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醋罈
　　 打醋罈是过去农村除夕晚上敬神前除秽洁庭的一项重要工作。年前，人们就从河滩里捡来鸡蛋大小、干净而无破碎的几块河卵石备用。大年三十做晚饭时便将石块放在灶火洞或炉子上烧，贴罢春联，洒扫完庭院后，把烧得几乎通红的石块夹入脸盆中，立即在石块上撒些柏枝叶（柏香）、浇上醋，盆中立即发出“嗤—嗤”的爆裂声，在柏枝燃烧和醋味四散的时刻，再倒入滚烫的开水，夹杂着柏叶清香和醋味的氤氲之气，顿时充满了房间，人们端起盆子，依次在各个房间进出，有人喊：“端低一点！端低一点！”端盆者尽量弯着腰，将散发着清香的水气带进各房间的角角落落，最后将没有一点水气的残水和石头倒在水洞眼上，至此，“打醋罈”这一项活儿到此就算结束了。
　　 据民间传说，醋罈也有神，叫作“醋罈神”，他的神位是很大的，因为是《封神演义》中辅佐周武王打下天下的姜子牙！打败殷纣王后，姜子牙登上封神台大封诸神，由于受封的人多，等轮到封自己时，才发现所有神位统统都被封完了。没办法，他只得给自己封了一个龌龊的“醋罈神”！因为姜子牙功高盖世，威名远震，虽然“醋罈神”其位不扬，但足以让一切魑魅魍魉匿名逃遁。“打醋罈”时，如果把放有醋罈的盆子端高了，会让家里请来的诸神在姜子牙面前很不自在，所以人们要喊“端低一点！端低一点！”其实，燃烧柏叶时发出的香气和醋酸蒸发的气体都有很好的杀菌作用，如果端得高了，热气上升，就无法对低处进行杀菌消毒。在过年的喜庆日子里，室内用“打醋罈”的方式进行杀菌消毒，简单易做，确实是一个好习惯。
　　 二、柴皮子
　　 现在有了打火机，火柴也渐渐退出了市场。在过去物质匮乏、生活艰难的岁月里，火柴曾是家家必备之物。在此之前，火柴也是一种罕见之物，也许最初曾是进口之物，人们把它叫作“洋火”，有些偏远地方的老人至今仍把火柴叫作“洋火”。那时，人们家中用火，冬日常常从炕洞里扒出余火，手拨口吹，引燃柴草；夏日只得在灶火里留下火种。据说那时家中还备有火镰，以防万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前期，“柴皮子”还是家中引火之物。制作柴皮子也是一项技术活：首先选取一段没结节的杨木（因杨木质软而材料多），然后一手扶木，另一手反手握住磨得飞快的匕首，由下而上削取。在熟练者手中，洁白而薄的柴皮子像如今的刀削面，长约五六寸，片片飞出，一会儿即可削出一堆。然后捋齐柴皮子，将一端在熔化的硫磺中一蘸，硫磺遇火星极易燃烧，于是柴皮子就成了那年月引火的最好材料。那时候，常见抽烟人一手端水烟壶，一手以柴皮子在灯上引火抽烟，显得悠闲而自在。
　　 三、扒炕灰
　　 青海冬天很冷，农村家家都盘有火炕，而那时城市里多用板炕，炕面用木板制作。火炕因盘炕的材料不同，分石板炕和打泥炕两种。石板炕的炕面用石板拼盖，上抹草泥；打泥炕先用木质柔韧的枝干棚盖，如用榆树枝干，然后上抹长草泥，敲打瓷实。再利用一种叫作“鼻邋遢”的野草叶使劲擦拭炕面，直到炕面呈光滑的墨绿色，不但好看，而且又不易开裂。当年农村的火炕除寒冬取暖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了解决肥源问题，利用炕灰种地。土炕里空间较大，人们在里面垫上厚厚的一层干土，干土上再铺垫麦衣、草秸、牛马粪等易燃物，送进火种让其自燃烘烤炕面，供人取暖，就像陕北民歌里唱的：“围定亲人热炕上坐，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送土、燃料和出烟的开口在屋外，叫炕洞门，由于长年烟熏火燎，黑乎乎地，特难看。燃烧过的灰烬肯定有一定肥力，也许受烟窜火烤的原因吧，老祖先们说，火炕里面垫的土也有肥力，这种土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炕灰”。垫在牲畜圈里的土和厕所里的叫“家肥”，在過去没有化肥、广种薄收的年月里，这点肥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炕灰是农家肥中的大头、“主力军”。
