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暄最初的小说创作，以精准地揭示新出现的时代性的精神“症候”而为文坛所瞩目，如短篇小说《眼镜》《姐妹》。但在这之后，他的小说中，越来越体现出了一种在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譬如，《解个手到底有多久》《孩子生病时我们都做些什么》 等等。在他最近刊发的三部中篇《独自看守》《不了了之》《构陷》中，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更为明显，标示着张暄的创作，正在努力从揭示社会现实层面所呈现的“病症”，深入到对社会深层规律的勘探，在做这种勘探时，那种在直观现实中以呈现本质及其所表现出的那种在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则或可成为其作为1970年代生人的代际精神特征，这些，正是张暄小说近作意义之所在。
读张暄小说近作三篇，给人最突出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对所叙之事的相互消解。在《独自看守》中，冯明辉是否是凶手始终让读者疑惑不定，特别是作者又不厌其烦地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冯明辉的一系列动作，对这些动作，警官古况始终不能判定他是试图打开手铐呢还是如冯明辉自己所说，只是挠挠痒。在《不了了之》中，孙永安的杀人动机、孙与郑莉莉是什么样的人，都始终是扑朔迷离的。孙永安虽然杀人已是既定事实，但他却对自己的杀人动机守口如瓶，只是反复说一句话：“你们枪毙我吧”。而郑莉莉交代的孙永安的杀人动机——即因郑虽然与孙永安一度相好，但在郑不答应嫁孙时，孙即起杀郑之念。郑的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同样让人疑窦丛生：一是如众警官所认为的：因为郑莉莉不愿意嫁给他就杀人，总觉得有点牵强。一是用宋警官的话说：也别听那女人一面之词，本就是个卖货，哪有不爱财的？而如果这些警官说的是真的，那么，郑所说的，因为后来知道孙是极为凶恶残暴之人的说词就是靠不住的。郑是妓女，阅男人无数，而之所以在接客中，如她所说，最初是为孙的真诚所打动，那或许是因为孙原本极为凶恶残暴但又是极善于伪装之人，或是郑对孙凶恶残暴的指责是诬词，而如果是诬词，那么，郑所说其最初为孙的真诚所打动，也就是其编造的假话，倒有可能是孙是动了真情，而郑却是颇具心机的风月老手。如是，郑与孙是怎样的人，他们生活中真实的为人是什么，就都是疑问，似乎相反的两种结论都能成立。特别是作者还写了警官古况最初在风月场上对郑纯情、不幸的印象，就更让人对郑是何种人无法把握无法判断，而如果对郑是何种人无法作出判断，那么，郑所述说中的孙是何种人，也就因之无法作出相应判断了。在《构陷》中，薛天在电话通话时间上做手脚，是“只是觉得好玩”还是有意恶意为之;蔡晓芬在送衣服干洗时，是否有过曾因大意而将钱放在衣袋里忘记拿出而丢失的可能;薛天被停职对薛天是好事还是坏事等等，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读张暄小说近作三篇，给人最突出最深刻印象的，还有其对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譬如，古况对其同事折磨犯人的种种非人手段很不以为然，作者通过古况的感受，写明这种非人手段是对人性的最大折磨，但恰恰是这些手段，让犯人每每得以招供并供出了真相。而让古况总是觉得真不像坏人的，在其同事折磨过犯人逼迫犯人招供后“恰恰的确就是”坏人。再如：警官“孙山岗因为刑讯逼供出了事。他抓了一个盗窃惯犯，打一顿，那个人交代一起案件。一查，真的。再打一顿，又交代一起。再查，也是真的。于是接着打，这样，先先后后挖出十几起盗窃积案。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做了多少案，只好继续打下去，案没挖完，人挺不住，死到孙山岗面前了”。如是，刑讯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就都有了各自得以为自身辩护的理由。
这样的一种在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与时代背景的。
一次次的时代性变革，一次次的价值谱系的更换，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历史转型期，对既往的大大小小的历史真相的疑惑与勘探，对既定事实在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成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时代性“癥候”。就以如何评价暴力如何评价恶为例吧。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暴力无疑是属于“负能量”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暴力的压迫时，只有用暴力来反抗暴力才是最为合理的也最为有效的手段，中国的武装革命正是因此而发生。再如恶，鲁迅的以恶抗恶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能够有能力肩扛起黑暗闸门的，一定是在黑暗世界中成长起来具备黑暗元素的人，能够有能力埋葬吃人世界的，一定是被吃但也吃过人的人。于是，这些肩扛起黑暗闸门的、埋葬吃人世界的人身上所具有的黑暗元素及吃人经历，也就具有了历史性的合理存在的理由。
