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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这次展览的出发点是什么？
刘进安：这个展览是炎黄美术馆的系列展之一，之前有胡明哲老师工作室做了关于综合材料的展览，我们“现代水墨工作室”是第二个。我觉得这种系列工作室展的方式很有想法，能够让人较全面地了解各工作室的教学情况，了解各工作室之间的特色与优势，这也是崔晓东馆长做这一系列展览的立意。现代水墨工作室的这次展览，在总体格局上设置了几个版块，有工作室基本情况介绍，有毕业生的研究成果，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成果，还有重点课程介绍，工作室年鉴等，力求把工作室特色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向业界同行汇报，同时也是对十几年来工作室的教学与研究状况作一总结。
为什么将我们工作室定义为“现代水墨工作室”？工作室的教学方式是怎样的？
刘进安：大约在2003年，我们学院成立了“现代水墨研究所”，张道兴老师题写了匾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院里开办了四个工作室，“现代水墨”工作室是其中的一个。对“现代水墨”这个词，当时也存在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我个人认为，“现代水墨”这个名字的定义，更多的体现在传统中国画向现代水墨艺术这个状态上的转移，如何在当代社会环境下形成有说服力的立场，使我们的水墨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个根本上的调整和改变，从中国画的角度设置问题，拓宽领域，改变思路。所以，在教学中创作模式的研究与探索也是工作室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把现代水墨研究作为教学的主线，围绕着这个主线设置课程和训练方式，打造适合于这个定位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通过课程设计、教学方式、时间顺序以及相关的环节设置，让工作室更趋向于研究与实践，通俗地说，它应该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工作室，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工作室。
怎樣看待80后、90后的创作面貌？
刘进安：其实，80后、90后的画家就在我们身边，学校的学生都是这个年龄段，关于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杂志和微信圈里看到的。在我看来，这些年轻的画家基本上都是在校生和毕业生，生活阅历也是在校园和校园周边这样一个状态，我说的这个周边，是指刚走出校园，还带着校园痕迹。所以，作品更多呈现出的是稚嫩和干净，现代图式的来源基本上出于网络或资料等范畴，技术痕迹又是校园技术。所以，在总体面貌上缺少了一些个人化的理解，这是给我的基本印象。艺术有两个重要指标不应忽略，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精神。创造的内涵有时并不依赖于你的技术水平，它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思想。同样，精神也如此，如果你具备这种条件和素质，你的取向就明确，作品就会有内容，有感染力。从目前来看，市场或名与利的因素在作品中也有所影响。当然，现在的年轻画家综合能力强，敏锐，技术过硬，我说的这些对你们来说算不上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只要目标明确，你们做的会非常出色。
这些年，您的艺术面貌一直在改变，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刘进安：关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老话题，通俗地说就是遵从性情，将艺术当作一个抒发性情的爱好，是爱好，就不会在意自己的变化，就会尊重自己的感受，不会让自己来限制自己，给自己的感觉是开放的，不要去遏制它。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诱惑力，这也是我最直接的想法。
创作必然会随着心情、状态、年龄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是规律，也是正常的表现。从理性角度去说，艺术本身是抽象而神秘的，是无止境的。这个无止境，在你的意识里，就充满了诱惑力和画下去的欲望，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一种原动力，使你不断去追寻、去探索一种主体的内容。之所以我现在对它充满了兴趣，可能原因就在这里，觉得画面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如果没这个东西便很难去坚持。所以，我不会在意“变化”这些东西，其实所谓的“变”也是相对而言，人的性情和表达手法都在那里，根本上的改变也不可能，我们只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表面上风格变了，实际上内在东西并没有改变。如果谁有百变的能力，我倒佩服他，认为他是真艺术。所以，每个画家的作画方式与过程应属艺术范畴，是艺术行为方式，是艺术的表现特征，只要他所从事的艺术能够承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追求及理想，就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对于当今现代水墨的现状，最不满的地方在哪里？
