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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美，曾留学瑞士弗里堡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
2013年12月18日，阴雨连绵多日的广州迎来了和煦的阳光，为期两天的第十六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开幕。作为与会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端木美来到了广州。《留学生》记者借机对她进行了专访。采访前记者知道端木美精通法语、英语，但令记者意外的是，由于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籍贯安徽的她粤语也相当流利。
端木美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端木正教授，所以从小她就对法国史有着浓厚兴趣，后来选择到瑞士留学、学习法国史专业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告诉《留学生》记者，瑞士和周边国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交融，使历史工作者有着更开阔的眼光。
2011年，端木美获得了由法国总统签署奖励本国和外国各学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的“法国国家功绩军官勋章”，这是法国政府对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工作的肯定和奖励。
戴高乐的先见之明
留学生：在你看来，历史上的法国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端木美：法国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国人从刚刚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如何在封建年代进行革命的时候，法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榜样。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则有不同的体现。
早期的留学者怀着一种科技救国的精神，对法国先进科技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李石曾是早期中国赴法留学比较显赫的人，他是农业专业，专攻大豆研究，希望通过法国的先进科技来改良并推广大豆，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使中国人明白素食的重要性。
后来，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到世界各地，启蒙思想的传播对中国革命青年非常重要，当时中国大量的有志青年都希望去法国留学，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革命前辈。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涌现了一批有留法经历的不同学科精英，如严济慈、钱三强、巴金、盛成、徐悲鸿、常书鸿等。到了40年代，国际关系变得复杂，有留学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法制历史、国际关系等重要学科，把先进的思想传到中国，以改变当时中国的面貌并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以，法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西方科技文化和早期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地。
留学生：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这50年来的中法关系有什么重大变化？
端木美：建交50年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都在平稳地发展中。法国作为一个欧洲的大国，首先突破了当时冷战的局面，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十分有先见之明。与法国建交，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50年以来，总体来说中法关系是良好的，中法文化交流是正常的。从1964年中法建交开始，两国就马上互派留学生，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所以，我认为中法关系无论从文化上、政治上都是平稳而良好的。
留学生：你著有《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一书，对比法国，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哪些问题？
端木美：十几年前我是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法国社会的问题，近十年来我在研究中法关系。从城市化角度来说，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是在比较缓和地变化发展，而非突然的。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种急促的感觉，短时间内变化很大，这使社会政策、社会接受能力等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当然，每一个国家在新旧交替之间都会有阵痛，但西方国家的规划比较有远见，即使当时有不适应的情况，但后人都会体会到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中国现在提倡的城镇化，应该与前一阶段的城市化有所区别，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有远景的规划。而且各个地区应该对自己的本土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如它的历史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新旧城乡面貌的突然断裂，从而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规划，不能急速“上马”，不能是那种 “野蛮、粗暴”的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大多规划性很强，包括他们的建筑、街道甚至地铁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你去了法国，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城市规划好像都为城市发展预留了位置，这种科学的城市发展需要智慧。
一说到城市化，必定会涉及文物保护，这点上欧洲人做得非常好。每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即使有人认为它不太重要或者很陈旧，欧洲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保留它。你现在去到巴黎，有些街区非常窄小，有些路段甚至还是单行线，当一辆体积比较大的车经过时，行人都要靠到墙上，但是法国人都要保留这个建筑，因为它有历史价值。法国人认为，每一块石头都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我前几年去法国的时候，有些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很不高兴地告诉我，有个某小县城的代表团来到巴黎后居然发表意见说：“巴黎太陈旧了，还不如我们新建的县政府大楼。”如果为了城市化而摧毁文物，会使城市没了历史、没了文化底蕴，这是一种悲剧。
法国也很务实
留学生：你曾在瑞士留学3年，瑞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端木美：我爸爸是在法国留学的，而且我留学前已经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留学生，那时我也很希望可以留法。但因为当时英法等大国给我们的奖学金很少，筛选派出人员也很严格，而且名额大多数提供给理工科这类急需的学科，所以要获得法国留学奖学金很不容易，恰好那时瑞士给我提供了奖学金，所以最终去了瑞士。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同我的选择，因为对瑞士这个国家很陌生，很多人对瑞士的印象就是“巧克力、钟表”，于是来问我去那里学什么。但我爸爸告诉我：“瑞士是一个中立国，这点很重要，而且它和周边国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的交融。如果去这样一个国家留学，会使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有一个不同的眼光。”