但是，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历史性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合理性，而是要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不断地予以扬弃。非常可贵的是，在张暄这三部小说中，作者写了这种扬弃：虽然警官们还不能得知所侦办事件的真相，虽然警官们对如何判断过去的刑讯手段还缺乏清醒及自觉的认识，但“古况做中队长第一次开会，就声令在他眼皮内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刑讯嫌疑人，哪怕案子破不了。”而之所以如此，“俗尘渺渺，天意茫茫，他始终不知该感谢谁……从事实上看，他该感谢（他之前的）苏富、薛天，还有孙山岗，甚至魏群安、小三子，但觉得这远远不够，在这些（是是非非的）人之外，他觉得还有某种造化，这是最应该感谢的。”但不管怎样，“刑讯逼供现象在他们局里彻底绝迹”。这就是历史的前行，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难能可贵的，张暄在这三部小说中，还写了即使在历史性的合理性中，也夹杂着那些不合理的存在，在抗恶的“恶”中，在消灭黑暗的“黑暗”中，也有着被“恶”被“黑暗”同化的可能。譬如，在《独自看守》一开篇中，作者就用了极大的篇幅，写警官孙山岗在折磨犯人过程中的快感，这样的描写，在三部小说中，在警官对犯人的刑讯过程中，比比皆是。
读张暄的这三部小说，我时时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对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在张暄他们这1970年代生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最为鲜明。1930年代生人，他们的价值指向，总是在“组织部”与“年轻人”之间徘徊，总是在“忠诚”与“第二种”之间徘徊，即使面对市场经济格局中生成的新的矛盾，即使在这一面对时代面对历史所发生的回望，他们也是在前述既定的价值立足点上作出判断。1950年代生人，他们在面对现实与回望历史时，更为注重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及对自身在这种改造中立足于何处的追问。如是，这样的一种内心价值形态的稳定及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切，使他们都不会有类如张暄这一代人的这样的一种对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至少不会这样突出这样强烈。
当我从197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征价值形态来考察张暄的这三部小说时，我不由得对其叙述视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三部小说，其叙述视角都是一个涉世不深但身心也相对健康的古况，以他的眼光来看取、评判以刑事领域为载体的这一极端的社会病态及这一病态中存在着的“恶”“黑暗”与抗恶的“恶”消灭“黑暗”的“黑暗”。这就使古况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种步入历史步入现实的“新人”意味，他们在步入过程中，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却伴随着历史前行而成长。这或许也是1970年代生人在今天的一种存在形态吧。
所有这一切，在这三部小说的小说叙事中，都是通过大量的非常生动细致精确的对现实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实现的，这是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体现，但那种相互消解在相互消解中构成对所有既定的解构，又是非常切合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一支的解构主义的特点的。这二者的完美结合，让我看到了1970年代生人在继承原有传统汲取现代新知的希望所在，这或许也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吧。
（作者：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读张暄小说近作三篇，给人最突出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对所叙之事的相互消解。在《独自看守》中，冯明辉是否是凶手始终让读者疑惑不定，特别是作者又不厌其烦地花了大量的篇幅，写冯明辉的一系列动作，对这些动作，警官古况始终不能判定他是试图打开手铐呢还是如冯明辉自己所说，只是挠挠痒。在《不了了之》中，孙永安的杀人动机、孙与郑莉莉是什么样的人，都始终是扑朔迷离的。孙永安虽然杀人已是既定事实，但他却对自己的杀人动机守口如瓶，只是反复说一句话：“你们枪毙我吧”。而郑莉莉交代的孙永安的杀人动机——即因郑虽然与孙永安一度相好，但在郑不答应嫁孙时，孙即起杀郑之念。郑的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同样让人疑窦丛生：一是如众警官所认为的：因为郑莉莉不愿意嫁给他就杀人，总觉得有点牵强。一是用宋警官的话说：也别听那女人一面之词，本就是个卖货，哪有不爱财的？而如果这些警官说的是真的，那么，郑所说的，因为后来知道孙是极为凶恶残暴之人的说词就是靠不住的。郑是妓女，阅男人无数，而之所以在接客中，如她所说，最初是为孙的真诚所打动，那或许是因为孙原本极为凶恶残暴但又是极善于伪装之人，或是郑对孙凶恶残暴的指责是诬词，而如果是诬词，那么，郑所说其最初为孙的真诚所打动，也就是其编造的假话，倒有可能是孙是动了真情，而郑却是颇具心机的风月老手。如是，郑与孙是怎样的人，他们生活中真实的为人是什么，就都是疑问，似乎相反的两种结论都能成立。特别是作者还写了警官古况最初在风月场上对郑纯情、不幸的印象，就更让人对郑是何种人无法把握无法判断，而如果对郑是何种人无法作出判断，那么，郑所述说中的孙是何种人，也就因之无法作出相应判断了。在《构陷》中，薛天在电话通话时间上做手脚，是“只是觉得好玩”还是有意恶意为之;蔡晓芬在送衣服干洗时，是否有过曾因大意而将钱放在衣袋里忘记拿出而丢失的可能;薛天被停职对薛天是好事还是坏事等等，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读张暄小说近作三篇，给人最突出最深刻印象的，还有其对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譬如，古况对其同事折磨犯人的种种非人手段很不以为然，作者通过古况的感受，写明这种非人手段是对人性的最大折磨，但恰恰是这些手段，让犯人每每得以招供并供出了真相。而让古况总是觉得真不像坏人的，在其同事折磨过犯人逼迫犯人招供后“恰恰的确就是”坏人。再如：警官“孙山岗因为刑讯逼供出了事。他抓了一个盗窃惯犯，打一顿，那个人交代一起案件。一查，真的。再打一顿，又交代一起。再查，也是真的。于是接着打，这样，先先后后挖出十几起盗窃积案。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做了多少案，只好继续打下去，案没挖完，人挺不住，死到孙山岗面前了”。如是，刑讯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就都有了各自得以为自身辩护的理由。
