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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艾滋病究竟了解多少?
面对艾滋病感染者，
你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吃饭聊天吗?
你接受他进入你的生活圈子吗?
你可以……
起码你可以看看电影，给他们一个拥抱。
筹备《最爱》的过程中，顾长卫希望能为在现实中遭受歧视的感染者们做更多事情，他想出一个点子：公开征集感染者，邀请他们参与电影拍摄，通过记录他们在剧组与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减少对感染者的歧视。2009年，剧组在网络上发布寻人启事，征集感染者出演或参与电影《最爱》的幕后工作。经过漫长的准备和无数不可预知的意外，三位感染者老夏、涛涛和刘老师终于进入剧组，以这个过程为内容制作的纪录片《在一起》同时出炉。
短短的拍摄给志愿者们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改变：离组之后，老夏给剧组发来消息，他愿意面对镜头，取消遮挡。当涛涛结束拍摄回到家中时，他可以和家人在一个盘里夹菜了……取消歧视，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期许，但为了它的实现，我们总可以做点什么。
一如在纪录片的结尾，一名江西的感染者在街头打出自己的标语，希望过往路人给他一个拥抱，有人围观，有人询问，更有人一直默默关注，在最后时刻拥抱了他，那是一个温暖的画面……
《最爱》在你我逝去之前
故事悄然开始
2007年，顾长卫《立春》之后，新计划《七十里铺列传》悄然开始。
“七十里铺”，是今天的山东烟台一个小镇，古时以驿站为中心而生的村落，因葡萄闻名，后更名巨峰。《七十里铺列传》借用此名，源自一些真人真事。当年，身为防治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的蒋雯丽对发生在河南等地，因卖血被艾滋病吞噬的村落报道震惊，介绍给顾长卫，一点点发展成了现在的故事。名字几度更迭，从《七十里铺列传》《世外桃源》《魔术时代》……直到《最爱》。
2009年，电影正式开始筹拍，顾长卫找来了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王宝强……这群人要做的，是放弃光鲜，进入最朴质的生存状态，等待死亡!故事围绕一对患病的爱侣的遭遇展开，一群瞬间绽放生命花火的可爱人们被呈现在人们视野中。“活着多好啊，生命真是美丽的，千万不要懈怠他们。”顾长卫不善言辞，他没能找到合适的词句，但是找到了足够准确的故事，承载这些感悟。“我有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幼稚呢，这么慢，要是慢工出细活也算落个安慰，但拍电影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充满各种不可预测，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法，一点点来弄。”
“我是个笨人，《最爱》几乎是选择了最笨的方式。”顾长卫说。
结婚吧趁活着
琴琴(章子怡)和赵得意(郭富城)是一对各有故事的艾滋病患者，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一起。结婚那天他们游走在村落里，向曾唾弃、非议他们的人们告白。琴琴特别高兴，这是她一直希望看到的一天，她拿着结婚证在街上，读给空荡荡的街听，读给沉默的房屋听……
“我们结婚了，这是个非常美的设计。”章子怡说，“到最后念自己结婚证的那场戏，我有点控制不住那种骄傲。”在章子怡看来，她和郭富城饰演的赵得意的故事，是一组群像中，“最感人、最美丽、最突出、最爱的故事。琴琴和得意相依为命，缺了对方都会不完整，这也像他们的爱情，壮烈也凄美。”
《最爱》对章子怡来说这是一次考验，毕竟生活在城市里，生命体验与故事需要的质朴，有太大反差，“戏里的琴琴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她的一举一动，生命的起伏非常非常生动，这是一个丰富、独特的女人，我没有拍过这样的角色。”
郭富城的造型上也完全颠覆了平日的形象：蓬乱的头发，稀疏的胡碴，洗的泛白的夹克，牛仔裤，手提菜篮，肩扛麻袋，有时还捧着窝窝头和棒碴粥，基本可以媲美土生土长的陕北大汉。在戏里，郭富城用陕北方言演戏，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有时为了说好台词，几十遍上百遍的学一句陕北话。
郭富城演一个内地农村青年，一直有很多质疑，但顾长卫有信心：“最重要是演一个人，什么身份、职业都不重要，重要是人的特征，章子怡和郭富城是他们演过所有角色最精彩的。”
“有一场戏，是得意跟琴琴在山顶拥抱的戏，是片中比较重一场戏，当时郭富城刚从外面回到剧组，就拍了。大家都觉得他演得挺好的，但是他不满意，总说觉得没演好，最后我们还是拍了第二次，电影里两次都用到了。”顾长卫回忆。
郭富城对于这些辛苦绝口不提，他只是不停地说起，自己爱这个角色：“得意，是一个有点小聪明、有一点自私的人，但是因为他遇到了琴琴，他们俩的爱情让他有了勇气，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叫得意，当然是一个从内到外，都很得意的人，虽然得了绝症，但他勇敢、乐观地面对每一天，就好像戏里他常常会说的一句话：‘多活一天是一天’。”
