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急剧挤压农业生产获益空间。 以化肥和玉米为例，2007-2008 年，辽宁省北票市尿素、嘉吉二铵、三元复合肥的涨幅都在 35%以上，而玉米价格仅提高了 1.4%。 在成本快速上涨的挤压下，2008 年安徽省南陵县早稻平均净收益比上年减少 33.7%， 辽宁省朝阳市玉米平均净收益减少28.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不仅严重侵蚀着减免农业税、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种粮收益下降挫伤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少农户削减农资、人工和农业技术投入，许多地方种植业复种指数下降、精耕细作减少、“冬闲田”、“抛荒田”增加[7]。
2011年，虽然河南粮食丰收、粮价走高，但由于农资、用工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种粮收益增幅低于成本增幅近一成。据对全省40个县（市、区）600个农户粮食生产成本及收益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被调查农户全年种植夏秋粮生产成本平均为14 370.0元/hm2，比上年增加1 954.5元/hm2，增幅为15.7%；平均净收益为9 291.0元/hm2，比上年增加472.5元/hm2，增幅为5.4%；如果加上种粮实际得到的补贴后，平均总收益为10 513.5元/hm2，比上年增6.5%，低于成本增幅9.2个百分点。其中，夏粮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减少；秋粮成本收益均增，但收益增幅赶不上成本增幅。从粮食生产成本和收益情况来看，粮食生产正逐步步入高成本时代，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问题日益显现[8]。
基于国际粮食供给偏紧形势和我国又是人口大国的国情，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粮食生产和供需平衡的基本方略。面对我国人多地少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或可能减少的情况下，必须靠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粮食总产的增长。粮食主产区在提高粮食总产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不高，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利益不一致、合力不强，致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不牢和动力不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供需处于一种供给偏紧的平衡态，粮食安全保障“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2 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和政策建议
三螺旋模型理论。三螺旋是由美国的亨利·埃茨科瓦茨和荷兰的勒特·雷德斯道夫首次提出的关于创新模式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学、产业、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来源，三者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大学产业政府这三个机构都表现出另两者的一些能力，同时又保留着自己原有的作用和独特的身份。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来代替大学、产业、政府来分析三螺旋关系，虽然内容不完全一样，但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关系是相似的，故用三螺旋来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可行的。周金胜等用三螺旋理论对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9]。
在三螺旋模型中，每个螺旋之所以能够自运动以及产生交互作用，其蕴含的理论前提是每条螺旋体都是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理性组织。一是每个组织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不同的螺旋体追求的利益不同，如中央政府追求粮食生产数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国家和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农民农户追求种粮收益最大化等。对于利益的原始渴望，使螺旋体产生需求，从而具有旋转的可能。二是理性组织具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主体意愿。每个螺旋都具有追求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符合自身利益，尽量与社会期望靠拢的特点。三螺旋模型要求每个螺旋体能够独立做出决定。保障粮食安全参与主体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三条螺旋要保持相对独立，某一利益相关者自身过于弱势的深度融合不仅会导致自身的瓦解，还将破坏三螺旋的耦合协同结构[10]。
面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新形势，三螺旋模型是粮食安全保障的理想模型（见图8）。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的三大利益者，三者在粮食生产和发展过程中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和粮食产量增长是三者努力实现的共同点，粮食生产是基础，粮食生产效益是动力，粮食政策是保障，三种力量和利益交叉影响又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的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三者目标的耦合互动，形成三者各得其所、协同合作、行为适度、利益均衡、履行职责、共生互赢的发展格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单向服从变为双向互动，由过去的层级关系变为平等伙伴关系；由三者目标不一致变为相对一致、相对平等和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耦合、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不断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改变“产粮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发展缓慢”的局面。
2.1 行为适度，利益均衡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的各个主体行为只有保持适度和利益均衡，才能整体有效和谐、相辅相成、共生共长。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是互动互联的关系，有共同目标又都具有自身的利益。中央政府的目标是确保粮食产量增长、粮食供给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社会经济稳定，重视粮食的社会价值，是一种“社会人”，是粮食生产和政策的主导者、调控者；产区政府重视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上对国家负责，下对农民服务，是一种“经营人”，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者；农民农户是粮食生产的“经济人”，重视粮食的经济价值，关心种粮收益，是粮食生产者。三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国家和中央政府追求的是粮食的社会功能，地方政府需要的是粮食的发展价值，而农民农户追求的是粮食部分自用的使用价值和用于出售和交换的粮食的商品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中央政府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和粮食生产者与政府利益都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也是合情和理性的。但是，要想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又必须树立双赢乃至多赢的意识，使参与博弈的各方认识到：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遭殃。单纯地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时，往往导致的不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有在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每一方的参与者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11]。