刘进安：其实每个阶段的创作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现在的水墨状况也是原因复杂，传统的、现代的、国外的，有点各行其道，说法多，主张也多，影响到作品，作品也就不单纯了，各种因素掺杂一处能出好作品吗？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的过渡期，社会在转型，文化也在转型，但在转型期间最应该遵循的是民族文化价值观这条主线。不应让表象的观念、说法、主张、东方或西方的混淆了我们应该遵守的主体价值。我们也许还没有真正进入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掺杂着很多旧有的，诸如道德的、文化的、思维的那些痕迹，它们糅在一起，产生了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容易在一个表层上论短长，在技法层面谈艺术，在进步中摇摆。事实上，我们的表现对自身所继承的东西以及所面对的东西都不够自信，说不出理由，不自信来自于不明确，说不出理由是提倡者缺乏应有的文化思想。所以，现代文化理论体系建设是我一贯主张、呼吁的一项内容，这一体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扔不掉旧有的观念，扔不掉西方价值观对我们的渗透与影响，我们就也不能明确选择和建立我们的当代文化与艺术。
您认为我们应该传承的“水墨精神”是指什么？
刘进安：我们注意到，“精神”的滥用在近一时期非常普遍，什么“写意精神”“笔墨精神”，也包括这个“水墨精神”。我原来有句话，是“没有伟大的技法，只有伟大的精神”。意思是说技法再好也不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只有“精神”才称得上伟大。写意、水墨用“精神”来说中国画的事，让人觉得我们在精神上苍白。所以，“精神”的源头应该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只有这个精神永恒，你们说的“水墨精神”才能发扬光大，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的确应该强调一下立场。
前几天，我在一个报道中，看到某个学院成立的座谈会上针对中国画问题的发言，涉及中西文化时，总是用强势与弱势这种类比关系，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把自己称为“弱势文化”的做法，我想在地球上也找不出第二个。暂且不说这种比喻出于何种原因和背景，或者想说明什么问题，但这种比喻本身我认为是屈膝的。文化可以用弱势、强势来形容吗？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怎么可以用一个“弱势”来称呼？只有人的弱势和国家的弱势才能导致文化上的弱势。让人不解的是，一面在水墨领域主张中国画要“回归传统”，认为中国传统博大精深，至高无上，把“笔墨”价值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是中国画艺术的核心价值；一面却又把自己称为“弱势文化”，并以这个“弱势文化”为基点来设计中国画的出路，是不是觉得很可笑？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墨精神”的指向是我们应该坚持的立场和原则，它的内涵恐怕也就在这里。
十五年来，工作室的教学理念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刘进安：教学理念也是我一直重视的，包括教学模式的探索，就目前来看，我们在工作室理念上越来越清晰，就是贯穿一个立场，划分一个界线，使教学与创作研究指向更加明确。十五年来，通过历届学生的努力，从教学指向到教学模式，逐步走向成熟，收获了很多出色的作品和有成绩的学生，从结果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工作室的教学模式具有了一定的特色和培养能力。
刘进安：这个展览是炎黄美术馆的系列展之一，之前有胡明哲老师工作室做了关于综合材料的展览，我们“现代水墨工作室”是第二个。我觉得这种系列工作室展的方式很有想法，能够让人较全面地了解各工作室的教学情况，了解各工作室之间的特色与优势，这也是崔晓东馆长做这一系列展览的立意。现代水墨工作室的这次展览，在总体格局上设置了几个版块，有工作室基本情况介绍，有毕业生的研究成果，包括教学理念、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成果，还有重点课程介绍，工作室年鉴等，力求把工作室特色通过这样一个展示向业界同行汇报，同时也是对十几年来工作室的教学与研究状况作一总结。
为什么将我们工作室定义为“现代水墨工作室”？工作室的教学方式是怎样的？
刘进安：大约在2003年，我们学院成立了“现代水墨研究所”，张道兴老师题写了匾名。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院里开办了四个工作室，“现代水墨”工作室是其中的一个。对“现代水墨”这个词，当时也存在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我个人认为，“现代水墨”这个名字的定义，更多的体现在传统中国画向现代水墨艺术这个状态上的转移，如何在当代社会环境下形成有说服力的立场，使我们的水墨能够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个根本上的调整和改变，从中国画的角度设置问题，拓宽领域，改变思路。所以，在教学中创作模式的研究与探索也是工作室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把现代水墨研究作为教学的主线，围绕着这个主线设置课程和训练方式，打造适合于这个定位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说，通过课程设计、教学方式、时间顺序以及相关的环节设置，让工作室更趋向于研究与实践，通俗地说，它应该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工作室，充满着各种可能性的工作室。
怎樣看待80后、90后的创作面貌？
刘进安：其实，80后、90后的画家就在我们身边，学校的学生都是这个年龄段，关于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杂志和微信圈里看到的。在我看来，这些年轻的画家基本上都是在校生和毕业生，生活阅历也是在校园和校园周边这样一个状态，我说的这个周边，是指刚走出校园，还带着校园痕迹。所以，作品更多呈现出的是稚嫩和干净，现代图式的来源基本上出于网络或资料等范畴，技术痕迹又是校园技术。所以，在总体面貌上缺少了一些个人化的理解，这是给我的基本印象。艺术有两个重要指标不应忽略，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精神。创造的内涵有时并不依赖于你的技术水平，它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思想。同样，精神也如此，如果你具备这种条件和素质，你的取向就明确，作品就会有内容，有感染力。从目前来看，市场或名与利的因素在作品中也有所影响。当然，现在的年轻画家综合能力强，敏锐，技术过硬，我说的这些对你们来说算不上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只要目标明确，你们做的会非常出色。