《最爱》围绕的就是这样两个人，一个男人时日不多了，仍说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得意一天是一天”；一个女人美丽年轻，说着：“我们结婚吧，趁活着。”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拍摄时顾长卫把情绪控制交给了两位演员，任他们发挥。章子怡念结婚证时，镜头外的郭富城哭了。
太快，来不及爱
FAMOUS：为什么要做一部这样题材的故事片呢?
顾长卫：我们不是奔着艾滋病题材去做的，《最爱》是基于我对当代生活的一种感受，这个时代发展得很快，在快的过程中就意味着我们也会失去很多东西，面临很多困境，比如说地震、非典、食品安全，人对自然索取太多，可能会引发自然对我们的回应。故事片《最爱》的角度，并不是正面去讲艾滋病的故事，它更像是《泰坦尼克》《2012》这种影片，还是讲人的，试着去平静友善的理解人性，欣赏生命。
FAMOUS：审查顺利吗?
顾长卫：挺不容易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和分寸，依然让影片有它自己独特的力度和味道。在《最爱》中，我们假设了“热病”这样一个瘟疫，生命也许会短暂，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短暂的生命对于爱情浪漫的崇拜和追求，看到他们对于生命的努力，当很多人都有末世情结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结婚吧，趁活着”，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有时代感的东西，是对时代、对人和生命的理解。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质感的、有个性，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梦想和失落。
FAMOUS：我们发现电影片头打出“故事纯属虚构”的字幕。
顾长卫：它确实是虚构的。文本是虚构的，人名也都是假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假定的过程中让你去体会生命，结识生活中形形色色可爱鲜活的人。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部农村片，它有很强的一个时代的气息，带着时代的质感，带着这个时代的感慨，讲了一个故事。
FAMOUS：有人质疑纪录片《在一起》的拍摄是为电影做宣传，造势。
顾长卫：如果仅仅为了故事片的宣传，拍一个幕后花絮就行了，何必弄个纪录片。 至于别人怎么想，我控制不了。
《在一起》困难的反歧视
《在一起》与《最爱》是双生的姊妹花。2009年，顾长卫向社会发出寻人启事，邀请HIV感染者一起参与电影的拍摄。一年后，三名志愿者入选，他们和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蒋雯丽在一起，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朝夕相处。这是一群走不到阳光下的人，他们的不自信源于外界的压力，有时候，这些压力甚至就来自于亲人。
阳光照不到他们
门头沟外景地，白雪皑皑，饰演小鑫的涛涛(胡泽涛)穿着单薄的校服躺在棺材里，身边一摞课本……顾长卫导演专注地看着监视器，看着这个11岁的非职业演员。
山西临汾，红丝带小学。这里生活着16名因为母婴感染了病毒的艾滋病孤儿，学校其实是一家医院，孩子们都是患者，为了不让耽误学习，医院请了老师来给他们上课，但是由于条件所限，这个学校只有一个班。涛涛2005年来到这个学校，在这里已经生活了6年，他的生命一度垂危。他们的生活老师刘丽萍，1996年在手术的输血过程中被感染，直到2005年发病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是一群走不到阳光下的人，有时候就算他们自己愿意，也会遭到家人的反对。
金子，男，25岁，现在在一家婚庆公司工作。警校毕业的时候，报考警察体检时查出自己感染了HIV，他想参与《最爱》剧组的拍摄，但是母亲不同意。剧组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他的母亲说：“他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很伤心，落到谁家谁都会伤心的，我们两家十多个兄弟姊妹，现在都帮你瞒着的，还不用说社会各界的朋友，你自己也清楚，这都是大家族，你开玩笑，你还去搞这个事情。你真的让人失望透了，你做啥不好呢?你去拍个正当的片子我也不反对你啊，你非要接触到这些事情，你非要弄出来，我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心里头才舒服喔。”
“为什么不正当?”剧组问。“这个叫见不得光啊!”母亲回答得相当干脆。
即使在剧组里，阳光也若隐若现。
拍摄间隙，工作人员一边休息一边扎堆聊着天。镜头了对着一个群众演员。
“你知道这里有艾滋病感染者吗?”被问到的群众演员一脸茫然。
“你怕吗?”