借用博弈论分析粮食安全中的中央、地方和农民的三者关系，如果各自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体利益受损，国家粮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各自利益也不能实现最大化。由此可见，人们应塑造博弈的新理念——由单向的零和博弈转变为互动的变和博弈，追求均衡合作、双方共赢的新范式。“谢林定理”认为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主动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以便实现双方的合作。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博弈的一方表现过于强势，其实并不是优势策略，有时往往让步是达成“均衡”的优势策略。托马斯·谢林还认为：博弈过程中参与人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博弈合作环境，从而实现长期合作；并且短期让步可以赢得长期利益，“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为了达到双方的共同目的——双赢，有时一方或双方需做必要的退让[12]。 因此，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各自的行为要适度，三者利益要均衡，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粮食生产和粮食产量增长不仅是农民的事情，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产业和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从事粮食生产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其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特征就越突出，这就要求政府充分重视粮食的准公共物品特征，突出其主导者和供给者的职能， 同时，应将农民视为合作者和优先保障者，加强政府的政策倾斜力度、调控力度和投入力度，给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巩固粮食安全保障基础[13]。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前提下，要考虑主产区经济发展和粮农增收问题，不能为了粮食安全的单一目标，而牺牲粮食主产区发展和农民发展，通过加强对主产区的政策支持，实现粮食安全、区域发展和农民发展的适度均衡。对主产区政府而言，其三者的利益均衡也同样适用。对于种粮农民而言，不能一味追求种粮的经济效益，而是种粮的适度效益和长期效益，也是对粮食安全的支持和贡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之间通过变和博弈、利益均衡、合作互动、互让互利，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
2.2 履行职责，共同发展
2.2.1 发挥中央政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性，强化对主产区的“输血”功能，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中央政府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者，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性全局视野、战略调控能力和强大的公共资源。宏观层次的政策支持能够提供必要的制度资源和经济资源，也是中央政府职责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力量和中央政府权威是无可替代的。因此，中央政府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者和主导力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和物质投入。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和改善，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建设物质投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奠定坚实的基础。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扶持力度。 依据粮食生产状况，加大粮食价格支持与保护力度。根据粮食生产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适时适度择机进行粮食价格调整，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另一方面要预防“粮贵通胀”。构建粮食产销区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主产区和主销区协调发展。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同时也是主销区的事情。建立产销区的利益协调机制，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共同承担由粮食供求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和获得与所承担风险的相应收益。
2.2.2 发挥地方政府粮食生产主动性，强化“活血”功能，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能力
地方政府是粮食生产的组织者。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的核心地区，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地方政府是粮食生产组织者、经营者，粮食生产和市场信息传播者，生产技术普及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服务者。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动性，把单一农户办不好、办不到的事情办好。对上把国家和中央粮食生产政策贯彻执行好，把国家粮食优惠政策争取好；对下为种粮食农民服务好，把区域资源整合好，把粮食产业经营好，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粮食安全的“活血功能”。
加强粮食产业发展能力建设。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粮食转化加工，提高粮食加工增效益，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强科技服务、农民培训、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主产区粮食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推广化肥深施、配方施肥、精量半精量播种、旱作节水、重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挖掘中低田的生产潜力，推广与中低产田配套的作物品种、施肥栽培技术。加强粮食资金整合，发挥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粮食生产资料监督管理。防止价格上涨而提高粮食生产成本，影响粮食生产收益。
2.2.3 发挥农民农户粮食生产主体性，强化“造血”功能，提高农民自生发展能力
培育合作组织，保障农民权益。农民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微观基础和粮食生产主体，提高农民种粮收入的关键是农民在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增强自生能力，即收入增长的“造血”功能要远远重要于政府外部的“输血”功能。在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在生产领域鼓励农民发展“农有、农治、农享”的自发性合作组织[14]。
加强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加大高产优质高效粮食生产栽培技术的培训力度，为农民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增强农民对粮食增产技术的应用能力。通过科技的普及，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15]。
