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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同志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而笔者恰恰正是在那段时间，担任了两年半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中，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止双方领导层的互访。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取消或推迟原定的对华访问。霎时间，乌云翻滚，颇有“黒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
1989年7月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密使斯考罗夫特之前，对陪见的李鹏总理和钱外长说：“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笔者有幸在场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小平同志的话虽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从容镇定，令人肃然起敬，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染和教育。
1990年5月杨尚昆主席出访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五国。墨西哥三任总统曾先后访华，巴西和阿根廷也各有两任总统相继访问过我国，乌拉圭总统于1988年两国建交后当年即率团访华，智利则是与我建交最早的南美国家。杨主席访问拉美自然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此访的意义非同一般。此访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踏上拉美土地，也是继1989年12月杨主席出访中东四国（埃及、科威特、阿联酋和阿曼）以后我打破西方制裁的又一重要之举。而且这一次飞得更远，飞到了被称之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
出访第一站是墨西哥。虽然此访选用了波音747型专机，但是要跨越浩瀚的太平洋，航程超过了波音747的安全续航能力。因此，在太平洋上选择一个经停地点是必需的，地处太平洋中心位置的檀香山，无疑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为此，外交部首先通过我驻美国使馆向美方提出专机飞行申请。美方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明确否定，采取拖而不复的态度。考虑到日本在对华制裁的问题上扮演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我奉命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口头探询日方对杨主席专机拟经停日本东京的态度。显然这给日方出了一道难题，公使允报国内。日方的效率倒是很高，很快就给了答复：同意专机在东京机场作技术性停留，但请杨主席不下飞机。我向主管部领导作了汇报，他让我找民航总局拟定新的飞行方案。
民航总局与当时的外交部相距不远，我徒步走到民航大楼，与执行此次专机任务的领队、“国航”副总裁徐柏林和民航总调度室的同志一道研究新的飞行计划。他们在世界飞行航图上比比画画，提出专机改飞西线，在欧洲选择一个经停地，然后飞越欧洲、横跨大西洋，到达墨西哥的坎昆，而后再飞到墨西哥城。他们提出了几个供选择的方案。我表示，究竟选择欧洲哪个经停地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因为在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制裁的情况下，经停地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经反复研究考虑，初步选定芬兰的赫尔辛基为经停地。芬兰对外标榜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不介入大国间的纠纷”，应当说把赫尔辛基作为经停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时离杨主席启程不足10天时间，不允许再有任何闪失。下班回家躺在床上，辗转不眠，我想既然经停赫尔辛基可行，为何不选择与赫市隔海相望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呢？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选择列宁格勒政治上不仅没问题，而且其政治含义更为深远。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民航总调度室，他们表示技术上可行。经请示部领导，并报告杨主席办公室，征得杨主席同意后，赴拉美的航线就这样定了下来。果然，苏联方面很快就对我专机飞行申请答复同意。
5月13日下午1时，当专机降落列宁格勒机场后杨主席歩下舷梯时，受到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的热烈欢迎。杨主席在列宁格勒停留过夜。抵达当日下午，苏方安排杨主席向“列宁格勒英雄保卫者纪念碑”献了花篮并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一次技术性停留差不多变成对列宁格勒的一次顺访。我在想，这是美国人把一次尽地主之谊的机会送给了苏联人。
次日上午，专机从列宁格勒机场腾空而起，12个半小时后，透过舷窗，美丽的坎昆已经在望。杨主席的拉美五国之行从这里开始。5月30日杨主席圆满结束对五国的访问，专机飞越浩瀚的太平洋，经停智利的复活节岛和斐济的楠迪，于6月2日到达上海。下飞机前，杨主席十分高兴，对机组和我风趣地说，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我们比孙悟空的本事还要大，绕了地球一大圈。
这次成功的访问说明了一个道理，地球是圆的，东线不行走西线，中国的朋友遍天下，谁也挡不住中国外交的前进步伐。一年半以后，美国国务卿贝克继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相继访华之后，也踏上访华之旅。美国人也清楚，孤立中国未必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至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持续两年多的制裁终于被打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就是“不怕鬼、不信邪”，中国长城坚不可摧。
