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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和《楚辞》并称为“风骚”，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義诗歌总集，后者则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们是我国诗歌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座丰碑。本刊2018年第3期“经典藏书”栏目中介绍了《诗经》，本期谈谈《楚辞》。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书·朱买臣传》也记载道：“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代皇帝为楚人，好楚声，所以朱买臣等文学侍从之臣以楚地文辞作品取悦于皇帝，并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楚辞”中的“楚”，表明的是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正如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所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而“辞”，则是先秦至汉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篇属文之泛称。《荀子·正名》中说：“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王先谦注说：“辞者，说事之言辞。兼异实之名，谓兼数异实之名，以成言辞。犹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说亡实之名，以论公即位之一意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辞是指组合能够表示不同名实的字而成文，以表达一个中心意思。此时的辞，是一个泛称，并没有形成一种文体，直到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时，才将“辞”单列一目，成为一种文体的。因此，“楚辞”最开始仅仅是指具有楚地特色的文学作品。像朱买臣向皇帝所言的楚辞，未必都是屈原等人的悲愁之词，其中很可能包括像汉大赋这样能够使君王愉悦的作品，否则，皇帝何以“甚说之”呢？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一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涉及到对楚辞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了。
汉初，开始有了对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下》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这段文字透露出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淮南王安传》记载：“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淮南王刘安为此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已基本失传，今人不知其详。
到了汉成帝时期，负责整理皇家典籍的刘向将屈原的作品，以及宋玉、贾谊、东方朔等人模拟屈原之作，还有自己拟作的《九叹》结成一集，题名为《楚辞》。东汉的王逸为之作注，将自己拟作的《九思》也收录进去，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文本的通行篇目。
随着《楚辞》一书的广泛流传，“楚辞”成为了屈原、宋玉诸人作品的专称。因为《楚辞》中的灵魂作品是屈原的《离骚》，因此“楚辞”又被称为“骚”。在汉代，“楚辞”在文体上属于赋，所以又被称作“屈赋”。
从文化精神而言，《楚辞》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集中展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令古今中外之士都为之动容的爱国精神。其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上下求索的探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风范、众醉独醒的个体精神，无不让后人为之感叹和景仰。在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以屈原精神来鞭策自己，以至于历代拟骚作品不断。从文学角度而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开启了诗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中的文化意蕴及文学价值，使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楚辞》中的“灵魂”作者是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他出身于楚宗室贵族，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楚怀王时，屈原是楚国重要的官员，深得怀王的信任。当时，秦、楚均为大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两国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屈原主张对内实行善政，对外联齐抗秦，以使楚国不断强大。然而，以怀王幼子子兰为首的保守贵族不同意屈原的主张，他们在怀王面前进谗言，屈原由此逐渐被疏远。
后来，秦王让能言善辩的张仪以六百里土地为诱饵，骗怀王与盟国齐国绝交。怀王贪恋小利，与齐国绝交，但却没有得到土地。怀王恼羞成怒，向秦发动进攻，结果惨遭失败。此时，秦王诱骗怀王到武关赴约，忠诚正直的屈原力谏其不可，怀王一怒之下将其流放到汉北。结果，怀王被秦国扣留，三年后惨死。
新继位的国君顷襄王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任用子兰为令尹，继续听信佞臣的话。国君为政软弱无能，朝政被一群小人把持，使楚国长期处于屈辱求和状态。而屈原又被流放至更远的江南，流落于沅、湘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败亡，屈原悲愤绝望，自沉于汨罗江而死。
《楚辞》中收录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
《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
《九歌》是屈原对楚地民间祀神的乐歌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11篇作品。其所祀之神可以分为天、地、人三类，赞天神的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赞地祇的如《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赞人鬼的如《国殇》。从主题来看，有对自然神的礼赞，有表达神与神、神与人相爱的恋歌，也有爱国英雄的颂歌。
《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诗中一连提出一百 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生成、日月星辰运行、世间珍奇、远古神话、历史兴衰等等，包罗万象，一气呵成。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了屈原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表现出诗人对宇宙空间的哲学思索和对国家发展、人生命运的忧虑之情。 《九章》是屈原创作的九篇作品的合称，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它们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除了《橘颂》外，其余八篇一般认为是屈原被疏远或在流放途中创作的，并非作于一时一地。这八篇作品都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诉说其不幸的遭遇，倾吐其愁苦之情，宣泄其家国之恨，都是因“发愤抒情”而作，具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的特征。
