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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赃款中按比例获得奖金，这项鼓励举报的新规已在全国实施
公民举报官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可获重金奖励，—般按照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10％以内发放奖金，数额高达20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新闻发言人常智余说出的这条鼓励举报的政策，引来高度注意。
湖南省检察院新闻处副处长苗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做法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的一项规定，“不是我们湖南首创，只是我们被媒体先报道出来了”。
本刊记者联系高检院新闻处，一位处长表示，此项新规为《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4月23日向全社会发布，目前已在全国实施，“这是13年来此项法规的首次修改”。
高检院低调发布《规定》的姿态背后，事实上蕴含着中国举报制度的重大变化。
由精神奖励到物质奖励
关于举报奖励，《规定》在第七章第58条正式表述如下：
“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追回赃款的，应当在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10％以内发给奖金。每案奖金数额一般不超过10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10万元以上给予奖励，数额不超过20万元。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
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但没有追回赃款的案件，可以酌情给予举报人5000元以下的奖励。对举报渎职侵权案件有功的举报人员，参照上述规定给予奖励。”
检索1996年版的《规定》，关于举报奖励的内容明显务虚，其相应的表述是：“对举报有功人员和单位给予精神及物质奖励”，“有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两条内容均未涉及具体金额。
《规定》的前身是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其中对于举报奖励的表述则更为简单：“对举报人可酌情给予奖励。有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具体奖励办法和经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黼同有关单位具体制定。”
20余年间，变化的脉络清晰可见。“过去对群众举报不愿受理，嫌烦，现在主动给予物质奖励；过去重视精神奖励，现在开始重视物质奖励，并且数额越来越大。”中央党校反腐学者林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体现了相关部门反腐的积极性在提高”。
不光是高检院。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在今年4月联合印发《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提出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注意发挥网络举报作用。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查出并已收缴入库的“小金库”资金、税款和罚款的金额，给予3％至5％的奖励，奖金最高额为10万元，由同级财政负担。
20万一点都不多
林喆认为这一做法很有“智慧”，“实践下来也比较有效”。
高检院的统计显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80％来自群众举报。而举报具有高风险，举报者受打击报复的事例层出不穷。
1996年，身为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的吕净一，因反对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两项决策，被以“贪污公款3000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释后，吕开始举报李的腐败问题。李长河雇凶闯入吕家，吕净一被刺八刀，其妻当场死亡。
“不要以为老百姓举报只是动动腿，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倾家荡产。”林喆说，她收到的举报材料以数麻袋计，根据她的判断，举报人一般并不是为了钱，他们基本上是利益受损者，“我把这种奖励看作是补偿，有的被骗几百万，有的上访一二十年，20万听起来不得了，其实一点都不多。”
中纪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经提出应以赃款的10％～50％来奖励举报者，“奖励还可以更高”。
事实上，这也是国外通行的惯例。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增科对国外的反腐有过深入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若有官员贪污腐败，如果政府部门没有起诉，私人也可以作为第三方起诉。如果胜诉，赃款可以由私人和政府共分，按比例分成。”而在举报环节，美国法律规定，举报人甚至可得到赃款或罚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何增科认为，有奖举报在中国也早有先例，此次高检院新修订的《规定》，其新意在于查实之后按一定比例分成，“这跟一般的奖励就不是一回事了，更具有吸引力。”
“另—个层面，这也可以促成举报的有效性。举报者若希望得到奖励，一方面要实名，同时还必须有根有据。”何增科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林喆说，贪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生活在群众中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莫名其妙地突然很有钱，戴名表，开名车，大家都看在眼里。”
呼吁《举报法》
网络上也有人指出，物质奖励的节节攀升固然对举报者是一种鼓励，但是根本还在于对举报人切实有力的保护。
“对于举报人来说，能让他们举报有门，后顾无忧，比任何奖励都迫切而且重要。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生命受到威胁，给100万、1000万，也没人敢要。”一篇署名“万全”的评论文章写道。
网友的跟帖则更为尖锐、简洁：“很简单的问题，你要钱还是要命。”如果总是在被打击报复之后，才得到奖励和补偿，最多算是“迟来的爱”。
新修订的《规定》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其第51条规定：举报线索由专人录入专用计算机，加密码严格管理，未经授权或者批准，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查看，举报材料不得随意摆放，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举报线索处理场所；向检察长报送举报线索时，应当用机要袋密封，并填写机要编号，由检察长亲自拆封；严禁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举报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单位，调查核实情况时，严禁出示举报线索原件或者复印件；对匿名举报线索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严禁进行笔迹鉴定。
不过，专家指出，这些仍然不够。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有保障举报人安全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三个机关的具体职责和义务，这便容易出现举报人申请保护的时候，三个机关相互推诿的现象。
而在程序上，对于一个作出举报行为而又面临打击报复的举报人来说，如何申请保护，如何确定保护，保护的方式有哪些，保护的范围和期限如何，这种种情况也同样不明确。
需要考虑的细节还有很多。举报人身份暴露后怎么办?美国被称为“马歇尔项目”的证人保护制度，甚至考虑到为证人设计一个新的身份，便于证人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对于这个证人保护计划，—位美国法官曾评价说：“没有它，很多证人在审判结束后就会永远消失。”
总而言之，专家们认为，需要一部系统性的保护举报人的法律，统筹全局，构筑一张结实的保护网。只有如此，才能够改变“举报者没有好下场”的心态，物质奖励才能真正发挥效用，社会之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早在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举报法》。公众期待这部法律尽快出炉。