最后，我应当感谢美国人给了中国礼宾人一次锻炼机会，在特殊条件下中国礼宾作为中国外交的组成部分同样经受住了考验。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京召开，获得巨大成功。这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在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事。礼宾司许多同事参与其中。我当时在亚运会组委会联络部担任顾问，白天在部里上班，常常夜以继日，晚上到联络部开会。用一句中国俗话说，“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年礼宾司参与接待的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外宾逾90起，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外交部礼宾司党支部也因之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模范党支部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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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密使斯考罗夫特之前，对陪见的李鹏总理和钱外长说：“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中国的形象就是不怕鬼，不信邪”。笔者有幸在场聆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小平同志的话虽不多，但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面对错综复杂局面的从容镇定，令人肃然起敬，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染和教育。
1990年5月杨尚昆主席出访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五国。墨西哥三任总统曾先后访华，巴西和阿根廷也各有两任总统相继访问过我国，乌拉圭总统于1988年两国建交后当年即率团访华，智利则是与我建交最早的南美国家。杨主席访问拉美自然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此访的意义非同一般。此访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踏上拉美土地，也是继1989年12月杨主席出访中东四国（埃及、科威特、阿联酋和阿曼）以后我打破西方制裁的又一重要之举。而且这一次飞得更远，飞到了被称之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
出访第一站是墨西哥。虽然此访选用了波音747型专机，但是要跨越浩瀚的太平洋，航程超过了波音747的安全续航能力。因此，在太平洋上选择一个经停地点是必需的，地处太平洋中心位置的檀香山，无疑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为此，外交部首先通过我驻美国使馆向美方提出专机飞行申请。美方既不表示同意，也不明确否定，采取拖而不复的态度。考虑到日本在对华制裁的问题上扮演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我奉命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口头探询日方对杨主席专机拟经停日本东京的态度。显然这给日方出了一道难题，公使允报国内。日方的效率倒是很高，很快就给了答复：同意专机在东京机场作技术性停留，但请杨主席不下飞机。我向主管部领导作了汇报，他让我找民航总局拟定新的飞行方案。
民航总局与当时的外交部相距不远，我徒步走到民航大楼，与执行此次专机任务的领队、“国航”副总裁徐柏林和民航总调度室的同志一道研究新的飞行计划。他们在世界飞行航图上比比画画，提出专机改飞西线，在欧洲选择一个经停地，然后飞越欧洲、横跨大西洋，到达墨西哥的坎昆，而后再飞到墨西哥城。他们提出了几个供选择的方案。我表示，究竟选择欧洲哪个经停地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因为在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制裁的情况下，经停地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经反复研究考虑，初步选定芬兰的赫尔辛基为经停地。芬兰对外标榜奉行“积极的中立政策”、“不介入大国间的纠纷”，应当说把赫尔辛基作为经停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时离杨主席启程不足10天时间，不允许再有任何闪失。下班回家躺在床上，辗转不眠，我想既然经停赫尔辛基可行，为何不选择与赫市隔海相望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呢？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选择列宁格勒政治上不仅没问题，而且其政治含义更为深远。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打电话给民航总调度室，他们表示技术上可行。经请示部领导，并报告杨主席办公室，征得杨主席同意后，赴拉美的航线就这样定了下来。果然，苏联方面很快就对我专机飞行申请答复同意。
5月13日下午1时，当专机降落列宁格勒机场后杨主席歩下舷梯时，受到专程从莫斯科赶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和列宁格勒市市长的热烈欢迎。杨主席在列宁格勒停留过夜。抵达当日下午，苏方安排杨主席向“列宁格勒英雄保卫者纪念碑”献了花篮并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一次技术性停留差不多变成对列宁格勒的一次顺访。我在想，这是美国人把一次尽地主之谊的机会送给了苏联人。
次日上午，专机从列宁格勒机场腾空而起，12个半小时后，透过舷窗，美丽的坎昆已经在望。杨主席的拉美五国之行从这里开始。5月30日杨主席圆满结束对五国的访问，专机飞越浩瀚的太平洋，经停智利的复活节岛和斐济的楠迪，于6月2日到达上海。下飞机前，杨主席十分高兴，对机组和我风趣地说，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我们比孙悟空的本事还要大，绕了地球一大圈。
这次成功的访问说明了一个道理，地球是圆的，东线不行走西线，中国的朋友遍天下，谁也挡不住中国外交的前进步伐。一年半以后，美国国务卿贝克继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英国首相梅杰和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相继访华之后，也踏上访华之旅。美国人也清楚，孤立中国未必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至此，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持续两年多的制裁终于被打破。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就是“不怕鬼、不信邪”，中国长城坚不可摧。
最后，我应当感谢美国人给了中国礼宾人一次锻炼机会，在特殊条件下中国礼宾作为中国外交的组成部分同样经受住了考验。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京召开，获得巨大成功。这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在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体育盛事。礼宾司许多同事参与其中。我当时在亚运会组委会联络部担任顾问，白天在部里上班，常常夜以继日，晚上到联络部开会。用一句中国俗话说，“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年礼宾司参与接待的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重要外宾逾90起，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外交部礼宾司党支部也因之以优异的成绩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模范党支部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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