后来，我确实在瑞士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发现，瑞士能成为世界上富裕程度居前的国家，而且能在金融危机震撼欧洲的情况下独善其身，自有它的过人之处，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教育，它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就我个人来说，我在瑞士受到了严格的历史学教育，在假期的时候甚至有机会到周边国家旁听历史学家讲课。 留学生：大部分人对法国的印象就是浪漫，你会用怎么样的词来形容法国？
端木美：我觉得每说起法国人，中国人就用“浪漫”来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因为法国的文学、诗歌、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引进到中国，它们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影响。确实，法国人的思想里有很突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们浪漫的文学风格。法国人性格有浪漫的一面，这跟德国人、瑞士人很不一样；也有务实的一面，所以他们也不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欧洲南部的人都比较随意。
为冷门学科创造更多机会
留学生：你选择法国史作为研究方向，是受到了端木正老师的影响？
端木美：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父亲是学法律的，留学前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助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逐渐开始恢复和中国交换留学生，我父亲是战后法国政府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从中国到欧洲要坐几十天的轮船，他们是怀着一种富国强兵的愿望去留学的。我父亲在巴黎大学获得了国际法的博士学位，他的第二学科是国际关系史，也就是当时的世界现代史。但他回国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高校还保留着法律系，他只能转为教世界史。我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成长，后来也帮他做了一些翻译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法国、欧洲历史有着浓厚兴趣，这也是我选择研究法国史、瑞士史的基础。
留学生：你获得了“法国国家功绩军官勋章”，代表了法国政府对你法国史研究工作的肯定？
端木美：“法国国家功绩军官勋章”是由法国总统签署奖励本国和外国各学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的奖项，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我很荣幸获得了这个奖，我觉得要归功于我们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这几年的工作，这个奖是我们全会同事的共同荣誉，是法国政府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奖励。
作为会长，我的工作是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国际接轨以及培养年轻人，使法国史研究尽快走向国际。我们作为一个文科、一个社会人文科学工作者，必须靠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有很多机会到国外学习、接触新知识，与别人产生思想碰撞。可以说，历史学科是比较冷门，但是我们没有失去信心，改革开放多年，出国学习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么困难。我们争取“走出去、请进来”，尤其是“请进来”，因为公费留学中理工科的名额较多文科名额较少，有部分历史学学生很难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必须使一些对历史学感兴趣、有热情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在上海创办了“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在国外聘请一流的历史学者过来讲课，效果很好。2008年的时候，我的母校瑞士弗里堡大学觉得这个项目前景非常好，所以他们也加入了。10年来这个中法瑞三国联手的研讨班已经在业内成为一个国内外都知晓的品牌了，特别受到历史学学生们的欢迎以及国外同行的称赞。
2013年12月18日，阴雨连绵多日的广州迎来了和煦的阳光，为期两天的第十六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开幕。作为与会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端木美来到了广州。《留学生》记者借机对她进行了专访。采访前记者知道端木美精通法语、英语，但令记者意外的是，由于曾在中山大学学习，籍贯安徽的她粤语也相当流利。
端木美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端木正教授，所以从小她就对法国史有着浓厚兴趣，后来选择到瑞士留学、学习法国史专业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告诉《留学生》记者，瑞士和周边国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交融，使历史工作者有着更开阔的眼光。
2011年，端木美获得了由法国总统签署奖励本国和外国各学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的“法国国家功绩军官勋章”，这是法国政府对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工作的肯定和奖励。
戴高乐的先见之明
留学生：在你看来，历史上的法国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端木美：法国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中国人从刚刚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如何在封建年代进行革命的时候，法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榜样。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则有不同的体现。
早期的留学者怀着一种科技救国的精神，对法国先进科技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李石曾是早期中国赴法留学比较显赫的人，他是农业专业，专攻大豆研究，希望通过法国的先进科技来改良并推广大豆，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使中国人明白素食的重要性。
后来，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到世界各地，启蒙思想的传播对中国革命青年非常重要，当时中国大量的有志青年都希望去法国留学，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革命前辈。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涌现了一批有留法经历的不同学科精英，如严济慈、钱三强、巴金、盛成、徐悲鸿、常书鸿等。到了40年代，国际关系变得复杂，有留学生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法制历史、国际关系等重要学科，把先进的思想传到中国，以改变当时中国的面貌并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所以，法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西方科技文化和早期革命思想的重要来源地。
留学生：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这50年来的中法关系有什么重大变化？