　　 在严寒的冬日里，每过五六天，人们就要将炕洞里的土换一遍。换出的土作为肥料，将要送到田里去。换土这种工序，就叫“扒炕灰”。扒炕灰是一种很脏很累的农活。第一步，先用铁锨将炕灰上面没烧尽的余火扒出来，放到一边，留作火种，然后把炕灰掏出来。尚有余温的炕灰土质细碎，尘土乱飞，人们为了掏出它，佝偻着身子，灰头土脸地用铁锨、脑钩（一种长把、带像宽刃镢头样的农具，可以勾出炕里深处的土）扒，再把它用背斗背到庄廓外的粪场里。第二步，要从土场把打碎的干土背回，再填进炕洞里。第三步，在新土上铺垫燃料，随后送进火种。至此，“扒炕灰”的活儿才算完成，但这时的人也变成了一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明丢丢地发亮。炕灰里究竟有多少肥力，没有人测算过，这种“黄土搬家”式的苦累活，在河湟谷地一直坚持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四、红崖滑坡
　　 地质学上的名词——滑坡，是个新鲜词儿，而过去青海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山走了”，但史料中却文绉绉地称为“崩”，如《西宁府续志》中就记载：“清光绪元年元旦，阴山崩，水渠壅塞，张（张家湾）、旱（汉庄）、彭（彭家寨）、刘（刘家寨）、苏河（苏家河湾）五处数千亩沃土，几作石田”，可见灾难之重。红崖是现在甘河工业园区西侧的一座山，过去，当地人把它叫做“高红崖”，确实是那一带比较高的一座山。山阳半坡较平缓处开有几块田地，临近山脚处，过去曾建过石灰窑，山前是一片干涸的河滩，过河滩是一片草滩，草滩东侧有几块田地，田地的东侧是“中滩”，过中滩又是田地，再往东走近百米，才是东山，可见那时高红崖东侧的川道是比较开阔的。1958年，高红崖南侧约六七里处的山湾里，开始修建“黄鼠湾水库”，限于当时的条件，水坝是人工夯筑的。修成后，金纳峡的水被引水渠引进水库，千百年有名的干河滩里第一次有了一个碧波荡漾的人工湖。就在水库注水后只有一年的1960年农历七八月间，正是秋收季节，一天，村民前去高红崖山湾收豌豆，当他们爬上半坡时，突然看见山坡上一条约两寸宽的新裂缝横在眼前。对此，村民们谁也没有在意，跨过裂缝，再爬一段山路，来到豌豆地边开始收田。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突然看见高红崖主峰上尘土冲起，半个山坡已经下滑，断面上大块大块的土块在坠落。好奇的年轻人跑到高红崖最高处观望，只见下滑处断崖已达数丈，近二尺宽的裂缝沿着山坡，翻过山梁，向北一直到中沟路，向南一直到赶牛路湾，大概长约三里。但村民们却见怪不怪，依然镇定自若地在收田，直到收工时才来到深不见底的裂缝边。人们跨过黑魆魆的裂缝，才发现原来陡峭的上山路已变得较为平缓，下滑的山土拱起了山前河滩的砂石，形成了一堵高高的沙梁，原来宽宽的河滩已变得很窄，河滩东侧的草滩已近在眼前。回头一望，那高红崖阳坡很陡的庄稼地，随着下滑的山坡，几乎快要成为“梯田”了。
　　 高红崖滑坡过去已经整整50年了，如果路过甘河工业园区，当年滑坡留下的痕迹仍然历历在目。高红崖下长大的新一代不会知道这里原来的地貌，那次滑坡确实使川道变得窄了许多，高红崖也低了许多，再也称不上是高红崖了。滑坡的原因也许是它南面的黄鼠湾水库造成的。黄鼠湾水库建成后，由于地表压力的改变，加上渗水流入下游高红崖下的河滩，造成了地表地质结构的变化，因而造成了山体大面积滑坡。
　　 五、席芨
　　 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有首有名的诗，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中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名句。岑参是在今新疆天山北路的轮台戍所写这首诗的，这里说到的“白草”，据《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乃“西北一种草。”《万里行程记》是清代西北史地学奠基人之一的祁韵士被贬谪戍守新疆伊犁时的行记，文中写道，他行至甘肃玉门六道沟时，见到“塞外产茂草，草中有呼为集吉草者，其茎极坚韧，高数尺，可做箸，又可编为帘，不亚于竹，到处皆有之。”《莎车行记》也是清代咸丰年间副都统、蒙古族倭仁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时的行记，他在文中写到：“夜行百二十里至芨芨草子（地名），入巴里坤界。（见芨芨草，）芨芨草一名塞芦，即《汉书·西域传》之白草，西域处处皆有之。今人或以为箸，俗呼为集吉草，又曰芨芨草。”据专家考证，这里的“白草”指的就是芨芨草。说：“芨芨草成墩状生长，茎细节长，长约米余，甚至最长者可达两米。茎实心而坚韧，生长期为绿色，成熟后为白色。可编织筐、篓、席，常被用来扎成清扫街道和院落的大扫帚。这种草新疆很多，兰新线上有个车站就叫作‘芨芨草站’”。