“怕也不知道谁有啊。”他想了想，“知道的话，可能会离远的吧。”
金子说：“我就是，你信吗?”刚和金子在一起聊天的水富，先是无法相信，在旁人的证实下，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他甚至不敢去正视金子的眼睛了。
22岁的“静静的活”，是在大学献血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感染的，她现在在深圳的一家网站工作。她是被交往了二三个月的男朋友感染的，至于男朋友自己知道不知道，她不敢问。也是怕暴露自己。在剧组，工作人员说服她出演一个站在章子怡身边的群众演员角色，其实只是个一晃而过的镜头，但担心电影上映后会被认出来，还是放弃了出镜。
自从2009年6月开始，工作人员用QQ在网上寻找HIV感染者参与电影拍摄开始，他们大部分遭遇的都是拒绝，在接触的60多位感染者中，前后有6位进入剧组，其中只有涛涛、刘老师和老夏，愿意露脸拍摄。
一度困难重重
老夏2008年发现自己感染后，被老婆赶出了家门，一年后他的老婆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他进入一座寺庙，成为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在一起》的总导演顾长卫介绍，在出镜这个问题上老夏也一度很犹豫，但最终还是签署了肖像使用的授权书。
事实上从2009年7月开始寻找志愿者，这个项目就面临着困难重重，《在一起》的导演赵亮最初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的困难程度，在他看来“拍电影，上电视对大多数人是件好玩、浪漫的事儿，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在感染者的00群里接触了一阵之后，才发现进入这些感染者的生活和内心，是件特别困难的事儿，“在网上聊聊还有可能，听到要采访，马上退避三舍”。他们的自动防御机制是随时待命状态的，这导致采访成本很高昂，“要培养很长时间，了解你，信任你了，才可能接受采访。”
顾长卫甚至设想过，“如果拍了一半人都走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结局。”也担心过志愿者们最后都要求脸部打马赛克，那样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我们希望将来的一天，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能够重新让大家看到他们，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反正我当时就想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把它做完，越是困难越有必要做这个片子。”
对于一直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导演赵亮来说，他前期开始着手的时候，对于剧组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期待，“怕拍出来的感觉不够真实，很多时候明星拥抱一下，这类细节相对都是表面化的。”不符合他长期以来的工作方式，所以他把更注重前期的寻找志愿者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拍个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调查报告也行”。顾长卫也并没有按命题作文来要求他，没有定死拍摄的内容，更多的是让他自由发挥。赵亮一般在网上跟感染者聊天，前期取得同意后，再深入到当地，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五六十人，累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每次拍完回来给顾导看看素材，有没有合适进入剧组的人选，再安排来北京面试，比如涛涛就是从他的几个同学里挑选出来的。“片子的特殊性和现实条件导致了人物深入的有限性，拍摄一般不会在受访者的家中，不是她正常的生活环境，一般都是约出来以采访的形式，你拍不到他们的生活，因为不愿意暴露身份，同时能接触到的都是比较底层的感染者，经济状况中上的感染者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基本上接触不到。有些感染者的真实生活水平非常低，经济的原因加上被感染后大多跟亲友无法启齿的痛苦，他们往往忍受着双重折磨。”