《远游》《卜居》《渔父》也基本上是围绕屈原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而写的，诗人将对现世的失落、对理想的向往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交织在一起，这种情感弥漫在字里行间，使作品呈现出既凝重又浪漫的风格。
屈原死后，他的爱国精神和不幸遭遇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同情和相知，他们模拟屈原的作品，形成了拟骚群体。
继屈原之后的宋玉，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楚辞作家。宋玉的出身不算高贵，是楚王的“御用文人”，擅长辞赋。《史记》中说他“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或许宋玉本性是个正直的人，但却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言劝谏。有记载说宋玉也是因谗言去官，郁郁不得志。
《楚辞》中收入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它以衰败的楚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以悲秋为契机，以思君为主题，通过叙述作者自己的经历，感叹不平的遭遇，抒发郁闷的情志，进而表达对楚国社会状况的悲叹和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惆怅，表现了诗人忠君忧国的情感和坚守节操的品格。此篇从句式上看与《离骚》相仿，却又灵活多变，它以秋之悲凉渲染国家将亡、士人哀愁的心理，这种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起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被后世奉为“悲秋之祖”。另有《招魂》一篇（一说为屈原作），王逸认为是“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到了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追思屈原，成为著名的拟骚作家。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他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博学多闻为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因受大臣周勃、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感歉疚，抑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贾谊的一生和屈原很相似，史学家司马迁对他们寄予同情，并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即《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后世因此将二人并称为“屈贾”。
《楚辞》中收录贾谊的《惜誓》一文（一说作者存疑），全篇以大量的笔墨铺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以及欲远游又牵念故乡的情怀，还有誓死远离浊世的意志，凸显了作者为屈原之死感到痛惜的心情，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懑。全诗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善用比兴手法抒发悲愤之情，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一脉相承。
淮南小山，其人不详，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虽为门客，却没有显达的记载，想必也是位怀才而难以施展的人。《楚辞》中收录其《招隐士》一文，招隐士即招募隐居贤才之意。淮南小山创作此篇，正适应淮南王刘安招贤纳士的需要。全篇反复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那些隐居的贤德之人快出山入仕。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人。武帝即位，征召四方之士，东方朔自荐而入，给武帝上治国之策。但在皇帝眼里，东方朔却是“滑稽”人物，其满腹经纶和报国雄心难以实现。《楚辞》收录其作品《七谏》，由《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首短诗组成。所谓“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这七首诗既表现了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无辜放逐、最终投江的悲剧一生，也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境。
严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的讳而改姓严。他以文才和善辩闻名于世，先为吴王刘濞的门客，后刘濞欲谋反，严忌劝谏无果，遂离开吴国，投奔梁孝王。因善辞赋而受器重，却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楚辞》收录其《哀时命》一文，王逸说：“（严）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全文以“哀”为主线，充分展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心路历程。
王褒因善辞赋而受汉宣帝的器重，但还没有所作为就因病去世了。《楚辞》收录其作品《九怀》，由《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诗歌组成，是一组代屈原立言、抒发情感的作品。王逸说：“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可见，怀即思念、追思之义，但从作者的行文来看，其中也有个人的自怀、自愍和自我抒情的成分。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他领命校群书，但仕途不顺，曾两次下狱。成帝时虽得进用，但屡次进谏均未被皇帝采纳。他编辑《楚辞》时，将自己的作品《九叹》也收录其中。《九叹》由《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九个短篇组成，由于每篇都以“叹曰”作结，所以总题为“九叹”。王逸说刘向为“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所谓叹，就是叹息，表示感伤。作品主要以屈原的口吻叙述和感慨了在政治上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贬殒身命运的悲愤。
王逸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他官位不过侍中，宦海浮沉，颇多感慨。他为《楚辞》作注而成《楚辞章句》，同时又将自己所作的《九思》一篇收入其中。他曾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九思》是继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之后，又一代屈原抒发忧愤之情的作品，由《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九篇诗歌组成。 此外，《楚辞》中还收录《大招》一篇，其作者以及招谁之魂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全文皆为招魂辞，在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极力渲染四方的种种凶险怪异，二是着意烘托楚国之美，又大力称颂楚国任人唯贤、政治清明、国势强盛，以诱使灵魂返回楚国。