　　 青海的山间、草原上也有很多芨芨草，不过不叫“芨芨草”而叫“席芨”，有的地方还以它为地名，如贵德黄河岸边有个席芨滩，互助南门峡有个席芨沟。虽然专家说芨芨草可编织席，但青海人用它编席的倒不多见。席芨确实是防风、固沙的忠诚卫士，在那干旱少雨的半荒漠地带，它因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确实“成墩状生长”，细长的叶片像剑芒，拥簇在一起，迎击着漫天的风沙。一支支茎杆像箭镞，从根部窜出，挑着淡紫红的禾穗，无畏地唱着夏天短暂的歌。塞外的冬天来了，荒原一片枯黄，狂风像铁扫帚一样，吹走了地面上的碎草，刮走了地面上一层层浮土，而顽强的席芨墩却像莽原上战士守卫的碉堡，巍然聳立在风雪中。只要你留意，青海湖边，塔拉滩上，……到处都有它半米、甚至一米高的倔强身影。青海《花儿》里也曾唱到它：“三根席芨扎笤帚，尕场上要扫个雪哩；现在的尕小伙不受苦，光谋着领丫头哩。”
　　 席芨确实是个宝，除了防风、固沙外，它的茎用处可多了，青海农村主要用它编背斗、扎条帚。背斗和扫帚是农家最主要的用具，背土、背草、背粮食、拾粪，样样农活都离不开它，不是说：“若要庄稼成，背斗不离身”吗？清扫家院、打碾粮食、收拾柴火、扫雪、清场，同样样样活儿也离不开扫帚。编背斗、扎扫帚，是一般粗手艺，农家男人基本都会做。每年秋后，等席芨杆长结实后，人们会抽出一点时间去拔席芨。拔席芨是一个苦活儿，席芨杆根部长得很牢，要抓住一根，用力使劲拔，才能拔出来；一次抓得多了，根本拔不动；拔时要顺着茎杆的方向拔，如果把茎杆挽起来拔，就会造成茎杆碎裂，失去了使用价值。拔回的席芨扎成捆，再把根部用火燎一下，烧去残叶和根须，就可以用了。现在人们为了图方便和省力，用镰刀割席芨，其实，席芨杆的底端部分是最结实的，这样割下的席芨既不结实、又不耐用，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浪费了席芨这种资源。
　　 六、硬柴
　　 硬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冷僻的名词，也许年轻人并不知道什么叫“硬柴”。硬柴其实是指只能用来做柴火的木头（不管是劈开的还是整块的）和破开的树根，但不包括草、树梢和山里砍的小灌木等，它比这些要耐烧得多。硬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名词，因为数百年前出版的《西宁府新志》中，就标有当时西宁城内有“硬柴市，在北古城街”。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人们取暖、做饭，原料有煤炭、硬柴、山柴、草、牛马粪等，但能用得起煤炭、硬柴的，一般都是殷实之家，寒苦人家只能用柴草和牛马粪烧饭和冬日煨炕了，即便就是这些烧煨材料，当年也十分短缺。
　　 七、羊脚巴
　　 现在抽烟人都抽纸烟（也称香烟、烟卷）了，而且是带过滤嘴的。记得小时候，家境好而年长的，抽着水烟。他们一手端着水烟瓶，一手拿着柴皮子，点燃烟嘴里的水烟，抽时“咕噜噜，咕噜噜”的声音，至今想起来，仍恍然如昨天。那时，年轻而已有烟瘾，但家境不好的，就地取材，自己做了一个“羊脚巴”充当烟具。“羊脚巴”材料易找，制作简单，那时农村许多人的腰带上都别着一个。“羊脚巴”取的是羊的后腿股骨。在股骨大的一头侧面钻个洞连接股骨的骨髓腔；另一头从正面打通，连接骨髓腔。那年月空子弹壳多，再用半截子弹壳（壳底钻个小孔）塞住侧面的洞，敲打严实；原理就和后来出现的烟斗一样。抽时，将烟末捻成团，塞入“弹壳”点燃，噙住小头就可以抽。烟末装在用布或皮子做的烟袋里，抽罢后，人们把“羊脚巴”往烟袋里一塞，再用拴口绳一缠，像枪一样塞入腰带，携带起来很方便。在那个年代里，就像今天抽“中华”烟的和抽一块钱一盒烟的人一样，水烟瓶和“羊角巴”也成了身份的象征。