进入外景地拍摄阶段，赵亮发现，有些他采访过的工作人员陆续消失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故事片剧组，也不知道它的流动性是怎样的，我采访过的化妆助理、服装助理啊都换新人了，导致之前拍的素材没有用了，阶段性表现不出来，我还问是不是剧组都这么散乱。”到底是不是因为剧组里有感染者才走的，这个谁也说不好，因为走之前谁也不会直接说真实的原因。
为了给大家一个交待，开机的前一天，赵亮请了卫生部专家给工作人员宣讲艾滋病相关知识，以消除顾虑，“担心其实大家都有，因为都是第一次接触感染者，但是为了拍纪录片，表现得都比较大度、理解。”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也有私下议论和猜测，“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他们拿捏不准对待志愿者的尺度，太热情或者太拘谨好像都不合适，这其中有很多的微妙。
拍这个片子之前，赵亮对于感染者这个人群并不太了解，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是“不要矫情的方式和口吻，不要电视台专题片那种非常表面化的温情脉脉和关爱。我本人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因为是公益片，考虑到剧组里的明星的举动对于大众还是会有影响和指导作用，所以还是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而且点点滴滴拍下来，还是有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之前的判断还是有点武断了。”同时，随着《最爱》的上映和被关注，会让《在一起》被更多的人所知道、看到，这两个片子的亲缘关系，导致在推广宣传的过程，无论提到哪一个就会自然地捎带上另一个。客观上，名人效应会让社会大众更广泛地了解到艾滋病感染者的现状和困境，这是当初立项的目的，也是大家投身其中的原因。
影片结尾，江西一名感染者在街头打出自己的标语，希望过往路人给他一个拥抱，有人围观，有人询问，更有人一直默默关注，在最后时刻拥抱了他，那是一个温暖的画面……
面对艾滋病感染者，
你愿意和他坐在一起像朋友一样吃饭聊天吗?
你接受他进入你的生活圈子吗?
你可以……
起码你可以看看电影，给他们一个拥抱。
筹备《最爱》的过程中，顾长卫希望能为在现实中遭受歧视的感染者们做更多事情，他想出一个点子：公开征集感染者，邀请他们参与电影拍摄，通过记录他们在剧组与大家一起工作生活，减少对感染者的歧视。2009年，剧组在网络上发布寻人启事，征集感染者出演或参与电影《最爱》的幕后工作。经过漫长的准备和无数不可预知的意外，三位感染者老夏、涛涛和刘老师终于进入剧组，以这个过程为内容制作的纪录片《在一起》同时出炉。
短短的拍摄给志愿者们的生活带来了些许改变：离组之后，老夏给剧组发来消息，他愿意面对镜头，取消遮挡。当涛涛结束拍摄回到家中时，他可以和家人在一个盘里夹菜了……取消歧视，也许只是一个美丽的期许，但为了它的实现，我们总可以做点什么。
一如在纪录片的结尾，一名江西的感染者在街头打出自己的标语，希望过往路人给他一个拥抱，有人围观，有人询问，更有人一直默默关注，在最后时刻拥抱了他，那是一个温暖的画面……
《最爱》在你我逝去之前
故事悄然开始
2007年，顾长卫《立春》之后，新计划《七十里铺列传》悄然开始。
“七十里铺”，是今天的山东烟台一个小镇，古时以驿站为中心而生的村落，因葡萄闻名，后更名巨峰。《七十里铺列传》借用此名，源自一些真人真事。当年，身为防治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的蒋雯丽对发生在河南等地，因卖血被艾滋病吞噬的村落报道震惊，介绍给顾长卫，一点点发展成了现在的故事。名字几度更迭，从《七十里铺列传》《世外桃源》《魔术时代》……直到《最爱》。