《离骚》是屈原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从汉代开始，《离骚》被尊称为《离骚经》，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被称为“骚体”。正如宋代宋祁所说：“《离骚》为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因此，了解和讀懂《离骚》是理解楚辞和屈原精神的一把钥匙。
《离骚》一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对往事的回顾，写了其家世出身、政治抱负、被君王疏远的痛苦和困惑，以及坚持理想的执着精神。第二部分以女媭之劝为远行的契机，写诗人先后经历重华之证、帝阍之拒、求女之败，作为人间的象征，勾勒出诗人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艰辛足迹，以及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问卜灵氛，求疑巫咸，并听从二者的建议，决定远行，但在远游之时，对故国的强烈眷恋又使他不忍离开，从而展现了诗人内心的矛盾。
这首诗的叙事并不复杂，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为后世所重。首先是一种震撼古今，让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动容、为之敬仰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与屈原的理想和抱负分不开的。无论处境如何，屈原思考的永远是国家的兴亡安危问题，“虽九死其犹未悔”。其次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他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意思是我宁可死，也不忍以中正之性，为淫邪之态。这种坚守信念、独立不迁的精神，为后人所赞叹。第三是不断修养内心高洁品性的进取精神。《离骚》中说屈原种植香草，佩带香草，这里的香草指的是美德。屈原把修身当成一种习惯，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与曾子“每日三省身”有相通之处。第四是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求索精神。这集中体现在“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中。最后是锐意图强、期盼美政的改革精神。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就是向楚王建议要不分地位高低来选拔贤能的人，为政既要守法，又要公正。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只可惜没有得到楚王的采纳。
就艺术手法而言，《离骚》是一篇洋溢着浪漫情调的作品，其想象力的丰富与诗人追求理想的激情熔为一炉，形成了风格瑰丽、气势雄伟的艺术风格。其中善用比喻与象征是此诗写作上的最大特点，“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政治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感染力。后世诗人在表达自己高洁的情志时，常常运用这种手法。再者就是骚体的开创性运用。《离骚》没有使用四言诗体，而是使用了楚地长短不一的句式。这种句式中常带“兮”字，相当于语气词“啊”，将“兮”加入句子中，突出了诗人的内心感受，增强了诗篇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作为千古绝唱，《离骚》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它如同开坛的老酒，经久弥醇，直入胸怀。
《楚辞》一书的由来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书·朱买臣传》也记载道：“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代皇帝为楚人，好楚声，所以朱买臣等文学侍从之臣以楚地文辞作品取悦于皇帝，并得到了皇帝的青睐。
“楚辞”中的“楚”，表明的是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正如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所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而“辞”，则是先秦至汉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篇属文之泛称。《荀子·正名》中说：“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王先谦注说：“辞者，说事之言辞。兼异实之名，谓兼数异实之名，以成言辞。犹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说亡实之名，以论公即位之一意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辞是指组合能够表示不同名实的字而成文，以表达一个中心意思。此时的辞，是一个泛称，并没有形成一种文体，直到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时，才将“辞”单列一目，成为一种文体的。因此，“楚辞”最开始仅仅是指具有楚地特色的文学作品。像朱买臣向皇帝所言的楚辞，未必都是屈原等人的悲愁之词，其中很可能包括像汉大赋这样能够使君王愉悦的作品，否则，皇帝何以“甚说之”呢？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一书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涉及到对楚辞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了。
汉初，开始有了对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下》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这段文字透露出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淮南王安传》记载：“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淮南王刘安为此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已基本失传，今人不知其详。
到了汉成帝时期，负责整理皇家典籍的刘向将屈原的作品，以及宋玉、贾谊、东方朔等人模拟屈原之作，还有自己拟作的《九叹》结成一集，题名为《楚辞》。东汉的王逸为之作注，将自己拟作的《九思》也收录进去，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楚辞》文本的通行篇目。
随着《楚辞》一书的广泛流传，“楚辞”成为了屈原、宋玉诸人作品的专称。因为《楚辞》中的灵魂作品是屈原的《离骚》，因此“楚辞”又被称为“骚”。在汉代，“楚辞”在文体上属于赋，所以又被称作“屈赋”。