这些年，您的艺术面貌一直在改变，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刘进安：关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老话题，通俗地说就是遵从性情，将艺术当作一个抒发性情的爱好，是爱好，就不会在意自己的变化，就会尊重自己的感受，不会让自己来限制自己，给自己的感觉是开放的，不要去遏制它。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诱惑力，这也是我最直接的想法。
创作必然会随着心情、状态、年龄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是规律，也是正常的表现。从理性角度去说，艺术本身是抽象而神秘的，是无止境的。这个无止境，在你的意识里，就充满了诱惑力和画下去的欲望，这个过程的本身就是一种原动力，使你不断去追寻、去探索一种主体的内容。之所以我现在对它充满了兴趣，可能原因就在这里，觉得画面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如果没这个东西便很难去坚持。所以，我不会在意“变化”这些东西，其实所谓的“变”也是相对而言，人的性情和表达手法都在那里，根本上的改变也不可能，我们只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表面上风格变了，实际上内在东西并没有改变。如果谁有百变的能力，我倒佩服他，认为他是真艺术。所以，每个画家的作画方式与过程应属艺术范畴，是艺术行为方式，是艺术的表现特征，只要他所从事的艺术能够承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追求及理想，就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
对于当今现代水墨的现状，最不满的地方在哪里？
刘进安：其实每个阶段的创作都会有不如意的地方。现在的水墨状况也是原因复杂，传统的、现代的、国外的，有点各行其道，说法多，主张也多，影响到作品，作品也就不单纯了，各种因素掺杂一处能出好作品吗？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社会的过渡期，社会在转型，文化也在转型，但在转型期间最应该遵循的是民族文化价值观这条主线。不应让表象的观念、说法、主张、东方或西方的混淆了我们应该遵守的主体价值。我们也许还没有真正进入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掺杂着很多旧有的，诸如道德的、文化的、思维的那些痕迹，它们糅在一起，产生了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容易在一个表层上论短长，在技法层面谈艺术，在进步中摇摆。事实上，我们的表现对自身所继承的东西以及所面对的东西都不够自信，说不出理由，不自信来自于不明确，说不出理由是提倡者缺乏应有的文化思想。所以，现代文化理论体系建设是我一贯主张、呼吁的一项内容，这一体系建立不起来，我们就扔不掉旧有的观念，扔不掉西方价值观对我们的渗透与影响，我们就也不能明确选择和建立我们的当代文化与艺术。
您认为我们应该传承的“水墨精神”是指什么？
刘进安：我们注意到，“精神”的滥用在近一时期非常普遍，什么“写意精神”“笔墨精神”，也包括这个“水墨精神”。我原来有句话，是“没有伟大的技法，只有伟大的精神”。意思是说技法再好也不可能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只有“精神”才称得上伟大。写意、水墨用“精神”来说中国画的事，让人觉得我们在精神上苍白。所以，“精神”的源头应该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只有这个精神永恒，你们说的“水墨精神”才能发扬光大，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的确应该强调一下立场。
前几天，我在一个报道中，看到某个学院成立的座谈会上针对中国画问题的发言，涉及中西文化时，总是用强势与弱势这种类比关系，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把自己称为“弱势文化”的做法，我想在地球上也找不出第二个。暂且不说这种比喻出于何种原因和背景，或者想说明什么问题，但这种比喻本身我认为是屈膝的。文化可以用弱势、强势来形容吗？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怎么可以用一个“弱势”来称呼？只有人的弱势和国家的弱势才能导致文化上的弱势。让人不解的是，一面在水墨领域主张中国画要“回归传统”，认为中国传统博大精深，至高无上，把“笔墨”价值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是中国画艺术的核心价值；一面却又把自己称为“弱势文化”，并以这个“弱势文化”为基点来设计中国画的出路，是不是觉得很可笑？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墨精神”的指向是我们应该坚持的立场和原则，它的内涵恐怕也就在这里。
十五年来，工作室的教学理念有哪些调整和变化？
刘进安：教学理念也是我一直重视的，包括教学模式的探索，就目前来看，我们在工作室理念上越来越清晰，就是贯穿一个立场，划分一个界线，使教学与创作研究指向更加明确。十五年来，通过历届学生的努力，从教学指向到教学模式，逐步走向成熟，收获了很多出色的作品和有成绩的学生，从结果中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工作室的教学模式具有了一定的特色和培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