3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产区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利益关系出现矛盾，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不一致。在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四低”状况，即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低、农民收入低、种粮效益低和物质投入产出低。出现了“四不”现象，即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不一致，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不协调，粮食产量提高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粮食生产发展与农民种粮效益不同步。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与非主产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粮食产量增长的同时，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粮食物质投入出现边际效益递减。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是以主产区经济发展缓慢、种粮食农民效益低下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粮食安全保障“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三螺旋耦合协同模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理想模型。根据三螺旋理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该在“国家粮食安全”、“粮食生产者效益”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理顺粮食生产与粮食价格、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粮食产区与粮食销区的关系，实现粮食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统一，达到国家宏观粮食政策调控、中观区域经济发展和微观农民种粮食效益的协同。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行为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行为要适度，互让互动，互利互赢，共生共长，共济共荣。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产量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种粮收益的有机统一，争取粮食的社会价值、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基本协调，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的良性循环，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持续稳定。 本文主要从粮食生产供给和政策的视角探讨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分析了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未曾对粮食安全与粮食流通、贮存、市场和消费者等关系进行研究，显得研究不够系统和完整，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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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trategy for National Grain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Model：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E Zongfang
（Research Center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grain security model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and safeguar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grain production， the temporal dynamic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data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grain production situation. The income gap either between farmers or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re becoming bigger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grain yields， the high grain yield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ing cost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the stable grain price mak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 and the government fiscal revenue both lower. These have become the obstacle to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riple helix model for food security and proposes the policy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it is suggested realiz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oal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rmers in the safeguard way， and realizing the behavior moderation， benefit balance， interactive deference and mutu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food security counterparts in the aspects of strategy behavior. By fully developing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initiativ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farmers， a positive cycl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vity， the increase of the grain industry abi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self developing ability will be promoted. The paper explored a way of sustained， st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synchronization to improve food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and coordinates the benefit between the major producing areas and sales areas without the sacrifice of the interests for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Key words grain security； triple helix model；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government； farmer
收稿日期：2012-08-10
作者简介：解宗方，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农业。
基金项目：河南省财政农业科研专项基金项目“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的‘两提’战略研究”（编号：2012-196-56）。