从文化精神而言，《楚辞》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集中展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令古今中外之士都为之动容的爱国精神。其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上下求索的探索精神、独立不迁的人格风范、众醉独醒的个体精神，无不让后人为之感叹和景仰。在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以屈原精神来鞭策自己，以至于历代拟骚作品不断。从文学角度而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开启了诗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梁启超曾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中的文化意蕴及文学价值，使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楚辞》的主要作者和作品
《楚辞》中的“灵魂”作者是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他出身于楚宗室贵族，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楚怀王时，屈原是楚国重要的官员，深得怀王的信任。当时，秦、楚均为大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两国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屈原主张对内实行善政，对外联齐抗秦，以使楚国不断强大。然而，以怀王幼子子兰为首的保守贵族不同意屈原的主张，他们在怀王面前进谗言，屈原由此逐渐被疏远。
后来，秦王让能言善辩的张仪以六百里土地为诱饵，骗怀王与盟国齐国绝交。怀王贪恋小利，与齐国绝交，但却没有得到土地。怀王恼羞成怒，向秦发动进攻，结果惨遭失败。此时，秦王诱骗怀王到武关赴约，忠诚正直的屈原力谏其不可，怀王一怒之下将其流放到汉北。结果，怀王被秦国扣留，三年后惨死。
新继位的国君顷襄王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任用子兰为令尹，继续听信佞臣的话。国君为政软弱无能，朝政被一群小人把持，使楚国长期处于屈辱求和状态。而屈原又被流放至更远的江南，流落于沅、湘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败亡，屈原悲愤绝望，自沉于汨罗江而死。
《楚辞》中收录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
《离骚》是《楚辞》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将在下一节详细阐述。
《九歌》是屈原对楚地民间祀神的乐歌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11篇作品。其所祀之神可以分为天、地、人三类，赞天神的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赞地祇的如《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赞人鬼的如《国殇》。从主题来看，有对自然神的礼赞，有表达神与神、神与人相爱的恋歌，也有爱国英雄的颂歌。
《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诗中一连提出一百 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生成、日月星辰运行、世间珍奇、远古神话、历史兴衰等等，包罗万象，一气呵成。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了屈原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表现出诗人对宇宙空间的哲学思索和对国家发展、人生命运的忧虑之情。 《九章》是屈原创作的九篇作品的合称，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它们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除了《橘颂》外，其余八篇一般认为是屈原被疏远或在流放途中创作的，并非作于一时一地。这八篇作品都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诉说其不幸的遭遇，倾吐其愁苦之情，宣泄其家国之恨，都是因“发愤抒情”而作，具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的特征。
《远游》《卜居》《渔父》也基本上是围绕屈原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而写的，诗人将对现世的失落、对理想的向往和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交织在一起，这种情感弥漫在字里行间，使作品呈现出既凝重又浪漫的风格。
屈原死后，他的爱国精神和不幸遭遇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同情和相知，他们模拟屈原的作品，形成了拟骚群体。
继屈原之后的宋玉，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楚辞作家。宋玉的出身不算高贵，是楚王的“御用文人”，擅长辞赋。《史记》中说他“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或许宋玉本性是个正直的人，但却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言劝谏。有记载说宋玉也是因谗言去官，郁郁不得志。
《楚辞》中收入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它以衰败的楚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以悲秋为契机，以思君为主题，通过叙述作者自己的经历，感叹不平的遭遇，抒发郁闷的情志，进而表达对楚国社会状况的悲叹和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惆怅，表现了诗人忠君忧国的情感和坚守节操的品格。此篇从句式上看与《离骚》相仿，却又灵活多变，它以秋之悲凉渲染国家将亡、士人哀愁的心理，这种手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起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被后世奉为“悲秋之祖”。另有《招魂》一篇（一说为屈原作），王逸认为是“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到了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等人追思屈原，成为著名的拟骚作家。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他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博学多闻为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因受大臣周勃、灌婴的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感歉疚，抑郁而亡，年仅三十三岁。贾谊的一生和屈原很相似，史学家司马迁对他们寄予同情，并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即《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后世因此将二人并称为“屈贾”。
《楚辞》中收录贾谊的《惜誓》一文（一说作者存疑），全篇以大量的笔墨铺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以及欲远游又牵念故乡的情怀，还有誓死远离浊世的意志，凸显了作者为屈原之死感到痛惜的心情，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懑。全诗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善用比兴手法抒发悲愤之情，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一脉相承。