2009年，电影正式开始筹拍，顾长卫找来了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王宝强……这群人要做的，是放弃光鲜，进入最朴质的生存状态，等待死亡!故事围绕一对患病的爱侣的遭遇展开，一群瞬间绽放生命花火的可爱人们被呈现在人们视野中。“活着多好啊，生命真是美丽的，千万不要懈怠他们。”顾长卫不善言辞，他没能找到合适的词句，但是找到了足够准确的故事，承载这些感悟。“我有时候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幼稚呢，这么慢，要是慢工出细活也算落个安慰，但拍电影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充满各种不可预测，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法，一点点来弄。”
“我是个笨人，《最爱》几乎是选择了最笨的方式。”顾长卫说。
结婚吧趁活着
琴琴(章子怡)和赵得意(郭富城)是一对各有故事的艾滋病患者，历经磨难终于走到一起。结婚那天他们游走在村落里，向曾唾弃、非议他们的人们告白。琴琴特别高兴，这是她一直希望看到的一天，她拿着结婚证在街上，读给空荡荡的街听，读给沉默的房屋听……
“我们结婚了，这是个非常美的设计。”章子怡说，“到最后念自己结婚证的那场戏，我有点控制不住那种骄傲。”在章子怡看来，她和郭富城饰演的赵得意的故事，是一组群像中，“最感人、最美丽、最突出、最爱的故事。琴琴和得意相依为命，缺了对方都会不完整，这也像他们的爱情，壮烈也凄美。”
《最爱》对章子怡来说这是一次考验，毕竟生活在城市里，生命体验与故事需要的质朴，有太大反差，“戏里的琴琴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她的一举一动，生命的起伏非常非常生动，这是一个丰富、独特的女人，我没有拍过这样的角色。”
郭富城的造型上也完全颠覆了平日的形象：蓬乱的头发，稀疏的胡碴，洗的泛白的夹克，牛仔裤，手提菜篮，肩扛麻袋，有时还捧着窝窝头和棒碴粥，基本可以媲美土生土长的陕北大汉。在戏里，郭富城用陕北方言演戏，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全新的挑战。有时为了说好台词，几十遍上百遍的学一句陕北话。
郭富城演一个内地农村青年，一直有很多质疑，但顾长卫有信心：“最重要是演一个人，什么身份、职业都不重要，重要是人的特征，章子怡和郭富城是他们演过所有角色最精彩的。”
“有一场戏，是得意跟琴琴在山顶拥抱的戏，是片中比较重一场戏，当时郭富城刚从外面回到剧组，就拍了。大家都觉得他演得挺好的，但是他不满意，总说觉得没演好，最后我们还是拍了第二次，电影里两次都用到了。”顾长卫回忆。
郭富城对于这些辛苦绝口不提，他只是不停地说起，自己爱这个角色：“得意，是一个有点小聪明、有一点自私的人，但是因为他遇到了琴琴，他们俩的爱情让他有了勇气，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叫得意，当然是一个从内到外，都很得意的人，虽然得了绝症，但他勇敢、乐观地面对每一天，就好像戏里他常常会说的一句话：‘多活一天是一天’。”
《最爱》围绕的就是这样两个人，一个男人时日不多了，仍说着：“多活一天是一天，得意一天是一天”；一个女人美丽年轻，说着：“我们结婚吧，趁活着。”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拍摄时顾长卫把情绪控制交给了两位演员，任他们发挥。章子怡念结婚证时，镜头外的郭富城哭了。
太快，来不及爱
FAMOUS：为什么要做一部这样题材的故事片呢?
顾长卫：我们不是奔着艾滋病题材去做的，《最爱》是基于我对当代生活的一种感受，这个时代发展得很快，在快的过程中就意味着我们也会失去很多东西，面临很多困境，比如说地震、非典、食品安全，人对自然索取太多，可能会引发自然对我们的回应。故事片《最爱》的角度，并不是正面去讲艾滋病的故事，它更像是《泰坦尼克》《2012》这种影片，还是讲人的，试着去平静友善的理解人性，欣赏生命。
FAMOUS：审查顺利吗?