建立三螺旋粮食安全模型，对促进主产区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粮食生产情况，利用统计数据，对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时序动态和空间变化进行分析。随着粮食产量的增长，区域发展和农民收入差距拉大，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粮食生产成本的增加与粮食价格不能同步提高，出现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的“双低”现象，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提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即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目标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行为适度，利益均衡，互让互动，共生共长。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探索一条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
关键词 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主产区；政府；农民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2-0115-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2.019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河南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2000-2010年，河南省粮食产量连续11年居全国第一。2004年以来，河南省粮食产量实现连续8年增产。2006年以来，连续6年超过500亿kg。2011年，河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54.25亿kg，比上年增产10.55亿kg，增幅为1.9%，成为维系全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基地。在河南省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粮食生产发展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有关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根据三螺旋理论研究粮食安全问题也未见报道。因此，结合河南省情和粮食生产实际，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粮食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粮食生产过程中的不协调现象，构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促进主产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顺中央政府、区域（主产区）政府和种粮农民（农户）三者之间关系，探索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同步提高、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和不以牺牲粮食主产区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和谐发展之路，为河南乃至全国的粮食生产发展提供依据。
1 粮食生产问题分析
1.1 粮食生产模式的演化
1.1.1 指令服从线性模式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者之间是一种层级式和服从的关系，是一种线性和单向的关系，是一种指令性的计划模式（见图1）。国家以确保粮食自给和粮食安全为基本国策，忽视粮食生产的商品属性，不惜牺牲粮食生产主产区和种粮食农民的经济利益，种粮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然平抑了市场的波动，使得粮食供求不平衡的现象不太明显和不太经常出现，通过粮食配给制度保障了粮食供需的低水平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生产基本没有补贴，是以剥削和牺牲粮食生产者利益为代价的。由于粮食短缺和计划经济的束缚，粮食作为私人物品，具有的竞争属性、市场属性被人为抑制，致使国家为粮食问题背上了沉重包袱[1]。国家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等政策安排，把粮食看作纯公共物品，全国大办粮食，完全扼制了粮食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花费了大量的“粮食消费补贴”在城镇居民身上，付出了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种粮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粮食产量上不去，粮食供给始终徘徊在低水平状态[2]。
1.1.2 指导互动联结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内涵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粮食生产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已由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服从型转变为指导引导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松散互动型（见图2），三者利益关系出现了矛盾和不一致。除粮食价格仍由中央政府控制以外，农民种粮行为已基本不再受行政力量干预，粮食价格和经济效益成为农民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粮食生产由依靠行政力量转变为依靠经济手段和服从市场经济规律。
1.2 粮食生产问题分析
1.2.1 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不一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基本上是由政府制定的，它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在固定不变的计划价格下，农产品供给目标与农民收入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越多，其售出产品的收入也就越多。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产量和收入、农民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和政府追求增加农产品供给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换言之，对单个农民而言可能是生产越多越有利，对农民整体而言则可能是生产越多，整个市场价格将会降低，农民的平均销售收入越少，当价格降低的幅度大于产量增加的幅度，就会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结果。政府的产量目标和农民的收入目标是否会发生冲突，还要取决于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受恩格尔定律的支配，我国农产品总体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农民增产并非必然意味着增收。由于农业低下的比较利益，农民的生产目标很难与收入目标相吻合，导致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错位，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号召农民发展生产的愿望总是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3]。非常能体现这种矛盾的一个案例， 是中央、地方和农民三方对2008年底至2009年初北方冬麦区特大干旱的不同态度。当2009年2月初连续百天不降水的特大干旱已成定局，中央政府表现出异常的不安。在国务院领导的直接督促下，各有关部委迅速行动起来，层层下派督导组。而大多数农民对抗旱并不积极，其原因是种一亩小麦，好了能赚一两百元钱，想尽办法抗旱浇麦不划算，是受小麦生产经济利益驱动的选择结果 [4]。 1.2.2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不协调
（1）国家长期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政策，造成粮食主产区价值的过分流失，削弱了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由于超经济（主要是政府）力量的作用，粮食主产区商品粮在交换中存在较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国家定购粮食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粮食主产区因粮食低价而利益受损。这些剪刀差价值和差价流入城市工业、粮食消费区或消费者。另外，主产区粮食的调出基本上是以商品原粮的方式调出，粮食加工或转化增值的价值流入粮食调入区。