淮南小山，其人不详，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虽为门客，却没有显达的记载，想必也是位怀才而难以施展的人。《楚辞》中收录其《招隐士》一文，招隐士即招募隐居贤才之意。淮南小山创作此篇，正适应淮南王刘安招贤纳士的需要。全篇反复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那些隐居的贤德之人快出山入仕。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人。武帝即位，征召四方之士，东方朔自荐而入，给武帝上治国之策。但在皇帝眼里，东方朔却是“滑稽”人物，其满腹经纶和报国雄心难以实现。《楚辞》收录其作品《七谏》，由《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首短诗组成。所谓“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这七首诗既表现了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无辜放逐、最终投江的悲剧一生，也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境。
严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的讳而改姓严。他以文才和善辩闻名于世，先为吴王刘濞的门客，后刘濞欲谋反，严忌劝谏无果，遂离开吴国，投奔梁孝王。因善辞赋而受器重，却未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楚辞》收录其《哀时命》一文，王逸说：“（严）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全文以“哀”为主线，充分展现了作者的价值观和心路历程。
王褒因善辞赋而受汉宣帝的器重，但还没有所作为就因病去世了。《楚辞》收录其作品《九怀》，由《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九篇诗歌组成，是一组代屈原立言、抒发情感的作品。王逸说：“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可见，怀即思念、追思之义，但从作者的行文来看，其中也有个人的自怀、自愍和自我抒情的成分。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宣帝、元帝、成帝三朝。他领命校群书，但仕途不顺，曾两次下狱。成帝时虽得进用，但屡次进谏均未被皇帝采纳。他编辑《楚辞》时，将自己的作品《九叹》也收录其中。《九叹》由《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九个短篇组成，由于每篇都以“叹曰”作结，所以总题为“九叹”。王逸说刘向为“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所谓叹，就是叹息，表示感伤。作品主要以屈原的口吻叙述和感慨了在政治上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贬殒身命运的悲愤。
王逸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他官位不过侍中，宦海浮沉，颇多感慨。他为《楚辞》作注而成《楚辞章句》，同时又将自己所作的《九思》一篇收入其中。他曾说：“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九思》是继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之后，又一代屈原抒发忧愤之情的作品，由《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九篇诗歌组成。 此外，《楚辞》中还收录《大招》一篇，其作者以及招谁之魂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全文皆为招魂辞，在内容上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极力渲染四方的种种凶险怪异，二是着意烘托楚国之美，又大力称颂楚国任人唯贤、政治清明、国势强盛，以诱使灵魂返回楚国。
《离骚》的主旨精神和艺术成就
《离骚》是屈原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从汉代开始，《离骚》被尊称为《离骚经》，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被称为“骚体”。正如宋代宋祁所说：“《离骚》为辞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因此，了解和讀懂《离骚》是理解楚辞和屈原精神的一把钥匙。
《离骚》一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对往事的回顾，写了其家世出身、政治抱负、被君王疏远的痛苦和困惑，以及坚持理想的执着精神。第二部分以女媭之劝为远行的契机，写诗人先后经历重华之证、帝阍之拒、求女之败，作为人间的象征，勾勒出诗人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艰辛足迹，以及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第三部分表现了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问卜灵氛，求疑巫咸，并听从二者的建议，决定远行，但在远游之时，对故国的强烈眷恋又使他不忍离开，从而展现了诗人内心的矛盾。
这首诗的叙事并不复杂，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为后世所重。首先是一种震撼古今，让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动容、为之敬仰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与屈原的理想和抱负分不开的。无论处境如何，屈原思考的永远是国家的兴亡安危问题，“虽九死其犹未悔”。其次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他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意思是我宁可死，也不忍以中正之性，为淫邪之态。这种坚守信念、独立不迁的精神，为后人所赞叹。第三是不断修养内心高洁品性的进取精神。《离骚》中说屈原种植香草，佩带香草，这里的香草指的是美德。屈原把修身当成一种习惯，说：“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与曾子“每日三省身”有相通之处。第四是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求索精神。这集中体现在“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中。最后是锐意图强、期盼美政的改革精神。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就是向楚王建议要不分地位高低来选拔贤能的人，为政既要守法，又要公正。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主张，只可惜没有得到楚王的采纳。
就艺术手法而言，《离骚》是一篇洋溢着浪漫情调的作品，其想象力的丰富与诗人追求理想的激情熔为一炉，形成了风格瑰丽、气势雄伟的艺术风格。其中善用比喻与象征是此诗写作上的最大特点，“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将深刻的政治内容借助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极富艺术感染力。后世诗人在表达自己高洁的情志时，常常运用这种手法。再者就是骚体的开创性运用。《离骚》没有使用四言诗体，而是使用了楚地长短不一的句式。这种句式中常带“兮”字，相当于语气词“啊”，将“兮”加入句子中，突出了诗人的内心感受，增强了诗篇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作为千古绝唱，《离骚》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它如同开坛的老酒，经久弥醇，直入胸怀。