　　 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一包有50支、只售5毛钱的《耕牛牌》香烟问世，“羊脚巴”也渐渐被烟鬼们冷落了。《耕牛牌》再不好，也是香烟，比起抽“羊脚巴”风光多了。伴随了贫寒庄稼人多少辈子的“羊脚巴”，最终还是被人们遗弃了。
　　 八、胡儿条筷子
　　 筷子是人人家里必备之物，材料有贵重的，也有便宜的，听说贵重的如象牙筷、银筷、乌木筷等，一般的，也是普通木筷、竹筷，但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用的却是胡儿条筷子。胡儿条是山里的一种小灌木，茎杆土红色，蘖枝多，长着指甲盖大的卵形叶。它有个特点，就是一尺多高的茎杆很直，没有结节。由于这个特点，在过去困难的岁月里，它被许多人家用来做筷子。人们从砍回的山柴中，挑选粗细适中的胡儿条，截成长短一致的木棍，再用刀刮去外皮，就成为“筷子”。由于长年使用，油渍渍的“筷子”很光滑。每逢村上婚丧嫁娶的大事，村民们都要互相借用碗盏盆筷，但胡儿条筷子却“狗肉上不了大席面”，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所以，一些人家也备有一把涂染红漆的竹筷，以专供亲戚或红白大事使用。那时候，一把红漆竹筷竟成了节庆或红白大事上的专用物件。不见“胡儿条筷子”已经好多年了，现在的人家里，一把普通筷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换新的。而一次性筷子充斥于饭店和小吃摊上，看到这大把大把“完成任务”后散落满地的“一次性”，使我不由地想起当年的“胡儿条筷子”来。
　　 九、像章表忠心
　　 十年“文革”中，穿草绿色军装、腰扎皮带、佩戴毛主席像章是十分时髦的装扮。那时，几乎人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枚像章。记得1966年夏，我的同学给我送来了一枚如一分硬币大小的铜质像章，大家都感到很稀罕。后来，各式各样的主席像章陆续出现了，有铜质的，有铝质的，也有镀金的，还有塑料的、瓷的；有大的，有小的；有头像的，有半身的，有全身的；有主席年轻时的，有中年时的，也有老年的。有造币厂出的，有某工厂出的，也有某造反派组织出的。像章作为礼品，在朋友和亲人间互相赠送；也作为奖品，单位或组织因某种原因而奖给自己的员工或组织成员。人们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恨斗私字一闪念”，佩戴着像章，虔诚地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记得当年学校附近驻有一支部队，部队上有一名非常著名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姓刘，名字现在确实想不起来了，多次来班上“传经送宝”，讲述学习心得。有次讲述中，他突然情绪激动地解开上衣，只见左胸脯的肉上竟别着一枚像章，所别处一片皮肤呈青紫色。我们在惊愕之余，深为他对主席的忠诚所感动，对他更加佩服了，至今我还保留着两幅与刘同志座谈的照片。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至今回想起来，确实发人深省，它既记录了共和国历史上癫狂的片断，也承载了一代人被动狂热后的无奈。
　　 据史料记载，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1932年由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制作的；第二枚是1943年由新四军虞廷萃用木头刻制的，虞廷萃牺牲后，别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这枚像章；第三枚是由电影导演凌子风设计制作的。“文革”中，主席像章的制作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据统计，曾达到了22亿枚，而当时的全国人口只有7亿多；仅用作制作像章的铝，国家曾一次批了5000吨！而在当时，铝这种战略资源对国家来说，是非常紧缺的。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会议上针对佩戴像章，曾说，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节约闹革命。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明确规定：“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决定“文革”时期所制造的毛泽东像章，被列入“现代文物”之中。