（2）粮食产销政策中的超经济行为，使粮食主产区不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粮食主产区的商品粮主要由政府支配调拨，价格由政府制定，而且粮食主产区出售商品粮承担着巨额的流通费用。虽然国家制定粮食保护价格，补偿生产成本并有适当利润。但是，有时粮食主产区粮食保护价格却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成本价格，缺乏对生产者经济利益的保护。对于粮食主产区或粮食生产者在商品粮交换过程中的价值流失，虽然国家也采取了一定的补贴方式给予经济补偿，但效果有限。
（3）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关系失衡，粮食主产区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从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博弈关系看，在粮食供大于求时，主销区处于主动地位，主产区处于被动地位。“九五”期间，主销区在粮食不愁买不到的前提下，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粮非农经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农民收入提高幅度很大。而国家一方面支持主销区进行放开粮食市场改革的同时，另一方面又继续对主产区实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结果造成了主产区粮食库存压力和财政压力[5]。
1.2.3 粮食产量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粮食生产格局发生逆转。 在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强力推进，内陆地区为解决温饱的不懈奋斗，并由此引发了我国粮食生产流通格局发生了由“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大逆转[6]。
进入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广东、浙江等省份）自给率迅速下降，过去的粮食调出省份转变为产销平衡区或主销区（见图3，图4）。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已经被“河南熟，天下足”所代替，广东、浙江成了粮食调入大省，湖南、湖北的粮食仅仅局限于满足自己省的需求。商品粮调出省份越来越少，到2009年能够年调出1 000万t以上商品粮的仅有河南、黑龙江、吉林和安徽。粮食主产区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9 123.3千hm2 ，2009年为9 683.6千hm2 ，比1978年增加6.14% ；浙江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3 350千hm2 ，2009年为1 290.09千hm2 ，比1978年减少61.49% ；广东省1978年粮食播种面积为5 825.3千hm2 ，2009年为2 538.5千hm2 ，比1978年减少56.42% 。河南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900万t ，2009年为5 389万t ，比1978年增加183.63% ；浙江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395万t ，2009年为789.15万t ，比1978年减少43.43% ；广东省1978年粮食总产为1 632万t ，2009年为1 314.5万t ，比1978年减少19.46% 。
在粮食生产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不同区域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粮食生产愈多的区域是经济发展缓慢、财政收入不高和农民收入偏低的区域，出现种粮愈多愈吃亏愈受穷的现象。
区域财政收入比较。2005年河南省财政收入为537.65亿元， 浙江省财政收入为1 066.60亿元，财政收入差距为528.95亿元。2010年河南省财政收入为1 381.32亿元， 浙江省为2 608.47亿元， 财政收入差距为1 227.15亿元，财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浙江省财政收入是河南省财政收入的近2倍（见图5）。
区域农民纯收入比较。1980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0.78元， 浙江省为219.18元，收入差距为58.4元，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浙江省的73.36% ；2009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 806.95元， 浙江省为10 007.31元， 收入差距为5 200.36元， 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浙江省的48.03%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见图6）。
1.2.4 粮食生产增长与农民收入不同步
根据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全省排名后30名的县中有25个县属于平原农区粮食主产县。更为尴尬的是，河南贫困人口出现了向粮食主产区集中的趋势。2000年，河南省52个县的贫困人口576.12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69.41%；到2008年年底，贫困人口为334.55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78.9%。8年间52个产量大县（市、区）的贫困人口比例上升了9.49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规划》确定的93个粮食主产区县，有52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48%，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产量的57%，目前还有33个县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重点县数的3/4[6]。粮食产量的增长过程中，农民收入并没有出现与其同步增长，出现粮食生产大县与较低的农民收入和尴尬的贫困现象。
粮食单产提升与物质投入效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一直在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化肥用量最大的国家（见图7）。以河南省为例，198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101.70 kg/hm2 ，粮食单产2 430 kg/hm2 ，每kg化肥生产23.89 kg粮食，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23.89；199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307.50 kg/hm2 ，是1980年化肥施用量的3倍；粮食单产3 540 kg/hm2 ，是1980年粮食单产的1.46倍，每kg化肥生产11.51 kg粮食，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11.51；2000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611.92 kg/hm2 ，粮食单产4 542 kg/hm2 ，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7.42；2008年施用化肥（折纯，下同）835.40 kg/hm2 ，粮食单产5 589 kg/hm2 ，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为1∶6.69；2008年粮食单产是1980年2.3倍，化肥施用量是1980年的8.2倍，化肥与粮食的投入产出比由1∶23.89下降到1∶6.69。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增加了粮食生产成本。一方面造成化肥增产的边际效益逐年下降，种粮食效益不高；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影响资源环境。因此，土地高产出（粮食单产）与资源低效率并存，物质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也付出了资源环境代价。 粮食生产成本与粮食价格的背离。现行粮食价格不完全反映和真实地粮食生产成本。我国历来没有农地成本，更谈不上计入总成本和决定粮价，造成了名义上粮食总成本长期偏低的局面，如果计入土地成本，粮食生产成本是比较高的。我国现行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是在不计算土地成本的前提下给予农民略有微利的粮价，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推行的保护价，有时甚至还低于市场价。现行粮价过低还反映在与国际粮价的巨大差异上，2008年国际粮价几乎是国内粮价的3-4倍。如果加上生产资料的涨价因素，则粮食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甚至粮食直接补贴额还抵不上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4]。
