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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提出李约瑟之谜的定义，即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并阐述了相关学者研究的结果，最后分析认为“李约瑟之谜”现象的存在是因为中国发展的初始资源禀赋结构。我国自古农业资源丰富，形成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产业，地主阶级经济实力强大，形成了代表他们阶级利益诉求的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而科举制形成的激励结构抑制现代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科举制度;初始资源禀赋
一，李约瑟之谜的提出及其含义
李约瑟是著名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在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为什么在公元1世纪到15世纪，中国文明中的发明创造要比西方高明的多？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可以统一归纳表述为两个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二，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李约瑟之谜”引起中外学者关注，并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1.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是Jared Diamond（1999），他认为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近海岛屿众多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中国的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完整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缺乏竞争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1]。
2，文化决定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充满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革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冯友兰认为：中国没有科学因为中国所定的价值标准不要求有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没有科学求证的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所要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强调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对现代科学的影响[3]。牟宗三认为由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使得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而金春峰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的墨家思想包含了逻辑思想，并对汉代思想的形成仍然有影响[4]。这与牟宗三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汉朝独尊儒术的政策实施之后，墨家思想也被排除主流思想之外，其包含的逻辑思想就处于文化的边缘处境了。
三，对于“李约瑟之谜”的思考
任何研究都要有一个起点，起点在哪里？就在于科学技术创新方式本身。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因此问题就转化为为何以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为特征的技术创新方式没有在中国发生？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不知道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创新，并能由此带来利益。二是知道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并没有这种动机或者说激励去做。这两个原因很可能是互相作用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为特征的技术创新方式周期长，并且结果又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不知道能因此带来利益，故而难以这种创新方式的初期产生激励。并且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且后者可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科举制度在唐朝产生，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5]。
并且在科举制度的激励下，整个古代社会都弥漫着与之前相比更为浓重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氛围，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下，士被排在了第一位，而商被排在末尾。可见社会文化风气之一斑。并且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并不一致，使得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而儒家传统经典正是被科举制度所设置的考试科目的。也就是在这个角度下，上述的文化决定论才发挥着作用。
分析到此，林毅夫的“科举制激励”论似乎占上风，但他对西方为何没有科举制度，中国又为何会产生科举制度没有给出解释。可以发现，科举制度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唐朝实施科举制度有两个主要原因：①是把全国人才挑选出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②将人才大部分网罗到自己麾下，从而使得反对势力因缺少人才而难以与自己抗衡。而中国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来自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一经济基础的支撑，并且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又与中国的地理自然资源禀赋相关[6]。
社会经济发展是需要要素投入的，比如自然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科技创新投入，资本投入等等。因此本文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体受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的强约束。为了追求经济最大化，或者说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优先利用资源丰富的要素、规避相对缺乏的要素，从而形成不同发展类型的经济模式。中国幅员广阔，古代中原地区农业资源丰富，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因此形成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产业[7]。在这一背景下地主阶级经济实力强大，并以此作为支撑，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形成一系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其中就包括“科举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早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相对缺乏的要素会慢慢改变，随着经济成果积累的增加而增加，比如资本积累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可以利用的经济要素类型也会变得多元化、全面化。近代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遭遇“千古未有之变局”，与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也认识到依靠技术创新要素发展的模式可能性与必要性。开始由依靠原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展方式转向依靠资本密集乃至科技创新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文贯中.中国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J].经济学：季刊，2005（1）：519～538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
[3]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99
[4]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07，7
[6]王冬，孔庆峰.资源禀赋、制度变迁与中国科技兴衰——李约瑟之谜的科技加速进步假说[J].科学学研究，2013（3）
[7]徐益言，李毅.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重解“李约瑟之谜”——一个专业化分工的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2013（02）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科举制度;初始资源禀赋
一，李约瑟之谜的提出及其含义
李约瑟是著名科技史学家、生物化学家。在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为什么在公元1世纪到15世纪，中国文明中的发明创造要比西方高明的多？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可以统一归纳表述为两个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二，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李约瑟之谜”引起中外学者关注，并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
1.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是Jared Diamond（1999），他认为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近海岛屿众多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中国的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完整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缺乏竞争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1]。
2，文化决定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充满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革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冯友兰认为：中国没有科学因为中国所定的价值标准不要求有任何科学……中国的哲学没有科学求证的任何要求，因为他们所要了解的只是他们自己，强调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对现代科学的影响[3]。牟宗三认为由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使得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而金春峰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的墨家思想包含了逻辑思想，并对汉代思想的形成仍然有影响[4]。这与牟宗三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汉朝独尊儒术的政策实施之后，墨家思想也被排除主流思想之外，其包含的逻辑思想就处于文化的边缘处境了。
三，对于“李约瑟之谜”的思考
任何研究都要有一个起点，起点在哪里？就在于科学技术创新方式本身。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 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因此问题就转化为为何以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为特征的技术创新方式没有在中国发生？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不知道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科学技术创新，并能由此带来利益。二是知道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并没有这种动机或者说激励去做。这两个原因很可能是互相作用的。
林毅夫认为由于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为特征的技术创新方式周期长，并且结果又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不知道能因此带来利益，故而难以这种创新方式的初期产生激励。并且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且后者可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科举制度在唐朝产生，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等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5]。
并且在科举制度的激励下，整个古代社会都弥漫着与之前相比更为浓重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氛围，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下，士被排在了第一位，而商被排在末尾。可见社会文化风气之一斑。并且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并不一致，使得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而儒家传统经典正是被科举制度所设置的考试科目的。也就是在这个角度下，上述的文化决定论才发挥着作用。
分析到此，林毅夫的“科举制激励”论似乎占上风，但他对西方为何没有科举制度，中国又为何会产生科举制度没有给出解释。可以发现，科举制度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唐朝实施科举制度有两个主要原因：①是把全国人才挑选出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②将人才大部分网罗到自己麾下，从而使得反对势力因缺少人才而难以与自己抗衡。而中国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来自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一经济基础的支撑，并且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又与中国的地理自然资源禀赋相关[6]。
社会经济发展是需要要素投入的，比如自然资源投入，劳动力投入，科技创新投入，资本投入等等。因此本文认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体受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的强约束。为了追求经济最大化，或者说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优先利用资源丰富的要素、规避相对缺乏的要素，从而形成不同发展类型的经济模式。中国幅员广阔，古代中原地区农业资源丰富，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因此形成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产业[7]。在这一背景下地主阶级经济实力强大，并以此作为支撑，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形成一系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制度，其中就包括“科举制”。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早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相对缺乏的要素会慢慢改变，随着经济成果积累的增加而增加，比如资本积累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可以利用的经济要素类型也会变得多元化、全面化。近代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遭遇“千古未有之变局”，与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也认识到依靠技术创新要素发展的模式可能性与必要性。开始由依靠原有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发展方式转向依靠资本密集乃至科技创新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文贯中.中国疆域变化与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J].经济学：季刊，2005（1）：519～538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
[3]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99
[4]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2007，7
[6]王冬，孔庆峰.资源禀赋、制度变迁与中国科技兴衰——李约瑟之谜的科技加速进步假说[J].科学学研究，2013（3）
[7]徐益言，李毅.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重解“李约瑟之谜”——一个专业化分工的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