这样的一种在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与时代背景的。
一次次的时代性变革，一次次的价值谱系的更换，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历史转型期，对既往的大大小小的历史真相的疑惑与勘探，对既定事实在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成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时代性“癥候”。就以如何评价暴力如何评价恶为例吧。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暴力无疑是属于“负能量”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对暴力的压迫时，只有用暴力来反抗暴力才是最为合理的也最为有效的手段，中国的武装革命正是因此而发生。再如恶，鲁迅的以恶抗恶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能够有能力肩扛起黑暗闸门的，一定是在黑暗世界中成长起来具备黑暗元素的人，能够有能力埋葬吃人世界的，一定是被吃但也吃过人的人。于是，这些肩扛起黑暗闸门的、埋葬吃人世界的人身上所具有的黑暗元素及吃人经历，也就具有了历史性的合理存在的理由。
但是，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历史性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合理性，而是要在历史的行进过程中，不断地予以扬弃。非常可贵的是，在张暄这三部小说中，作者写了这种扬弃：虽然警官们还不能得知所侦办事件的真相，虽然警官们对如何判断过去的刑讯手段还缺乏清醒及自觉的认识，但“古况做中队长第一次开会，就声令在他眼皮内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刑讯嫌疑人，哪怕案子破不了。”而之所以如此，“俗尘渺渺，天意茫茫，他始终不知该感谢谁……从事实上看，他该感谢（他之前的）苏富、薛天，还有孙山岗，甚至魏群安、小三子，但觉得这远远不够，在这些（是是非非的）人之外，他觉得还有某种造化，这是最应该感谢的。”但不管怎样，“刑讯逼供现象在他们局里彻底绝迹”。这就是历史的前行，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难能可贵的，张暄在这三部小说中，还写了即使在历史性的合理性中，也夹杂着那些不合理的存在，在抗恶的“恶”中，在消灭黑暗的“黑暗”中，也有着被“恶”被“黑暗”同化的可能。譬如，在《独自看守》一开篇中，作者就用了极大的篇幅，写警官孙山岗在折磨犯人过程中的快感，这样的描写，在三部小说中，在警官对犯人的刑讯过程中，比比皆是。
读张暄的这三部小说，我时时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对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在张暄他们这1970年代生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最为鲜明。1930年代生人，他们的价值指向，总是在“组织部”与“年轻人”之间徘徊，总是在“忠诚”与“第二种”之间徘徊，即使面对市场经济格局中生成的新的矛盾，即使在这一面对时代面对历史所发生的回望，他们也是在前述既定的价值立足点上作出判断。1950年代生人，他们在面对现实与回望历史时，更为注重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及对自身在这种改造中立足于何处的追问。如是，这样的一种内心价值形态的稳定及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切，使他们都不会有类如张暄这一代人的这样的一种对真相呈现、价值权衡上的不定把握，至少不会这样突出这样强烈。
当我从197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征价值形态来考察张暄的这三部小说时，我不由得对其叙述视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三部小说，其叙述视角都是一个涉世不深但身心也相对健康的古况，以他的眼光来看取、评判以刑事领域为载体的这一极端的社会病态及这一病态中存在着的“恶”“黑暗”与抗恶的“恶”消灭“黑暗”的“黑暗”。这就使古况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种步入历史步入现实的“新人”意味，他们在步入过程中，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却伴随着历史前行而成长。这或许也是1970年代生人在今天的一种存在形态吧。
所有这一切，在这三部小说的小说叙事中，都是通过大量的非常生动细致精确的对现实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实现的，这是经典的现实主义的典型体现，但那种相互消解在相互消解中构成对所有既定的解构，又是非常切合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一支的解构主义的特点的。这二者的完美结合，让我看到了1970年代生人在继承原有传统汲取现代新知的希望所在，这或许也是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吧。
（作者：太原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