农业生产成本增幅远超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急剧挤压农业生产获益空间。 以化肥和玉米为例，2007-2008 年，辽宁省北票市尿素、嘉吉二铵、三元复合肥的涨幅都在 35%以上，而玉米价格仅提高了 1.4%。 在成本快速上涨的挤压下，2008 年安徽省南陵县早稻平均净收益比上年减少 33.7%， 辽宁省朝阳市玉米平均净收益减少28.6%。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不仅严重侵蚀着减免农业税、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种粮收益下降挫伤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不少农户削减农资、人工和农业技术投入，许多地方种植业复种指数下降、精耕细作减少、“冬闲田”、“抛荒田”增加[7]。
2011年，虽然河南粮食丰收、粮价走高，但由于农资、用工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种粮收益增幅低于成本增幅近一成。据对全省40个县（市、区）600个农户粮食生产成本及收益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被调查农户全年种植夏秋粮生产成本平均为14 370.0元/hm2，比上年增加1 954.5元/hm2，增幅为15.7%；平均净收益为9 291.0元/hm2，比上年增加472.5元/hm2，增幅为5.4%；如果加上种粮实际得到的补贴后，平均总收益为10 513.5元/hm2，比上年增6.5%，低于成本增幅9.2个百分点。其中，夏粮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减少；秋粮成本收益均增，但收益增幅赶不上成本增幅。从粮食生产成本和收益情况来看，粮食生产正逐步步入高成本时代，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的问题日益显现[8]。
基于国际粮食供给偏紧形势和我国又是人口大国的国情，在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粮食生产和供需平衡的基本方略。面对我国人多地少和资源匮乏的现实，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或可能减少的情况下，必须靠提高粮食单产来实现粮食总产的增长。粮食主产区在提高粮食总产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主产区政府和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不高，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利益不一致、合力不强，致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不牢和动力不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粮食供需处于一种供给偏紧的平衡态，粮食安全保障“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2 粮食安全三螺旋模型和政策建议
三螺旋模型理论。三螺旋是由美国的亨利·埃茨科瓦茨和荷兰的勒特·雷德斯道夫首次提出的关于创新模式的概念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学、产业、政府都可以成为创新的来源，三者之间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大学产业政府这三个机构都表现出另两者的一些能力，同时又保留着自己原有的作用和独特的身份。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来代替大学、产业、政府来分析三螺旋关系，虽然内容不完全一样，但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耦合的关系是相似的，故用三螺旋来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农户三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可行的。周金胜等用三螺旋理论对政府、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9]。
在三螺旋模型中，每个螺旋之所以能够自运动以及产生交互作用，其蕴含的理论前提是每条螺旋体都是能够独立做出决定的理性组织。一是每个组织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点。不同的螺旋体追求的利益不同，如中央政府追求粮食生产数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国家和全社会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农民农户追求种粮收益最大化等。对于利益的原始渴望，使螺旋体产生需求，从而具有旋转的可能。二是理性组织具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和主体意愿。每个螺旋都具有追求实现自己的社会功能，符合自身利益，尽量与社会期望靠拢的特点。三螺旋模型要求每个螺旋体能够独立做出决定。保障粮食安全参与主体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为主要利益相关者，三条螺旋要保持相对独立，某一利益相关者自身过于弱势的深度融合不仅会导致自身的瓦解，还将破坏三螺旋的耦合协同结构[10]。
面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新形势，三螺旋模型是粮食安全保障的理想模型（见图8）。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的三大利益者，三者在粮食生产和发展过程中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和粮食产量增长是三者努力实现的共同点，粮食生产是基础，粮食生产效益是动力，粮食政策是保障，三种力量和利益交叉影响又相互依存，共同促进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的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三者目标的耦合互动，形成三者各得其所、协同合作、行为适度、利益均衡、履行职责、共生互赢的发展格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单向服从变为双向互动，由过去的层级关系变为平等伙伴关系；由三者目标不一致变为相对一致、相对平等和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耦合、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不断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改变“产粮大省，工业小省，财政穷省，发展缓慢”的局面。
2.1 行为适度，利益均衡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系统的各个主体行为只有保持适度和利益均衡，才能整体有效和谐、相辅相成、共生共长。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是互动互联的关系，有共同目标又都具有自身的利益。中央政府的目标是确保粮食产量增长、粮食供给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社会经济稳定，重视粮食的社会价值，是一种“社会人”，是粮食生产和政策的主导者、调控者；产区政府重视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上对国家负责，下对农民服务，是一种“经营人”，是区域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的组织者和经营者；农民农户是粮食生产的“经济人”，重视粮食的经济价值，关心种粮收益，是粮食生产者。三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国家和中央政府追求的是粮食的社会功能，地方政府需要的是粮食的发展价值，而农民农户追求的是粮食部分自用的使用价值和用于出售和交换的粮食的商品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中央政府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和粮食生产者与政府利益都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也是合情和理性的。但是，要想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又必须树立双赢乃至多赢的意识，使参与博弈的各方认识到：都根据各自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集体遭殃。