端木美：建交50年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都在平稳地发展中。法国作为一个欧洲的大国，首先突破了当时冷战的局面，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十分有先见之明。与法国建交，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50年以来，总体来说中法关系是良好的，中法文化交流是正常的。从1964年中法建交开始，两国就马上互派留学生，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所以，我认为中法关系无论从文化上、政治上都是平稳而良好的。
留学生：你著有《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一书，对比法国，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哪些问题？
端木美：十几年前我是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法国社会的问题，近十年来我在研究中法关系。从城市化角度来说，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是在比较缓和地变化发展，而非突然的。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一种急促的感觉，短时间内变化很大，这使社会政策、社会接受能力等各方面都没有准备好。当然，每一个国家在新旧交替之间都会有阵痛，但西方国家的规划比较有远见，即使当时有不适应的情况，但后人都会体会到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中国现在提倡的城镇化，应该与前一阶段的城市化有所区别，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有远景的规划。而且各个地区应该对自己的本土情况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如它的历史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新旧城乡面貌的突然断裂，从而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规划，不能急速“上马”，不能是那种 “野蛮、粗暴”的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进程大多规划性很强，包括他们的建筑、街道甚至地铁都有100多年的历史。如果你去了法国，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城市规划好像都为城市发展预留了位置，这种科学的城市发展需要智慧。
一说到城市化，必定会涉及文物保护，这点上欧洲人做得非常好。每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即使有人认为它不太重要或者很陈旧，欧洲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保留它。你现在去到巴黎，有些街区非常窄小，有些路段甚至还是单行线，当一辆体积比较大的车经过时，行人都要靠到墙上，但是法国人都要保留这个建筑，因为它有历史价值。法国人认为，每一块石头都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我前几年去法国的时候，有些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很不高兴地告诉我，有个某小县城的代表团来到巴黎后居然发表意见说：“巴黎太陈旧了，还不如我们新建的县政府大楼。”如果为了城市化而摧毁文物，会使城市没了历史、没了文化底蕴，这是一种悲剧。
法国也很务实
留学生：你曾在瑞士留学3年，瑞士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端木美：我爸爸是在法国留学的，而且我留学前已经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留学生，那时我也很希望可以留法。但因为当时英法等大国给我们的奖学金很少，筛选派出人员也很严格，而且名额大多数提供给理工科这类急需的学科，所以要获得法国留学奖学金很不容易，恰好那时瑞士给我提供了奖学金，所以最终去了瑞士。当时很多人并不认同我的选择，因为对瑞士这个国家很陌生，很多人对瑞士的印象就是“巧克力、钟表”，于是来问我去那里学什么。但我爸爸告诉我：“瑞士是一个中立国，这点很重要，而且它和周边国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的交融。如果去这样一个国家留学，会使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有一个不同的眼光。”
后来，我确实在瑞士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发现，瑞士能成为世界上富裕程度居前的国家，而且能在金融危机震撼欧洲的情况下独善其身，自有它的过人之处，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教育，它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就我个人来说，我在瑞士受到了严格的历史学教育，在假期的时候甚至有机会到周边国家旁听历史学家讲课。 留学生：大部分人对法国的印象就是浪漫，你会用怎么样的词来形容法国？
端木美：我觉得每说起法国人，中国人就用“浪漫”来概括，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因为法国的文学、诗歌、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就被引进到中国，它们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影响。确实，法国人的思想里有很突出的浪漫主义色彩，形成了他们浪漫的文学风格。法国人性格有浪漫的一面，这跟德国人、瑞士人很不一样；也有务实的一面，所以他们也不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欧洲南部的人都比较随意。
为冷门学科创造更多机会
留学生：你选择法国史作为研究方向，是受到了端木正老师的影响？
端木美：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父亲是学法律的，留学前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助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逐渐开始恢复和中国交换留学生，我父亲是战后法国政府在中国招收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从中国到欧洲要坐几十天的轮船，他们是怀着一种富国强兵的愿望去留学的。我父亲在巴黎大学获得了国际法的博士学位，他的第二学科是国际关系史，也就是当时的世界现代史。但他回国时，只有很少一部分高校还保留着法律系，他只能转为教世界史。我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的熏陶下成长，后来也帮他做了一些翻译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法国、欧洲历史有着浓厚兴趣，这也是我选择研究法国史、瑞士史的基础。
留学生：你获得了“法国国家功绩军官勋章”，代表了法国政府对你法国史研究工作的肯定？
端木美：“法国国家功绩军官勋章”是由法国总统签署奖励本国和外国各学科有突出贡献的人物的奖项，是一个国家级的奖项。我很荣幸获得了这个奖，我觉得要归功于我们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这几年的工作，这个奖是我们全会同事的共同荣誉，是法国政府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奖励。
作为会长，我的工作是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国际接轨以及培养年轻人，使法国史研究尽快走向国际。我们作为一个文科、一个社会人文科学工作者，必须靠长期的知识积累，需要有很多机会到国外学习、接触新知识，与别人产生思想碰撞。可以说，历史学科是比较冷门，但是我们没有失去信心，改革开放多年，出国学习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么困难。我们争取“走出去、请进来”，尤其是“请进来”，因为公费留学中理工科的名额较多文科名额较少，有部分历史学学生很难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我们必须使一些对历史学感兴趣、有热情的同学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在上海创办了“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在国外聘请一流的历史学者过来讲课，效果很好。2008年的时候，我的母校瑞士弗里堡大学觉得这个项目前景非常好，所以他们也加入了。10年来这个中法瑞三国联手的研讨班已经在业内成为一个国内外都知晓的品牌了，特别受到历史学学生们的欢迎以及国外同行的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