　　 十、掆大粪
　　 “掆大粪”是过去城里人对乡下进城积肥人的一种蔑称，很带有点瞧不起的味道，就像今天把农村进城寻找打短工的人叫作“站大脚”一样。在这儿，“大粪”专指人粪尿。在农业《八字宪法》里，排列顺序是：水、肥、土、种（种子）、密（密植）、保、工、管，肥料排在第二位，“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可见其作用之大。过去，农村人少地多，单产很低，在没见过化肥的岁月里，肥料主要靠人畜粪尿。垴山土壤较肥，问题还不大，浅山还得靠烧野灰，川水地区只得把进城掆大粪作为主要肥料来源。几十年前，城里工厂、居民家多数使用旱厕，“掆大粪”们为了挣工分，进城积肥，还得向粪的主人“走后门”，只要在单位上和居民家认识人，那积肥的事就有了把握，有“肥”可积。“掆大粪”不时还得用农家自产的洋芋、蔬菜，去意思意思“东家”，并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以保证自己“肥源”常在。大冬天农闲时候，“掆大粪”们不嫌粪脏，锨挖肩扛，将冻得如铁塔的粪尿搬运上车，运往家乡田里；三暑大夏，他们将粪尿运往今天的五四桥下，抟成粪饼，摆在南川河边凉晒，再像垒煤砖一样，装车运往田间，搞得五四桥一带臭气熏天，苍蝇成群，人人掩鼻而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尿素、二氨、复合肥料等化肥相继问世，人们挣钱门路的拓展，尽管人们说农家肥不破坏土壤，种出的蔬菜、粮食是“绿色食品”，人们吃着放心，但“掆大粪”们再也不愿进城积肥了。世态便如翻覆雨，还在使用旱厕的人们一下子从“东家”变成了“仆人”，低声下气地拿出崭新的手套，央求稀罕见到的“掆大粪”们把自家的厕所清理一下，免得屎尿横流。“掆大粪”们却抬高了身价：视厕所大小，粪的多少，要价是多少多少。农村的新一代再也不愿意当新一代的“掆大粪”了，干“掆大粪”这一职业的，恐怕到今天就画上了句号。当然，随着城市人都住进了大楼，公共旱厕的逐步消失，即使还有“掆大粪”，但也无处可“掆”了。
　　 十一、钱马
　　 贴“钱马”和贴春联是过春节的重要象征，为了表示节日的喜庆和祥和，至今很多人家仍保持着贴春联的习俗，但除了农村个别人之外，现在很少有人再贴钱马了。
　　 钱马用的是黄表，类似今天上坟用的烧纸，但薄而纸质较柔，现在卖祭祀用品的商店还有卖的。大年三十，人们贴春联时，贴罢横额，即在横额下方涂上浆糊，再将一张黄表沿角对折，成三角形，将斜边贴于横额下方，三角垂于横额下，这就叫“钱马”。钱马一般和春联同时贴在房门和大门上，到正月初三送神时，就用火燎去，它的“寿命”只有短短的三天。从除夕到正月三天“年”里，看家家红彤彤的春联，看黄澄澄飘卷的钱马，确实给节日增添了一股喜气。但是，贴钱马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按过去的民俗，凡是借了别人家钱或物的，必须要在年前给人家还清；凡是自己借出的钱和物，也要力求讨回来，讲究个过年“家全物全”，就像话剧《白毛女》中黄世仁大年三十要账一样。在过去困难的岁月里，很多人家都借有别人的钱和物，一时确实还不起，“富人过年，穷人过关”，只得外出躲账（债），就像《白毛女》中喜儿唱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账，整七那个天，三十那个晚上，还没回还。大婶给了玉黍子面，我盼我的爹爹回家过个年。”按过去的习俗，只要人家门口贴上“钱马”，要账的再也不能登门去讨账，不然会对自己不利。从除夕开始，家里请来福神，外有门神守门，你要是再登门讨账，就会晦气沾身。看来，门上贴钱马，也给穷人们留出了舒心过年的三天时间。
　　 初三晚上是送神的时间，随着“神”的回宫，受神保护的期限也到了，送神仪式结束后，人们用火燎去“钱马”，已经按捺不住的账主们，又可以上门催账了。
　　 十二、吃人命