单纯地追求一方利益最大化时，往往导致的不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有在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每一方的参与者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11]。借用博弈论分析粮食安全中的中央、地方和农民的三者关系，如果各自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结果是整体利益受损，国家粮食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各自利益也不能实现最大化。由此可见，人们应塑造博弈的新理念——由单向的零和博弈转变为互动的变和博弈，追求均衡合作、双方共赢的新范式。“谢林定理”认为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主动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以便实现双方的合作。在博弈过程中，如果博弈的一方表现过于强势，其实并不是优势策略，有时往往让步是达成“均衡”的优势策略。托马斯·谢林还认为：博弈过程中参与人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博弈合作环境，从而实现长期合作；并且短期让步可以赢得长期利益，“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为了达到双方的共同目的——双赢，有时一方或双方需做必要的退让[12]。 因此，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各自的行为要适度，三者利益要均衡，才能实现互利共赢。粮食生产和粮食产量增长不仅是农民的事情，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产业和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从事粮食生产农民数量不断减少，其准公共物品性质的特征就越突出，这就要求政府充分重视粮食的准公共物品特征，突出其主导者和供给者的职能， 同时，应将农民视为合作者和优先保障者，加强政府的政策倾斜力度、调控力度和投入力度，给农民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巩固粮食安全保障基础[13]。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前提下，要考虑主产区经济发展和粮农增收问题，不能为了粮食安全的单一目标，而牺牲粮食主产区发展和农民发展，通过加强对主产区的政策支持，实现粮食安全、区域发展和农民发展的适度均衡。对主产区政府而言，其三者的利益均衡也同样适用。对于种粮农民而言，不能一味追求种粮的经济效益，而是种粮的适度效益和长期效益，也是对粮食安全的支持和贡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之间通过变和博弈、利益均衡、合作互动、互让互利，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
2.2 履行职责，共同发展
2.2.1 发挥中央政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性，强化对主产区的“输血”功能，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中央政府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者，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性全局视野、战略调控能力和强大的公共资源。宏观层次的政策支持能够提供必要的制度资源和经济资源，也是中央政府职责和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力量和中央政府权威是无可替代的。因此，中央政府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导者和主导力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和物质投入。加强耕地资源保护和改善，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建设物质投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奠定坚实的基础。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扶持力度。 依据粮食生产状况，加大粮食价格支持与保护力度。根据粮食生产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化，适时适度择机进行粮食价格调整，一方面防止“谷贱伤农”，另一方面要预防“粮贵通胀”。构建粮食产销区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主产区和主销区协调发展。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粮食主产区的事情，更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同时也是主销区的事情。建立产销区的利益协调机制，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共同承担由粮食供求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和获得与所承担风险的相应收益。
2.2.2 发挥地方政府粮食生产主动性，强化“活血”功能，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能力
地方政府是粮食生产的组织者。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的核心地区，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地方政府是粮食生产组织者、经营者，粮食生产和市场信息传播者，生产技术普及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服务者。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动性，把单一农户办不好、办不到的事情办好。对上把国家和中央粮食生产政策贯彻执行好，把国家粮食优惠政策争取好；对下为种粮食农民服务好，把区域资源整合好，把粮食产业经营好，提高粮食产业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粮食安全的“活血功能”。
加强粮食产业发展能力建设。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粮食转化加工，提高粮食加工增效益，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加强科技服务、农民培训、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满足主产区粮食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推广化肥深施、配方施肥、精量半精量播种、旱作节水、重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挖掘中低田的生产潜力，推广与中低产田配套的作物品种、施肥栽培技术。加强粮食资金整合，发挥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粮食生产资料监督管理。防止价格上涨而提高粮食生产成本，影响粮食生产收益。
2.2.3 发挥农民农户粮食生产主体性，强化“造血”功能，提高农民自生发展能力
培育合作组织，保障农民权益。农民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微观基础和粮食生产主体，提高农民种粮收入的关键是农民在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增强自生能力，即收入增长的“造血”功能要远远重要于政府外部的“输血”功能。在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在生产领域鼓励农民发展“农有、农治、农享”的自发性合作组织[14]。
加强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加大高产优质高效粮食生产栽培技术的培训力度，为农民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种田水平，增强农民对粮食增产技术的应用能力。通过科技的普及，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15]。