顾长卫：挺不容易的，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和分寸，依然让影片有它自己独特的力度和味道。在《最爱》中，我们假设了“热病”这样一个瘟疫，生命也许会短暂，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短暂的生命对于爱情浪漫的崇拜和追求，看到他们对于生命的努力，当很多人都有末世情结的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结婚吧，趁活着”，它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有时代感的东西，是对时代、对人和生命的理解。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质感的、有个性，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梦想和失落。
FAMOUS：我们发现电影片头打出“故事纯属虚构”的字幕。
顾长卫：它确实是虚构的。文本是虚构的，人名也都是假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假定的过程中让你去体会生命，结识生活中形形色色可爱鲜活的人。我真的不觉得这是一部农村片，它有很强的一个时代的气息，带着时代的质感，带着这个时代的感慨，讲了一个故事。
FAMOUS：有人质疑纪录片《在一起》的拍摄是为电影做宣传，造势。
顾长卫：如果仅仅为了故事片的宣传，拍一个幕后花絮就行了，何必弄个纪录片。 至于别人怎么想，我控制不了。
《在一起》困难的反歧视
《在一起》与《最爱》是双生的姊妹花。2009年，顾长卫向社会发出寻人启事，邀请HIV感染者一起参与电影的拍摄。一年后，三名志愿者入选，他们和章子怡、郭富城、濮存昕、蒋雯丽在一起，开始了长达3个月的朝夕相处。这是一群走不到阳光下的人，他们的不自信源于外界的压力，有时候，这些压力甚至就来自于亲人。
阳光照不到他们
门头沟外景地，白雪皑皑，饰演小鑫的涛涛(胡泽涛)穿着单薄的校服躺在棺材里，身边一摞课本……顾长卫导演专注地看着监视器，看着这个11岁的非职业演员。
山西临汾，红丝带小学。这里生活着16名因为母婴感染了病毒的艾滋病孤儿，学校其实是一家医院，孩子们都是患者，为了不让耽误学习，医院请了老师来给他们上课，但是由于条件所限，这个学校只有一个班。涛涛2005年来到这个学校，在这里已经生活了6年，他的生命一度垂危。他们的生活老师刘丽萍，1996年在手术的输血过程中被感染，直到2005年发病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是一群走不到阳光下的人，有时候就算他们自己愿意，也会遭到家人的反对。
金子，男，25岁，现在在一家婚庆公司工作。警校毕业的时候，报考警察体检时查出自己感染了HIV，他想参与《最爱》剧组的拍摄，但是母亲不同意。剧组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他的母亲说：“他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很伤心，落到谁家谁都会伤心的，我们两家十多个兄弟姊妹，现在都帮你瞒着的，还不用说社会各界的朋友，你自己也清楚，这都是大家族，你开玩笑，你还去搞这个事情。你真的让人失望透了，你做啥不好呢?你去拍个正当的片子我也不反对你啊，你非要接触到这些事情，你非要弄出来，我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心里头才舒服喔。”
“为什么不正当?”剧组问。“这个叫见不得光啊!”母亲回答得相当干脆。
即使在剧组里，阳光也若隐若现。
拍摄间隙，工作人员一边休息一边扎堆聊着天。镜头了对着一个群众演员。
“你知道这里有艾滋病感染者吗?”被问到的群众演员一脸茫然。
“你怕吗?”