公民举报官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可获重金奖励，—般按照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10％以内发放奖金，数额高达20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湖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新闻发言人常智余说出的这条鼓励举报的政策，引来高度注意。
湖南省检察院新闻处副处长苗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一做法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的一项规定，“不是我们湖南首创，只是我们被媒体先报道出来了”。
本刊记者联系高检院新闻处，一位处长表示，此项新规为《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4月23日向全社会发布，目前已在全国实施，“这是13年来此项法规的首次修改”。
高检院低调发布《规定》的姿态背后，事实上蕴含着中国举报制度的重大变化。
由精神奖励到物质奖励
关于举报奖励，《规定》在第七章第58条正式表述如下：
“人民检察院根据举报追回赃款的，应当在举报所涉事实追缴赃款的10％以内发给奖金。每案奖金数额一般不超过10万元。举报人有重大贡献的，经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10万元以上给予奖励，数额不超过20万元。有特别重大贡献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
经查证属实、构成犯罪但没有追回赃款的案件，可以酌情给予举报人5000元以下的奖励。对举报渎职侵权案件有功的举报人员，参照上述规定给予奖励。”
检索1996年版的《规定》，关于举报奖励的内容明显务虚，其相应的表述是：“对举报有功人员和单位给予精神及物质奖励”，“有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两条内容均未涉及具体金额。
《规定》的前身是198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其中对于举报奖励的表述则更为简单：“对举报人可酌情给予奖励。有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具体奖励办法和经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黼同有关单位具体制定。”
20余年间，变化的脉络清晰可见。“过去对群众举报不愿受理，嫌烦，现在主动给予物质奖励；过去重视精神奖励，现在开始重视物质奖励，并且数额越来越大。”中央党校反腐学者林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体现了相关部门反腐的积极性在提高”。
不光是高检院。中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在今年4月联合印发《关于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办法》，提出各级“小金库”治理日常工作机构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举报信箱，注意发挥网络举报作用。对举报有功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查出并已收缴入库的“小金库”资金、税款和罚款的金额，给予3％至5％的奖励，奖金最高额为10万元，由同级财政负担。
20万一点都不多
林喆认为这一做法很有“智慧”，“实践下来也比较有效”。
高检院的统计显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80％来自群众举报。而举报具有高风险，举报者受打击报复的事例层出不穷。
1996年，身为河南省舞钢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镇长的吕净一，因反对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的两项决策，被以“贪污公款3000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释后，吕开始举报李的腐败问题。李长河雇凶闯入吕家，吕净一被刺八刀，其妻当场死亡。
“不要以为老百姓举报只是动动腿，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倾家荡产。”林喆说，她收到的举报材料以数麻袋计，根据她的判断，举报人一般并不是为了钱，他们基本上是利益受损者，“我把这种奖励看作是补偿，有的被骗几百万，有的上访一二十年，20万听起来不得了，其实一点都不多。”
中纪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他曾经提出应以赃款的10％～50％来奖励举报者，“奖励还可以更高”。
事实上，这也是国外通行的惯例。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增科对国外的反腐有过深入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若有官员贪污腐败，如果政府部门没有起诉，私人也可以作为第三方起诉。如果胜诉，赃款可以由私人和政府共分，按比例分成。”而在举报环节，美国法律规定，举报人甚至可得到赃款或罚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何增科认为，有奖举报在中国也早有先例，此次高检院新修订的《规定》，其新意在于查实之后按一定比例分成，“这跟一般的奖励就不是一回事了，更具有吸引力。”
“另—个层面，这也可以促成举报的有效性。举报者若希望得到奖励，一方面要实名，同时还必须有根有据。”何增科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林喆说，贪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生活在群众中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莫名其妙地突然很有钱，戴名表，开名车，大家都看在眼里。”
呼吁《举报法》
网络上也有人指出，物质奖励的节节攀升固然对举报者是一种鼓励，但是根本还在于对举报人切实有力的保护。
“对于举报人来说，能让他们举报有门，后顾无忧，比任何奖励都迫切而且重要。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生命受到威胁，给100万、1000万，也没人敢要。”一篇署名“万全”的评论文章写道。
网友的跟帖则更为尖锐、简洁：“很简单的问题，你要钱还是要命。”如果总是在被打击报复之后，才得到奖励和补偿，最多算是“迟来的爱”。
新修订的《规定》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其第51条规定：举报线索由专人录入专用计算机，加密码严格管理，未经授权或者批准，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查看，举报材料不得随意摆放，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举报线索处理场所；向检察长报送举报线索时，应当用机要袋密封，并填写机要编号，由检察长亲自拆封；严禁泄露举报内容以及举报人姓名、住址、电话等个人信息，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人或者被举报单位，调查核实情况时，严禁出示举报线索原件或者复印件；对匿名举报线索除侦查工作需要外，严禁进行笔迹鉴定。
不过，专家指出，这些仍然不够。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虽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有保障举报人安全的义务，但并没有明确三个机关的具体职责和义务，这便容易出现举报人申请保护的时候，三个机关相互推诿的现象。
而在程序上，对于一个作出举报行为而又面临打击报复的举报人来说，如何申请保护，如何确定保护，保护的方式有哪些，保护的范围和期限如何，这种种情况也同样不明确。
需要考虑的细节还有很多。举报人身份暴露后怎么办?美国被称为“马歇尔项目”的证人保护制度，甚至考虑到为证人设计一个新的身份，便于证人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对于这个证人保护计划，—位美国法官曾评价说：“没有它，很多证人在审判结束后就会永远消失。”
总而言之，专家们认为，需要一部系统性的保护举报人的法律，统筹全局，构筑一张结实的保护网。只有如此，才能够改变“举报者没有好下场”的心态，物质奖励才能真正发挥效用，社会之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早在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举报法》。公众期待这部法律尽快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