3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的三个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产区政府和农民农户三者利益关系出现矛盾，政府的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的不一致。在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四低”状况，即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低、农民收入低、种粮效益低和物质投入产出低。出现了“四不”现象，即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民微观目标不一致，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不协调，粮食产量提高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粮食生产发展与农民种粮效益不同步。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与非主产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粮食产量增长的同时，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粮食物质投入出现边际效益递减。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是以主产区经济发展缓慢、种粮食农民效益低下和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粮食安全保障“短期无虑，长期有忧”。
三螺旋耦合协同模式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理想模型。根据三螺旋理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该在“国家粮食安全”、“粮食生产者效益”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理顺粮食生产与粮食价格、粮食增产与粮农增收、粮食产区与粮食销区的关系，实现粮食的价值、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统一，达到国家宏观粮食政策调控、中观区域经济发展和微观农民种粮食效益的协同。在保障途径上，要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行为的协调耦合；在策略行为上粮食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行为要适度，互让互动，互利互赢，共生共长，共济共荣。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主导性、地方政府主动性和农民农户主体性，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粮食产量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种粮收益的有机统一，争取粮食的社会价值、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基本协调，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产业能力提速和农民发展能力的良性循环，保障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持续稳定。 本文主要从粮食生产供给和政策的视角探讨了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分析了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农户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未曾对粮食安全与粮食流通、贮存、市场和消费者等关系进行研究，显得研究不够系统和完整，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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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Strategy for National Grain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Model：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E Zongfang
（Research Center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He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Establishing grain security model based on the triple helix theory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and safeguar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e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grain production， the temporal dynamics and spatial variations， were analyzed with statistical data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grain production situation. The income gap either between farmers or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re becoming bigger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grain yields， the high grain yield and the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coexis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reasing cost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the stable grain price mak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 and the government fiscal revenue both lower. These have become the obstacle to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riple helix model for food security and proposes the policy for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it is suggested realizing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goal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farmers in the safeguard way， and realizing the behavior moderation， benefit balance， interactive deference and mutu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food security counterparts in the aspects of strategy behavior. By fully developing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initiativ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farmers， a positive cycle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prehensive grain productivity， the increase of the grain industry abi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self developing ability will be promoted. The paper explored a way of sustained， st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synchronization to improve food production and farmers’ income， and coordinates the benefit between the major producing areas and sales areas without the sacrifice of the interests for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Key words grain security； triple helix model；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government； farmer
收稿日期：2012-08-10
作者简介：解宗方，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农业。
基金项目：河南省财政农业科研专项基金项目“河南省粮食核心区建设的‘两提’战略研究”（编号：2012-19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