　　 吃人命是过去民间解决人命案的一种方式，现在听也没听说过，大概也是那时候一种命案“私了”的形式，很小的时候，我曾遇上过一次。据说邻村一家的公公和儿媳妇不知为什么，关系一直很不好。有一天早晨，公公趁儿媳到井上挑水，就躲在门道一侧，没防备的儿媳妇刚迈进大门，就被公公突然用榔头（一种打土坷垃的农具）打死。娘家人闻讯，真如晴天霹雳，就招呼族人前来“吃人命”。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沿着红坡上的山路，跑到二里外的邻村去看热闹。刚转过邻村西面的山梁，远远就看见村里场（打麦场）边孤零零的一棵歪脖大树上，吊着一个被反剪双手的人。跑近一看，那人的脚尖还挨着地，痛苦地耷拉着头。后来知道，这就是打死人的凶手。旁边的地上扣着那年月用荆条编的粪箱（拉粪土用的农具），透过粪箱缝隙，可以看见挺在地上的儿媳妇尸体。可能致命伤在头上，几支带叶的杨树枝苫在头部，看不清死者的面容。死者家里有许多许多人，进进出出，厨房里烟熏火燎，炕头上、院子里，很多人在吃饭。有人还在招呼外面看热闹的人们也去吃，有人在喊：“今天就是要把他家吃光挖尽！”在过去吃喝非常紧缺的年月里，这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报复方式。屈死的一方尽量招呼自己的族人，甚至不太相识的路人，都去凶手家大吃大喝、任意挥霍一顿，让他们油尽粮断，以求通过这种让另一方付出巨大经济损失的方式，取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达到泄愤和报复的目的。后来才知道，这种处理命案的形式就叫“吃人命”。
　　 十三、丢刚儿和拌漫儿
　　 “丢刚儿”和“拌漫儿”其实是旧时娃娃们用铜钱争输赢游戏的两个阶段。在中国几千年的钱币交易中，圆形方孔钱使用的历史最长，尽管民国年间使用纸币、银元和铜元，但老百姓手里还是有许多“孔方兄”。失去交易价值的方孔钱，便成了孩子们“丢刚儿”和“拌漫儿”的本钱，其中有点赌博的性质。游戏开始，首先在地上画出一个长一尺左右、宽五六寸的矩形方框，然后在距离方框三四米左右的地上画一条直线，孩子们站在直线外，就像赛跑运动员一样，按先后顺序和规定，将手中的一枚或两枚铜钱依次掷向方框内，如果扔出的铜钱落在线上或框外、或落在框内后又滚出框外者，即丧失了参与下一步的机会，所掷出的铜钱已经输掉了；落在框内者，以框内落点高低排名，距上边线最近者为第一。这一步就叫“丢刚儿”。
　　 通过第一步决出名次后，然后集中参与者掷出的所有铜钱，由第一名摆在自己摊开的手掌上，因旧铜钱一面有字（清代钱两侧都有字，一侧为汉字，一侧为满文），游戏规定，要么有汉字的一面全部朝上，要么没汉字的一面全部朝上，然后找一块地面没有浮土，地皮较硬的地方，晃动摆钱的手掌，再迅即抽出，让所有铜钱在瞬间落地，由于地面反弹，造成有些铜钱翻转。凡翻转的铜钱都归第一名所有，未翻转的再由第二名依次进行；有时，直到排名最后的一名玩罢，有的钱仍未翻转，第一名可再次参与；直到剩余的铜钱全部玩尽，这一轮游戏即告结束。——这一步就叫“拌漫儿”。
　　 至此，第二轮“丢刚儿”即可开始。有时玩时可不进行第一步，规定参与者各自在手掌中摆上数量相同的几枚铜钱“拌漫儿”，就像玩麻将时丢骰子一样，以翻转数决定先后排名顺序。然后每人交出一枚或几枚铜钱，由第一名“拌漫儿”，直到场上铜钱赢尽，再开始第二轮。清钱中“乾隆通宝”虽不如“顺治通寶”和“康熙通宝”那么大，但厚而重，掷时稳定性强，所以深受娃娃们的欢迎。铜元两侧的图案虽然也不一样，但玩法一样。随着铜钱的渐渐消失，这种游戏也不见了。
　　 十四、锅罗锅和碗儿匠
　　 过去，家里的铁锅和碗盏是很金贵的物件，不小心损坏了，大人们要心痛好几天。铁锅是生铁铸造的“车头锅”，这些年已经很少见到了，由于是家里重要的家当，所以也成了那年月贼娃瞄准的目标。记得小时候邻居庄廓墙上有个补过的圆形大洞痕迹，人们说，那是当年贼人挖墙偷锅留下的痕迹。家里的东西再金贵，尽管很小心，使用过程中有时也免不了要损坏。生铁锅在使用过程中，如炼油、冷热急剧变化、用力不当时，锅底极易开裂，裂缝小时，人们尚可用面浆糊涂等方法凑合，裂口一大，没办法了。为了修补这些金贵的东西，当年就有专门的行当，我们把修补锅的叫作“锅罗锅”，把修补碗盏、瓦盆的叫作“碗儿匠”。常言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补锅、修碗虽是一个小本手艺，但这些人个个都身怀绝技。相比之下，修锅活还比较粗；修碗盏，尤其修一些名贵的古瓷，那简直是克里木高空走钢丝，绝对是绝活。