“怕也不知道谁有啊。”他想了想，“知道的话，可能会离远的吧。”
金子说：“我就是，你信吗?”刚和金子在一起聊天的水富，先是无法相信，在旁人的证实下，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他甚至不敢去正视金子的眼睛了。
22岁的“静静的活”，是在大学献血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感染的，她现在在深圳的一家网站工作。她是被交往了二三个月的男朋友感染的，至于男朋友自己知道不知道，她不敢问。也是怕暴露自己。在剧组，工作人员说服她出演一个站在章子怡身边的群众演员角色，其实只是个一晃而过的镜头，但担心电影上映后会被认出来，还是放弃了出镜。
自从2009年6月开始，工作人员用QQ在网上寻找HIV感染者参与电影拍摄开始，他们大部分遭遇的都是拒绝，在接触的60多位感染者中，前后有6位进入剧组，其中只有涛涛、刘老师和老夏，愿意露脸拍摄。
一度困难重重
老夏2008年发现自己感染后，被老婆赶出了家门，一年后他的老婆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他进入一座寺庙，成为带发修行的俗家弟子。《在一起》的总导演顾长卫介绍，在出镜这个问题上老夏也一度很犹豫，但最终还是签署了肖像使用的授权书。
事实上从2009年7月开始寻找志愿者，这个项目就面临着困难重重，《在一起》的导演赵亮最初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的困难程度，在他看来“拍电影，上电视对大多数人是件好玩、浪漫的事儿，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在感染者的00群里接触了一阵之后，才发现进入这些感染者的生活和内心，是件特别困难的事儿，“在网上聊聊还有可能，听到要采访，马上退避三舍”。他们的自动防御机制是随时待命状态的，这导致采访成本很高昂，“要培养很长时间，了解你，信任你了，才可能接受采访。”
顾长卫甚至设想过，“如果拍了一半人都走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结局。”也担心过志愿者们最后都要求脸部打马赛克，那样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我们希望将来的一天，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能够重新让大家看到他们，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反正我当时就想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把它做完，越是困难越有必要做这个片子。”
对于一直从事纪录片工作的导演赵亮来说，他前期开始着手的时候，对于剧组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期待，“怕拍出来的感觉不够真实，很多时候明星拥抱一下，这类细节相对都是表面化的。”不符合他长期以来的工作方式，所以他把更注重前期的寻找志愿者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能拍个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调查报告也行”。顾长卫也并没有按命题作文来要求他，没有定死拍摄的内容，更多的是让他自由发挥。赵亮一般在网上跟感染者聊天，前期取得同意后，再深入到当地，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五六十人，累积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每次拍完回来给顾导看看素材，有没有合适进入剧组的人选，再安排来北京面试，比如涛涛就是从他的几个同学里挑选出来的。“片子的特殊性和现实条件导致了人物深入的有限性，拍摄一般不会在受访者的家中，不是她正常的生活环境，一般都是约出来以采访的形式，你拍不到他们的生活，因为不愿意暴露身份，同时能接触到的都是比较底层的感染者，经济状况中上的感染者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基本上接触不到。有些感染者的真实生活水平非常低，经济的原因加上被感染后大多跟亲友无法启齿的痛苦，他们往往忍受着双重折磨。”
进入外景地拍摄阶段，赵亮发现，有些他采访过的工作人员陆续消失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故事片剧组，也不知道它的流动性是怎样的，我采访过的化妆助理、服装助理啊都换新人了，导致之前拍的素材没有用了，阶段性表现不出来，我还问是不是剧组都这么散乱。”到底是不是因为剧组里有感染者才走的，这个谁也说不好，因为走之前谁也不会直接说真实的原因。
为了给大家一个交待，开机的前一天，赵亮请了卫生部专家给工作人员宣讲艾滋病相关知识，以消除顾虑，“担心其实大家都有，因为都是第一次接触感染者，但是为了拍纪录片，表现得都比较大度、理解。”群众演员和工作人员也有私下议论和猜测，“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他们拿捏不准对待志愿者的尺度，太热情或者太拘谨好像都不合适，这其中有很多的微妙。
拍这个片子之前，赵亮对于感染者这个人群并不太了解，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是“不要矫情的方式和口吻，不要电视台专题片那种非常表面化的温情脉脉和关爱。我本人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但因为是公益片，考虑到剧组里的明星的举动对于大众还是会有影响和指导作用，所以还是出现了一些相关的内容。而且点点滴滴拍下来，还是有些有意思的细节，我之前的判断还是有点武断了。”同时，随着《最爱》的上映和被关注，会让《在一起》被更多的人所知道、看到，这两个片子的亲缘关系，导致在推广宣传的过程，无论提到哪一个就会自然地捎带上另一个。客观上，名人效应会让社会大众更广泛地了解到艾滋病感染者的现状和困境，这是当初立项的目的，也是大家投身其中的原因。
影片结尾，江西一名感染者在街头打出自己的标语，希望过往路人给他一个拥抱，有人围观，有人询问，更有人一直默默关注，在最后时刻拥抱了他，那是一个温暖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