　　 修锅、修碗盏使用的材料，人们叫作“巴子”，其实就是扒钉，样子很有点像如今的钉书针和建筑工程中用的“蚂蟥”，钉锅的材料一般用铁；钉碗盏的材料一般用铜，小巧而精致。修理时，他们会根据裂口的长短、走向，划出所钉的位置和“巴子”的疏密，然后细心而认真地钻出巴子孔，再把巴子细心地敲进孔中，起到对接和固定作用。敲击的力度、方向等，每一个细节无处不凝结着匠人天长日久积累的经验和丰富的阅历。像拉链一样的巴子固定了裂口，但总不能像新的，人们在使用中还得格外小心。水缸、瓦盆等裂开时，人们不必用巴子了，只要用新鲜的羊米肠（小肠）围着裂口，一圈圈缠紧，等肠子干了后，真的结实得很。修复破碎的碗盏，就得格外细心，先要把碎片按顺序编号，一块块对接、拼合，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西宁城中文史资料》中就有一幅经碗儿匠钉好的青花瓷古瓶照片，那密密麻麻的“巴子”，既显示了古瓶的价值，也显现了那时候碗儿匠高超的修补技艺。我常想，这种身怀绝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人，现在还有吗？现在的人还会为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破碎碗盏去费神修补吗？
　　 十五、“白方儿”和“咕尔典”
　　 在过去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的岁月里，人如果有小病小恙，有的就会根据病情去打问个“白方儿”（偏方），然后按“白方儿”的要求，寻找材料，进行治疗。如感冒不愈时，采用线扎手指，直到指尖青紫，然后针刺放血等。民间流传的许多“白方儿”材料易找，操作简单，效果显著。因为它是老百姓通过千百年反复实践，经验的总结，耳口相传，可以说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人生百病，有许多病确实是“白方儿”难以奏效的。
　　 记得小时候，在那愚昧而缺医少药的岁月里，村上如果有人生了病，小病一般都“抗着”（忍耐着），稍微重一点，就到处打问“白方儿”；再严重，就请“咕尔典（巫觋）法神（做法事）”。“咕尔典”也叫“法拉”，实际上就是巫师。如果“咕尔典法神”仍不见效，就会无可奈何地说：“他（她）的阳寿到了”；病人如果岁数较大，就会说：“这是老病”；如果病者是个小孩，就会说：“他是你们前世里的一个账主儿”。村上有不少人很年轻时就去世了，人们认为通过“法神”都没治好的病，那真的是没救了。到城里的药铺请先生（坐堂大夫）看病抓药，那是有钱人家的事，平头老百姓能请一个“咕尔典法神”，就算已经是尽到心了。所以，村后山下常见麦草包裹的“死娃娃”，野狗和狼常常光顾那里；翻开《族谱》，享年60岁以上者寥寥无几。正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曾多次看过“咕尔典法神”。
　　 那时邻村上就有一个姓马的“咕尔典”，人们不太叫他的名字，直接叫作“马咕典”。马咕典平时和大家一块送肥、种田、收割和打碾，干着一样的农活，但他会“法神”，到时却会代“神”说话，不但能预知人的吉凶祸福，而且能禳解灾难、治病救难。“咕尔典”有自己专用的衣冠和法器。做法事时一般在晚饭后，到时他会招呼患者家准备好若干物品，然后穿戴停当，独立堂屋，面对供品，凝神闭目，数分钟后，突见他浑身颤抖，大口呼吸，双目圆睁，而且动作越来越大，加之法冠上装饰的彩带大摆，柜上供的油灯灯影摇晃，更助长了神秘和恐怖的气氛。患家伺候者尽管和“咕尔典”是一块儿长大、戳牛板筋的庄稼汉，但这时却跪伏在地，不敢抬头仰望，不断地哀求：“求大老爷恩典！解救病人的苦难！……”“咕尔典”却“六亲不认”，声音怪异地大呼：“拿青盐来！拿五色粮食来！”患家急忙“诺诺”答应，大气不敢出。突见“咕尔典”从腰间抽出一支铁签（叫口签），自己从脸颊右腮戳进，从左腮穿出，竟面无一点痛苦之色。伺候者双手举起青盐和粮食，像哀求一样叫：“大老爷，大老爷！”只见脸带口签、面目狰狞的“咕尔典”一手接过东西，随手抓起一把，狠劲甩向屋子四角，在青盐和粮食“噼里啪啦”的下落声中，“咕尔典”却大步窜入病人屋内，一脚登上炕沿，继续用青盐和粮食甩打，一边大喊：“看你往哪里跑？”接着抓起桌上的黑瓦坛，一步跳下炕，冲出房门，追出大门。炕上的病人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双手紧捂着胸口，瑟瑟发抖；跪在地上的伺候者们也在胆战心惊，直觉得一股凉飕飕的冷气直冲脊梁。一会儿，在大门外“咚咚”的脚步声中，“咕尔典”又像一股风一样卷进屋内，一手紧捂着坛口，一手拿起朱砂笔，在一沓黄表上急促地画着圈圈和道道，一边嘟囔着一些预备东西的使用步骤。伺候者一边接应黄表，一边不停地答应。“咕尔典”用红布苫住坛口，用五色丝线扎紧，再用“符”（用朱砂笔画过的黄表叫“符”）粘贴，让伺候者快速拿到村外十字路口埋掉。将剩下的有的“符”贴到患者卧室门口或炕头；有的却叫“箴言”，放在碗中，用火燃为灰烬，冲入开水，让病人连灰喝下。并叮咛外人走后，迅速紧闭大门，天明前家人不准互相说话。一切安排妥当，“咕尔典”已是汗流满面。……就在这时，“咕尔典”忽然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瘫了下来，渐渐恢复了常态，“大老爷”又变成了马尕五。
　　 十六、地锅儿
　　 烧“地锅儿”也叫“烧窑”，是指秋天庄稼地里洋芋成熟后，小孩们在田边地头就地取材，烧吃洋芋的一种方法。秋天，长着墨绿色肥厚叶子的洋芋植株下面，裂开了一道道大大小小的口子，只要顺着裂口一挖，硕大的洋芋就会滚出来。这时候，小孩们如果没事，就会相约来到田边地头，有的去寻找干柴草秸，有的捡来拳头大小的干土坷垃，有的去地里偷挖洋芋。然后在地上挖出一个土坑，留出烧火口，再细心地用土坷垃在土坑上垒成一个中空的土丘。垒土丘是一个细心的活儿，尤其到丘顶收口时，稍不留心，就会垮塌。土丘垒成后，就可以烧了，浓烟和火舌从土丘缝隙中冒出，起初土坷垃变成黑色，后来渐渐变得通红。当柴火烧得差不多时，得十分小心地夹去土丘顶端的几块土块，再把洋芋从土丘顶端开口处，仔细地一个个投进热烘烘的“窑”膛内。投完洋芋后，再将土丘快速打塌，压碎，捂住土坑。再过一个时辰，扒开还有些烫手的土灰，里面就是一个个皮焦内黄、香气四溢的洋芋。吃起来，比家里煮的不知要香多少倍！这就叫烧“地锅儿”。没有吃“地锅儿”的洋芋已经几十年了，每到乡下，当看到那黑沉沉、绿油油的洋芋地时，就会想起小时候的“地锅儿”来。
　　 十七、凉圈儿和沙瓶
　　 凉圈儿是过去妇女们拔草、收田时，戴在头上的遮阳用具。它以木条扎成直径约二尺余的木圈（有专门卖的），上绷中心有圆孔的白布。圆孔直径约两寸许，周围饰有用蓝布剪制的云纹或对角花纹图案，下缀两条布带，供戴时勒住下巴。凉圈制作简单，携带轻便，戴在头上，不碍双手劳作，而且遮阳面积大，所以是妇女下地拔草、收田时必带之物。每当田野里禾苗一片翠绿之时，庄稼地里的杂草也乘机疯长。这时农家许多男主人多外出“搞副业”挣钱去了，而田间除草的活儿就落到了妇女身上。你看哪，在那一块块翠绿的田地里，白凉圈显得格外醒目，确实成了农村夏天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青海《花儿》里就曾唱到它：“拔草的阿姐们一溜儿，凉圈儿排成了队儿”；“白布的凉圈儿棋子花（指凉圈上的装饰图案），芝麻呢儿的手帕；一对儿眼睛杏核儿大，一张惹人的嘴巴。”也许在河湟谷地，妇女们使用了千百年的凉圈儿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大批式样新颖、色彩各異的遮阳帽陆续从城市走向乡间，引领时装潮流的年轻妇女们不但进城上街时戴着它，而且除草收田时也带着它，尽管个别看不惯的老奶奶们骂她们是“俏皮”、“妖精”，但凉圈儿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沙瓶和凉圈儿一样，是过去农家除草、收田时必备之物。在过去没有暖瓶、水壶、玻璃瓶，甚至塑料用具的岁月里，沙瓶是庄稼人下地时盛水的用具。沙瓶实际上就是一种粗陶器，样子有点像暖瓶胆，双耳、小口，用绳子拴住两耳，可以提。下地前，人们在沙瓶里灌好开水，“双耳的沙瓶里灌开水，阳坡上要拔个草哩”，小心翼翼地提到田间地头，供口渴时饮用。沙瓶虽然价廉，但怕摔易碎，在过去普遍家境比较困难的年代里，打碎一个沙瓶，一时半会儿也是个难心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